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规范(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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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Bacon,Francis- Novum Organum,London,1620,A good edition by T.Fowler,Clarendon Press,1878.
Bois-Reymond,E.du- Ueber die Grenzen des Naturekennens,Veit & Co.,Leipzing,1876.
Bois-Reymond,P.du.- Ueber die Grumdlagen der Erenntniss in den exactem Wissenschafetn,H.Laupp,Tubingen,1890.
Clifford W.K.- Lectures and Essays,Macmillan,1879.(“Aims and Instruments of Scientific Thought”,“The Ethics of Belief”,and “Virchow on the Teachin of Science”.)
Haekel,E.- Freie Wissenschaft und freie Lehre,E.Schweizerbart,Stuttgart,1878.
Haldame,J.S-“Life and Mechanism”, Mind,in pp.27-47;also Nature,Vol,xxvii,1883,p.56,Vol,xxiv,1886,p.73;and also,Haldance,R.B.,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olean Society,1891,vol.i,no.4,part i,pp.22-27.
Helmholtz,H.- On the Relation of the Natrual Sciences to the TO- tality of the Sciences,translated by C.H.Schaible,London,1869.
This occurs also in the Popular Lectures,translated by Atkinson and others,First Series p.1,Longmans,1881.
Herchel,Sir John- A Preliminary Dissertation on Natural Philosophy,London,1830.
Jerons,W.Stanley- The Principles of Science:A Treatise on 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2nd ed.Macmillan,1877.
Pearson,K.- The Ethis of Freethought:A Selection of Essays and Lectures(“The Enthusiasm of the Market-Place and of the Study”),Fisher Unwin,1888.
Virchow,R.- Die Freiheit der Wissenschaft im modernen Staat(Versammlumn deutscher Naturforscher),München,1877.

[1] 第二版为“替换一个伟大的领导人”。——译者注

[2] 伊拉斯谟(D.Erasmus,约1466—1536)是荷兰人文主义学者,古典文学和爱国文学研究家,《新约全书》希腊文本编订者,北方文艺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可能在同萨克森大公腓特烈会晤时,力荐路德出席沃尔姆斯议会并陈述己见。1521年,神圣罗马帝国议会在德意志境内沃尔姆斯召开,路德4月17日首次出席议会为自己辩护。当年5月议会通过《沃尔姆斯赦令》,宣布路德为违法分子和异端分子。——译者注

[3] 自由思想(freethought)是18世纪不受传统宗教思想束缚的自由(宗教)思想;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尤指在宗教上不受权威或传统的信仰之左右,而有其主见的人。——译者注

[4] mind是一个多义词,我们一般译为“心智”,但有时依据上下文译为“精神”、“心”等,请读者注意。——译者注

[5] 1833年,在剑桥召开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会议上,休厄尔(W.Whewell)仿照“艺术家”(artist)的提法,建议用“科学家”(scientist)一词称呼出席会议的人。当时,该词的含义相当狭窄,专指那些缺乏正规训练,或者与研究机构的关系并不密切,但在科学上却很有能力的人。因此,甚至到20世纪初,那些不愿被人视为眼界狭窄的科学工作者宁愿使用“科学人”(man of science)来称呼自己。——译者注

[6] 诋毁教育中的专门化是误解了教育的意图。教师的真正目的必须是传授对方法,而不是对事实的知识的鉴赏。使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在小范围的现象上,比引导学生迅疾而肤浅地概览广大领域的知识,能够更容易地达到这个目的。我本人对在学校教的至少90%的事实没有记忆,但是我从我的希腊文法(它的内容我长久地忘记了)教师那儿引申出的方法的概念,依然保留在我心中,这实际上是我的学校素养对一生有价值的部分。

[7] law是个多义词,我们根据不同的上下文译为“定律”、“规律”、“法”。——译者注

[8] 名单可以很容易增加,例如哈维(W.Harvey)的《心血运动论》和法拉第的《电学实验研究》。

[9] 要满意地定义形而上学家也许是不可能的,但现在的作家赋予该词的意义最终将变得更清楚。它在这里通常实指一类作家,其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后非批判时期的康德(当时他发现,宇宙被创造,是为了人可以有一个道德行动的场所!);后康德主义者——著名的有黑格尔和叔本华——甚至在不具备基本的物理科学知识的情况下“说明”宇宙。

[10] 这句话绝不意味着否认科学中许多悬而未决的观点和未解决的问题的存在;但是,真正的科学家承认它们没有解决。一般说来,它们正好横亘在知识和无知之间的边界线上,在那里科学的前哨正在向未被占据的和困难的地区推进。

[11] “Terram non esse Centrum Mundi,nec immobilem,sed moveri motu etiam diurno,est item propositio absurda,et falsa in Philosophia,et Theoligice considerata,ad minus erronea in fide”(Congregation of Prelates and Cardinals,June 22,1633).

[12] 尤其参见保罗·杜布瓦-雷蒙(Paul du Bois-Reymond):《论精密科学中的认识基础》(Ueber die Grundlagen der Erkenntniss in den exacten Wissenschaften),Tübingen,1890。

[13] 史无卡尔五世大帝(Emperor Karl V)其人,这是作者卡尔·皮尔逊为说明问题杜撰的例子。——译者注

[14] 他的“种质连续性”的理论在许多方面尚可怀疑,但是他关于获得性性状并不遗传的结论却立足于坚实的基础上。参见Weismann:《论遗传和宗族的生物学问题》(Essays on Heredity and Kindred Biological Problems),Oxford,1889中肯的批评可在C.Ll.Morgan的《动物的生活和智力》(Animal Life and Intelligens)第五章找到。在W.P.Ball的《有用和无用的结果是遗传的吗?》(Are the Effects of Use and Disuse Inherited?)有一个摘要。读者也可查阅P.Geddes和J.A.Thomson的《性进化》(The Evolution of Sex)以及在《自然》(Nature)杂志XI和XII卷中的长篇讨论(针对Weismann的书Heredity)。

[15] 阶级、贫困、地方化都极有助于接近孤立血统,甚至在近代文明中也极有助于把不健全的人聚集在一起。好血统和坏血统的混合,由于离中趋势只能导致随机交配,它不仅不能改良坏血统,而且能使好血统退化。

[16] 维克多·库辛说:“批判是科学的生命。”

[17] 《查尔斯·达尔文的生平和信件》(The Life and Letter of Charles Darwin),vol.i,p.83。

[18] 正是从像拉普拉斯和达尔文这样的一生致力于自然科学的人中,而不是从像穆勒和斯坦利·杰文斯这样的纯粹概念领域的工作者那里,我们必定能找到对培根方法的真实评价。除达尔文的话之外,我们可以引用拉普拉斯论培根的话:

“为了探求真理,他致力于规则而不是例子,以全部理性和雄辩的力量坚持放弃晦涩无意义的学派的必要性,以便观察和实验,提出表明现象的普遍根据的真正方法。这种伟大的哲学促成了巨大的进步,后者是人类精神在整个世纪完成的。”(《概率分析理论》(Théorie analytique des Probabilités),CEuvres,T.vii,p.clvi)使用工具的木匠比忘记它的人能更好地判断它的有效性。培根的观点被他的科学的同代人坚持,一个最佳的评价概要可参见富勒教授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版本的引言。

[19] 杜尔哥(1727—1781)是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译者注

[20] 必须充分承认,事实的分类常常大量地受想象及理性的指导。同时,无论是由科学家本人还是由先前的工作者作出的准确的分类,在科学家能够开始发现定律之前,必然存在于科学家的心智中。在这里,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读者将发现,我与斯坦利·杰文斯在《科学原理》中提出的观点分歧甚广。我不能不感到,假如这位作者了解达尔文的程序的方法的话,该书的第26章就必须彻底改写。我以为,杰文斯对牛顿方法的叙述似乎没有充分强调这样的事实:牛顿在着手运用他的想象和用实验检验他的理论即在自我批判时期之前,他就对物理学有广博的了解。伪科学家用无根据的、却往往显示出巨大想象和天真的理论拖累评论家的议事日程之理由,不只是缺乏自我批判。一般地,他们的理论并不像科学家本人总是愿意提出和批判的理论。它们的不成立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们的提出者既没有为他们自己形成也不了解其他人的事实群——他们的理论就是打算概述这些事实群的——之分类。牛顿和法拉第是以充分认识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已形成的物理事实的分类开始的,并进而推动了理论化与分类的联合。培根(我认为斯坦利·杰文斯无理地轻蔑了他)生活在分类手段一事无成的时代,他缺乏牛顿或法拉第的科学想象。皇家学会的会议之早期史表明,收集和分类事实的时期先于有价值的理论的时期是多么必要。

对于斯坦利·杰文斯的论“科学方法的限度”的最后一章,今日的作者只能表达他的完全不同意;其中的许多论据在今日作者看来是非科学的,倘若称它们是反科学的不是更恰当的话。

[21] 这里作者用的是formula,有“公式”、“程式”、“方案”、“准则”之意。——译者注

[22] 通过研究不同年龄和状况的几个朋友最喜爱的作者和绘画,很容易注意到,感情经验的长期性和多样性在审美判断的决定中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23] 认真的读者可参考华兹华斯在他的《抒情民歌》(Lyrical Ballads),1815序中的“对诗的总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