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居统治地位的克莱格家族
蒙塔尤人的家在社会经济方面处于不同的层次。有的家比较宽裕，甚至富有（如贝内家、贝洛家、克莱格家），有的家则较为贫困或以贫穷著称（如莫里家、巴伊家、泰斯塔尼埃尔家、佩利西耶家和马尔蒂家）。贫困户在村里虽不占多数，但数量也不算少。由于没有土地册，所以很难对此进行统计。不少资料表明，在堂区内，一个穷汉与最富有的家（非贵族，如克莱格兄弟家）在财富上的差距是 1∶ 50。富人家（都是相对而言）可拥有8至10公顷的土地和牧场；穷人家则只有1至2公顷，甚至更少。这种差别虽不妨碍社会阶层间的沟通，但即使在没有内部阶级斗争的情况下，也时常会使这种沟通变得不大自然。
当地的贫富差别有多种表现：拥有多少现金（很少，很多或根本没有），尤其是拥有多少土地和羊。（有几十只羊便可过上小康生活。除最贫困的寡妇家外，一般人家至少能有几只羊。羊群可以保障生活，并为家人提供起码的尊严。）富有还有其他重要标准：牲口棚里喂着耕地和运输用的牛、骡或驴；家里有男女佣人；不送孩子做牧羊人或帮工的学徒；家里建有阁楼或二层结构；厨房里有较多炊具；家中备有干草、种子、工具等。一个家若不符合或达不到这些标准便属于贫困户。没有继承权的子女和私生子只得相继沦为佣人或牧羊人。在滑向社会下层的过程中，他们最终可能会成为一个穷户的家长。无论如何，这里的贫富标准比法兰西北部自耕农与短工的差异更加复杂，内容也更广泛。在法兰西北部，有无耕马是区别自耕农和短工的标志。造成标准复杂性的地理差异可简单归结为两点：蒙塔尤不存在大农场；在农业经营方面，耕种土地不如养羊重要。还应指出，在这里耕种不使用马匹，而是用牛、骡或驴。用这些牲畜也反映了小规模经营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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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网上的蜘蛛一样，克莱格家族在蒙塔尤位居社会最高层和家庭系统的中心。在人口上，村中也以克莱格家为最多：按照雅克·富尼埃宗教裁判记录簿的不完全统计，蒙塔尤至少有22人姓克莱格。“其他家族远不如克莱格家：姓莫尔的13人，姓马尔蒂的11人，姓巴伊的11人，姓贝洛、贝内、阿泽马和莫里的各10人，姓佩利西耶的8人，姓里夫和阿尔热利耶的7人，姓奥蒂埃和福尔的6人，姓巴尔和维塔尔的4人。” [96] 当然，单靠人口统计本身并不能说明问题。家族的优势地位只能建立在财富、影响、靠山和“朋友”关系之上。克莱格家拥有所有这些王牌…… [97]
要了解这个家族就要对其进行一番考察。但是，在对蒙塔尤进行“发掘”之前，我们先看看村里的酒店女老板法布利斯·里夫对这个家的印象。她没有量酒的器具，于是到邻居克莱格家去借。在这家门口，她看到本村的三个老妇人正在晒太阳。她们是纯洁教派的坚强支持者，即本堂神甫的母亲芒加德·克莱格及其朋友纪耶迈特·贝洛和娜罗卡（I.327）。法布利斯进屋后便爬到阁楼的前厅（在二层），这阁楼建在一个半地下的、被称作“地窖”的小库房上面。酒店女老板在这里见到了皮埃尔·克莱格。她看到量酒器就放在他房间的桌上……还发现了异端派教长纪尧姆·奥蒂埃：他虽然“躲”在那里，但并没有藏起来。
克莱格家有前厅、阁楼、大门（III.58）和个人房间，它属于全村最宽敞的家。这个家还拥有很多土地，因为本堂神甫的兄弟、领地法官贝尔纳·克莱格也住在这里（I.327）。他不仅经营着自己的土地，同时也经营着富瓦伯爵从蒙塔尤异端派农民那里没收的土地。这些土地实际上由他掌握，为他所用。贝尔纳十分热衷于代替伯爵掌管领主土地权和埃荣地区的“土地”，因为这些是“他”的土地。后来，他被宗教裁判所监禁在德意志人在帕米埃修的岗楼。每次放风时，他都满怀眷恋地遥望着这片土地（I.279）。本堂神甫克莱格也照应着他亲属的土地。有一次，他侄女的丈夫，即普拉德的贝尔纳·马莱向雷蒙·皮埃尔的女婿雷蒙·马莱买地，克莱格便当了他侄女的代理人（III.77）。克莱格家肯定有猪群和羊群：贝尔纳·克莱格曾把菜园圈起来，以防止自家的猪造成损害。被捕入狱后，“他向狱吏加尔诺送了4张羊皮。于是，这个狱吏便允许贝尔纳在监狱里为所欲为。狱吏的妻子奥诺尔甚至还把犯人房间的钥匙交给贝尔纳。”（III.289，274）最后，克莱格家还拥有金钱，向人放债：为了使钟爱的弟弟皮埃尔获得自由，领地法官对各种上层人物进行贿赂，并毫不犹豫地花费了14，000苏。 [98] 这笔钱相当于雇佣一组杀手费用的28倍，一个牧羊人，如皮埃尔·莫里的财产的7倍（当皮埃尔·莫里挣得2，000苏时他便认为自己很富有了），一所房子价格的36倍，用这笔钱可以买1，400只母羊。
光有金钱还不够。尽管克莱格家属于地道的农民，却也有一些权势和过硬的关系：贝尔纳·克莱格认识富瓦伯爵府上有影响的人物，他以粗俗的方式向他们行贿（II.282）。这家的权势表现在三方面：伯爵府里、地区教会中、蒙塔尤村及其周围。本堂神甫克莱格的手很长。纪尧姆·莫尔说：“他在富瓦伯爵府和教会里拥有很大权势。他随时都能让人把我们抓起来并毁了我们。所以我只得离开法兰西王国去了普伊格塞尔达。”（II.171—172）富瓦伯爵领地是法兰西王国的附庸，克莱格家的权势甚至超出了伯爵领地的范围，影响到卡尔卡松。那里的宗教裁判所不仅利用他们，有时也听取他们的主意。贝尔纳·克莱格曾经对贝尔纳·贝内说：“如果你能到卡尔卡松的宗教裁判所，向法官承认我向你提示的这些罪行（臆想的），我不仅可以为你提供路费，而且还能让法官撤销对你作的戴黄十字标志的判决。”（I.404）地区性的影响还与当地的势力结合在一起：皮埃尔·克莱格最得势的时候被人们称作埃荣的“小主教”（III.182）。皮埃尔·莫里承认：“克莱格家非常富有，并且掌握着埃荣的地方大权。”（III.193）实际上，本堂神甫曾长期担任卡尔卡松与蒙塔尤之间诚实的中介人。他利用自己在山下的关系保护山上的教民。这使他得以在两方面都巩固和加强了自己的势力。1321年，纪耶迈特·贝内讲道：
“大约在12年前的一天，本堂神甫的兄弟纪尧姆·克莱格 [99] 的私生子阿尔诺·克莱格来到我家，他受本堂神甫的嘱托对我说：
‘明天，本堂神甫要来通知你到卡尔卡松出庭受审。宗教裁判所法官将对你判处监禁。本堂神甫让你务必找个理由不去卡尔卡松。所以，明天你要躺在床上装病，说你在家从梯子上摔下来了，还要装成有多处骨折的样子。如若不然，你就得进监狱了。’
第二天，本堂神甫和证人来到我家时，我真地躺在床上，并对他说：
‘我从梯子上摔下来，骨头断了好几处！’
他便这样为我找到了借口！”
皮埃尔·克莱格的好意虽然没能避免纪耶迈特·贝内在很久以后被判终身监禁，并过起整天戴着镣铐，以水和面包充饥的日子（I.534），但他的帮助毕竟使这个与贝洛家有联姻关系（贝洛家又与克莱格家有联姻关系）的妇人赢得了12年的自由生活。于是，为保护本堂区的某个家庭，本堂神甫时常违背宗教裁判所的法制，尽管他在村里是这种法制的代表。为了保护他人和维持自己的势力，这难道不是最好的方式吗？被放逐多年并屡遭巡捕追踪的皮埃尔·莫里对此没有异议， [100] 他说：“如果蒙塔尤的本堂神甫有意抓我，他早就会这样做了！有一天，他到我父亲家收什一税。他看到了我并和我说了话，然而他并没有让人来抓我。”
克莱格家不仅有钱有势（II.58），而且和纯洁派关系密切。多年来，它虽然十分善于保护自己和朋友们的利益，但最终还是难逃覆灭的下场。
克莱格家在当地农民中的权势形成了一种矛盾的复杂的关系：它力图高居当地庄户人家之上，因而最终与它们产生了不和。贝阿特里斯·德·普拉尼索尔讲道：
“有一次，我在瓦里尔病倒了。本堂神甫来看我，他对我说：
‘借助宗教裁判所的力量，我终于把蒙塔尤人牢牢踩在脚下了。’
于是我反问他：
‘过去你非常爱那些好基督徒（异端分子），如今为什么要迫害他们呢？’
本堂神甫对我说：
‘我并没有改变，我一直很爱那些好基督徒。但是，我要以各种方式向那些伤害过我的蒙塔尤农民复仇。以后我会向上帝解释清楚的。’”（I.239）
在蒙塔尤，“农民”或“庄稼汉”被看作骂人的字眼，尽管这个村里几乎都是务农的和放牧的。在埃荣，一个临终者在咒骂给他做圣体圣事的教士时便用了这类字眼：“卑鄙可恶的庄稼汉！”（I.231）本堂神甫在与贝阿特里斯的谈话中把蒙塔尤的乡亲们说成“庄稼汉”，这一方面是辱骂他们，另外也是为了把自己家与他们区别开来……
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克莱格家与本堂区其他人家具有血肉的联系。克莱格家以联姻或结亲的方式和贝内家、贝洛家、里夫家、马尔蒂家、利齐耶家和福尔家结成了紧密的亲戚关系。我们还不应忘记，克莱格家的男人曾有过不少“艳遇耦合”，和在其他方面一样，本堂神甫皮埃尔在这方面也名列榜首。在蒙塔尤，从贫苦妇人到城堡主夫人都得到过克莱格家人的“宠幸”。她们爱戴和赞赏克莱格家的人，并为他们抓虱子。 [101] 血亲、联姻或姘居的联系使这个家族在鼎盛及衰落时期获得了必要的支持和帮助。但是，这并不排除克莱格家最后与贝内等一些人家发生严重敌对和冲突，尽管这两家之间存在间接的婚姻联系。
此外，异端也构成了同谋关系的基础。在因复仇而非思想转变而背叛之前，皮埃尔·克莱格和其他重要家族的成员都信奉纯洁派，并是纯洁派主张的可靠支柱。1301年，纪尧姆·奥蒂埃感叹道：“啊，如果世上的本堂神甫都像蒙塔尤的那样该有多好！”他还说，可以完全信任克莱格全家人。实际上，皮埃尔·克莱格和贝尔纳·克莱格在动荡不安的青年时代便对异端表现出难以抑制的向往。纪尧姆·莫尔的话便是有力的证明：“纪尧姆·莫里向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一天夜里，正当宗教裁判所在蒙塔尤焚烧阿尔诺·福尔家的房子时，本堂神甫从贝洛家带出两个藏在那里的异教徒，让他们逃往阿拉考特密林。”（II.173）如果我们相信阿拉扎依·富雷的话，皮埃尔·克莱格曾在一个叫作“帕尔戴塔”的地方望风警戒，以便让扮成皮毛商的普拉德·塔弗涅不受干扰地对蒙塔尤一个临终者做临终慰藉（I.415—416）。阿拉扎依·阿泽马也揭露了贝尔纳·克莱格过去的同谋活动（I.317）。她说：“这个贝尔纳把按什一税收的麦子集中起来，把其中一部分晾在雷蒙·贝洛家的矮房顶上。他让雷蒙·贝洛把这些麦子送给异端分子。”财富、家庭关系、异端、权势，这便是克莱格家得以在蒙塔尤产生影响的四大支柱。这一家族在当地的权势是由体制保证的：皮埃尔·克莱格是村里的本堂神甫。由于他不断从事本职以外的活动，所以获得的职业收入相对有限。对情妇的宠幸占去了皮埃尔本应献给教徒们的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尽管如此，他在表面上还是一个比较尽职尽力的教士：听取忏悔，即使有很大罪过也能主持礼拜日和重大节日的弥撒，出席教区会议，征收什一税……此外，他还是村里少有的几个识文断字和有书籍的人之一：他手里曾经拿着奥蒂埃兄弟借给他的一本集民俗、天主教、纯洁派于一体的历书（I.315）。他还担当一点公证人的职责，即代人保存重要文书，例如有关他女友贝阿特里斯陪嫁的文书。另外，他还是卡尔卡松宗教裁判所的正式代表，他利用这种地位既进行保护也实施镇压。当地人对他的评价远非一无是处。多年之后，他在贝阿特里斯的回忆中始终是“一个善良和能干的人”，而且“当地人（在很长时间里）都这样认为”（I.253）。
在蒙塔尤，克莱格家的两个成年人——皮埃尔和贝尔纳成功地控制了教会和地方的两项裁判权。皮埃尔是本堂神甫，贝尔纳是领地法官。贝尔纳以此名义和弟弟皮埃尔相互配合（他们俩以不同的名义负责征收什一税）。作为领地法官，贝尔纳的职责是断案和替伯爵领地征收捐税（因为掌握政权的富瓦伯爵同时也是蒙塔尤村的领主）。如果说皮埃尔实际上是宗教裁判所的执达员，那么贝尔纳便是伯爵的治安官和警长：他负责逮捕罪犯，必要时并没收他的牲畜。不用说，皮埃尔、贝尔纳和雷蒙这三兄弟在这些方面有很多机会相互配合。他们三个利用领主土地权甚至领主特权为自己谋私。雷蒙·克莱格曾经在蒙塔尤的副城堡主雅克·阿尔森陪同下，到比利牛斯山区皮伊莫朗的佩道尔山口追捕纪尧姆·莫尔。对雷蒙来说，纪尧姆·莫尔已从他个人的对头变成了他家的仇敌（II.176）。然而他们两人没有完成这一使命。在佩道尔，他们只追找到了被放逐的牧人皮埃尔·莫里。他们“借给”他一些食物后便客气地让他逃之夭夭了。同样，在1308年8月宗教裁判所进行大清剿时，皮埃尔·克莱格让人把十二三岁以上的所有教民都关进蒙塔尤的城堡。后来他又释放了其中一部分人（III.82）。在蒙塔尤堂区，皮埃尔被人们看作“城堡里的人”。他利用这座城堡以达到其精心策划的个人目的。最后，作为公平的回报，城堡主夫人，确切地说是前城堡主夫人成了“皮埃尔的女人”，和他姘居了一个短暂的时期。
克莱格家族以及与之敌对的家族曾先后对村里的农民使用过地方领主权、领地法官权和城堡主权。它们都试图依靠这种体制达到各自的目的。当克莱格家的星座自1320年起开始暗淡后，便轮到其敌人操纵地方领主权这一世俗武器来打击克莱格家及其朋友和拥护者了。克莱格家的敌人包括：富尼埃主教的表兄皮埃尔·阿泽马（蒙塔尤人）、蒙塔尤和普拉德的副本堂神甫雷蒙·特利亚尔和蒙塔尤的行政官贝尔纳·马尔蒂等（I.406）。（人们会发现，这是我们的资料中第一次谈到蒙塔尤有一名行政官：在蒙塔尤，由家长参加的村议会的确产生过一个行政委员会，但它出现得很晚，没能发挥什么作用。）人们看到，普通农民皮埃尔·阿泽马“命令”伯爵城堡的副官把贝尔纳·贝内投入城堡的地牢，原因是他曾不自觉地当过克莱格的同党。
在这种情况下，城堡主的副官像个平庸之辈。皮埃尔·阿泽马向他傲慢地发号施令，在“借伯爵之手”没收贝内的牲畜时，也无需得到他的任何批准（I.395—396）。
这一细节并非毫无价值。它比理论性的契约更能说明蒙塔尤的“阶级斗争”，更确切地说是蒙塔尤的“集团斗争”。对包括克莱格家在内的各个农民集团来说，问题主要不在于反抗领主权的压迫，而在于掌握（有时是轮流掌握）领主、领地法官和城堡主的地方权力，从而粉碎村里的敌对集团。在这种条件下，伯爵的领主权主要表现为争斗的砝码而不是镇压的工具：当地的人们都力图控制这种权力，以便使自己的集团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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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对克莱格家作了一番描述，并把它置于蒙塔尤的家族系统之中。现在要做的便是用几句话说明它的“人员内涵”。首先存在一个称呼和主导的问题：老家长蓬斯死后，阿拉扎依·阿泽马把克莱格家称作“蓬斯·克莱格的儿子们的家”（I.315）。酒店女老板法布利斯·里夫称其为“本堂神甫和他兄弟们的家”（I.327）。异端派吉拉贝尔的姊妹阿拉扎依·富雷谈到过“贝尔纳·克莱格的家”（I.413）。贝洛家的女佣雷蒙德·阿尔森是提供信息最多的人物之一，她不加区别地使用两种称呼：“贝尔纳·克莱格和他兄弟的家”或“本堂神甫家的人”。因此，克莱格家是双头领导：皮埃尔和贝尔纳兄弟俩在理论上是平等的领袖。但是，他们其中一个似乎比另一个更重要些：贝尔纳非常爱他的弟弟皮埃尔，并甘愿承认他弟弟的至上地位。皮埃尔死后，贝尔纳便呼唤他：“我的上帝，我的主宰，我的主心骨啊！”（II.87）
克莱格家人高度的协调性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总是思想一致和充满信任。笃信纯洁派的老家长蓬斯·克莱格最后也对儿子皮埃尔的堕落和告密活动产生了警觉。雷蒙·莫里的儿子皮埃尔·莫里因异端活动和其他“罪行”长期流亡在外。本堂神甫曾向雷蒙·莫里建议，让他儿子回到蒙塔尤来。蓬斯得知皮埃尔·克莱格这个主意后大发雷霆，并提醒雷蒙·莫里要小心。他用对儿子极为不满的口气说：“千万别信这个叛徒神甫的话。你只需告诉皮埃尔·莫里：如果你在七兄弟山口（蒙塔尤附近），你就逃到马尔马拉山口去；如果你在马尔马拉山口，你就逃到皮伊莫朗山口去，那里已不属帕米埃主教管辖；但千万不要待在那里，逃得越远越好！”（II.285，289）皮埃尔·克莱格是否知道父亲对他的诅咒？即便知道，他也没有怀恨在心，并依然把父亲的遗体看作家族运气的载体。正如人们所看到的，他剪下了父亲的头发和指甲，以便把“他家的星座或好运”留下。皮埃尔·克莱格对于母亲芒加德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既是纯洁派的，也是天主教的！村里的长舌妇阿拉扎依·阿泽马、纪耶迈特·“贝洛特”和阿拉扎依·里夫等人在参加完芒加德的葬礼后议论说：她生了“一窝狗崽子”，养的儿子都是坏蛋（I.314）。但这种诅咒是徒劳的，皮埃尔并不在意。他对贝阿特里斯说：“我母亲是个好心的女人。她的灵魂升到了天上，因为她为‘好基督徒’做了许多事。她曾经把食品寄送给被监禁的蒙塔尤异教徒，如娜罗卡和她的儿子雷蒙·罗克等人。”（I.229）然而，对母亲的这种“纯洁派的”怀念并不妨碍本堂神甫脚踏两只船，他把芒加德葬在蒙塔尤的朝圣小教堂，即卡尔内斯圣母殿中圣母马利亚祭坛旁（III.182）。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让芒加德的灵魂最先享受到从祭坛不断流出的恩泽。皮埃尔·莫里缅怀芒加德信奉异端的历史，因此他不满地说：“把这个女人葬在那儿是对她的一种侮辱。”蒙塔尤的另一个异端分子埃麦尔桑德·马尔蒂用反常的口吻说：“如果帕米埃的主教了解本堂神甫的母亲过去的（异端）行为，他一定会让人把她的尸体挖出来，扔到教堂外边埋掉。”（III.182）皮埃尔·克莱格是个好儿子，但不是个好教士。他一心只想让母亲的墓地借上马利亚的圣光，对神学方面的冲突和矛盾却丝毫不顾。他一方面为把芒加德葬在圣母祭坛边而感到自豪，但同时又对贝阿特里斯宣称：“马利亚不是天主之母，她是耶稣基督借以成身的肉桶。”（I.230）
皮埃尔在怀念母亲方面走得很远：在芒加德生前，雷蒙德·吉乌曾为她抓虱子并在她的引导下皈依了纯洁派。皮埃尔后来便把她当成知心密友、抓虱子的帮手和临时的情妇。
尽管有时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争执，克莱格兄弟和他们父母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他们之间是否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这个大家族有时也出现关系紧张的迹象。例如，当贝尔纳·克莱格把麦子送给异端派时，便将此事瞒着自己的兄弟们或其中的几个人（老蓬斯·克莱格共有四个儿子〔I.375〕）。然而这只是个小插曲，算不上影响家庭基本统一的因素。这种统一是由家庭成员和几个忠实的亲属共同维护的。拉罗克（奥尔姆）的贝尔纳·加利便是其中之一。作为克莱格家的外甥，贝尔纳·加利在这个家面临衰落的关键时刻给予了帮助（I.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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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格家在经过了长期的显赫之后开始衰落。最初，在1300年左右，皮埃尔和贝尔纳牢牢地把握着本堂神甫和领地法官的职位。他们是奥蒂埃兄弟在当地的联络人，并且成了这个受异端“毒害”的村庄的保护人。家里另外两个兄弟是他们的后盾。无论信仰程度是否一致，皮埃尔和贝尔纳本身都是异端分子。由于和山下的天主教会也串通一气，这兄弟俩才得以灵活地脚踏两只船。贝尔纳为罗马教廷征收什一税，又把其中一部分送给纯洁派：他是左手进右手出。皮埃尔在堂区教会组织中和异端家族中很有威望。由于他和前城堡主夫人的关系，他在村里享有上流地位。皮埃尔在知识方面的威信是通过与奥蒂埃兄弟的交流以及他身边的一个学生来保障的。这个年轻学生叫让，是纯洁派的同情者，人们都以为皮埃尔在给他讲课（I.243，279）。在和贝阿特里斯·德·普拉尼索尔约会的时候，克莱格便利用他传递情书，牵线搭桥。
但是，这种占优势的安全地位未能长期维持下去。卡尔卡松的宗教裁判所也在监视着蒙塔尤。克莱格家族在表面上和实际上都必须作出抉择：或是多少与异端划清界限，或是和它同归于尽。于是，皮埃尔和贝尔纳开始背叛阿尔比教派的信仰，对其采取半信半疑的态度（为自己采取“明智”选择的人总是被宗派内的人看作“叛徒”）。另外，从1300年起，皮埃尔·克莱格开始养成了可恶的告密习惯。早在他母亲去世时，以及在他和贝阿特里斯的艳史结束前，蒙塔尤信仰纯洁教的长舌妇们便开始谴责她们的本堂神甫“毁了全村”。总之，在1300年代，蒙塔尤的农民和异端派发现自己在怀里养了一条蛇。克莱格新的面目不久便显现出来：帕米埃法院书记官对他的描述毫无保留地揭示了一个成熟男子的面目：他内心骄横，行为放荡，执意报复，具有当地人的凶悍特点。
关于本堂神甫皮埃尔·克莱格的严重背叛，我们掌握两种说法：一种是皮埃尔自己的，我们在下面将会提到；另一种是被他出卖的人的，这些人中有他的姻亲，其中不少是他多年的朋友，如莫里、贝内、贝洛、莫尔等家的人。这些山里原本很有名望的家族被打翻在地后，其幸存者一致谴责本堂神甫及其全家背叛了当初的信仰，充当了宗教裁判所的工具（I.405）。有一天，纪尧姆·贝洛在一个叫“拉卡尔姆”的地方与雷蒙德·阿尔森会面，他直截了当地对她说：“本堂神甫和他家的人让卡尔卡松宗教裁判所的老爷抓了蒙塔尤的许多居民。本堂神甫家的人也应当关进监狱（作为前异端分子），应该让他们也受到和蒙塔尤人同样的监禁。”（I.375）克莱格虽然过去信仰纯洁派，并在内心深处仍然是半个阿尔比教派，但他实际上没有放过自己的教友：由于莫尔家与克莱格家为敌，在本堂神甫的斡旋下，这家人都被投入监狱或逃到加泰罗尼亚……（II.171）对此，蓬斯·克莱格试图以与法兰西的合作不可避免为由替儿子的行为辩护（II.171）。皮埃尔·克莱格确实表现得像个被自己人耻笑的合作者。无论是对是错，他本想使自己的朋友和教民免遭殖民者和卡尔卡松教裁判所的直接或间接打击，并认为这是减少损失的一种办法。
1308年8月的悲剧便是在这种背景下酝酿和上演的。作为同谋的克莱格亲眼看着自己的教徒们被警方投入监狱（I.373，注158）。蒙塔尤十二三岁（大致年龄）以上的所有男女居民都遭到了逮捕。这一事件可能是由加亚尔德·奥蒂埃的招认引起的。从1308年的斋期起，异端分子纪尧姆·奥蒂埃的妻子加亚尔德便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问。更具决定性的是皮埃尔·奥蒂埃的外甥们所作的揭发。“他的外甥姓德罗戴，是塔拉斯孔人。其中一个是帕米埃的多明我会修士。”大逮捕本身的悲剧性是人为造成的：可怕的波洛尼亚克指挥着卡尔卡松宗教裁判所的人员。他不费吹灰之力就以“从事异端活动”的罪名逮捕了蒙塔尤规定年龄以上的所有居民（III.162—163）。这一天，蒙塔尤的居民正集中在一起庆祝圣母节。这是该堂区的民间节日：人们同时纪念圣母马利亚和纯洁派的上帝，而不担心这两者间的冲突。当地的大多数牧羊人结束了转场放牧，重新回到了蒙塔尤。皮埃尔·莫里恰巧留在了凯里于山口，一个运面粉的人后来告诉他，全村人都被关进了监狱。蒙塔尤的几个妇女把面包顶在头上，装扮成外地农工才侥幸逃脱出来。
没有被捕和侥幸逃出的人来到西班牙边缘的加泰罗尼亚或撒拉逊定居。蒙塔尤村一时变为了孩子和羊群的天下。村里的成年和青年人先被关在城堡里，后来又被押解到卡尔卡松的监狱中。有几个人被处以火刑，其他人则被长期分别关在男女大牢内。囚犯们倒是可以收到外边送进来的食品和家人的包裹。
另一些犯人被很快释放了，宗教裁判所允许他们回到蒙塔尤。从此以后，他们开始生活在克莱格家的控制之下。对他们来说，这种控制既有保护作用又具危险性。全村人，或者说剩下的村民都自愿或被迫地聚集在本堂神甫的周围。皮埃尔·克莱格在淫荡行为和告密活动中逐渐衰老下去。残缺的蒙塔尤变成了一个戴黄十字标志的堂区了：原来的异端分子必须佩戴黄布做的十字，就像犹太人戴的星形标志一样。皮埃尔·克莱格利用这一局面还向他的敌人——被逮捕的莫尔家清算了一笔老账：芒加德·莫尔过去曾以影射方式说本堂神甫在异端问题上并不清白。她因此所得的下场我们已经知晓。
除了受害者的看法外，皮埃尔·克莱格认为自己的形象还不是那样恶劣。他不把自己看成一个叛徒，而认为他是个族间仇杀者或严正捍卫自己事业的人。1308年左右，当守寡的贝阿特里斯在瓦里尔患重病期间（I.234，239），皮埃尔利用参加教区会议的机会最后一次看望了他过去的情人：她始终是他亲密的朋友。他坐在床边，询问她身体和心脏的状况。他还一边拉着她的手，一边抚摸着她的胳膊。贝阿特里斯向他表示，她对他俩过去关于异端的谈话感到恐惧和不安。她承认，出于害怕，她从没敢就过去这些谈话向教士忏悔。过了一会儿，她鼓足了勇气，问本堂神甫为什么要迫害过去的异端朋友。他主要回答说（参见上文的具体内容）：“我一直很爱那些好基督徒（异端分子）。但是，我要以各种方式向那些伤害过我的蒙塔尤农民复仇。”
皮埃尔想进一步向贝阿特里斯表明：向卡尔卡松告密的行为丝毫不影响他对纯洁派的一贯信仰。他再次重复了他在同她热恋时宣扬过的一套理论（I.234，239；I.226）。他曾对这位少妇说：“只有上帝自己能够救赎，你并不需要忏悔。”
8年前，当皮埃尔还信奉纯洁派并尚未大量大肆告密时，他对贝阿特里斯曾说过类似的话，只不过要更具体些：“唯一有效的忏悔是对上帝的忏悔，因为上帝在罪过发生前就已知道，并且能够赦罪。”8年过后，对这两句话的比较具有决定意义。1308年时，克莱格比任何时候都更是双重代理人，但他在内心里还是个异端派。
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违背自己，皮埃尔一直是个异端派。另外，他还一直想成为教民网、蒙塔尤村和当地的领袖和主宰。这方面，尽管艰难时代不免会造成失误，但他在1308年前后的作为仍和以前一样。皮埃尔根据不同情况，或无偿或有偿地在本地担当起保护人的职责，使一些人免遭卡尔卡松权力机关的迫害。一天，本堂神甫正在自己的教堂门口晒太阳，法布利斯·里夫来向他报告或检举阿拉扎依·贝内在去世前刚刚接受异端慰藉的事（I.324）。
皮埃尔听罢大怒，他对法布利斯说：“住口，住口！你在胡说八道。我们这里没有异教徒。如果有，我们就会发现的。”
法布利斯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便向小兄弟会的一个修士进行忏悔。小兄弟会的修士也很惊讶并且迷惑不解。他问法布利斯：“你的本堂神甫是做什么的？”
于是，小兄弟会便向皮埃尔·克莱格提出交涉。他们对他说：“你们的裁判区到处是异教徒。”本堂神甫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我一个也不知道。”正当他说此话的时候，一个众所周知的异端派教长正大摇大摆地走在蒙塔尤的街上！
这一事件只能不了了之，因为卡尔卡松的宗教裁判所受到皮埃尔·克莱格的操纵，他只告发自己家的敌人。卡尔卡松的宗教裁判所被他蒙在鼓里，根本不会想到传唤法布利斯·里夫。
1308年的大搜捕过后，皮埃尔·克莱格很难再继续掩护或救助那些参与异端活动的支持者、教民以及朋友的朋友了。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拯救者和保护人的角色。人们曾两次发现皮埃尔·克莱格及其家人放跑了逃亡在外的皮埃尔·莫里，甚至把钱借给他！ [102] 到1320年，就在皮埃尔倒台的前夕，他还按100个图尔币的报酬为阿克斯累太姆的纪尧姆·蒙东摘掉了黄十字标志 [103] ：善于使用“经济手段”的异端派总会有办法使本堂神甫听从他们的意见。
然而，宗教裁判所也吞噬自己的孩子，尤其当他们像克莱格那样怀有二心时。1320年，雅克·富尼埃发动了决定性的打击。这一次，蒙塔尤原先的异端分子，包括伪装成教会捍卫者的人被统统一网打尽。克莱格集团虽然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的朋友，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最终也落得和他们曾告发的那些人同样的下场。在垂危之际，两个集团相互残杀，致使蒙塔尤陷于分裂：阿泽马—吉拉贝尔集团（此时以阿拉扎依·富雷为代表，她的娘家是吉拉贝尔家）要拼命搞垮克莱格集团：阿拉扎依指控雷蒙·克莱格的妻子埃斯克拉蒙德参加了纪尧姆·吉拉贝尔的临终慰藉仪式。克莱格家也不示弱，立即全力反击：被雅克·富尼埃投入监狱的本堂神甫皮埃尔力图动员他在卡尔卡松宗教裁判所的影响。他让村里的亲属摆布可怜的贝尔纳·贝内，让他提出对吉拉贝尔—阿泽马家族不利的伪证。克莱格家的人对贝尔纳·贝内威胁说：“你若不作伪证就会被处以火刑，你若不作伪证就会被五花大绑地押到卡尔卡松去。”与此同时，阿泽马家也对贝尔纳·贝内施加了反向的有效压力。在这关键时刻，本堂神甫家的格言是：“一切为家族，家族为大家”，“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04] 然而这种努力是徒劳的：长期遭监禁的克莱格兄弟死在狱中。不知为什么，皮埃尔·克莱格到最后始终保持沉默。这个知情很多、甚至太多的人没有说话就死去了。或者，他向主教招认的东西没有被书记官记录下来？无论是否如此，人们一般相信：和遭宗教裁判所迫害的许多可怜人一样，本堂神甫始终没有招供。
皮埃尔·克莱格是个山民领袖，而且能说会道。角斗士的气质使他和一般的告密者截然不同。他的垮台就像在森林中砍倒一棵大树。作为宗教裁判所的“伐木工”，最终成为教皇的雅克·富尼埃在这个本堂神甫身上看到了真正的敌手。他实际上并非如此缺乏道德。
* * *
在按照正常的逻辑结束对家庭系统的介绍时，我们描述了克莱格家和克莱格集团的活动。这使我们得以对蒙塔尤的权力性质及其运用进行更普遍的思考。在这方面，关于封建主义和领主主义的概念仍具有一定价值，因为人和村子组成的小天地被包围在领主、教会和伯爵领地义务的网络中。但是，从蒙塔尤村和那里人们的实际生活看，这种概念的涵盖面过大：在蒙塔尤，行使和贯彻权力的敏感区处于封建和领主结构之下。正式的等级关系当然是领地法官（作为伯爵领主的代表）与其卑微属下的关系，以及本堂神甫与其堂区教民的关系。但是，领主或教士的地位如果不辅以朋友、拥护者和亲戚的关系便会显得无足轻重。这些关系同时伴随着族间仇杀和敌对冲突（二律背反）。克莱格家位于所有网络的交汇处：这家人不是贵族和领主，但掌握着领地法官和本堂神甫的职务。对于村里的许多居民来说，他们同时担任着朋友、情人、主人、同伙和有势力的亲戚等多种角色。对另一部分居民来说，他们则担任着压迫者和敌人的角色。他们家和其他一些人家结下了血亲或姻亲关系，他们还拥有不少信徒和追随者。因此，贝尔纳·克莱格，尤其是皮埃尔·克莱格本应长期统治着蒙塔尤。但是，在遭受迫害的蒙塔尤，权力既消磨人也腐蚀人。长期处于失利地位的敌对者最后终于“干掉了”克莱格家。在本堂神甫得势的很长时间里，他在堂区（以至在整个埃荣地区和萨巴泰）建立起一个由朋友、亲戚、同伙和情妇们组成的名副其实的“黑手党”。 [105] 皮埃尔·克莱格乐于助人。他虽是卡尔卡松宗教裁判所的代理人，但尽力保护本地人不受其迫害。这些“帮助”也会是负面的：皮埃尔·克莱格在一些事上仅限于不向宗教裁判所告发某些人。在这种情况下，不受损失与得到实际好处同样可贵。收了一笔贿赂后，本堂神甫便给一个前异端分子摘掉了黄十字。他还向一些妇女提出考验性的问题：你必须和我睡觉，“否则我就让你完蛋”。换句话说：我要向卡尔卡松的宗教裁判所告发你（I.279；III.391）。
在家庭的支持下，皮埃尔·克莱格在相互交叉的两种体制中成为正直的中间人，或者应当说是不道德的掮客。一方面是政治和宗教权力的体制，其基础是封建领主以及教会和伯爵的权力。我们看到，在大一统社会中，这种体制形成了地区等级制的特点。这一多中心的体制包括：富瓦的伯爵、卡尔卡松的宗教裁判所和法兰西国王的代表，（尽管克莱格家疏通好了与这三种势力的关系，但不幸的是……）还有帕米埃的主教雅克·富尼埃。他对本堂神甫的诡计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态度。这种分为等级和纵向的体制掌握着制裁措施和镇压手段：它险些把蒙塔尤夷为平地。另一方面，和上述体制相对的是另一种“横向”（而非“纵向”）的体制，即涉及家族、亲属、兄弟、敌友、爱憎的体制。在蒙塔尤，这种体制决定着家族的组合，影响着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沟通当地的和地区的这两种体制始终是一件不牢靠和冒险的事。以本堂神甫为首的克莱格家承担着这项任务：克莱格家占据的战略地位给它带来了益处、财富、威望和权力。但是，这种地位也意味着不稳定的平衡，它时刻孕育着危险。
作为村民社会和总体社会之间的调停人，克莱格家本身还需要地位更高的调停人和保护者。这些人能够打通伯爵宫、主教府和宗教裁判所，即富瓦社会最高权力的关系。我们只了解这些高层调停人中的几个：他们大都是当地的贵族、教士，或者是领地法官和行政官。本堂神甫被捕入狱后，贝尔纳·克莱格便试图通过贿赂运行这张高层保护网，但是他没有成功。 [106] 在比利牛斯山或前比利牛斯山的奥克西坦尼地区，由本堂神甫、领地法官、小领主、大富农或亲朋好友组成的秘密帮派大都试图以这种方式挫败宗教裁判所的迫害和法兰西及教会的镇压，他们有时也会获得成功。
然而，他们只能获得部分成功：在蒙塔尤占主导的体制建立在友情—亲戚—拥护者的基础上；另一种体制也有其“支持者”，它以大一统社会的政治权威和宗教压迫为基础。 [107] 这两种体制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它们在价值标准方面存在很大分歧（纯洁派—农村的价值标准与天主教—城市的价值标准之间的对立），同时还在地理方面形成了地区对立（卡尔卡松和帕米埃与蒙塔尤和萨巴泰的对立）。这种地区对立随时可能酿成大动乱。蒙塔尤远非无懈可击，为防御外部的打击，它只得受弄虚作假的克莱格集团的蒙蔽。但是，这种体制，更确切地说是两种体制的连接处终于坍塌了。研究农民社会的历史学家很容易在别的地方和时代找到更平静的例证：有的调停人作为一村之长，会在一生中毫不费力地调整好他与全村和大一统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1750年，对于农村调停人埃德姆·雷蒂夫来说，大一统社会权力的代表是总督府、骑士团和耶稣会或冉森派教士）。
在某些情况下，调停村民社区与外部权力间关系的可能是贵族，诺曼底的古贝维尔老爷便是如此。他是法国西部博卡日地区乡村小贵族的代表，他们在这一地区承担着许多重要的社区职务。但更常见的一般情况是（我们缺少计量史学所需的统计数字 [108] ）：承担“领导”、支持和庇护职责的当地调停人不是来自贵族和领主，而是来自与其十分接近的社会阶层。村里的本堂神甫（他们不都像皮埃尔·克莱格那样凶悍）和领主的官吏（法兰西北部的行政官，南部的领地法官）中产生了不少上述村民领袖和小庇护者。17世纪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如1636年的“新土佬”起义和1639年的“赤脚汉”起义）正好发生在这些“领袖”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并与大一统社会实行决裂的时候：在农民的追随下，他们带着武器和行囊转入了起义者的阵营。
具体到蒙塔尤，在发挥调停人和山民领袖的必要作用方面，贵族和领主都未真正介入。领主权最多成为当地双方争夺的王牌。前城堡主夫人仅仅是居主导地位的本堂神甫进行炫耀和泄欲的工具，他从她身上获得了快感和威望。其他贵族或是离得太远，或是太超脱，或是身份太低，因此都不能领导全村在生死线上与大一统社会作斗争。 [109]
在蒙塔尤处于紧张形势时，家族之间争夺领导和调停地位的斗争要求必须具备极有竞争性的态度、“公开或隐蔽的攻击技术”以及“迅速集中和分解财富与权力的能力”。 [110]
克莱格家遭非议的上升和最终的（或不是真的最终）垮台向我们全面展示了这种行为表现。在蒙塔尤，争权夺势的斗争无疑与市民勤劳俭朴的社会准则和点滴积累的节约行为大相径庭。它要求人们适应进攻、背叛、倒戈等行为。在蒙塔尤，夺取权力的人可以获得美满的报偿，但这种报偿是不稳定和多变的。当然，在村里做首领比在城里或重镇当小伙计强得多。因此，宁可在蒙塔尤当老大，也不在帕米埃当老二或在塔拉斯孔当老三。但是，在埃荣地区的小堂区比其他地方更突出的是：卡皮托利山丘离塔耳珀伊亚岩石很近。 [111] 权力在1321年前后就易手了，这至少是暂时的。
[1] 根据吉罗：《蒙塔尤的异端和农民社会》，巴黎第七大学，1971年。
[2] 参见皮埃尔·莫里的说法（III.193）。
[3] III.283。这甚至相当于一个富有教士的财产（II.484）。
[4] I.476。纪尧姆是本堂神甫的兄弟。
[5] II.187（由于他们原先都与纯洁派有关系，皮埃尔的确可能受到了皮埃尔·莫里的讹诈：II.69）。
[7] II.176，186—187。
[8] I.279。关于（被遗弃在灌木丛中的）黄十字标志，还可参见II.177；I.453。
[9] I.399。还可参见II.283—284，贝尔纳·克莱格（他没有孩子）有关“我们死后，哪怕他洪水滔天”的言论。
[10] 有时是复因决定的。贝阿特里斯·德·普拉尼索尔同时是皮埃尔的情妇和教母（I.253）。
[11] II.282。还可参见同一保护系统使皮埃尔·莫里被释放的过程（见本书第四、五章）。
[12] 见皮特—里弗斯：《山民》，第213页。
[13]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领主是否居住在那里。
[14] 在德·朱纳克家（住在当地的城堡主和领主家族）所在的朱纳克（上阿列日），情况却大不相同。
[15] 沃尔夫：《农民》，第86—88页。
[16] 卡皮托利山丘位于罗马，是古代罗马的政治权力中心。塔耳珀伊亚岩石是卡皮托利山丘西南部的石崖，以罗马神话中卡皮托利执政官之女塔耳珀伊亚而得名。在帝国时期之前，古罗马的犯人都被从石崖推下摔死。——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