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国民所得与人口质量
第1节
第7、8两章得出的一般结论，直到最近一直像在那两章中那样被人们叙述着，并未引起争论或争议。但近年来，人们掌握的生物学知识取得了巨大进展。以前，经济学家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考虑经济因素对人口数量的影响，不得不考虑由环境所决定的人口质量，但却没有提出过经济因素对由基本的生物属性所决定的人口质量产生的影响。现在，情况不同了。生物统计学家和门德尔学派学者都把注意力转向了社会学，并坚持认为，正确理解遗传规律对经济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据说，经济学家在像我那样讨论国民所得状况对福利的直接影响时，是在白白浪费精力。直接影响毫无意义；重要的实际上仅仅是分别对良好血统或不良血统家庭的大小产生的间接影响。因为各种形式的福利最终都取决于远比经济安排更加根本的东西，即取决于影响生物选择的一般力量。我有意有点含糊地叙述这些主张，因为我急于想以一种建设性精神而不是批判精神来考察由此提出的问题。在以下各节，我将努力尽可能准确地说明，近来生物学的发展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学。为此，我首先将区分出生物学取得的某些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虽然价值巨大，但严格说来却与经济学无关；其次，我将考察这样一种一般性的主张，即生物学的新进展使前面各章显示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变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了；第三，我将考察一些重要方面，在这些方面，这门新的学问开始直接触及我试图考察的那些问题，并使得我必须修正已经得出的结论。
第2节
到目前为止，现代生物学研究对社会学作出的最重要贡献，是它确信，某些先天缺陷具有明显的遗传性。无论对遗传的生理机制采取何种观点，实际的结果都是一样。我们知道，有先天缺陷的人如果结婚的话，会把有缺陷的组织遗传给自己的一些孩子。对于值得拥有的一般素质，特别是精神方面的素质，我们却没有那么明确的了解。巴特森在写出下面的话时提出了明智的告诫：“虽然对于何者构成极端的不适当，我们的经验是相当可靠的和明确的，但在估计对社会有用或可能有用的素质方面，或估计所需要的这种素质的数量比例方面，却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指导我们。……在有较高精神素质的人身上，尚没有任何东西暗示他们采用的是何种简单的遗传方法。这些精神素质以及较为发达的体力，都可能产生于许多因素的巧合，而不是产生于拥有某个基因”。 [121] 而且，惠桑夫妇正确地指出，好素质，如才能、德性、健康的身体、健美、美丽动人等，“从遗传的角度看，与至此考察的一些坏素质有本质的不同，因为好素质依赖于许许多多因素的同时出现。这种同时出现在遗传过程中肯定很难追踪到；在遗传过程中，每一特质可以单独遗传，不同特质可以联系在一起，或根本不相容，人的素质的遗传方式要比我们在植物和动物那里看到的复杂得多。各种因素的复杂组合造就了能干或富有魅力的男人或女人的人格；我们目前掌握的知识远远不足以使我们能够预测这种组合将如何在他们的子孙身上重现”。 [122] 我们在这个领域实际上被重重的无知包围着，必须谨慎而再谨慎。唐卡斯特说得好：“在这方面，仍然必须遵循经验准则和常识，直至科学能以确定无疑的声音说话的时代来临”。 [123] 最近，已故的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提出了这样一种权威的观点：“那些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了解的实情已足够多，在他们的头脑中对一般结果不再有疑问，但除了在极端情况下，从数量上说了解的实情还没有充足到能证明采取立法行动或其他行动为正当的地步”。 [124] 最好不要忘记，贝多芬的父亲是酒鬼，他的母亲死于肺病。 [125] 我们对某些缺陷的无知却没有这么严重。这些缺陷正是高尔顿心里想的极端情况。不少医学界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极力主张，应强制性地阻止弱智者、白痴、梅毒患者、肺病患者生儿育女，这可以从源头上消除大批有缺陷的人。这个问题在有精神缺陷的人当中特别紧迫，因为如果放任他们的话，他们的生育率往往极高。例如，在皇家弱智者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一个经验特别丰富的证人特雷德戈尔德博士指出，那些让孩子上公立小学的家庭，平均有4个孩子；而那些送孩子上特殊学校的退化家庭，平均有7.3个孩子，尚不包括死产儿”。 [126] 况且，弱智妇女常常在特别年轻时就开始生孩子；必须记住，即使家庭的大小不受影响，早婚也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因为，降低任何人群的正常结婚年龄，“各代人相互接续的速度都会加快，从而该人群的子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将增加”。 [127] 然而，弱智者并不是需要加以限制生育的惟一人群。一些学者建议，某些形式的犯罪和某些助长贫穷的特质，亦可用同样方式从种族中消除。卡尔·皮尔逊教授提出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如果正确的话，将大大增加此种政策达到其目标的可能性。他认为，种类完全不同的缺陷是相关的，“有某种类似于胚种退化的东西，它会表现在相同器官的不同缺陷上，或不同器官的缺陷上”。 [128] 巴特森依据不同的理论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他说有“迹象表明，在极端情况下，不适者具有较为明显的遗传原因，常常可以看出是由于存在着某一简单的遗传性因素”。 [129] 总之，正如上面最后引证的那位学者所说，毫无疑问，“某些严重的身体和精神缺陷，几乎可以肯定还有某些致病的素质，以及某些形式的罪恶和犯罪，如果社会有决心的话，是可以根除的”。 [130]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也是一个乍看起来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不费很大劲就可以实际运用的结论。时常有因犯罪或精神错乱而带污点的人，被强制送交政府机构。此时，在仔细研究后，通过永久性隔离，或可能的话，像在美国的某些州那样，经法律批准后，通过外科手术，可以使他们不能再生育。 [131] 我们掌握的知识似乎足以允许我们在这方面采取某些慎重的步骤。毫无疑问，这种政策会增进社会的一般福利和经济福利。为这个结论，为人们由此而希望采取的重大步骤，我们要感谢现代生物学。然而，这个结论却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丝毫未影响前几章得出的结论。
第3节
因此，我转而讨论另外一种观点，其与经济学的相关性是绝对不容置疑的，这种观点认为，我们在本书中进行的所有这些研究都是不重要的，方向都是错误的。概括地说，其指责如下。经济上的改变，例如改变国民所得的大小、构成或分配，只会影响环境；而环境根本不重要，因为环境的改善并不会影响享受这种改善的人所生育的孩子的素质。庞尼特教授就持有这种观点，他宣称，卫生、教育等等“顶多只是转瞬即逝的沾标剂，它们延缓了但却增大了所要解决的困难。……永久的进步是生育问题，而不是教学问题；是配子问题，不是教育问题”。 [132] 洛克先生 [133] 甚至更为强调这个意思。从实践方面看，这些学者的观点实质上与卡尔·皮尔逊的观点一致。
当然，所有这些观点的科学基础是这样一种论点，即后天的特质产生于环境的影响，是不遗传的。至少就较为复杂的多细胞生物体而言，这种论点认为，最终形成生物后代的生殖细胞，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形成生物身体的细胞。例如，威尔逊先生写道：“如果认为遗传是从父母的身体发生于子女的身体，那就完全错了。子女是从父母的生殖细胞而非父母的身体获得性格遗传，生殖细胞并非由其所产生的身体获得其特质，而是得之于其血统中早先存在的相同种类的生殖细胞。因此，可以说，身体是生殖细胞的产物。就遗传而言，身体仅仅是生殖细胞的携带者，为后代照管生殖细胞”。 [134] 唐卡斯特采取了实质上相同的观点：“早期的遗传理论认为，生殖细胞是由身体产生的，因而必然要么包含有身体各部分的样本，要么至少包含有产生于那些部分的某种单元，能致使它们在下一代身上发展。逐渐地，随着对遗传和生殖细胞实际起源的研究不断取得进展，生物学家放弃了这种观点，转而相信胚种的连续性，也就是认为，生殖质产生于以前的生殖质，身体是生殖质的一种产物。因此，子女像父母，不是因为子女产生于父母，而是因为子女和父母都产生于同一家系的遗传物质”。 [135] 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则生物体的确定的特质，其出现便取决于在其生殖细胞中存在着确定的结构或物质，因而不会直接受到某一祖先后天获得的素质的影响。只有不确定的特质，才会受到后天素质的影响。例如这样一些特质，它们可以被认为是产生于生殖细胞和身体其他细胞的相互交感，或产生于接受液体或易溶的物质。当然，由此而保存的特质并非完全不重要。使生殖细胞处于有毒的环境中是否会对生殖细胞的后代产生永久性影响，这个问题似乎尚无定论。J.A.汤姆逊教授写道：“使生殖细胞与身体一起中毒和以特定方式影响生殖细胞，使其发育时能复制父母的特定变异，这两者之间有很大差异”。 [136] 生殖细胞过的并不是“一种有魔法保护的生活，不受作为其携带者的肉体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偶然事件或意外事件的影响”。 [137] 相反，有证据表明，不仅像酒精这样的直接有毒物质，而且连父母遭受的伤害，都会影响生殖细胞的营养，从而导致后代的整体衰弱，由此造成不良的性格特征，尽管对其后代的后代会造成多大影响是有疑问的。但生物学家的一般观点似乎是，一代人后天的特征对下一代人素质的影响，同这一代人先天的特征所产生的影响相比，无论如何是很小的。 [138] “教育之于人，正如肥料之于豌豆。受教育者本身会因受教育而变得更好，但他们的经验一点也不会改变其后代的不可改变的本性。” [139] 同样，“疏忽、贫穷和父母的无知，虽然造成的结果很严重，却没有显著的遗传效应”。 [140]
这种生物学论点，在专家中占主导地位，外行人无权对其表示异议。如前所述，它是这样一种观点的科学基础，即经济条件由于属于环境范畴，因而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实际上并不重要。我接受上述生物学前提。但我不同意其社会学结论。西德尼·韦布教授温和地反对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社会问题的生物方面。他写道：“使所有婴儿都出生于优良血统，然后使他们一代又一代地成长为坏人，这毕竟没有多大用处。一个世界若其成年人都出身良好但身体和道德都不正常，那这个世界并不诱人”。 [141] 然而，我的批评要比这更为深入。庞尼特教授和其同事会接受韦布先生的观点。他们完全承认，环境会影响直接生活于其中的人，但他们认为，环境不重要，原因是环境不会影响接下来几代人的先天素质，因而不会产生任何持久的结果。我的回答是，一代人的环境会产生持久的结果，因为它会影响未来几代人的环境。简言之，环境像人一样，也有子女。虽然教育等等不能影响物质世界的新生命，但它们却能影响观念世界的新生命； [142] [143] 观念一旦产生或一旦被某一代人所接受，无论能否物化为机器发明，都不仅会从根本上改造接下来几代人享有的环境， [144] 而且还会为进一步的发展铺平道路。其原因是，虽然每一个新人必须从其上一辈开始的地方开始，但每一项新发明却会继承上一项发明。 [145] 这样一来，便会使环境发生永久性的变化，或确切地说逐渐的变化，而既然人们承认，环境会对实际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变化就会产生持久的效果。诚然，在动物中和在原始种族中，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在这里，某一代在观念领域中创造的东西，不容易传给其后代。“人类居住得很分散，无法相互交往时，相同的发明要作出一百次。其努力及其成就会随着家庭中某个人或最后一个成员的死亡而消失，因为发明是靠口授传下来的。” [146] 但在文明人当中，有了书写和印刷术后，思想却能永久流传下来，从而使每一代人都有能力为后代人塑造和重新塑造理想的环境。塔德领会了这一点，他写道：“促进进一步的生产是资本的主要功效，资本这个词就应该这么来理解。
但资本是由何而来的呢？是由商品或特殊种类的商品而来的吗？不是，而是由记忆所保存的幸运的试验而来的。资本是传统或社会记忆。资本之于社会，就如同遗传或有生命的记忆（这是个神秘的词）之于生物。人们节省和储存一些产品，用于建造发明者所构想的模型的新复本；这些产品之于这些模型（它们才是真正的社会生殖细胞），就如同子叶（它仅仅是储存的食物）之于胚胎”。 [147] 培根曾宣称：“引入新发明似乎是全部人类活动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新发明带来的利益可泽及全人类，而政治活动带来的好处只能惠及某个国家的人民：后者只能持续几个时代，而前者则会永久存续”。 [148] 马歇尔以同样的精神写道：“假如世界上的物质财富被毁，而借以创造物质财富的观念保留了下来，则物质财富会很快恢复。但如果失掉的是观念而不是物质财富，那么物质财富就会缩减，世界就会重新陷入贫困。而且，如果失掉关于纯粹事实的大部分知识，保留下了建设性的思想观念，则很快会重新获得前者；可如果失掉建设性的观念，世界将重新进入黑暗时代”。甚至以上这些引述的话，也并未能完全说清楚这个问题。正如马歇尔在另一处所说：“任何变化若能使某一代工人得到更高的收入，并使他们能有更多的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都会增加他们可以提供给自己子女的利益；与此同时，他们自己的才智、智慧和远见增加后，这种变化也将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愿意为子女的幸福牺牲自己的快乐”。 [149] 而这些子女变得更加强健和聪明后，一旦长大成人，便能为自己的子女提供更好的环境（我所谓的环境包括母亲在产前和产后所享有的物质环境），由此而循环往复，效果越来越大。 [150] 上一代人环境的改变会产生各种力量，可持续不断地改善以后各代人的环境，从而提高人类的素质（当前的环境只对人类的素质负有部分责任。因此，庞尼特教授的断言过于武断了。 [151] 与生儿育女毫无关系的事情，不仅能够带来永久性的进步，而且还能够带来越来越大的进步。我们确实不应满足于能够这个词。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人类的大脑机能在各个历史时期取得的巨大发展，与生殖细胞的显著变化没有关系。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思维能力通过并不比前代人天生具有优良得多的生殖细胞的人们之间的接触与合作得到了提高。“人口问题方面有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自然状态下物种的变化，完全依赖于生殖细胞的变化；人类出现之前我们祖先的变化，也取决于人口的质量；但是，要解释广义近代史上最突出的事实（即知识与能力的加速进步），则应该在人口数量而不是质量的变化中寻找原因。” [152] 因而，我们的结论是，在影响后天素质的因素和影响先天素质的因素之间，并不存在某些人所认为的那种根本差别。两者是同样重要的；无论哪一方的研究者都无权轻视另一方的研究成果。
第4节
接下来我将讨论本章第3节提到的第三个论题，即新的生物学知识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必须修正第7章和第8章得出的结论。可以回想起，这些结论的大意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1）国民所得数量的增加（只要这不是靠对工人施加过大的压力获得的），以及国民所得分配有利于穷人的变化，可能会增加经济福利，并通过经济福利，增加一般福利。针对这些结论，受过生物学训练的批评者认为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他们觉得，沿着上述第一条路线取得的进步，会不会由于阻碍自然选择的自由作用和使孱弱的儿童得以生存，而产生一种造成国民衰弱的影响？沿着上述第二条路线取得的进步，会不会由于有意照顾劣等家系，也产生类似的有害作用？难道没有理由担心，光辉灿烂的进步潮流是一种假象，在其向前奔流时裹挟着灾难的种子？我们宣称会带来福利的那些变化真的那么重要吗？现在必须依次考察一番这个论点的这两个部分。
第5节
许多学者一直在强调，总财富的增加会危害国民的活力。体质弱的孩子，在艰苦的环境中会夭折，而在舒适的环境中则能存活下来，且自己亦能生儿育女。 [153] 有人甚至认为，一些曾获得了巨额财富的民族和贵族最终衰亡的奥秘就在于此。其实有些缓和因素可以用来减弱这种观点的力量。首先，根据最新的生物学观点，孱弱的孩子的存活，如果其孱弱在某种程度上是偶然因素造成的，而不是先天的缺陷造成的，则最终不会给其家族造成损害，因为这种孱弱的孩子所生的子女很可能是强壮的。其次，婴儿期的孱弱不一定就表明先天身体孱弱。尤尔先生用数学方法考察了可以得到的统计资料后指出，或许“婴儿的死亡率只对婴儿期的一些特殊危险具有选择性，其影响很少超过生命的第二年，而病婴引致孱弱的效应，时间则较长”。 [154] 这些缓和因素虽不能推翻，但却多少限定了这一论点，即财富的增长，若不伴有防护措施，可能会导致种族的先天素质退化。还有另一个缓和因素，虽不那么具有根本性质，却也很重要。因为，即使种族的先天素质受到一些损害，却不能由此而说，其后代的先天素质和环境素质也受到这样的损害。如果说财富的增加会消除那些有助于根除不适者的因素，那它也会消除那些使适者变弱的因素。这种双重作用的总的效果很可能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地方政府委员会就婴儿死亡率和一般死亡率的关系发表的一份重要报告表明，情况确实是这样。在这份报告中，纽肖尔姆博士直接抨击了这样一种观点，即那些有助于降低婴儿死亡率的改善，由于使体弱者能存活下来，必然有损于人口的一般健康。相反，他发现，“一般说来，在婴儿死亡率高的郡，人们在20岁之前的死亡率也极高，而在婴儿死亡率低的郡，人们在20岁之前的死亡率也较低，尽管这一优势在20岁以后并不像在20岁以前那么大。……根据一般的经验，有理由认为，患病人数大致上是随着死亡人数而变化的；毫无疑问，同婴儿死亡率较低的郡相比，在婴儿死亡率高的郡，（不算移民）患病者较多，青年人和成年人的健康水平也较低”。 [155] 的确，纽肖尔姆博士的论点会遭到这样的反驳，即各郡已查明的婴儿死亡率和成人死亡率的差异，可归因于各郡居民素质的差异。所以，该论点未能证明，财富增加因改善了环境而产生的有益的直接影响，会超过财富增加因阻碍自然选择而产生的有害的间接影响。 [156] 也许，有害的作用真的较强，但在统计数字中被掩盖了，因为它作用于从小体格就较好的人——他们能赚较多的钱，因而生活得较好，就表明了这一点。这种批评会削弱纽肖尔姆博士根据统计数字提出的论点所具有的力量。尽管如此，直接观察到的事实依然存在，即良好的环境可消除那些往往会削弱适者的因素。连同本节开头提出的那些考虑，这一事实驳斥了以下观点，即国民所得的增加和必然与之俱来的环境改善，携带有使后代孱弱的种子，因而最终有损于经济福利，而不是增进经济福利。无论如何，只要采取第2节提出的隔离不适者的政策，就可以很容易地完全抵消可能产生这种作用的危险。正如汤姆森教授指出的，只要不允许孱弱者生儿育女，保护孱弱者就不会带来生物学上的灾祸。 [157] 所以，没有必要放弃我们的结论，即那些有助于增加国民福利的因素，一般说来也有助于增进经济福利，并通过经济福利，增进总福利。
第6节
改善国民所得分配而对国民活力和效力构成的威胁，似乎仅从推理看就很巨大。因为分配的改善可能会改变后代人分别出生于富人阶级和穷人阶级的比例。这样一来，如果同富人阶级相比，穷人阶级构成效率较低的家系——如果经济地位真的是先天素质的指标——那么，分配的改善必然会改变先天素质的一般水平，因而从长期来看，必然会以越来越大的力量影响国民所得的数量。可我不同意一些人的观点，他们认为，贫穷与先天的无效率是明显而确定无疑地相关的。无疑，极端的贫穷是成年人无能、身体弱和其他“不良”素质的结果。但这些不良素质一般说来是与不良环境相关的。因而可以认为，“不良”素质主要不是不良原始性格特征的结果，而是不良原始环境的结果，若把这视为毫无价值的论点，那是荒谬可笑的。 [158] 然而，尽管并非不言自明，可我认为，贫穷和“不良原始性格特征”之间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在较富有的人当中，总是有一些人起家于贫穷的环境，这种环境是他们与那些仍然贫穷的伙伴从小共享的。随着受教育等的机会能更多地被穷人获得，这种运动会变得更为明显。同样，在穷人当中，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从较优越的环境中沦落到穷困境地的。在这些较富有的人具有的原始性格特征当中，可能有一些素质有助于发挥效率；而在这些较贫穷的人具有的原始性格特征当中，可能有一些相反的素质。 [159] 因此，影响较富有者和较贫穷者的相对生育率的因素，（从效率观点看）很可能确实会在同一方向上影响原始性格特征“较好”者和“较差”者的相对生育率。假如穷人阶级富裕程度的增加确实会导致生殖率的提高，那么，国民所得分配的改善便会增加最佳家系以外的父母所生子女的数目及其所占的比例。然而，众所周知，最底层阶级的生殖几乎不受经济考虑的阻碍，因而全体穷人富裕程度的增加只会增加最底层阶级以外的较贫穷者所生子女的数目。所以，整个人口的平均素质不一定会降低。但事情不一定止步于此。前面提及的布伦塔诺教授的研究表明，某一阶级富裕程度的增加，从总体上说趋于降低而不是提高该阶级的生殖率，而且他说明了为何有理由相信，这一趋势不会被随之而来的死亡率的降低完全抵消。 [160] 因而，看来可以预计，国民所得分配的改进实际上会减少劣等家系所生子女占的比例。简言之，这种生物学上的考虑，非但没有修正第8章得出的结论，即分配的改善会增进经济福利和一般福利，反而在目前情况下，给予了这个结论以某种支持。所以，第8章的结论连同第7章的结论丝毫未受损伤。
[1] 《门德尔的遗传原理》，第305页。
[2] 《家族与民族》，第74页。
[3] 《独立评论》，1906年5月，第183页。
[4] 《概率，优生学的基础》，第29页。
[5] 参见巴特森，“英国优生学协会主席就职演说词”，载《自然》杂志，1914年8月，第677页。
[6] 《家族与民族》，第71页。
[7] 海克拉夫特，《达尔文学说与种族进步》，第144页。
[8] 《国民优生学的范围及重要性》，第38页。
[9] 《门德尔的遗传原理》，第305页。
[10] 同上，第305页。不过，应该记住，某一不良的隐性特质无法仅仅靠阻止表现有这种特质的人生育而予以消除；因为在许多表面正常的人的基因中也会带有这种特质。弱智似乎是一种隐性特质（参见盖茨，《遗传与优生学》，第159页）。计算表明，如果现在有3%的人口是弱智者，那么，单靠将那些显示有这种特质的人隔离或使他们绝育，得经过250代人（即大约8，000年）才能将这一比例降至1100，000。然而，区分出表面正常而带有隐性弱智特质的人，却是一项远远超出我们目前能力的工作（参见上引书，第173页）。
[11] 有关这个题目的权威性著作是H.H.劳克林博士著的《美国的优生绝育》，1922年。
[12] 《门德尔的学说》（第2版），第80～81页。
[13] 参见R.H.洛克所著的《变异、遗传和进化研究的最新进展》。
[14] 威尔逊，《发展和遗传中的细胞》，第13页；转引自R.H.洛克，《变异、遗传和进化研究的最新进展》，第68页。
[15] 《遗传》，第124页。
[16] J.A.汤姆逊，《遗传》，第198页。
[17] 同上，第204页。
[18] 洛克，《变异与遗传》，第69～71页。
[19] 庞尼特，《门德尔的学说》，第81页。
[20] 艾科尔兹，“向体质退化委员会提供的证词”，报告，第14页。艾科尔兹博士的观点似乎是用归纳方法得出的，而不是依据一般的生物学原理所作的推论。
[21] 《优生学评论》，1910年11月，第236页。
[22] 可以对这两个世界中的进化过程作一有趣的比较。在这两个世界，我们可以发现三个因素，即突变的发生、传播和冲突。
在这两个世界中，发生突变的种类似乎都是偶然的，无法加以控制的，尽管有人认为，在这两个世界中，环境的巨大变化和特殊种类的环境，都会激发突变。例如雷氏认为，战争或移民等大动乱，以及由于缺乏旧材料或由于掌握了特别有效的新材料而在某一行业中采用新材料（例如在建筑业中使用钢铁），便是有利于发明的条件，因而他认为，安定的农业地区很少产生发明（《资本的社会学理论》，第172～173页）。而且，在这两个世界中，可变性一旦增加，发生“好的”突变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利于变化的环境是达到善的一种手段。譬如，在谈到地方政府时，马歇尔写道：“所有变化的力量，只要与秩序和管理的省时省力相一致，就几乎是纯粹的善。进步的前景会由于相同试验的重复和许多人之间思想的交流而增加，其中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实际检验其建议的价值”（《呈交给地方税皇家委员会的备忘录》，第123页；并参见布恩，《工业》，第5卷，第86页；以及霍布豪斯，《民主与反动》，第121～123页）。
[23] 另一方面，突变在观念当中的传播并不像在有机体当中那样进行。在后者当中，突变了的成员，只要生存了下来，其繁殖能力就不会受到自己是否适应竞争的影响，而前者却会受影响。失败的动物和取胜的动物，只要存活了下来，就同样有可能生育后代。但在观念世界中，失败者可能不育，胜利者则可能多产。
更为显著的差异是，两个集团中突变成员之间发生的冲突具有不同的性质。在物质世界中，这一过程是消极的——失败者遭淘汰。在观念世界中，这一过程是积极的——成功的观念被采用和模仿。由此而产生的一个后果是，一般说来，成功的试验要比成功的“运动”传播得快得多。
[24] 参见菲斯克，《发明》，第253页。
[25] 这种考虑为国家出资把当前这一代女孩培养成称职的母亲和家庭主妇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因为，只要一代人受到这样的教育，就很可能确立起家庭的传统，起初由政府出资传授的知识，就会不再需要任何人付费而传播给以后各代人。（参见“体质退化部际委员会报告”，第42页）
[26] 马耶夫斯基，《科学与文明》，第228页。
[27] 《社会逻辑》，第352页。
[28] 《经济学原理》，第780页。
[29] 同上。
[30] 伦敦教育委员会1905年的观察结果表明了这一点的重要性。该委员会注意到，婴儿死亡率低的年份出生的孩子，具有好于平均水平的体格，反之亦然。（参见韦尔斯，《取代旧世界的新世界》，第216页）
[31] 在其著作后来的版本中，庞尼特教授的论点不再那么武断了，与我们前面的论述不相抵触了。（参见《门德尔的学说》，第3版，第167页 ）
[32] 卡尔—桑德斯，《人口问题》，第480～481页。
[33] 海克拉夫特，《达尔文主义与种族进步》，第58页。
[34] （敕令书，5263），第82页（1909～1910年）。
[35] 1909～1910年的报告（敕令书，5263），第17页。
[36] 卡尔·皮尔逊教授在卡文迪什讲座（见其讲稿第13页，1912年出版）中，严厉批判了纽肖尔姆博士的论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误解了该点所要达到的目的）。纽肖尔姆博士在他的第二份（1913年）报告（敕令书，6909，第46～52页）中作了答复。
[37] 《遗传》，第528页。
[38] 许多有关社会问题的统计调查都遇到了这类困难。譬如，若干年前，舒斯特先生发表了一份有关才能遗传的有意思的研究报告，以牛津大学的学生以及哈罗公学和查特豪斯公学的学生为例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有一个事实却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无法说是在何种程度上——损害了他的研究成果的价值，即拥有能干的父母往往与接受良好的正规教育以及非正规教育有关。舒斯特先生认为（第23页），这一因素造成的误差不会太大（并参阅卡尔·皮尔逊，《生物学》，第3卷，第156页）。另一方面，尼斯法罗先生在他有关《穷人阶级》的研究中，则强调了环境在造成穷人阶级身体和心理劣势方面所起的作用；但他似乎没有用证据来证明他的以下结论的正确性，“所有这些因素——归根结蒂——与其说植根于个人的身体结构中，还不如说植根于当代社会的经济环境中”（第332页）。
[39] 帕累托忽视了这些因素，他认为（《社会主义体系》，第13页及以下各页），富人所生子女相对数目的增加必然导致国民退化，原因是，富人家子女不像穷人家子女那样要进行非常艰苦的奋斗，因而体质弱的孩子若生于富人家会存活下来，长大后也会生下体质弱的孩子，而若生于穷人家则会夭折。鉴于正文中指出的那些事实，这一因素应仅仅视作一种抵消力量，会减弱而不是消除富人生育能力相对提高可能带来的有利结果。
[40] 参见前引书，第9章，第13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