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本编的计划

大体说来，本编的写作计划与第三编的相同。但也没有为了编排的匀称而作出什么牺牲。许多以前不重要或不那么重要的事情，现在似乎值得加以强调，而许多从前重要的事情，现在则似乎不妨忽略；为了其他的理由，也似乎要作出许多新的安排。

像以前一样，先要略微看一下社会背景——Zeitgeist〔时代精神〕——（第二章），略微看一下邻近学科中的一些发展，这些发展确实或者是被认为对经济学产生了某种影响（第三章），以便使我们自己准备好，去从事我们的主要任务。要再一次提醒那些觉得这种概略不免肤浅的读者：在这两章中所提到的事实，并不是为了它们本身的缘故而提出的。这是一部经济分析史，是一部关于人们在运用他们的理智去了解事物方面所作的尝试的历史，而不是一部关于人们在运用他们的理智——和意志——去变革事物方面所作的尝试的历史。接着是评述两类适于分别处理的相互关联的人物和思想：一类人的兴趣主要是当代社会改革，其领袖人物被极其不恰当地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另一类被称为，亦自称为历史学派（第四章）。 ^[9] 关于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这个争论得很多的问题，将于评述前一类人时附带提及；关于有名的“方法论战”（以及在美国的与此相似的论战——制度学派的论争）则将于评述后一类人时附带提及。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安排是有损于我们的图画的，因为当我们进而对“普通经济学”中的人物、派别和发展作简略的综述时（第五章和第六章），我们已经消除了对这种“普通经济学”来说是两种最重大的影响。因此，我请求读者依照原来的顺序阅读这些章节。本编最后两章所处理的各组题目，是似乎最适于留下分别处理的。第七章（均衡分析）相当于 ^[10] 第三编的第六章，并把在第三编归之于西尼尔的那种枢轴的作用归之于瓦尔拉。其目的在于叙述现代纯理论因素的出现，这种叙述方式我恐怕既不能使现代理论家感到满意，又将使非理论家感到过于繁重。后者对于这些东西如果满足于他们在第五章和第六章所已经读到的，那要算是做对了。第七章的附录，关于效用理论的命运及其直到今天的继承者们，自成段落，或差不多是这样，只有对此特别感到兴趣的人才应当一读。 ^[11] 最后一章（第八章）把货币、信用、储蓄与投资以及商业循环这些题目划分开来了，关于这一点要说的只是：划分全然是为了说明上的方便，正像第三编的情形一样；我虽然不得不这样做，却不愿使人得出一个印象，认为我接受了这个时期的关于货币理论的一般见解。这一点当我们继续往下读时，就会看得十分明白。

[1] 关于货币与银行学系的情况，参阅后面第八章。

[2] 可是，这样说可能会给人一个过于不好的印象。例如，在德国，特别是在几个规模宏大的大学，给予了教授们很优厚的（实际）收入和很长的假期，还有充分的研究上的便利。

[3] 在这方面，非常有意义的是：剑桥大学（英格兰）直到1903年才为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的有关学科设置“荣誉考试”。在此以前，经济学诚然也在讲授，但不曾被认为是一种需要占用全部时间的专业性研究。在此以后，讲授的范围扩大了，但在整个这一时期内并没有像今天的“经济学系”一类的东西。

[4] 一些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大学只有一个经济学教师。

[5] 美国经济学会最初的章程在某种程度上仿效了它，章程第三条指出：“我们认为国家是这样一个组织，它的积极扶助是人类进步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这句话是用来表述一种政策原则的。但不久就觉得这和该学会的实际性质不相适合，所以早在1888年就把这一条取消了。

[6] 这个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及其所产生的结果，曾由弗朗兹·伯斯——他曾担任协会秘书多年——在其所著《社会政策协会史，1872-1932年》（1939年；《文献集》最后一卷）中加以叙述。这个报告虽然谦逊而质朴，却因此而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7] 这是凯恩斯勋爵在1940年皇家经济学会五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意见（《经济学杂志》，1940年12月，第409页）。自然，我们必须考虑到话是在那种场合说的。

[8] 参阅冯·哈耶克教授所写的关于该学院头五十年历史的极富教益的概略，见《经济学报》1946年2月号。

[9] 〔起初，熊彼特想要把这些题材分做两章处理，但是后来把它们合到了一起。合并后这一章尚未写完，后面（第四章）是按照原样付印的。〕

[10] 〔熊彼特对于这个说法有所怀疑。他用铅笔注明：“能这样说吗？”〕

[11] 〔在撰写这个《关于效用的说明》时，熊彼特本来想要把它写成单独一章，但后来列为第七章的附录。本编原来的计划是十章，以后减为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