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东方最古的文明：新石器时代的文明
东方的新石器时代遗物
亚洲文明，大部分无疑地可溯源至史前时代，即使并非普遍如此，至少也显然属于同一根源。对于东方史前期遗物的研究，“虽然只是在近三十年左右才进行，但它提供了一些见解已深深涉及伟大的历史诸文明之间，尽管后来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开始时已形成不同程度的承上启下的亲缘联系”。
关于属大西洋、多瑙河、乌克兰，以及爱琴海的诸文明，因不在本书范围之内，姑不具论，在这里我们所见到的第一个史前期文明乃是埃及文明。沿利比亚境内今已干涸的尼罗河支流两岸，曾发现有旧石器时代的居民点，和属于“下旧石器时代”（Lower Palæolithic）的数以千计的磨削石斧，式样属法国考古学家们所谓的“舍利式”和“阿舍利式”，这是由于在塞纳河-马恩河之间的舍利和亚眠附近的圣·阿舍利两地发掘到的旧石器时代遗物而得名的。但此后即突然中断，可确称为新石器时代的文明一直无迹可寻；然而我们现在却于纳伽达、阿拜多斯，和埃尔-阿姆拉等地的尼罗河畔发现了丰富的“后新石器时代”——即当石器时代告终而铜器开始出现之时，“其年代至少约在公元前5000年”——的文明。在这古远时代，此流域内的居民——大多数无疑属于和地中海各民族有亲缘的一种或数种民族——已驯养了狗、驴、牛、羊和瞪羚，并且种植了大麦、谷子和小麦。他们的武器和工具——镰刀和犁头——以及家用什物都是用燧石制成的。特别是黄色燧石片所制的微弯的小刀，打磨得如金属一般，异常精美。但最使我们惊叹的则是他们的瓶罐类器皿。这些由砂岩、花岗岩、大理石、闪绿岩、黑曜石、雪花石或水晶等所雕制的水瓶，不论是圆筒形或混圆形，都属于遗存至今的史前期最美丽的器物之一。他们的饰品一部分是新石器时代的式样——如骨质、象牙质或燧石质的手钏和项链——另一部分则已是铜质的了，尤其是针锥之类。至于陶器艺术，也有丰富的遗物，依年代先后而言，最早的是光滑的泥质红陶瓶类，在口端周围饰有黑色砑光的环带，其次为粗面的红陶，最后是有各种纹饰的红色或淡黄色的陶器。至于形制也穷极变化，有碗，圆筒形的瓶、壶，浑圆的罐，三足的鼎，等等。所有器具都是徒手制成，不用任何旋轮，上面的图绘也未经火烧过。花纹则或为几何图形——花斑、长方格、同心菱、锯齿，或交错的新月与线轴纹、平行波浪纹、螺旋纹，以及蜗牛形的花纹；或为仿绘的动植物形态——一列列的程式化的水鸟、树木，等等；有时也装饰着真正的图画：如送丧的小船，奠酒的瓮，或仪礼中的舞蹈等，这一切也都是同样程式化了的（图1）。
这里可注意的是埃及学者们常把埃及此种后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当公元前7500—前5000年，中心地在上埃及的纳伽达，其性质似乎是属于非洲的；第二阶段当公元前5000—前3500年，中心地在北部，其性质则似属于亚洲。
另一方面，继第二阶段之后的一个时代内——可适当地名为“原史时代”，在法老统治前的各族人民遗留下来的一些片麻岩版上，所雕刻的战争和行猎图景都有显著的现实主义风格（如图2）。值得注意的是此类石片上的动物——狮子、雄牛、羚羊——和甚至人类形象，在一般轮廓和对肌肉的处理上，有时与古迦勒底同类的艺术品有明显的亲缘。尤其雄狮（图3），如赫尔氏所指出，使人想到如拿迦勒底-亚述的狮像和法老时代埃及的狮像比较起来，它更近似于前者。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无疑地指出了在最早的埃及和最早的原始苏马连文明间存在着商业和艺术的关系。
在迦勒底或依拉姆（以拦）并无旧石器时代遗物发现，这无疑是因为在第四世纪之初此地区尚沉没在水下。至后新石器时代（即新石器时代之末铜器时代之始），在依拉姆的未来首都苏萨附近有一伟大文明出现。在苏萨的最深堆积层，所谓“苏萨Ⅰ期”地点，和在此以西约95英里属于所谓“苏萨Ⅰb”期的帖佩-木西安地方，德·摩尔根氏曾发现有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居民遗址，他们仍然制造燧石的武器和冻石（steatite）或雪花石的器皿，但同时纯度达百分之九十的铜质武器和镜子也已很习见了。这种人所制的陶器十分精美。那些杯、碗、锅等器皿与同时代的埃及陶器不同，都无疑是用轮子磨制的，上面的花纹装饰也经过烧制，由于火候的差别而呈淡红色以至褐色或黑色。纹饰也是一部分为纯几何图形——包括有无数条混合的波浪式花纹，锯齿纹，顶角相对而两边伸张如蝴蝶双翅的三角形纹，甚至有“马耳他十字纹”注4或卍字纹注5——一部分仿自动物或植物的形态。因而我们在苏萨Ⅰ期地点和木西安都发现有图案式的棕榈树，有巨大犄角的山羊或野羊，和水鸟或涉禽等图画，这一切都是完全程式化了的，其风格显示出惊人的装饰效果（图4、5，图9）。但在木西安出土的各种残片中，我们也发现少数表现出符合自然界现实的观察，如其中一幅美丽的牝赤鹿头像（图8）。
“苏萨Ⅰ期”的古艺术家们，怎样会获得此种气魄雄健、结构浑厚的程式化艺术的成就呢？显然这是肇始于对大自然的现实主义的观察。苏萨的史前期居民，当新石器时代之初，似乎即画下了他们眼前所看到的动植物形态。其后由于反复描绘，他们逐渐把这些形象融化为一种几何画式的装饰花纹。对此问题，波提叶氏在《波斯使团记》（Délégation de Perse）第13卷中所发挥的学说，我们认为已做出结论，虽然法兰克弗氏的意见与此相反。但如康特诺博士所指出，如果这种自然主义的作风存在于“苏萨Ⅰ期”时代即已流行的程式化装饰之前，则我们即必须承认在该地曾有过一个极为悠久的艺术潜伏期。“苏萨Ⅰ期”的艺术，我们由于忽视了它的起源故觉得是原始的，其实是已经过几千年演进过程的结果了。的确，在那些好像挂衣架子似的、有着不可能的纤细腰围和宽肩阔胸的典型人体（图6），或具有几乎成一整个圆环的、极度夸张的大犄角的野羊（图7），再或如有着异常修长但极优美的颈或腿的水鸟，和好像贯穿起来的一串串飞禽（图7）等程式化的绘画之前，必已有一个悠久得难以置信的作画习惯。仅只考虑到这一点，使我们设想到早在“苏萨Ⅰ期”以先，便已存在着一个惊人古远的苏萨了。
关于在苏萨Ⅰ期地区的此种进步文明的年代，最近曾被修正。不久以前还推断它约当公元前3500—前3000年之间；但现在一般公认应属于更早的年代，即近于公元前6000—前5000年。它似乎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即告终止。此外，当发掘时有一层五码厚的土地将它与代表原史期和有史期文明的沉积层分开，表明着文明的中断；但据最近研究，这里似乎并不是一种绝对的间断；无论如何，我们总应承认有苏萨Ⅰb期型式的存在，这便形成了苏萨Ⅰ期和苏萨Ⅱ期之间的过渡时期，它主要以帖佩-木西安地方为代表。其后直至公元前4000年或前3500年顷，始有一种新文明出现，以“苏萨Ⅱ期”地点为代表，其特征是陶器的重复发现和书契的产生（弯曲体文字）。再后，约当公元前2800年或前2200年，即至“苏萨Ⅲ期”阶段，标识这一文明的则是直笔划字体的发展成功。
我们在此可指出将苏萨Ⅰ及Ⅰb期与苏萨Ⅱ期分割开的这一时代中所发生的重大艺术变革。我们曾看到，苏萨Ⅰ期陶器作风的特色是上有惊人优美的程式化花纹。苏萨Ⅱ期陶器上的图形，其艺术性即大为减低，但更较为接近自然。虽然此种复返自然主义的风格无可否认地降低了艺术性，但却显示出苏萨的艺术又一次转向实际观察的本源。我们见到的不再是具有夸大的长腿的涉禽，而是生着短腿的天鹅和鹧鸪，张着两翅的鹰，和犄角长度已合理化了的山羊，并且表现着自然姿态——如回头后望等。至此，我们遂看到苏萨最古的圆筒式印章，其年代始于公元前3000年，上面所雕的相斗的雄狮或公牛，低头挺角向前冲突的雄牛，在“生命树”左右分列的跳跃着的山羊类动物，关闭在围栏内的野兽等，都是具有令人惊叹的创造性和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的确，它们都是如此伟大，虽然已将亚述动物雕刻艺术的精华尽行包含在内，但相形之下亚述人的技巧却显得风味冷漠而枯燥，只有克里特岛上米诺时代的注6艺术中的斗牛和跃狮图，在手法的自由流畅上才有些地方可与之媲美。
继苏萨的艺术之后，并且与它有密切关系的，我们可以提到赫兹菲尔德教授近年在波斯库地斯坦和法尔斯省的发现。当1927和1928年，这位德国考古学家在达玛干和波赛波利斯发现一种可注意的古文明，他认为是纯属于铜被发现以前的新石器时代的。如果此种观点得到证实，则这一文明将早于苏萨Ⅰ期的文明，后者，我们曾看到，已是属于后新石器时代的了。赫兹菲尔德教授的见解，甚至以为产生苏萨文明的正是新石器时代的波斯。但无论对此先后问题怎样看法，这两种文化间的亲密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达玛干和波赛波利斯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在那几何形花纹和人类及动物形体（山羊、野羊，或“祈祷人”像等）上，使我们立即联想到苏萨Ⅰ及苏萨Ⅰb期的器皿。但在苏萨Ⅰ期与苏萨Ⅱ期之间似曾有一个文化的中断期，或至少是停滞期，而库地斯坦和法尔斯出土的前雅利安人的陶器却似乎证明着在其文化发展上有显著的连续性。
这种连续性的迹象甚至当青铜时代的最盛期也可见到。事实上，赫兹菲尔德曾在涅哈文德地区发现一系列青铜时代的彩瓶，其中有一些上面显现出奇异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动物花纹，还有一些上面，使人联想到苏萨Ⅰ期的成列涉禽，和苏萨Ⅱ期的时兴花样，纹章式的鹰。同时，在这些彩陶和同在涅哈文德发现的印章或符箓上，也出现了美索布达米亚特有的伟大的动物雕绘艺术；例如所画的蹑行的鬣狗（动作翔实如生，令人惊叹），或一些狸形野兽吞食着鹿类动物的图画，此种题材，变成了后来定居在这一草原上的苏美尔人的艺术中的典范。注7
在位于苏联土耳其斯坦的阿斯哈巴德附近，与波斯边境毗邻的安瑙地方，旁普莱考察团曾发现三处时代相连的史前期遗址。第一处（安瑙Ⅰ）属于后新石器时代之末，以磨光的石器和铜器为特征，今推定其年代约在公元前3000年（当苏萨Ⅱ期之末或Ⅲ期之初，或者稍后），那里居民已种植着小麦和大麦，并饲养了羊、牛和猪；在第二处（安瑙Ⅱ），我们看到骆驼、山羊和狗都已为人所驯养；第三处遗址，约在公元前2000年，则是铜器时代的最高峰。安瑙各遗址所出土的文物，除了雪花石和大理石的容器外，还有整批的彩陶，最早期的是粉红色、淡红色或浅黄色的底子，有时是单色素面，有时装饰着棕色的几何形花纹；这些装饰一般都由直线组成，并且有些正如在依拉姆见到的由一个个菱形以其二旁的角与邻相交构成的格子纹即是；我们还可注意几种树枝形花样，这与在苏萨所见者亦复类似，又安瑙Ⅲ号地点还有一些画作“裸体女神”似的小像，我们也同样发现于古代的依拉姆和迦勒底。
1916年斯坦因爵士在伊朗东南方赛伊斯坦南部曾发现若干与安瑙多少有些类似的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这里，他所发现的除了仍属于新石器时代型式的器皿，但也兼有铜器外，同时还有许多陶质容器，由于烧制的火候不同，其颜色由浅黄、浅红，或浅绿以至红、灰，或呈斑驳变幻的色彩。这些物件在形制上似乎看出在制造时曾应用了旋轮，以及种种为安瑙所特有的技术程序。这些陶器与在安瑙出土的相同，上面也没有把柄，而在美索布达米亚和埃及的后新石器时代的容器上，把柄已开始形成了。这里的装饰花纹主要是几何图形：平行的波形或锯齿形线条，三角形顶角相交而成为“蝴蝶花纹”，连结成链的菱形纹，S形纹（在中国也可见到），在井字纹底子上散布的彼此结成树叶状的半圆形花纹。也有单独用树叶纹的。此外我们也见到少数动物的剪影图，都具有明显独自的写实风格，特别是一些大角野羊和山羊的头像。印度考古调查团在距此不远的俾路支境内的那尔地方曾发现一些类似的陶器，据马凯氏考定系属于苏萨Ⅰ期的时代。陶器底子为淡红色，所饰花纹为深红色或黑色，有平行的横条纹，条间夹杂着波浪纹、十字纹、三角纹、菱形纹及同心圆纹等，其一般意趣，我们将看到，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颇为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