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解体
假如这是一部文学作品，那么故事到此就该结束了。曾经是那般活跃的多克已经退出了他的帮，而由于没有他的领导，诺顿帮也开始解体。然而，对于多克和他的朋友们来说，生活仍在继续，某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说明了他们个人之间关系的性质。
丹尼和迈克不再积极参加群体的活动了。对于赛马赌博的兴趣的增长使得掷骰子赌博赚不到多少钱了。在1938年秋天，丹尼找到了一份工作，和斯庞吉在一起。斯庞吉是在科纳维尔做非法生意的，他经营一个马房，并且设一个掷骰子赌局，吸引的顾客比参加游乐场赌博的顾客要多得多。丹尼的工作使他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得在斯庞吉那里忙碌。他没工夫再在街角闲荡了。
掷骰子赌博的结束使得将迈克与诺顿街联系在一起的一条主要纽带不复存在了。他在公共事业振兴署工作了一段时间，但后来被解雇了，于是他把他的时间用来在城里找零活儿干。由于他手头拮据，所以很少能和小伙子们一起打保龄球。
尽管小伙子们中间有人身无分文，但是，只要还有人能为别人出钱，群体的活动就可以继续下去。如果成员们都没钱了，许多活动就必须停止了。这就是1938年秋季诺顿帮面临的局面。除了在街角闲荡以外，他们已经不能再有什么活动，而能够留下来在街角闲荡的人也寥寥无几。卡尔和汤米大部分时间都和一个年纪更轻的群体在一起。卢和弗雷德也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到科纳维尔来了。亚历克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未婚妻身上。纳特西又开始在诺顿街上消磨时光，他的表兄，以前总和这帮人一起玩保龄球的克里斯·特鲁多有时和他在一起。在最初的13名成员中，只剩下了纳特西、朗·约翰、弗兰克、乔·道奇和安杰洛。
科纳维尔街坊文教馆获得了一笔资助，来向它的娱乐中心计划提供6个月的经费。史密斯先生曾打算雇用受过训练的社会工作者，但他同意让多克负责三个娱乐中心中的一个。诺顿街街坊文教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回答史密斯先生的询问时替多克美言了几句。当培根先生听说要任用多克时，他发表评论说，“他不是我要选来做这项工作的那种人。”
从1939年1月初开始，除星期天以外，每天下午和晚上，多克都要一直在他的中心里忙到晚上10点钟。这使他没有工夫在街角闲逛了。诺顿帮里有一部分人在娱乐中心消磨一段时间以示响应，不过他们的活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多克的新工作帮助他恢复了自信。史密斯先生说，在中心开业的筹备工作期间，多克无精打采的，致使他曾生怕多克无力胜任这项工作。可是中心开业以后，多克就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了。他变得完全可以信赖，很快就使一切都顺利地运行起来了。刚开业那两天，他曾遇到有人偷东西的麻烦，不过，没出一个星期，被偷走的东西就都被还回来了。此后，偷东西的情况就有了很大改变。小伙子们把据他们说是找到的或者是曾经给他们的东西捐赠给中心，但多克怀疑这些东西是他们偷去的。不管这些东西来路如何，反正这些捐赠表明小伙子们已经把中心当成他们自己的中心了。
多克的背景使得他比社会工作者更具有重要的便利条件。虽然他不认识其中心所在地区内的年龄较小的男孩子，却认识他们的哥哥、表兄或家长中的一些人。他还能号召他的朋友们帮助他。有一段时间，迈克·乔瓦尼曾在中心每周讲一次拳击课。多克的经验还使他能够通过短时间的观察对每一个街角青年群体作出估价。中心开业的第二天晚上，他就已经能对我说出每一个街角帮里有多少人，他们经常到什么地方去，以及这一群人的头儿是谁。他对这些领袖人物的承认表现为，在关系到他们的群体的问题上，让他们负责作决定。他没有遇到严重的纪律方面的问题。不久，他的中心就被组织得能自行运转了，多克只在裁定纠纷、解答问题和提供忠告时出面。
而那两名社会工作者的情况是，其中一名遇到了这样一些问题：如打破窗户、偷东西和普遍的不守规矩，以至于他负责的中心开业才几个星期就被迫关闭了。另一名社会工作者费了好大劲才支撑了6个月，不过要是没有多克的帮助，他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难说了。多克认识一些经常在这个中心附近闲逛的年龄比较大的街角青年。年轻的男孩子尊他们为“硬汉子”。多克说服他们到中心来，安安静静地玩牌，以便树立一个好榜样。那位社会工作者承认这对他非常有帮助。还有的时候，弗兰克、乔和朗·约翰到中心来劝架，并帮助维持秩序。
每个关心这项计划的人都承认，在这三个中心中，多克的中心是唯一真正成功的。不过，这个工作并没有永久性地解决他的问题。6个月以后，这项计划没能够再次获得资助，多克也再度失业。虽然史密斯先生说他愿意帮助多克找个工作，但他在考虑多克的工作时，并没有将这与他的正规计划联系起来。那年的夏天和历年的夏天一样，街坊文教馆为科纳维尔青年举办的夏令营雇用的领队清一色地是外地的大学生。
多克在娱乐中心工作期间，晚上下班之后仍能继续见到丹尼。多克失业以后，开始经常和丹尼一起，呆在斯庞吉那里。虽然在生意不景气时，斯庞吉无法给丹尼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他喜欢丹尼来和他作伴，丹尼的不少个人花用也是由他支付的。斯庞吉和多克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而且无论斯庞吉到哪儿去，都总愿意有多克为伴。
诺顿帮中的一些人也在斯庞吉那里消磨时光，不过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他们的聚会地点。在诺顿街的街角，一个新的群体出现了。安杰洛、纳特西、弗兰克、乔、菲尔·普林西皮奥和保罗·戴马夏混在一起。菲尔和保罗是大学里的研究生，他们曾加入过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不过后来投奔了街角青年。他们与安杰洛的关系尤其密切。安杰洛是这一帮的头儿，纳特西的地位仅次于他。
诺顿帮的解体牵扯到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变化。多克谈到他与斯庞吉的关系时对我说：
斯庞吉说了算。这是很自然的。这是他的地方，而且周围许多人都听他的。可是他不能随便支使我。……有时候，丹尼只是为了激我的火，叫斯庞吉让我跑腿儿。斯庞吉走到我跟前，可是他甚至还没开口，就自己先笑起来了，这件事对他来说显得那么滑稽。他试着交给我两角五分钱，说，“嘿嘿，多克，去给我买点儿东西来。”
我告诉他，“你自己去吧。”他笑了。他觉得这是一个特大的玩笑。……我告诉他，他休想收买我。
他说，“我还没说出来要给你一辆别克车呢！”当然，一辆别克车可是个大家伙。他说，唯一的问题是他给我的报酬还不够多。我告诉他，就是他出100万美元也休想收买我。……他知道有些事我是决不会去做的。我和他的生意毫无关系。
尽管多克为保持他的独立性而自豪，他却已不再是一位领袖了。
朗·约翰把他的时间分别花在斯庞吉那里和诺顿街的街角。这种重新组合将他置于一种极容易受责难的地位。在斯庞吉的“下流场所”出出进进的有两群人：核心和随从。斯庞吉把他的兄弟、丹尼、多克和另外两个人算作核心。当他去用一点“咖啡点心”、开车兜风或看电影时，他会请他们与他作伴。他不请朗·约翰，于是朗·约翰被排除在核心之外。没有多克、丹尼和迈克的支持，朗·约翰在依然留在诺顿街上的人们中间是没有地位的，也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
保龄球活动的过程清楚地表明了诺顿帮遇到的情况。在1937至1938年的活动季节里，小伙子们每星期六晚上刚过8点钟就到球场来了，并一盘接一盘地一直玩到午夜闭馆的时间。在1938至1939年的活动季节里，直到晚上9点钟以后才开始打保龄球，而且每一盘与下一盘之间间隔很长时间，晚上到11点钟前后就结束了。原来是10个人玩，其他人等着轮到自己，现在是球场上只看到6至8个人。多克在他的娱乐中心一直要忙到10点，丹尼和迈克也不常来。有几个小伙子对我说，保龄球好像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了。
第二年，球场上再次拥挤起来，不过玩球的人们中间有许多是新人，以至于这个群体好像已不再是诺顿帮了。有一次，多克发表评论说：
除非在球场上，里科和奇克·莫雷利从来不和我们在一起。……有一天晚上，我和奇克在球场上争论起来。他完全有理，但是我的话说得非常圆滑，最后使他不得不为他说的话道歉。当然，小伙子们都站在我一边。……他说我们是一个小集团，说我们玩球的时候有偏有向。当然，这是实话；我们确实是一个小集团。可是我仍然让他说出我们不是。
在我们和圣马科斯队赛球的那天晚上，丹尼也到球场来了。我问他们是想和一级队赛还是和我的队赛。他们说，“你的队”。于是我告诉丹尼，“你如果想玩，就在我的队。”他说他不想玩，他病了一场，还没有完全好。这样一来，我们就没有必要为了让他上场而让里科或奇克下去了。可是今天，丹尼和迈克都想玩，我也想和他们一起玩。对于我来说，打保龄球不仅仅是一种运动。和不同的人一起玩，给我的感觉不大一样。我想和我的朋友们一起玩。所以我告诉丹尼和迈克这个星期六来这里看看形势。假如没有他们的地方，他们就到下几个球道去，或者上楼。我对他们说，“这样一来，你们就把我拉走了。”我会跟他们去，无论是谁，只要想跟着我们，都可以来。这样，它就又真正成为我们的队了。
由于丹尼和迈克在后来的那个星期六没有露面，此后也不经常来，所以没有出现这一决定性的突破。小伙子们继续在一个人员混杂的群体里打保龄球。
1939年10月，多克告诉我，“纳特西打算要东山再起。近来我和丹尼不大经常到这里来，他就想要接管。他鼓动小伙子们和我们挑战赛球。”纳特西让弗兰克、卡尔和托米与多克、丹尼、克里斯和朗·约翰赛球。多克的球队赢了第一场，但比分相当接近；纳特西再次挑战，他的队把比分拉平了。纳特西的小伙子们心满意足；也没有再安排比赛。
在这两场比赛中，纳特西表现得非常突出。在此之前，他很少打保龄球，并被认为是个很差的球手。在第一次比赛中，他打得很好；在第二次比赛中，他把所有的竞争对手都远远地甩在后面。他还带头喝彩。他不断地给他的队鼓劲，又不断地嘲弄他的对手。他不时地喊，“你们见过的最佳球手是谁呀？”
他的队友们对他喊着回答，“纳特西！”
有好几次，丹尼也开玩笑地跟着帮腔。第二次比赛结束后，纳特西对我说，“比尔，我是不是一个有鼓动性的领袖？”
第二个星期六，纳特西本人向他的表兄克里斯·特鲁多提出挑战。克里斯·特鲁多在当时被认为是诺顿帮里的最佳球手。克里斯赢了，但是纳特西再次挑战，并在后两轮中打败了克里斯。
正当多克、朗·约翰、克里斯、奇克和里科与圣马科斯队赛球时——他们输了一分——纳特西和弗兰克却丢下他们到旁边的球道上打球去了。队员们觉得，如果纳特西在这儿当拉拉队，是可以使圣马科斯队输球，从而使多克的队转败为胜的。所以朗·约翰对弗兰克说，“你们这帮小子可真差劲。我们需要你们鼓劲的时候，你们倒跑了。”
弗兰克回答说，“我们想打球的时候，凭什么应该去给你们助威？你算老几呀——你是老板？”
在诺顿帮是一个群体的时候，二级队从来没有机会和一级队赛球。在这个群体一分为二以后，多克、丹尼和迈克就无法再让他们的随从者们服服帖帖的了。纳特西有了在他那群球员中称王的机会，尽管他还不很熟练，却以一种与他的新地位相称的表现达到了目的。
在纳特西的地位提高的同时，朗·约翰却每况愈下。早在1939年春天，朗·约翰的地位就在显著下降了。他的球艺退步，在那年春季的最后一次个人有奖比赛中，得了倒数第二名。在1939至1940年活动季节的头一个月，他也未见长进。在与纳特西的球队赛球时，朗·约翰打得很差。多克和丹尼大概会对他说，“哎呀，你和以前比，好像变了一个人。也许你今年没有资格呆在一级队了。”
这些话都是以一种开玩笑的口吻说的，不过它们象征着已经发生了变化的人际关系。纳特西的队员们仿佛感到了朗·约翰孤立无援的地位，于是又加倍地对他进行口头攻击。他们对他的攻击一向多于对多克、丹尼或迈克的攻击，不过现在，在纳特西的领导下，他们对他发起连珠炮般的无情攻击，意在摧毁他的自信心。既然他的球打得这么糟，朗·约翰就几乎无言为自己争辩了。
有一天下午，多克来和我商量朗·约翰的事。他曾向多克透露，说他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睡好觉了。正像多克说的：
我和他讨论这件事。……每当他半睡半醒、被单盖住他脸的时候，他就醒了，以为自己死了。……我对他说，“约翰，你小时候一定遇上过什么事。也许有时候你正在玩，有人把一件上衣扔在你头上，你就以为你要被闷死了。”可是他想不出曾有过这样的事。我让他再多想一想他小时候的事，最后他想起来了。那是在他8岁左右的时候。他得了肺炎，病得很厉害，医生对他妈妈说他死了。他们把被单拉上来蒙上了他的脸。等他醒过来，他听见妈妈在拼命地哭叫，亲戚们也在哭，以为他死了。后来他动了动，他们看到他动，就拉下了那被单，大家都喜出望外。可是这一定在约翰头脑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的时候，我向他解释了让这样一件事烦扰自己有多么愚蠢。……
我对多克说，要达到治疗效果，光这样做还不够。我建议，如果他把朗·约翰带进斯庞吉的核心，当别人攻击朗·约翰的时候，他和丹尼为他的球艺辩护并且鼓励他，或许能消除他的紧张。多克对此表示怀疑，不过他同意看一看能做些什么。没过多久，他就使朗·约翰有了进入斯庞吉的核心的资格。正如他解释的那样：
我对斯庞吉什么也没说，不过我已经摸透了他的脾气。我只是一个劲儿地吹捧朗·约翰。如果他不在，我就问小伙子们他在哪儿。等他来了，我就对他说，“喂，朗·约翰，你这个坏小子！”然后问他到哪儿去了。我那么关心他，以至于他马上就进了核心。斯庞吉开始请他和我们一起出去。现在，即使我不在的时候，约翰也在他那儿。
与此同时，多克和丹尼在保龄球场上也开始支持他。朗·约翰的球艺开始提高。不久他就打得像他在1937至1938年活动季节时一样好了。在作为1939至1940年活动季节的高潮的那次个人比赛中，他得了一等奖。他再也不和多克谈论他的噩梦了。
附图表明了诺顿街形成的新群体的结构。
由于安杰洛不打保龄球，纳特西在球场上可以充当领导。但是当小伙子们在街角时，他就不是安杰洛的对手了。卡尔和托米在球场上跟着纳特西，不过他们很少到街角来。唯一与纳特西个人要好的是弗兰克。菲尔和保罗由于参加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而和安杰洛成为亲密的朋友，乔也和安杰洛很要好。
安杰洛在街角的强有力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靠他在科纳维尔戏剧俱乐部的活动，而纳特西不属于这个俱乐部。1939年冬末，小伙子们怂恿多克为他的这帮人找一个集会室，以便使诺顿帮能凑在一起。多克在和史密斯先生商议娱乐中心的计划时，提出他的小伙子们是否可以在科纳维尔街坊文教馆里有一间集会室。史密斯先生把街坊文教馆里最好的一个房间给了多克，每周可使用一个晚上。多克找来安杰洛、乔、弗兰克和朗·约翰，还有阿芙罗狄蒂俱乐部的几个女孩子和其他几个男人和女孩子，成立了科纳维尔戏剧俱乐部。此后，由于他在娱乐中心的工作太忙，所以无法出席会议。但他信任安杰洛。安杰洛在有关俱乐部方针的问题上要听取多克的意见，每当多克不在时，就由他来主持会议。这加强了安杰洛在街角的地位。
多克向我说明当安杰洛和小伙子们在一起时是怎么办事的：
上星期的一天晚上，我在去参加一个宴会的途中，在斯蒂芬尼的理发店里停了下来。整个这一帮人全在理发店里。我问安杰洛，“你们今天晚上这是干什么呢？”
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想不过是闲呆着吧。”
我让他和我一起去参加宴会。他说他不能去，有人请过他，他曾说过他很忙。……后来我转向菲尔，问他在干什么。“我不知道。他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然后他望着安杰洛。我问保罗，他也给我同样的回答。我又一个接一个地问乔、纳特西和弗兰克，而他们说的都完全一样，“我不知道。他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而“他们”是指安杰洛。……我说，“那好吧，我回头来看你们。”……后来，我们来到詹宁斯的自助餐厅，这帮人已经在后排的一张桌子旁就座了。我和与我同来的人们坐在一起。这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不对。可是过了一会儿，安杰洛走过来坐在我旁边。他有件事想告诉我。我还以为他只打算过来呆几分钟呢！可是他呆的工夫太大了。保罗拉过来一把椅子，然后菲尔也过来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过来，最后他们这6个人全过来和我们在一起了。他们只好又拉过来一张桌子，好坐在我们旁边。……好，假设是保罗有话想对我说。他可以走过来，想呆多长时间就呆多长时间。只要安杰洛不过来，其他人就一个也不会动。
假设有一天晚上他们5个人在斯蒂芬尼的理发店里，而安杰洛未到。菲尔也许会说，“咱们去看一场电影吧！”纳特西会说，“好呀，不过咱们得等安杰洛。”于是他们就等着他。假如过了一会儿他还不来，他们就去找他。他们到他家去，想找到他。只有在等过他之后，他们才觉得可以没有他而到别的地方去。等待安杰洛好像是一种义务。……
假设他们找到了他，并请他去看电影。如果他说，“好吧！”，他们就去看。可是如果他说，“不去”，他们也就不去了。
弗兰克和纳特西有时候说安杰洛的坏话。弗兰克对我说，“他净胡说八道。他让我等着他，我只好等着，等了一个钟头他才来，可是，我要是晚到5分钟，他们就丢下我走了。”……纳特西说，“昨天晚上安杰洛告诉我10点半在詹宁斯那里见面。我一直等到12点他也没来！”……纳特西所说的那个晚上，安杰洛是和我在一起。……他们在我面前骂安杰洛，只是希望我会同意他们的说法。假如我说他们是对的，我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但是我说，“不对，安杰洛可是个好孩子。”
不，安杰洛并不知道他是他们的头儿。如果你把这告诉他，就把他毁了。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问，假如安杰洛不在，多克来到这5个人跟前让他们到某个地方去，会出现什么情况。
他们必须先找到安杰洛。这像是一种义务。你明白了吧，如今我实际上已经不属于那个集团了。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够多。除非安杰洛表示同意，他们什么也不会做。……安杰洛和我是好朋友。他总问我在干什么，我知道，如果我让他跟我来，他就会来。
还有一天晚上，我在街角看到了纳特西、弗兰克、菲尔和乔·道奇。他们在等安杰洛，然后打算去散步。我顺着大街往前走，碰见安杰洛走过来。我对他说——倒不是因为我想表示我是个头儿，而是因为我想让他那么做——我说，“安杰洛，你在街角等着我，然后咱们一起到大都会饭店去。……”等我回来时，他们都在等我。我们一起动身，走过几个街区之后，菲尔问我们要去哪儿。我说安杰洛和我要去大都会饭店。菲尔对安杰洛说，他们等了他整整一个晚上，现在他倒要丢下他们走了。我告诉安杰洛我并不想把他从小伙子们那里带走，他要是想留下来和他们在一起就可以留下来。但是他跟我走了。他们在某某街角处离开了我们。我回过头去看看他们往哪儿走。他们分手了。弗兰克和纳特西走一条路，菲尔和乔走另一条路。
如今，是安杰洛使这个集团凑集在一起。假如他离开一个月，他们就散伙了。
到1941年初春，安杰洛仍然是这群小伙子的头儿。尽管他们常常对他作出的决定表示不满，却一直追随着他。多克到街角来的时候不多，而安杰洛则感到胸有成竹，以至于不再费事去找他商量这个群体或俱乐部的计划。后来，有一天晚上，多克在戏剧俱乐部的一次会议上露面了。安杰洛提出了一条已经确定的行动方针。多克认为安杰洛的想法是愚蠢的，并且说出了这一看法。当多克领头反对他时，安杰洛的追随者们都背叛了他，他的建议被推翻了。安杰洛感到很难适应这种新形势，于是退出了戏剧俱乐部。有一段时间，他都不肯和多克讲话。他希望小伙子们会站在他一边，可是他们却支持多克，并随意地说安杰洛的坏话 。多克保护了安杰洛。过了一段时间，安杰洛回到俱乐部与多克讲和了，于是他们的关系又变得很像在安杰洛成为街角青年的领袖之前的那种关系。当安杰洛在俱乐部里的权力被摧毁时，他也失去了对街角的控制。再也没有一个领袖来把小伙子们聚集在一起了，多克帮的最后残余也就此从诺顿街上消失了。
[1] 多克的爱称。——译者
[2] 加拉哈德是亚瑟王传奇中心地纯正的武士。——译者
[3] 本尼迪克特·阿诺德（1741—1801），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将领，后因私通英军而逃亡英国。——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