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
社会改革的呼声为经济学界注重实际的兴趣创造了新的焦点；但是它虽然影响了调子和方向，却并未影响分析工作的技术。历史学派的确想变革这门科学的方法，然而这场革命甚至在德国也是以妥协告终。就这些影响所及而言，一般经济学在范围与方法上仍旧大体保持以前的老样子。不过它的分析核心——价值与分配一词即因此而愈益流行——却经历了一场自身革命，这场革命在1900年前后慢慢平息了下来，形成了典型的古典派情势，构成了那个时期我们这个领域的第三个重大事件。按照大家所熟悉的、便于着手论述的传统方式，这场革命的中心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兴起，这一理论是同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这三位领导人的名字联在一起的。我们谨向他们致敬。 [130]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年），在其作为公务员和教师的为人谦恭的一生中，从未获得能同其重大成就相称的名声。在他一生中，他的出名更多是由于他所写的有关货币、金融以及当时大家感兴趣的其他实际问题的著作——甚至更多由于他的太阳黑子经济周期论或收获经济周期论（参阅后面，第八章）——而较
少由于足以使他不朽的成就。此外，在英国，他留下的名声还为马歇尔的强有力领导所掩盖，马歇尔一贯低估“杰文斯革命”。这是有许多原因的。杰文斯几乎没有留下嫡系门生。这不仅由于缺乏机会（他从没有在重要的地方教过书），而且由于他的秉性谦和或缺乏自信（这跟他坚决主张自己的看法具有革命性的新东西这一“可作补偿的”习性是完全一致的）。然而他在经济理论方面的著作还欠缺最后加工，也是真的。他的成果和他的想象力不能相比。卓越的构思和深邃的见解（特别是他所倡导的数学的思想方法、他的价值理论、他的资本与利息理论），从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它们被写成像概要那样的东西，并且那么严重地同旧材料混在一起，以致看起来似乎很肤浅。此外的原因则是马歇尔对他采取的很明显的小气态度。因此，在英国，他从未得到他所应得的东西。特别是他的创造性从未按其所应得的得到人们的承认。因为毫无疑问，他是古往今来真正最有创造性的经济学家之一。像杰文斯那样难以论及“根子”的情况，很少有别的例子（另一个是约翰·雷）。他总是事后才听说有谁是先驱者。就他的特殊情况说，这是情有可原的，尤其因为当他随后果然发现有这种人的时候，他就不吝把功劳归于别人。也许他应该感谢穆勒〔指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中译者〕比他自己意识到的为多。他对自己在教学中不得不采用穆勒的《原理》抱强烈的反感；然而穆勒的前后矛盾作为打靶目标是如此之好，对他还是颇有教益。不过，除此之外，他似乎完全用自己制造的材料来建立其学说的要点。他的纯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包含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1871年第1版；然而，确定他关于“最后一级效用”概念在时间上居先的日期则为1862年，该年他在英国科学促进会剑桥会议第五组上宣读了《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数学理论评介》这篇论文）。他在货币和经济周期领域的著作，则大部分由福克斯韦尔教授收集在名为《通货与金融研究》（1884年版）一书里。这些是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不应不读的。此外，杰文斯既是一个经济学家，又是一个逻辑学家。这里我举出他的《科学的原理》（1874年版）一书，这是一本真正具有杰文斯式气魄和创造性的著作，而在我看来，该书并没有得到它所应该得到的认可。1886年，W.S.杰文斯夫人编辑出版了杰文斯《通信与日记》一书，后面附有书目。H.S.杰文斯教授和夫人为《计量经济学》1934年7月号写了一篇介绍杰文斯生平和著作的短文。 [131]
卡尔·门格尔（1840-1921年），经历一段短暂的公务员生涯之后，受聘主持维也纳大学法律系所设的两个政治经济学讲座之一，他在余下的公职岁月（1873-1903年）里一直担任这个职务。这个职位并不很理想，这既因为这个职位不要说没有博得世界重视，就是在当地这门课也没有传统地位；又因为作为他的听众的未来律师和未来公务员对他所要讲的问题也不太感兴趣，因为只要你精通民法和公法，即使你的经济学考试不及格，也没什么可怕。但这些吓不倒这个倔强的人，最终他还是维护了自己的权利，找到师承自己才学的嫡传弟子，并且创立了学派，虽则并非没有经历一段艰苦奋斗的时期。这个学派虽然缺少取得成就所通常需要的各种手段和有利条件，还是显示了生命力和团结力，并且产生了国际影响，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暂时？）分散为止。他的边际效用基本原理（主观上）是他所自创的，虽则在再发现上当然是杰文斯在时间上居先。钻研这个原理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定理，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也都是他自创的。门格尔是一个很少失误的细心思想家，鉴于他缺少适当的数学工具，他的天才就更突出地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学说的最后渊源是赫尔曼和杜能达于顶峰的德国理论传统。但是斯密、李嘉图，特别是约翰·穆勒的影响，也很明显。和杰文斯一样，在门格尔看来，他想要变革的正是上述这些人的学说。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才在某种意义上是他的老师。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第1版；1923年第2版，是他老年的著作，并没有加进什么重要的东西）以及他的其他著作，由伦敦经济学院重印成四卷本（1933-1936年出版），其中有些著作我们以后还要论及。F.A.冯·哈耶克为这部《全集》所写的导言（见《全集》第1卷）是有关这位人物、这位思想家的最好参考资料。此外还可参阅H.S.布洛克在《政治经济学杂志》1940年6月号发表的《卡尔·门格尔》一文。〔附有F.H.奈特写的导言的《经济学原理》的一个英译本，是在1950年出版的。〕
像前面着重指出过的，经济学有如一部大型公共汽车，载有兴趣与能力各异的许多乘客。不过，就纯理论而言，瓦尔拉在我心目中是所有经济学家中最伟大的一个。他的经济均衡体系其实就是把“革命的”创造性和古典的综合性统一起来，是经济学家所写的不亚于理论物理学成就的唯一著作。同它比起来，那个时期以及那个时期以外的大部分著作，无论其本身多么有价值，有多大主观创造性，看上去都好像一艘巨轮旁的一叶小舟，像是力不从心的拙劣尝试，想要领悟瓦尔拉发现的真理的某一方面。它是经济学想要取得严密科学或精密科学资格所走道路上的显著界标，现在虽然已经过时，仍不失我们时代许多最优秀理论著作的后盾。不幸的是，瓦尔拉本人同样看重他那还有问题的关于社会正义的哲学、他那土地国有化方案、他那货币管理计划，以及其他同他在纯理论方面的宏伟成就毫不相干的问题。这些都使他失掉许多有资格的评论家的好评，我甚至认为，还考验了许多读者的耐心。总之，不言而喻，上述赞语只是针对他的纯理论而言。
马利·埃斯普里·莱昂·瓦尔拉（1834-1910年）是法国人，这不仅是指他的出生地点而言。他的推理方式和所取得的成就的性质都是典型法国式的，正如拉辛的戏剧和J.H.庞加莱的数学是典型法国式的那样。他的成就的根子也都源于法国。他强调自己受父亲奥古斯特·瓦尔拉和库尔诺的影响。但是，如前所述，我们还必须加上他的真正前辈萨伊的影响。而且在萨伊的身影背后，还隐约可见整个法国的传统——孔狄亚克、杜尔阁、魁奈、布阿吉尔贝尔——不论他自觉地从这个传统吸收的东西是多还是少。他对亚当·斯密表示通常的敬意。其余的英国大人物则对他毫无意义。
他的生涯典型地表现了天生的思想家在处理私人生活实际问题上的无能。在求学时期，他的独到见解太多了，以致学习成绩不佳。他所受的采矿工程师的训练——他的数学素养应归功于此——没能使他找到一碗饭吃。他改行去当自由记者，去发展他对社会改革的种种思想，也就是他那时代法国中产阶级激进派典型的思想，然而毫无所成。 [132] 可是他碰到了好运气，使他的天才从濒于白白糟蹋掉的危险中得到拯救。1860年，他参加在洛桑举行的讨论赋税问题的一次国际会议，在会上宣读了一篇很受欢迎的论文。与会的听众有M.路易·吕尚内，后来当了沃州的教育局长，并于1870年在洛桑大学法律系开设了一个政治经济学讲座，请瓦尔拉任教。瓦尔拉于是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安身立命之所，便开始工作，并终身工作下去。他的创作年代约略同他担任教授职务的年代（1870-1892年）相一致。他的全部重要著作以及若干不重要的资料（其中大部分从1873年开始曾以回忆录和论文形式发表过），最后汇编成三本书：《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1874-1877年第1版；1926年最后修订第5版）、《应用政治经济学研究》（1898年第1版；1936年第2版，由勒迪克教授主编）和《社会经济学研究》（1896年第1版；1936年第2版，由勒迪克主编）。第一本书（第5-34讲）包括了他的重大成就。第二本书是补充部分，其中有些也具有头等重要性，特别是那些有关货币与信用的部分。在我们看来，第三本书没有什么意思。可以参阅刊登在《经济学家杂志》1908年12月号上他的《自传》，刊登在《公法与政治学评论》1897年5月及6月号上他的《书目》，刊登在《经济学家杂志》1874年6月号上他同杰文斯的通信，刊登在《政治经济学杂志》1935年4月号上威廉·贾菲所写的《莱昂·瓦尔拉的未发表的论文和信函》，以及刊登在《计量经济学》1934年10月号上J.R.希克斯所写的《莱昂·瓦尔拉》。
时至今日，在很难找到有哪个自称不受瓦尔拉影响的理论家的时候，说瓦尔拉当时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派，听来确实令人诧异。然而事实却是，他的科学启示却几乎不能为那些有机会在洛桑大学听他讲课的法律系学生所接受：他的教授席位给他带来了宁静和安全，可是产生的影响却很小。与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大都对他采取漠视态度或敌视态度。在法国，他在生前实际上没有得到人们承认，虽然有像奥皮蒂特这样的少数追随者。在意大利，巴罗尼是一个早期的皈依者。潘塔莱奥尼也是最早理解瓦尔拉著作的重要性的人之一。我认为，正是通过潘塔莱奥尼，他才得到了出色的学生和继承者帕累托的。 [133] 正是后者在当时的情况下创造了“洛桑学派”，该学派与其说是瓦尔拉的毋宁说是帕累托的。不过，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学派，这只限于意大利，或者说差不多只限于意大利。在英国，在鲍利教授以教科书（《数理基础》，1924年版）形式介绍瓦尔拉—帕累托体系的精髓之前，和它同时但势力大得多的马歇尔学说一直排斥它的任何直接影响。德国人（包括奥地利人）从瓦尔拉著作中仅仅看到用特别讨人厌的数学外衣装饰起来的奥地利派学说。在美国，瓦尔拉得到两位第一流的追随者，费雪和穆尔，但实际上却为其余同行所不睬。当然，一直有零星的崇拜者。然而他之得到他所应得的声誉，却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也就是说，在他的思想已流行很久而且他去世也有十多年以后。他曾写信给一个朋友这样说 [134] ：“要是一个人想很快得到收获，那他就种胡萝卜和莴笋；要是一个人怀有种橡树的雄心，那他就要用这样的心情宽慰自己：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135]
现在，我们暂时不去追究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革命”到底意味着什么，不去追究这一革命究竟能否成功地创造出一部新的分析机器，而继续从事人物和派别的论述，以便对这个时期普通经济学的情况有一个初步了解。也像第三编第四章一样，这一综论将按国别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