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史记》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在人类文明史上，最足以令全体中国人自豪的是，中华文明是世界上诸古老文明中唯一连续发展、从未中断的文明。中华民族具有高度发达的历史意识，世世代代史家撰成的优秀历史著作，生动地记载了国家不断走向统一、各民族间的团结日益加强的进程。而司马迁在汉武帝时代撰成的不朽巨著《史记》，本身就是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伟大创造、开拓精神的结晶，他总结和提炼客观历史进程而形成的进步政治观、民族观和文化观，两千多年来成为无比宝贵的史学经典和历史教科书，对于增强中华各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起到极其巨大的作用。

 

一、“大一统”的政治观

《史记》是一部罕见的通史杰构。司马迁的记载，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囊括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直至史家当世的全部历史。为了容纳如此丰富的内容，司马迁构建了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互相配合的完备的著史形式。其中，本纪居五体之首，在全书中居于最为显著的地位，因它的作用是纵写各个时期历史的大趋势，各篇本纪连贯起来，便构成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纲领。首篇《五帝本纪》是最值得注意的，它记载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个古代帝王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最早阶段，也是中华民族意识的源头。由于年代邈远，史料阙略，司马迁为撰著此篇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面对自战国时期传下来的各个学派关于上古历史的互相歧异的说法，认真做了甄别抉择，最后撰著成篇，其史料整理、复现历史的过程，当然贯穿了本人对上古历史的认识。

中国的历史记载应当从何时开始？谁是中华文明的始祖？《五帝本纪》对此做出明确的回答。司马迁作为中国第一部通史的撰著者，他面对着各种复杂、分歧的记载。对于中国上古时代的“五帝”，即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这是司马迁采《世本》、《大戴礼记》而厘定的；另一种则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此后孔安国《尚书序》、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孙氏注《世本》则采用这种说法。司马迁的选择是十分慎重而又极具远见卓识的，这包括他对先秦文献进行综核、整理和遍历华夏各地调查古迹、访问故老传说之所得两项。如他在《五帝本纪》篇末“太史公曰”所明白交代的：“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219正因为司马迁对华夏民族的精神和历史前进的趋势有深刻的把握，又具有杰出史学家对历史文献的整理、综合能力和以亲身在广阔地域范围内之调查访问所得与文献记载相印证的高明的治史方法，所以他所确定的黄帝为华夏民族人文初祖，对于几千年来我们民族的发展便具有非凡的文化认同意义。黄帝是华夏文明最早的代表人物，不仅在《大戴礼记》中《五帝德》、《帝系姓》两篇，和《世本》等文献中明确记载，而且在其他儒家典籍中也能得到印证。清儒林伯桐云：“古来制作，自黄帝而定。《礼记·祭法》篇曰：‘黄帝正名百物。’孔《疏》云：‘上虽有百物，而未有名。黄帝为物作名，正名其体也。’”并对此加以申论：“然则《史记》托始，自有深意。现以黄帝为始，固当援《大戴礼》五帝之论为据，不容任意增损。后来胡五峰（宏）、刘道原（恕）谓五帝当冠以伏羲、神农，而削去颛顼、帝喾，论似近正，然非史公自黄帝始之意矣。”220

在司马迁笔下，黄帝是华夏民族走向统一的奠基人物。《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221称扬黄帝行天子之职，对于互相攻伐、侵陵诸侯者加以征讨，使神州范围内实现统一的秩序。黄帝又安抚万民，教民种植五谷，从事农业生产，并辟除险阻，使各地交往便利，促进统一局面的形成。又载黄帝巡行四方，任命百官，创设封禅等制度，推算日月节气。黄帝不但是华夏文明初祖和华夏民族走向统一的奠基者，而且其后继起称帝者都是黄帝的血胤：帝颛顼，是黄帝次子昌意之子；帝喾，是黄帝长子玄嚣之孙，黄帝曾孙；帝尧，是帝喾之子，名放勋；帝舜，是黄帝的八世孙，原为庶人，因出众的德行才能而受帝尧的禅让。颛顼等四帝，不唯是黄帝的后代，而且都继承了黄帝开创的统一天下、安抚万民、创建制度、举用贤才的治国传统。故司马迁自述其《五帝本纪》撰述义旨说：“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222《五帝本纪》又云：“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223不但自颛顼至禹，都是黄帝的后代，由父祖而传给子孙，而且商的始祖契和周的始祖弃，也是帝尧时任用的大臣。从黄帝至商、周，任帝王者不是祖孙，就是大臣，华夏的天下就是黄帝传下的一个大家族相继承的。

若以记载准确的史实作标准，《五帝本纪》中肯定存在许多传说和附会的成分，因为五帝时代，相当于氏族部落社会，当时在广阔的土地上存在着许多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其首领人物，不可能同出于一个祖先，其时的制度、号令、行事，也不可能有后代国家那样整齐和一致。《五帝本纪》中的确掺入了许多传说成分，因而引起前代学者提出关于五帝的世系、年寿等项诸多质疑。然则，尽管如此，从历史观和文化观的角度考察，绝不应以此而降低司马迁所撰这一《史记》首篇的价值，因为篇中所言的统一政令、治理国家、安抚万民和血胤相传等，正是从本质上反映出华夏民族自远古以来确实存在，并且主导着历史前进方向的统一趋势，反映出人们对统一的愿望。郭沫若说得好：“如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那便完全是人为。那是在中国统一的前后（即嬴秦前后）为消除各种氏族的畛域起见所生出的大一统的要求。”224这就准确地肯定了《五帝本纪》体现的“大一统”政治观对于推进秦汉时期国家统一发展趋势的重要贡献。还须注意的是，郭沫若的论断是在20世纪30年代做出的。此后，随着研究工作的推进和大量考古发现的证实，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者又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念。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民族素质赋予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包容性特征，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构成一个自然格局的地理空间，四周是高山、沙漠、海洋构成的自然屏障，而中间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形成的广阔肥沃的平原，很早就发展出农业生产，并由此滋养了先进的古代文明，因而成为周边居民向往之所在和向四周边远地区传播先进文化的中心。中国文化几千年演进过程，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互相交流、融合的趋势，早自新石器时期已经开始显示。考古学者分别发现的分布在各地的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河姆渡文化（长江下游）、屈家岭文化（长江中游），证明文化起源是多元的；而当遇到更先进的文化时则学习、吸收，从而取代了原先的文化，如仰韶文化因吸收了龙山文化而形成河南龙山文化，证明古代各族团间经过交流、吸收而向前发展，因而逐步推进了全国范围内构成“一体”的统一趋势。225《五帝本纪》中称扬黄帝制止诸侯相攻伐，“抚万民，度四方”，称扬帝尧“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226，就是中国文明早期民族（部族）间统一趋势在政治观念上的概括。

《史记》的“大一统”政治观，又突出地体现在对秦和西汉两个朝代推进中国统一历史功绩的高度肯定。秦实现统一全国之后，因实行暴政，穷兵黩武，而导致二世而亡。西汉王朝是在反秦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谴责秦朝暴政、总结秦亡教训，成为汉初的时代主题。但其结果，却出现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造成一些世俗人士因秦的短祚而根本无视秦朝的功绩。司马迁则对秦朝的功过作辩证的分析。《六国年表·序》提纲挈领，中心是论述秦的历史作用。首先，指出秦国的强盛和兼并六国代表了战国时期历史发展的主导方向。秦自文公攘夷狄、穆公修政，国势始强，与齐桓、晋文这些中原霸主相侔列。以后进入战国时期，各国武力攻伐，纷争不已。“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最后兼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其次，总结自夏禹、商汤、周文王，至秦、汉兴起，都符合崛起于西北而最后获得成功的规律。这段话似乎带有某种神秘色彩，这一层姑且不论，其中主要价值，显然在于把秦与夏、商、周、汉这些对中国历史有重大贡献的朝代相提并论。这是在前一层评论秦兼并天下“盖若天所助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秦的历史地位。进而，司马迁针对汉代流行的否定秦的历史贡献之偏颇观点，提出中肯的批评：“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227既谴责秦在统一过程中的暴虐行为，又明确肯定秦统一中国是符合形势发展的巨大成功，对于“不察其终始”即不认识历史发展趋势的俗学浅见予以辛辣的讽刺。有的论者曾将“盖若天所助”理解为迷信的说法228，其实，这里的“天所助”，是指历史发展趋势的推动，相当于今日之谓“必然性”。《史记》又在《秦始皇本纪》之前设置《秦本纪》，这是司马迁的精心安排。《秦本纪》的撰著特点，是以秦逐步奠定统一中国的雄厚基础为主线，预示着中国历史由七雄分立向实现统一的方向发展。《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两篇本纪在结构上紧相衔接，透过纷纭复杂的历史事实，揭示出春秋战国以来中国逐步走向统一的趋势，而秦历代国君苦心经营，成为这一历史使命的担当者，特别是通过秦始皇非凡的作为和周围文臣武将的努力，最终实现天下统一。司马迁在《魏世家·赞》中又称“天方令秦平海内”229，而《六国年表》更将秦与其他四个重要朝代并列，司马迁的观点及其记载的大量史实，是对于俗儒动辄称“亡秦”，将之排斥在“正统”之外的偏见的有力廓清。

司马迁对西汉实现的空前统一局面，更从多方面大力褒扬。若将《史记》有关汉代的几篇表合起来看，即表达出中央集权制越来越加强、中华民族的统一越来越发展的趋势。《秦楚之际月表·序》认为汉高祖“拨乱诛暴，平安海内”，实现西汉统一，是建立了“轶于三代”的空前功业。《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概述自汉初至武帝时朝廷一步步战胜封国势力，强干弱枝之势已成，“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序》则肯定汉武帝解除边境少数民族对内地的威胁，“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等篇也对西汉实现经济上、政治上空前统一局面表示由衷赞美：“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至明天子……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司马迁著史最主要的指导思想是“通古今之变”，他做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原始察终”，撰成一部中华民族不断走向统一的信史，这无疑是对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巨大贡献。

 

二、周边民族与中原民族联结一体的民族观

司马迁“大一统”的政治观，又是与其进步的民族观密切相结合的。《史记》作为不朽的通史巨著，对于民族活动极为重视，以大量生动的史实，表达“周边民族与中原民族联结一体”这一重要观念。司马迁认为，周边民族与中原民族出于同源。古代的荆楚是“蛮”，僻处于东南的吴也被视为落后居民，司马迁却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230对于楚与中原民族的关系，《楚世家》尤做了详细记载：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高阳为黄帝之孙。高阳之孙为重黎、吴回，兄弟二人相继任帝喾火正。吴回有孙六人，季连最幼，芈姓，即为楚之先祖。“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有孙曰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231故不但楚之先祖出自黄帝之后，其后代当周文王时，又是辛劳为周王室出力的人物，所以至周武王时，熊绎被封于楚。熊绎之后传至若敖、楚文王、楚武王、楚成王、楚庄王等，均有明确的世系。在《西南夷列传》中又记载：楚庄王苗裔庄，于楚威王时为楚将军，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至汉武帝时开通西南夷，天子发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司马迁在篇末赞语为之慨叹：“楚之先岂有天禄哉？在周为文王师，封楚。及周之衰，地称五千里。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232通过追根溯源，大大拉近了偏处西南夷中的小邑滇与楚和中原民族的距离。匈奴是又一典型例子。这一北方游牧民族，惯于骑射劫掠，长期成为中原居民的严重威胁，当时人称之为“人面兽心”，“禽兽畜之”，如武帝时主父偃谏伐匈奴，称：“匈奴之性，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影”，“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禽兽畜之……”。233但司马迁在《匈奴列传》开头，却明确交代：“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234指出这一北方边境民族与中原民族也是兄弟关系。

《史记》十分重视周边民族活动的记载，以具体的史实证明周边民族与中原民族关系的紧密，开创了中国史学重视周边民族历史记载的传统，对于促进全国各民族的统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司马迁撰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如白寿彝先生所说，“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235。古代周边民族的活动和社会状况、习俗等，就是依靠《史记》的记载保留下来。《匈奴列传》记载其社会生活和国家制度云：“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驴、骡、、、。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236“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大臣皆世官。”237西南夷的部族种类繁多，习俗复杂，司马迁本人有过奉使西南夷的经历，有亲身的调查了解，因而能够做出简洁明了的梳理：“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冄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冄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238据此可以明白，西南夷广大地区复杂的部族，可以分为农耕、半农半牧、游牧三大区域，在农耕区域中，又以夜郎、滇、邛都为最大。此外第四类区域为氐类，以白马为最大。这些都为后人提供了古代生活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周边民族社会状况足资凭据的史料。

更为可贵的是，司马迁撰写这些篇章都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即大力肯定周边民族与中原政权关系的加强，证明各民族的巨大向心力。《太史公自序》揭示出上述篇章的撰述义旨：“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239司马迁以其进步的观点和确凿的史实证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断加强，表达了民族的共同心理，自然对推进国家的统一产生深远的影响。

兹以《大宛列传》做典型分析：《大宛列传》实为西域地区的民族传，以张骞通使和李广利攻大宛之役两大事件为主线，记载西域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以及汉与西域各族关系之密切。张骞第一次通使归来，向武帝报告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国地理远近、生活习俗、国力强弱，如说：“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窴。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羁属，不肯往朝会焉。”因张骞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得知大贾商人买自身毒，而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估计其国去蜀不远。武帝闻之，而再度发使者，四道并出，欲通西南夷。张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立了军功，封为博望侯。汉朝大军击败匈奴主力，南匈奴降汉，北匈奴败走漠北。张骞第二次通使，欲结乌孙，“断匈奴右臂”，又分遣副使通使大宛、康居等国。乌孙派导译送张骞归汉，并遣使者向汉朝报谢，因亲见汉朝人众富厚，乌孙国益重汉。过了年余，张骞所派副使陆续与其国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汉，张骞凿空成功，西汉各国与汉通好。以后，武帝因慕求大宛好马，即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兵攻大宛，是为大宛之役。李广利以兵围大宛城，大宛贵人与汉军订盟，大宛出其好马，汉军解围。李广利回师东归时，“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以为质焉”。大宛新立之王“遣其子入质于汉。汉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240汉朝经营西域从此始，西域各族与内地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古代民族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既存在因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各民族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的根本利益需要，而朝着不断融合、统一方向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又存在民族间的矛盾和战争，如汉武帝时期就有多次对周边民族地区的用兵，两者都是客观的存在。司马迁主张民族和好的开明态度还表现在他严肃批评对周边民族地区连年用兵。他对汉武帝时期国家空前统一的局面是高度赞扬的，如说：“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241“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242而同时，他又对因连年征伐造成国家财政空虚、民众困苦不堪的局面严肃地提出批评。《平准书》直书无隐，指出因连年征战，造成士卒大批死亡，百姓不堪重负，文景时代“府库余货财”、“太仓之粟陈陈相因”的丰厚积蓄被耗尽了，造成“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獘以巧法，财赂衰秏而不赡”。243因而汉朝出现衰势。《大宛列传》也批评武帝大规模兴兵伐大宛，“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传相奉伐宛”244。在《匈奴列传》赞语中，不怕触犯忌讳，指出：“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245尖锐地批评满朝文臣谄媚成性，一味附和武帝旨意，武将滋生虚骄心，贪图多立战功，因而造成武帝政策的失当！这些议论，都凸现出司马迁的卓越见识和正直史家的崇高责任感。而他称赞汉文帝对匈奴“坚兵设候，结和通使，休宁边陲”，一面严守战备，一面结和往来，防其掠夺，又避免连年征伐之苦，由此造成文帝时期天下太平景象，“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246而武帝晚年下轮台之诏，“深陈既往之悔”，对长年兴师征伐，造成“重困老弱孤独”引以自责，断然否定桑弘羊请求远戍轮台之议，宣布罢兵兴农。247汉武帝晚年的政策转变也正证明司马迁的主张确有先见之明，司马迁开明的民族观的宝贵价值就在于有利各民族的共同发展。

 

三、广采兼容的文化观

《史记》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巨大贡献，还在于其广采兼容的文化观，以及为中华民族历史记载的连续性树立了不朽的典范。

《史记》吸收了中国古代各派学术的精华，体现出拥抱全民族文化的广阔胸怀，对此，前代学者有过十分精辟的评论。梁启超推崇司马迁是古代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于孔子之学，独得力于《春秋》，而南派（老庄）、北东派（管仲齐派）、北西派（申、商韩）之精华，皆能咀嚼而融化之。又世在史官，承胚胎时代种种旧思想，磅礴郁积，以入于一百三十篇之中，虽谓史公为上古学术思想之集大成可也。”248郑振铎也认为司马迁的伟大贡献在于系统地整理古代学术文化，“他排比、他整理古代一切杂乱无章的史料，而使之就范于他的一个囊括一切前代知识及文化的一个创作定型之中”249。司马迁对待百家学说的态度，在当时经受了巨大的考验。当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司马迁重视儒家思想，而同时对诸子百家明确采取广采兼容的态度。司马迁对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的尊重在《史记》全书中多有体现。在《太史公自序》中，他明确提出“继《春秋》”，以孔子事业的继承者自任；他详细记载孔子的生平和著述事业，将只有平民身份的孔子破格立为世家，与王侯同列，并在《孔子世家》赞语中称孔子为“至圣”；又设立了《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和《儒林列传》，构成最早的儒学史，显示出儒学繁盛的特殊地位；在《史记》各篇中，司马迁随时引用孔子的论述，作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依据，譬如，仅在《伯夷列传》篇末，就接连引用了“道不同不相为谋”，“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等多处孔子的言论，表达自己的评价和感慨；在史料依据上面对复杂纷纭、互相歧异的记载应如何考核取舍，他也视儒家经典的可信程度为最高，以此作为取舍的主要标准，称“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250司马迁的尊儒，是尊重孔子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并不加以神化；他记载孔子及其后学的作为和功绩，是与他们的生平行事和思想影响相一致的。

司马迁不把尊重儒学与其他学派相对立，而是明确地肯定百家之学各有自己的价值。如，在《伍子胥列传》中，他吸收了道家“以柔克刚”、“以屈求伸”的观点，赞誉伍子胥能“隐忍而成功名”，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在《叔孙通列传》中，对其“以面谀得亲贵”有所讥讽，却又引用道家的话，肯定他适时应变，为汉朝制定礼制的做法：“（叔孙通）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251而在《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萧相国世家》等篇中，更从各个侧面高度评价黄老“无为”学说对汉初政治的指导作用。司马迁对法家人物“刻削少恩”一向反感，但他尊重客观的历史事实，在《吴起列传》、《商君列传》中大力肯定吴起执行“明法审令”政策和商鞅变法对于实现富国强兵的巨大成效。他如，对于纵横家、滑稽家，也在《苏秦列传》、《滑稽列传》等篇中予以适当的肯定。这样，司马迁以广采兼容的文化观为指导，在《史记》中反映了儒学地位的上升，学派的繁盛，又写了儒家以外的思想家老子、韩非、庄周、申不害、邹衍；写了政治人物管仲、晏婴、商鞅、魏冉、李斯、吕不韦、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田单；写了军事家司马穰苴、孙子、吴起、白起、王翦、蒙恬、乐毅、廉颇；写了文学家屈原、司马相如；写了策士苏秦、张仪、陈轸、犀首、甘茂、甘罗、范雎、蔡泽；还有反映其他社会阶层的刺客、医生、游侠、龟策、货殖等的传记。司马迁反对文化专制的政策和“独尊一家、排斥百家”的观点，主张兼采各家，认为“天道恢恢，岂不大哉”252，主张兼容并包，因为无论儒家六艺或百家学说，“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253，凡是有益于国家社会的，都应该吸收，他所追求的是一个文化丰富多样、五彩纷呈的世界！

司马迁以伟大的创造力和毕生的心血撰著成的《史记》把中华民族的历史都写进书中，将各家各派的学术思想都囊括其内，把各具智慧和光彩的历史人物都载入史册。司马迁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广采兼容的文化观，与其“大一统”的政治观和“四夷”与“华夏”联结一体的民族观，三者紧密交织，相得而益彰。《史记》是在古代国家实现空前统一和全国范围内各民族的融合达到空前规模的汉代著成的，其政治观、民族观和文化观正是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史记》如此杰出的成就，就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进一步奠定了深厚牢固的基础，在两千多年漫长岁月中不断发挥其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巨大作用，其深远影响一直存在到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