（二）原始文学与文学体系

苏联党性民间文艺理论国际化的另一思想背景，与接受“原始文学”的观点有关，它要求各国民间文艺依照苏联体制纳入文学体系，民间文学资料档案也被纳入这个体系之中，在高校的文学系内进行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在这种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学科系统内，民间文艺和相关民俗文化事象就都被理解成为带有历史倾向的“原始文学”，这样民间文艺便与原已占有主流文学地位的作家文学有了共同的源头，能够让民间文艺成为国家认同和社会历史认同的基石，能够与上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处，这种思想基石正是现代国家的基础。钟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陈述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衷：

高尔基说过，俄国民谣就是俄国的历史。我们如果写一部比较具体的中国的社会史、生活史，舍弃了民间文学和一般民俗资料是不能够有更丰美的凭借的。^注130

但在这个话语体系内，对民间文艺和民俗事象中的所谓“宗教迷信”和“封建陋习”就没有必要强调，因为这不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

直到1990年代，苏联党性民间文艺理论都强势地在苏联圈内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起主导作用。1990年代以后，除俄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陆续脱离了苏联体系，开始恢复了他们各自的民俗学建设，但他们的民俗学者仍然承认，苏联理论提供了新的理论导向和方法论体系，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控制了本国民俗学的发展方向，但他们本国的民俗学也还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只是在政治上不占主流。以波罗的海岸的爱沙尼亚为例，那些没有进入政治主流的本国民俗学者停止了职业生涯，放下了研究本国传统民间文艺的学术活动^注131。这点与中国的情况相似，中国民间文艺学的代表人物钟敬文教授也被划成右派，被迫离开了高校的教学科研岗位。在其他东欧国家，还出现了米兰·昆德拉和葛朗西所说的苏联“文化霸权”，压制别国多元文化的发展，留下了不少后遗症。

我国党中央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主导地位是确立我党执政力和治国纲领的要素。我们看周先生的文章，同时参考当时其他相关资料，可以看出，我国的党性民间文艺理论建设已表现出对自主方向的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