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记言”史书的成功创设
首先我们应当关注的是，《国语》大大推进了《尚书》开启的“记言”传统，它充分展示出“语”所具有的珍贵历史智慧和丰富内涵，因而在历史编纂学史上独放异彩。前代学者韦昭对其内容集中概括为“邦国成败，嘉言善语”，戴仔称其“此编之中，一话一言皆文武之道也。而其词宏深雅奥，读之味犹隽永”。两位学者所论，堪称千古巨眼。我们应当进一步对书中所载贤士大夫的“嘉言善语”及其所体现的“文武之道”，进行充分的挖掘和阐发。
《国语》在形式上按春秋列国分别记载史事，而在内容上则着重记载贤士大夫“嘉言善语”。在古代，有左史、右史分别记言和记事之说。《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而《礼记·玉藻》则谓：“左史记事，右史记言。”37近代已有学者提出，历史事件与史事进程中有关的言论，二者实在难以做截然的区分，若说古代有“左史”与“右史”在职务上的截然分工，在事实上恐怕很难做到。然而，作为历史著作，在内容上或偏重于“记言”，或偏重于“记事”，则确实形成两种特色，《汉书·艺文志》称“言为《尚书》”，所概括的正是《尚书》的特点。《国语》作者继承了《尚书》开创的“记言”的传统并向前推进，充分展现了贤士大夫“嘉言善语”的丰富内涵，成为记载我国古代民族智慧的一株奇葩。
重视“语”的学习，是春秋时期贵族子弟教育的特色。《国语·楚语》（上）载楚大夫申叔时回答楚庄王，教育太子有九门课程，《语》与《春秋》、《诗》等同为其中之一：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38
韦注此处训“语”为“治国之善语”。韦注在另一处又训为：“语，教戒也。”这两处训义合起来，即表明“语”是有关治国经验教训和其他有教育、鉴戒意义的言论。《国语》中所载，大量的就是贤君名臣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具有思想教育和鉴戒意义的言论。这正显示出《国语》的主要特色，其所包含的内容实达于历史、社会、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堪称异彩纷呈。以下大略举出四大类，为了让读者能直接品味这些精辟的言论和深刻的思想，特意适当地加以引用，并作简要评论。
一、预见成败 分析情势
《周语》（上）第13则载：晋惠公夷吾即位，周襄王使邵公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吕甥、郄芮相晋侯不敬，晋侯执玉卑，拜不稽首。内史过归于周，报告襄王，曰：“晋不亡，其君必无后，且吕、郄将不免。”并陈述其理由，谓：“先王知大事之必以众济也。……然则长众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礼不顺，非信不行。今晋侯即位而背内外之赂，虐其处者，弃其信也。不敬王命，弃其礼也。施其所恶，弃其忠也。以恶实心，弃其精也。四者皆弃，则远不至而近不和矣，将何以守国？”39内史过是以亲见惠公夷吾虚骄慢上、不恤民众和背信弃义，而预言其必败。紧接着，第14则载：周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晋文公之谦和态度和隆重礼节，与惠公夷吾之简慢失礼形成鲜明对比。上卿逆于境，晋侯郊劳，馆诸宗庙，馈九牢，设庭燎。及期，命于武宫，设桑主，布几筵，太宰莅之，晋侯端委以入。内史赞之，三命而后即冕服。既毕，宾、享、赠、饯，如公命侯伯之礼，而加之以宴好。内史兴归周，向襄王禀告，并做出预言：“晋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并申述其理由，谓：“逆王命敬，奉礼义成。敬王命，顺之道也。成礼义，德之则也。则德以导诸侯，诸侯必归之。”这两则所记，内史过和内史兴都是通过细致的观察，分别对晋惠公、晋文公的个人修养如何和是否做到抚恤民众，而预言其结果的成败。最后作者写出预言之应验：“王从之，使于晋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难，王出在郑，晋侯纳之。襄王十七年，立晋文公。二十一年，以诸侯朝王于衡雍，且献楚捷，遂为践土之盟，于是乎始霸。”40这里所载周内史先后两次预言，与后面《晋语》（四）和《晋语》（六）详述的史事前后呼应，说明《周语》作者对晋国史事掌握最详，其叙述也极具匠心。
《郑语》中所反映的史伯的智慧和远见，是《国语》中预见成败、分析形势更加典型的例证。史伯41是周太史，在西周，这一职务极为重要，不仅负责王室历史记载，而且掌管天文、卜祝，因而通晓古今，熟悉天文、地理，学识至为渊博。《郑语》载，郑桓公友为周司徒42，甚得西周及潼关以东一带的民心，他眼见周王室局面危险，害怕及祸，问史伯何处可以逃难。史伯回答说：“王室将卑，戎狄必昌”，宗周之地不可久留。并策划郑桓公友避难之地不能选择成周，应及早图谋济、洛、河、颍之间，即虢、郐两国之地。他分析其理由：成周之东、西、南、北，“非亲则顽，不可入也”。而济、洛、河、颍之间，虢、郐为大，有地势险要之利，而两国君有骄侈怠慢之心，又贪求财货，正可先寄家室和财物，然后夺而有之，可以建立新的封国。“若前颍后河，左洛右济，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史伯纵论南方、西方和东方将来的局面，做出预言。他说，南方楚国，在周之后必兴。因为，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黎为高辛氏火正，职掌光明，照耀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建有大功。成天地之大者，其子孙必昌。“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妘姓邬、郐、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而又无令闻，必不兴矣。斟姓无后。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闽芈蛮矣，惟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并预言姜姓之齐、嬴姓之秦必兴。“姜、嬴、荆芈，实与诸姬代相干也。”姜为伯夷之后，嬴为伯翳之后，二人都有大功，故其后代在周衰之后必代起而兴。对于郑桓公友最为关心的宗周的局势，史伯更有明确的判断。他说：周已行将灭亡。因为，幽王暴虐荒淫，暗昧昏庸，宠爱褒姒，专听谄媚之言，排斥直言之士，“去和而取同”，违背治理国家规律和事物发展规律。与周毗近的申、缯、西戎力量正强，他们将联合起来攻周，幽王注定逃脱不了败亡的结局。因此史伯敢于做出明确预言：“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并回答郑桓公友深为关切的“周衰之后，诸姬其谁兴”的问题，说：“其在晋乎！距险而邻于小，若加之德，可以大启。”43
当时西周社会矛盾激化，幽王专信奸佞小人，恣意妄为，西周统治行将崩溃，历史正处于大变动的关键时刻。史伯对郑桓公友的这篇答词，指陈了姬姓、芈姓、姜姓、嬴姓各国历史渊源，分析了西周末期的危机局面，为郑桓公策划了避祸的去处，预见继周代兴的大国格局，确是西周、东周之际的一篇大言论，追溯了各诸侯国的历史故实，表达了对时局的深刻见解。其后，史伯所做的分析恰恰一一被历史进程所证实。《国语》作者特别正面叙述其后所发生的大事件，对史伯的预见做了验证：
（桓）公说，乃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及平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齐庄、僖于是乎小伯，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44
显然，《国语》作者是以这样的方式赞扬史伯的高度智慧，同时也借此向读者提供了春秋时期历史演变大事的提纲。
使人颇感意外的是，《晋语》（四）还写出春秋时期女子有高出于男子的政治见识。这位女子就是晋公子重耳之妻齐姜。其时，晋公子重耳出亡至齐，齐桓公遇之甚善，以女妻之，赐给他马二十乘（四匹为乘），重耳感到生活舒适，就不想离开齐国了，准备老死于此。一年之后，齐桓公卒，孝公即位，诸侯不再听从齐国指挥。跟随重耳的谋臣子犯等人知道已不可能依靠齐的帮助返晋，于是一起在桑树下商议如何劝重耳离开齐国。采桑的蚕妾听到他们的计划，告诉了齐姜，齐姜怕走漏消息，对重耳不利，把蚕妾杀了。她深晓大义，劝导重耳说：“从者将以子行，其闻之者，吾以除之矣。子必从之，不可以贰，贰无成命。……子去晋难而极于此，自子之行，晋无宁岁，民无成君。天未丧晋，无异公子，有晋国者，非子而谁？子其勉之！上帝临子，贰必有咎。”重耳仍不听从，曰：“吾不动矣，必死于此。”齐姜更加坚决地告诫他：“齐国之政败矣，晋之无道久矣，从者之谋忠矣，时日及矣，公子几矣。君国可以济百姓，而释之者，非人也。败不可处，时不可失，忠不可弃，怀不可从，子必速行。……乱不长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晋。若何怀安？”45齐姜从三个关键方面分析政局，一是齐国已经失去霸主地位，不能号令诸侯，因此也无力帮助重耳返国；二是晋国内部自重耳出亡以后，一直动荡不宁，除重耳以外，别的都没有合适的继承人选，重耳回国当国君，是担负救济百姓、安定国家的责任，并且各方面条件都已具备了；同时严肃批评耽恋于“怀”（个人欲望）和“安”（贪图安逸）的害处，强调子犯等人定计让重耳早日离开齐国，正是忠于社稷的行为。她正告重耳如果看不清这种局势，只贪图享受，将要铸成大错！最后在齐姜、子犯安排下，重耳离开齐国，又经过许多磨炼之后，终于回到晋国，干出一番大事业，证明齐姜对政局的分析极为准确、深刻，确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女性。
与春秋前期这些人物的政治预见前后辉映的，是春秋晚期伍子胥对吴王夫差的一番痛切箴谏。其时，夫差攻越，取得大胜，越王句践派使者卑辞乞和。此时的夫差，志得意满，根本不知越王的种种许诺只是缓兵之计，不知句践隐忍求生，将蓄积力量，伺机再起，而一心举兵北上，到中原与齐、晋争高下。乃告诸大夫曰：“孤将有大志于齐，吾将许越成，而无拂吾虑。”伍子胥洞悉利害，他完全明白越国许诺送上美女、春秋贡献不断等，都是为了争取时间，最后复仇，“非实衷心好吴也”，“将还玩吴国于股掌之上”！他又形象地对比近在毗邻的越国与远在中原的齐国对于吴国的利害关系，说：“今越王句践恐惧而改其谋，舍其愆令，轻其征赋，施民所善，去民所恶，身自约也，裕其众庶，其民殷众，以多甲兵。越之在吴也，犹人之有腹心之疾也。……今王非越是图，而齐、鲁以为忧。夫齐、鲁譬诸疾，疥癣也，岂能涉江、淮以与我争此地哉？”46
伍子胥见吴王夫差毫不回心转意，依旧一心征发大军北上，乃强调必须以史为鉴，举出楚灵王因狂妄骄侈，夸耀武功，北取陈、蔡，东攻吴、越，致使楚国百姓、士卒疲敝不堪，最后众叛亲离的惨剧，向吴王夫差痛切箴谏：
昔楚灵王不君，其臣箴谏不入，乃筑台于章华之上，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罢弊楚国，以间陈、蔡。不修方城之内，踰诸夏而图东国，三岁于沮、汾以服吴、越。其民不忍饥劳之殃，三军叛王于乾谿。王亲独行，屏营仿偟于山林之中，三日乃见其涓人畴。王呼之曰 ：“余不食三日矣 。”畴趋而进，王枕其股以寝于地。王寐，畴枕王以墣而去之。王觉而无见也，乃匍匐将入于棘闱，棘闱不纳，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缢，申亥负王以归，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岂遽忘于诸侯之耳乎？47
伍子胥向夫差强调应当以史为鉴，从楚灵王连续发兵对外征伐，造成疲弊不堪、士卒不忍饥劳之殃，叛而弃之的悲惨下场中吸取教训，否则，“越人必来袭我，王虽悔之，其犹有及乎”？夫差却拒不听从，依然一意孤行，其结局，恰恰是重蹈楚灵王之覆辙，自取灭亡！他分析吴、越双方利害关系的深刻透彻，以及所举史实的鲜明针对性，至今读来仍然发人深省！
《国语》中像这类深刻分析形势、正确预见成败的贤士大夫嘉言善语，各篇还有不少典型例证。如《晋语》（二）载，晋献公伐虢，假道于虞。虞大夫宫之奇谏而不听，宫之奇出，谓其子曰：“虞将亡矣！……夫国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衅而归图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48于是挈其妻儿适西山。三月，晋人在灭虢归途上，乘虞君不备，又一举灭虞，果然应验了宫之奇的预言。《楚语》（上）又载，楚灵王灭了陈、蔡之后，乃大举征发人力加固陈、蔡、不羹三座城池。灵王以为，诸夏各国之所以不服楚而独事晋，即因楚远而晋近。现今有此三城，再加上楚国实力，岂不大大增强楚的影响力。楚大夫范无宇则据《志》上所载的史实，总结出“国为大城，未有利者”，最后造成尾大不掉，反受其祸的结论。他举出春秋时期因国有大城而导致反叛的事实，如郑有京、栎，卫有蒲、戚，晋有曲沃为例分析说：“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国有都鄙。……夫边境者，国之尾也，譬之如牛马，处暑之既至，
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惧之。”49事实的结果是，城后三年，楚灵王弟弃疾因灵王无道，据三城为乱，陈、蔡、不羹恰恰成为反对楚灵王的力量。
二、有关典制礼法的言论
上古历史去今久远，传世史料十分稀缺。春秋时期的贤士大夫大多博晓古今，他们为了论证某一问题，往往广泛征引各种史实，涉及范围至广。因而《国语》中保存了大量有关古代典制礼法的记载，诸如古代音律知识、“天子听政”制度、春秋时期社会等级状况等，无不被治古史者所一再援引，这同样是《国语》一书在历史编纂上的重要特色。
论述古代刑法制度，直接成为《汉书·刑法志》记载的依据。《鲁语》（上）载鲁大夫臧文仲对鲁僖公陈述古代“五刑”制度：“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无隐也。”臧文仲所言成为论述中国古代刑法的源头。班固《汉书·刑法志》是开创中国法制史记载先河之作，他原原本本地引用了这段话，作为中国最早的刑法制度：“（圣人）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来者上矣。”50
《国语》又有关于古代音律制度的详细记载，并为其后《史记·律书》和《汉书·律历志》之所本。此见于《周语》（下）：
王（周景王）将铸无射（钟名），问律于伶州鸠（周乐师）。对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注：律，谓六律、六吕也。阳为律，阴为吕）。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黄钟，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蔟，所以金奏赞扬出滞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洁百物，考神纳宾也。四曰蕤宾，所以安靖神人，献酬交酢也。五曰夷则，所以咏歌九则，平民无贰也。六曰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为之六间，以扬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间大吕，助宣物也。二间夹钟，出四隙之细也。三间仲吕，宣中气也。四间林钟，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肃纯恪也。五间南吕，赞阳秀物也。六间应钟，均利器用，俾应复也。律吕不易，无奸物也。51
《国语》所记伶州鸠讲的六律——黄钟、大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吕——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乃是典籍上关于古代律吕制度的最原始的记载。其后，《史记·律书》将六律、六吕配以汉代十月为岁首，对应全年十二个月，作：十月也，律中应钟；十一月也，律中黄钟；十二月也，律中大吕；正月也，律中泰蔟；二月也，律中夹钟；三月也，律中姑洗；四月也，律中中吕；五月也，律中蕤宾；六月也，律中林钟；七月也，律中夷则；八月也，律中南吕；九月也，律中无射。52至《汉书》，又在《国语·周语》（下）和《史记·律书》的基础上再加一番整理，作：“律十有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律以统气类物，一曰黄钟，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宾，五曰夷则，六曰亡射。吕以旅阳宣气，一曰林钟，二曰南吕，三曰应钟，四曰大吕，五曰夹钟，六曰中吕。”53又同样以汉代十月为岁首，以十二个月做排比对应，称：黄钟，始于子，在十一月。大吕，位于丑，在十二月。太族，位于寅，在正月。……至应钟，位于亥，在十月。显然，《史记·律书》和《汉书·律历志》所载，都是以《国语》中伶州鸠的言论为依据，而进一步加以排比补充而得。因此，历来讲述古代律吕制度，或讲述古代音乐史，都无不以《国语》为最早的资料。
祭祀是古代的大事。春秋时期国家的祀典分禘、郊、祖、宗、报五种，受祭拜者都是有大功于民众、施德政于国家的人物，如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商汤、后稷等。如果不在这些有大功德者之列而祀拜，即为违反国典的滥祀。《鲁语》（上）载，有一次，因大海鸟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臧文仲以为神，使国人祭之。鲁国贤大夫展禽批评其做法，讲了一篇应当遵守礼制、慎重祭祀的道理，他说：
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今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以武烈，去民之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54
中国自秦汉起实行封建专制统治，皇帝拥有绝对权威，出口便是“圣旨”，臣下只能匍匐服从，若敢有异议，便罪不容赦。那么这种专制独裁、民众权力遭到完全剥夺的制度是自古以来如此吗？非也。《国语》中即告诉我们，古代有过天子周围百官参政，有权批评和纠正君主错误决策的制度，这就是邵穆公在周厉王面前所陈述的：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55
当朝廷有重大决策时，公卿大夫可以献言，百工可以进谏，庶人可以表达意义，王必须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做出决定。这种情况，正是原始民主制度的遗留，到以后专制主义制度形成而被取消了。邵穆公讲述的公卿百官参政的制度还有进一层的意义，说明人类历史进程中，确实曾经有过无阶级的原始社会阶段，其时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对于重大事情不能专断，而必须以一定的形式实行民主决策。此后因私有财产等产生，才逐步出现阶级、国家机器和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等，而早期国家必然还保存着原始民主制度的某些传统。在帝王肆其淫威的时代视为不可能实行的“百工谏议，庶人传语”制度，在历史上是确实实行过的，这正符合人类社会进化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国语》中贤士大夫论议中反映的有关古代制度的珍贵材料还有不少。如，讲春秋时期社会等级制度：“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56又如，大夫、宗妇觌见国君夫人所执礼物的规矩：“妇贽不过枣、栗，以告虔也（注：枣，取早起。栗，取敬栗。虔，敬也）。男则玉、帛、禽、鸟，以章物也（注：章，明也，明尊卑异物也）。”57再如，祭祀用牲的礼制，《楚语》（下）载：“子期（楚平王子）祀平王，祭以牛俎于王，王问于观射父曰：‘祀牲何及？’对曰：‘祀加于举（注：加，增也。举，人君朔望之盛馔）。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注：大牢，牛羊豕也。会，会三大牢）。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大牢（注：特，一也）。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注：少牢，羊豕）。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注：特牲，豕也）。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上下有序，则民不慢。’王曰：‘其小大若何？’对曰：‘郊禘不过茧栗（注：角如茧栗。郊禘，祭天也），烝尝不过把握（注：把握，长不出把）。’王曰：‘何其小也？’对曰：‘夫神以精明临民者也，故求备物，不求丰大。……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齐肃以承之。’”58这些材料，也都为治先秦制度史、文化史的学者所重视，说明在春秋贤士大夫看来，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必须维护，觐见之礼、祭祀之礼必须肃敬而符合规定，神明所要求的是诚心礼敬，不求祭祀物品的丰大，要珍惜民力，不能追求排场而造成奢侈之风。
三、有关道德伦理的言论
中国文化有重道德、尚伦理的特质，《国语》所载贤士大夫的言论即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韦昭解释“语”着重教诫，也恰恰指出书中大量的“嘉言善语”都是表述提高道德修养、维护伦理秩序的强烈要求。《国语》所记贤才俊彦的言论，为中国的道德伦理增加了许多宝贵的内涵。首先值得重视的，是春秋贤士大夫提出了“施德于远近才是美”的观念。
《楚语》（上）载，楚灵王建造了高大的章华台，让大夫伍举一同登台，向伍举夸耀说：这台真美吧！伍举没有半句阿谀奉承的话，他不留情面地指出土木之崇高彤镂不是美，奢侈逸乐不是美，批评灵王之所为是聚敛民财，致使民困国危，并深刻地阐述“安民以为乐”、“施令德是为美”的道理。他说：
吾闻国君服宠以为美（注：服宠，谓以贤受宠服，以是为美也），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周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远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乐，而有远心，其为恶也甚矣，安用目观？59
伍举还讲，国君建造台观应是为了利民，而不能因此致使民众财用匮乏，如果灵王认为建造奢侈的高台为符合正道，那楚国就危险了！恰好与此相照应的，是鲁国季文子提出“以德荣为国华”的观点，认为国之重臣具有美德，才是国家的荣光。季文子的言论，见于他与仲孙它的对答。《国语》的记载，凸显了两人对于何为“华国”的不同理解：
季文子相宣、成，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仲孙它谏曰：“子为鲁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人其以子为爱。且不华国乎？”文子曰：“吾亦愿之。然吾观国人，其父兄之食粗而衣恶者犹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粗衣恶，而我多美妾与马，无乃非相人者乎！且吾闻以德荣为国华，不闻以妾与马。”60
“施德于民”，“中心图民”，解除民众的困厄，这是《国语》各篇所提倡的道德标准，因为只有这样做，社会才得安宁，国家的强盛才有基础。相反的话，如果实行虐民、弃民的政策，这个政权就必定垮台。以下的三段典型记载，正是从一正一反两个方面反复这一道德标准。长勺之役，曹刿同鲁庄公讨论凭借什么条件去争取战争胜利，说：“若布德于民而均平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器不过用，财用不匮，莫不共祀。是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得到民众拥护，是争取胜利的根本条件。又说：“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61
《国语》又倡言纵其私邪而弃民的暴君受诛是罪有应得，因为他积恶太多，自取灭亡。孔子曾愤怒谴责“苛政猛于虎”。孟子强调诛杀商纣这样的暴君是正义的行动，只闻诛杀一夫纣而不闻弑君。《国语》载，晋厉公因暴虐昏愦被杀，鲁国大夫里革对此评论说，晋厉公的所为，正如同夏桀、商纣、周厉王、周幽王一样，都是“以邪临民”，而最后受到惩罚。《国语》的这则记载，发扬了孔子、孟子的进步观点，很有意义。
晋人杀厉公，边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杀其君，谁之过也？”大夫莫对，里革曰：“君之过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于杀，其过多矣。且夫君也者，将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纵私回而弃民事，民旁有慝，无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临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专，则不能使，至于殄灭而莫之恤也，将安用之？桀奔南巢，纣踣于京，厉流于彘，幽灭于戏，皆是术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泽也。行而从之，美恶皆君之由，民何能为焉。”62
里革的评论，严厉谴责这班独夫民贼，反映了民众的立场，堪称与孟子的言论一样闪耀着古代民主思想的光辉！
《国语·楚语》（下）同样载有楚国贤士大夫谴责贪墨大臣、同情民众苦难的犀利言论。其时，子常为楚国令尹，此人生性贪得无厌，不择手段搜刮财富，楚国大夫鬥且斥责他如同饥饿的豺狼一样凶残，造成民众困苦不堪，怨声载道：
鬥且往见令尹子常，子常与之语，问蓄货聚马。归以语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见令尹，令尹问蓄聚积实，如饿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货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马不妨民之财用，国马足以行军，公马足以称赋，不是过也。公货足以宾献，家货足以共用，不是过也。夫货马邮则阙于民，民多阙则有离叛之心，将何以封矣！……民之羸馁，日已甚矣。四境盈垒，道殣相望，盗贼司目，民无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厌，其速怨于民多矣。积货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溃而所犯必大矣！”63
鬥且的言论，是对残酷压迫民众者的强烈声讨，又是从体恤民众疾苦的角度，对楚国现实状况做了触目惊心的描绘，因而一向被先秦史研究者视为反映春秋时期激烈社会矛盾的珍贵史料。
《国语》还大量采录了士大夫保持操守、加强个人修养的言论。这里仅举出两个典型例证。一是晋国正卿赵宣子以“比而不党”律己律人。见于《晋语》（五）所载：
赵宣子言韩献子于灵公以为司马。河曲之役，赵孟使人以其乘车干行，献子执而戮之。众咸曰：“韩厥必不没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车，其谁安之！”宣子召而礼之，曰：“吾闻事君者，比而不党。夫周以举义，比也；举以其私，党也。夫军事无犯，犯而不隐，义也。吾言女于君，惧女不能也。举而不能，党孰大焉！事君而党，吾何以从政？吾故以是观女。女勉之。苟从是行也，临长晋国者，非女其谁？”皆告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贺我矣！吾举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64
韩厥刚刚受赵盾的举荐任司马，却将赵盾手下违犯军纪的人处死。别人都担心韩厥这回冲犯了赵盾，要惹大祸了，但赵盾却郑重地表扬韩厥的行为，称他体现了“比而不党”的精神。在这里，“比”是按忠信的要求办事，讲原则性；“党”是附护私好，结党营私。赵盾并向大家表示，自己因举荐的人有这样的道德修养而感到欣喜，并预言韩厥因尽忠国家将升任晋军将帅。
又一典型例证是晋大夫阎明、叔褒以巧妙的言辞，劝告晋国正卿魏献子拒绝贿赂，以保持廉正的操守。见于《晋语》（九）所载：
梗阳人有狱，将不胜，请纳赂于魏献子，献子将许之。阎没谓叔宽曰：“与子谏乎！吾主以不贿闻于诸侯，今以梗阳之贿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献子将食，问谁于庭，曰：“阎明、叔褒在。”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叹。既饱，献子问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忧。’吾子一食之间而三叹，何也？”同辞对曰：“吾小人也，贪。馈之始至，惧其不足，故叹。中食而自咎也，曰，岂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叹。主之既食，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属餍而已，是以三叹（注：属，适也。餍，饱也。已，止也。适小饱足，则自节止也）。”献子曰：“善。”乃辞梗阳人。65
阎明、叔褒二人认为，魏献子作为晋国之执政，应当保持“以不贿闻于诸侯”的令名，清正自持，不能因贪求财物而干预狱案。因此两人故意地“一食之间三叹”，当面对魏献子说出“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属餍而已”，讽喻他身为执政大臣应具有君子的品德，不能贪求钱财。《国语》作者还记载了不少因贪财、强暴、奸佞等道德低下，违反社会伦理，而最后下场可悲或可笑的人和事，作为反面的鉴戒。如，晋大夫董叔为巴结范献子的权势，准备娶其妹为妻。叔向忠告他，像范氏这样的富家女子，必定骄气十足，欺侮别人，你可不要失策，董叔回答说：“欲为系援焉。”不几天，范家千金向范献子告状，说董叔不尊敬她，范献子依仗权势，把董叔逮来吊在院子里的槐树上。恰好叔向路过，董叔马上托他求情，叔向回答说：“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66对于董叔羡慕权势、高攀豪门的行为做了辛辣的讽刺。
四、关于古史资料和远古传说
《国语》所载士大夫言论中，引用了大量古史资料和远古传说。这里只选录对于历史研究价值尤大的几则。
《晋语》（四）记载有中华民族始祖黄帝、炎帝居住地域及其后裔的传说：
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彭皆为纪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彭，肜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纪、滕、箴、任、苟、僖、姞、儇、衣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同德之难也如是。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67
而《鲁语》（上）载展禽论如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样有大功德于民的古帝王才能享受祭祀大礼，这段记载正是春秋时期人们古帝王观的宝贵史料。尤可注意的是，展禽举出黄帝等五位古帝王，但没有称“五帝”。相比之下，成书于战国晚期的《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书中则都有了“五帝”的说法。至《大戴礼记》、《史记》，便以《鲁语》（上）展禽所言为依据，称黄帝等五人为“五帝”。故崔述《考信录·补上古考信录》中说：“《国语》但序此五人之功，为下郊禘张本耳，亦不称五帝而谓帝必限以五也。《大戴记》遂独取此五帝而他不与焉，亦非《国语》意也。”由此证明，从无“五帝”之称到有“五帝”之称，经历了一个过程。再者，在《国语》中未见到比黄帝更远的古帝王。故崔述在上书中又说：“《左传》、《国语》皆未有称及黄帝以首者。”童书业也指出：“《国语》中无战国晚期以后出现的古帝王。”68而在《易传》中则已称伏羲、神农在黄帝之前开物成务的功绩了。因此，《国语》中反映的春秋时期人们的古帝王观，就成为顾颉刚创立“层累地形成的古史说”，和论证其“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观点的重要依据。
《周语》中有周大夫富辰讲述古代姓氏的资料：
昔挚、畴之国也由大任，杞、缯由大姒，齐、许、申、吕由大姜，陈由大姬，是皆能内利亲亲者也。昔
之亡也由仲任，密须由伯姞，郐由叔妘，耼由郑姬，息由陈妫，邓由楚曼，罗由季姬，卢由荆妫，是皆外利离亲者也。69
《楚语》（下）载有上古时代之民神关系历经的三个阶段的变化：先是“民神异业”；以后是“民神杂糅”；再后是重、黎分司天地，“绝地天通”。此见于楚大夫观射父对楚昭王的回答：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皡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70
《鲁语》（下）载有孔子辨认来自东北的肃慎氏之矢，并讲述西周初年周边民族向周王朝贡纳各方特产的典故：
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椟，如之。71
这段记载也一向为研究者所重视，因为它提供了上古时代东北少数民族就与中原王朝建立了密切关系的宝贵信息，同时说明孔子有渊博的历史知识，熟悉典故文献，堪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佳话！
五、“记言”史书的成功创设
《国语》、《左传》这两部名著在战国初期产生，标志着中国历史编纂学的重大发展。《左传》继承《春秋》创立的编年体史书向前发展，《春秋》记载简略，是创始阶段，《左传》内容丰富，标志着这一体裁已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国语》则独立地创造了“记言为主”的史书体裁，兼具按列国国别记载的特点，绽放出独特的光彩。《汉书·艺文志》所言，“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这段话指出《尚书》有浓厚的“记言”的特点，是很有道理的。《尚书》是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创始，意义重大，但其组织形式处于初始阶段，还保留着由单篇历史文献汇辑而成的明显痕迹，尚不是历史编纂学家有意识地创造出一种在组织体例上形成有机联系的史书体裁。《国语》则做到自觉地发展《尚书》的“记言”特色，并且实现了成功地创造出以“记言”为主的史书体裁的目标，这是《国语》对历史编纂学的突出贡献所在。
《国语》和《左传》一同产生于战国初年，同样记述丰富、内容生动可信，而两部书在体裁上又特点不同、各呈异彩，这绝非偶然巧合，而是有极其深刻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华民族先民历史意识发达，至此对历史的观察更加深刻，总结历史的成败教训，并将之提高到规律性认识的能力大大提高，同时，周王朝以及列国重视设置史官记载史事，官方记载保存更多，历史编纂学家有可能利用官方提供的和私人保存的史料进行整理加工，因而结出如《国语》、《左传》这样的硕果。另一方面，春秋是中国历史发展特殊而重要的时期，也是文化发展特殊而重要的时期。梁启超对春秋战国时期文化思想的加速发展、各家学说勃兴的原因，有过很好的概括，他说：“西周时代，凡百集中王室，春秋以后，渐为地方的分化发展，文化变成多元的”；“霸政确立之后，社会秩序比较的安宁，人民得安心从事学问，加以会盟征伐，常常都有，交通频繁，各地方人交换智识的机会渐多”；由于兼并征伐的结果，“平民阶级中，智识分子渐多，即如孔子本宋之贵族，入鲁已为平民，学问自然解放且普及”。72他又说：“我族文化，实至春秋时代始渐成熟，其位置恰如个人之甫达成年，后此历史上各方面文物之演进，其渊源皆溯诸春秋。”73春秋242年，表面上看，各国分立、攻战不断，似乎是混乱动荡、“礼坏乐崩”的时代。实际上，华夏族在这一时期正酝酿着全国范围的统一，社会生产力提高，列国经济上发展，交通较前大为便利，互相交往频繁（各国之间的攻战也是一种特殊的交往），华夏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大大增强，文化修养、历史智慧、哲学思维也都迅速提高。这从春秋列国的大夫阶层和正在形成的“士”阶层身上体现最为突出。随着旧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逐步解体，政治权力的逐渐下移，各国文化交流机会的增加，贤士大夫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他们的才华与智慧也经常有机会展示。《国语》作者便适时地创造出这种称为“语”的历史编纂形式，将这些珍贵的内容记载下来，传之后世。
以上论述的《国语》中所载总结国家治乱盛衰经验教训，分析局势、预言成败，叙述典章礼法、保存民族历史记忆，表彰优良品德、要求提高人们思想修养的谠言高论，不仅是有价值的史料，更是反映春秋时期中华民族智慧向前发展的思想成果。这里再举出史伯与郑桓公谈话中阐发的“和而不同”的深刻哲学思想，预见周幽王的统治“殆将必弊”。《郑语》详细记载了史伯和郑桓公的如下对话：
公曰：“周其弊乎？”对曰：“殆于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74
在这里，史伯深刻地阐发“去和取同”与“和而不同”二者的对立。周幽王宠信奸佞小人，专听谄媚之言，不准朝臣百官发表不同意见，其所作为就是“去和取同”，违背治理国家的原则，也违背构成世界万事万物的规律，正直谏诤的言论他都听不到了，所以注定要失败。不同的事物保持各自的风格和特性，而又互相补充、协调，这就是“和”。如果符合这一规律，万物就能丰长，国家就能和谐，民众就能依附。相反的话，如果“以同裨同”，泯弃不同事物的特性，不准发出不同的声音，混合不同的颜色，那就没有音乐，没有文采，也没有百味。以此治理国家，就是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独断专行，如周幽王这样，危险就在眼前！史伯这番具有深刻哲学意义、揭示出国家大治和事物兴盛内在规律的言论，在今天读来仍然很有启发意义。孔子《论语》中也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命题。恰好，《左传》中也记载齐晏婴与齐景公对话中论述“和”与“同”两种观念之根本对立，晏婴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75《国语》和《左传》记载了这些掷地有声的精彩言论，正是为提高我们的民族智慧和发扬优良的文化传统，做出令人瞩目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