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文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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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波斯的伊斯兰教时代前的文明

阿开密尼德王朝的文明

波斯人、米代人和大多数古代伊朗的其他民族都属于伊朗族,这是印度-伊朗人或称“雅利安”(这两个名称意义是相同的)大家庭中的一支,而后者本身形成为印度-欧罗巴民族中的一部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定居在伊朗的;我们只要注意到,当公元前14世纪时,在美索布达米亚的西北部居住着一种米坦尼人,他们的国王带有印度-伊朗式的称号,所敬奉的神也是印度-伊朗的。

原始的伊朗语言和梵语(Sanskrit)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发现它有两种方言形式:一为“老波斯语”,是法尔斯即波斯本部的语言;一为“真德语”,这代表一种米代(米地亚)的方言,并且是拜火教圣书即《阿吠斯陀》所用的语言。后来还有一种伊朗语,所谓帕拉维语(或作派勒维),则是帕尔提亚人(安息人)和萨珊王朝的语言。

最初出现于历史上的伊朗人是卜居在今日伊拉克-夷·阿杰米的米代人。公元前612年,他们的国王赛阿克萨利斯攻陷尼尼微,覆灭了亚述帝国。亚述的领土为米代人及其盟邦巴比伦人所分割,前者取亚述本土,后者则取迦勒底和叙利亚。至公元前550年或前549年,米代人的帝国又为另一强大的伊朗民族波斯人所灭。这位波斯的征服者居鲁士次第蚕食的土地有:米代及其藩属,于公元前549年;吕底亚王国——即小亚细亚——前546年,远达印度河的东部伊朗,前545年至前539年之间;最后是迦勒底即巴比伦帝国及其藩属叙利亚,前538年。这样建立起来的帝国,被他的强大的阿开密尼德王朝统治着一直到公元前330年,而在前525年居鲁士之子冈比西斯更进而征服了埃及。在其国势一度衰微后,王族大流士一世(前521—前486年)即位,重整江山。我们知道这位君王和他的儿子薛西斯一世(前486—前465年)曾试图征服希腊未果。至公元前第5世纪之末与第4世纪之初时,阿开密尼德朝诸帝一般多以阿塔薛西斯或大流士为名,他们对希腊各城邦间的内阁即仅限于外交上和经济上的干涉了,至末帝大流士三世,遂为马其顿之王亚历山大大帝所灭,后者于公元前334—前324年间征服了波斯帝国。

波斯人从他们历史上的第一阶段看来,无疑是古代世界的最高尚民族之一。他们的荣誉感和人道感以及任侠尚义性格,在亚述-巴比伦或布匿克(即“迦太基的”)的邪恶和野蛮残忍的社会之后,使人感到一种宽慰。从他们开始进入历史时期起,我们似乎即觉得他们是同我族类。希腊人经过和波斯人的战斗后,往往把他们当作可敬的敌手,而当心不像对普通属国似的去覆灭他们,这是没有看错的。希腊史家希罗多德曾写过:“波斯青年受教有三事:骑马、射箭和永说真话”。

印度-伊朗民族的原始宗教,在伊朗人和印度人分离以前,信奉着两类主神:一是“提婆”(Dēva),即“天神”,青天上的神;一是“阿修罗”(Asura)或“阿胡拉”(Ahura),即“真主”,其性质属于道德方面者较多,而纯属自然方面者较少。两民族分裂后,伊朗人和印度人对这两类神祇也有了不同看法。印度人把“提婆”径直变为上帝,而将阿修罗降为如希腊神话中“泰坦”般的地位,成了神的仇敌,不久更演变为魔鬼。另一方面,伊朗人则将“提婆”变作魔鬼,所谓“提夫”(div),而使“阿修罗”成为唯一的真神。据大流士一世镌在岩石上的铭文看来,到阿开密尼德王朝时,伊朗人已经又走过了另一发展阶段,阿修罗其中之一的被奉为“智慧之主”的“阿胡拉-玛兹达”,已被认为即使不是唯一的神也是“最伟大的神”了;而且在阿开密尼德朝统治下时,王室唯奉阿胡拉-玛兹达,而忽略了所有其他神祇;由此到一神教的一步距离就不很大了。这种崇拜的主要特点是在露天的祭坛上燃起圣火(“阿塔尔”(ātar)),在波赛波利斯的阿开密尼德朝诸王陵墓内的高浮雕上有许多图景可为证明,国王立在燃火的祭坛之前,而阿胡拉-玛兹达——或许是国王的“弗来瓦什(保护神)”——如一个有翼的神灵形象在上方出现。在阿开密尼德朝的浮雕上,印度-伊朗的另一大神米特拉我们却很少见到——这位神祇原来具有一种社会的性质,即“信约之神”,后来则变成为太阳神了。最后一点,我们知道阿开密尼德朝人是埋葬他们死者的。与此种一般性质的国教并存的,似乎还有一个僧侣的教派或阶级,即希罗多德所提到的麦吉教(Magian,原词单数作Magu或Mōbadh),虽然希氏对此点没有谈到,但看来他所述及的麦吉教非他,恐怕也就是左拉图斯特拉或琐罗亚斯德的玛兹达教(拜火教,祆教)。

琐罗亚斯德的生存年代尚未确定。今日的波斯学者们多认为应在约公元前第7世纪。传统的说法是他生于米代,在20岁时即遁世隐居,33岁开始传播他的教义,曾教化了一位名维什塔斯帕的王子,并曾远行到巴克妥利亚(大夏);77岁时,为蛮族的入侵者所杀。琐罗亚斯德的圣书《阿吠斯陀》中最古老的部分“伽塔(圣歌)”似乎成于这位教主的实际生存年代,即公元前第7世纪,而《阿吠斯陀》中的其余部分则显然较为晚出。琐罗亚斯德自己在“伽塔”中说,他是来净化宗教的。他的教义是在崇高的精神方面,以被称为二元论——这名称也许不确切——的本原为基础。它一方面有阿胡拉-玛兹达,是为光明和良善的本原,而被当作神的;另一方面则有昂格拉-玛恩纽,为黑暗和罪恶的本原,有如玛兹达教中的撒旦。前者造出了世上一切善,后者造出了一切恶。和阿胡拉-玛兹达并存的还有一些将神圣品德予以人格化的神,其地位和基督教中的天使有些相同:首先是六位“阿美沙-斯朋陀”,即“圣不朽者”,这乃是抽象观念或基本道德的人格化,如“沃胡-玛诺”,即“善良思想”之神,“阿沙-瓦希什陀”,即“高尚德行”之神,等等。在这些高级神祇之下还有无数圣灵,所谓“耶泽陀”(Yazata),其中第一位是“阿塔尔”,火神,在玛兹达教中它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它被称为“阿胡拉-玛兹达之子”,圣火祭坛就是为祀奉它而设的。在“耶泽陀”中,我们还可提到“阿波”,水神,这也和火神是同等神圣的;还有“赫瓦尔”,日神,特别代表着光的威力,并为前述善神“米特拉”的仆从,而专祀米特拉本身的教派日后竟使这位神祇进而征服了希腊-罗马世界;最后则有“弗来瓦什”,它一面为保护神,一面又代表灵魂的神圣本质,更有“伟力特拉格纳”(Verethraghna,后为巴拉姆Bahram),即胜利之神,等等。与这一群善神对立的还有一群恶神,这是由昂格拉-玛恩纽造出的,其中我们可以注意到“达依瓦”(daeva,即提婆Deva)和许多其他印度多神教中的神,现在被贬为恶魔或魔王的地位,和“得鲁吉”(druj)即厉鬼及“派丽佳”(Pairika,或波丽peri)即女妖为伍了。世界的历史就是这两个原则间的不停斗争,善与恶的决斗的历史。玛兹达教徒相信灵魂不灭,人死后灵魂经过“裁判桥”,依据其生前行为,或升往“圣歌之乡”,或去地狱和“得鲁吉”在一起。此教经文的结尾是对万物最后命运的一种乐观设想;据说在时间终了时,将有如基督教中的“弥赛亚”者出世,名为“琐希安特”,这是琐罗亚斯德之子,他在琐罗亚斯德身旁——后者将再出现——主持死者复活后的最后审判。至时大地漫覆着一片汪洋似的熔金,审判于是开始;一切恶类,包括昂格拉-玛恩纽,都将毁灭,一切善类则将得救,这样最后表明了善终于战胜恶。我们可以补充的是,阿开密尼德朝诸王对死者是予以葬埋的,而正统的琐罗亚斯德教徒们则要暴露死者的遗体,因为恐怕与尸体接触而染污了火、地、水等神圣的原素。这一细节证明,玛兹达教当萨珊王朝统治下虽成为波斯的国教,但在阿开密尼德朝时,它无疑的只不过是一个教派或一个宗教阶层人士的信念而已。

此外,似乎没有一个君主国家比阿开密尼德王朝更开明宽大或自由放任的了。只要想到这一朝代的组织观念、治理天才和宗教方面的容忍,就足可说明其性质。

波斯帝国的行政机构是大流士一世所制定的。这位君王将他的广大国土划分为约20个行政区或州郡(satrapies),每区为首的有三位长官:州长(satrap),他原来是只处理民间事务的;皇家秘书,掌管文牍;驻防军司令官。州长、秘书和军官都同样隶属于一位特任的巡按之下,他定期巡查各地方行政。我们看到,这样的组织曾受到一种双重原则的启示:第一,中央集权,这在当时是极可注目的;第二——至少在一开始——是真正的分化权力,其目的在防止地方长官们希求独立。

但这种集中化决不是要使那些被阿开密尼德帝国所吞并的各民族消灭。始终忠于自由主义的波斯人,一旦成为东方的至尊民族之后,仍然允许在其治下的不同民族及各种固有文明和他们自己的文明并肩前进。他们对各归顺人民信奉的宗教所抱的容忍态度,也同样值得注意。东方的其他征服民族,尤其亚述人,都是对外国人民,同时也对外国的上帝作战的;大神亚述和伊什妲儿也俘虏了耶路撒冷的耶和华,泰尔或贝阿尔,巴比伦的马尔都克,苏萨的苏希纳克,和底比斯的阿蒙等神。而与此相反,阿开密尼德朝的波斯人却从不曾将阿胡拉-玛兹达置于赛姆人或埃及人所敬的诸神之上。后来至萨珊王朝使波斯和西方因之分裂的对玛兹达教的那种狂热信仰,当时在他们却是完全生疏的。犹太人对这些波斯人的态度就有着深远的意义;犹太民族,从他们的先知口中对埃及、亚述,或迦勒底的征服者们,以及对后来赛琉西或罗马的统治者们除了发泄出同样的咒诅外,没有其他语言,而最后却心悦诚服地承认阿开密尼德朝诸王是他们的主人。它几乎将居鲁士变成一位民族英雄,并使一个犹太女子以斯帖登上《圣徒传》中的亚哈随鲁王的宝座注33。而总的说来,这种判断是符合历史的。诚然,阿开密尼德王朝也像所有东方的君主国一样,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过于受到那些反复无常、粗暴愚弱的君王们的轻举妄动之害,但此类宫廷中的戏剧性事件,对这庞大帝国在政治上的影响,却没有像在恺撒时代血染罗马的情形那样重大。正像尼禄暴君的疯狂无道并不妨害外地罗马人们享有和平生活一样,这里的某一位大流士或亚达薛西斯王个人的反复任性,也毫未阻碍东方世界享到阿开密尼德朝政府的福利设施。

在这里,一个固定的、正规的税收制度代替了亚述人对被压迫民众随时发起的暴敛穷征。又在帝国各部,从小亚细亚到埃及,自叙利亚到外乌浒河地方,都建立了大道的交通网,并由一种常设的驿站系统慎重维护着。在古代世界已成为规律的民族与民族间、人与人之间、城市与城市间的那些战争,到此时突然终止了。以广泛的和平,与后来左右西方世界的“罗马太平盛世”类似的“阿开密尼德朝太平盛世”,在两个世纪中遍及从高加索山脉到阿拉伯沙漠,从博斯布鲁斯海峡和西里内伊卡到印度河的整个东方。这较之过去时代实在是一极大进步,并且是可以恰当地与在希腊时代分崩离析的诸城邦相形之下、建立起所谓“Orbis romanus”即“罗马世界”后所产生的情况相比的。

忘记了波斯人的这些功绩,而把他们只看作与希腊人对抗的亚洲“野蛮”的敌人,这是不公正的。我们不应该因为波斯人在战争和文化上显得不如希腊人,即断定他们的民族和功业也完全低劣;有哪种民族,无论古代或现代,日耳曼或甚至拉丁,与前第5世纪的雅典人相比而不被认为是未开化的民族呢?事实上,这些所谓“蛮族”,在东方世界中并没有表现得自己有负于作为雅利安人代表的使命。甚至可以说,他们和罗马人乃是古代唯一能在持久的基础上组成一个伟大帝国的民族——这种成就,希腊人尽管有它一切光辉的特质,却始终未能做到。至于波斯人,在其中东霸业中的第一件成果就是奠立了阿开密尼德政府——一个统一而有秩序的政府,由整个看来它是平和而行德政的——而在这片土地上,几千百年来赛姆族的英才们除了长久制造着分裂、仇恨和暴行外,一直别无所能,这成就实在是雅利安族英才们一种不小的荣耀。

米代-波斯文明乃是东方最辉煌的文明之一。希腊人从来就不惮其烦地赞扬着苏萨和波赛波利斯的荣华;而且今日的发掘,使我们重见到彩釉炼瓦浮雕的“射手”“众神”等作品,更证实了这一印象。此种艺术的根源在于那伟大的亚述-巴比伦传统;我们将看到,迦勒底-亚述的影响在产生波斯艺术上所起的作用是如此重大,只能以希腊艺术对罗马艺术的影响与之相比。从文学观点上看,我们也只要想到,楔形文字是被阿开密尼德王朝一开始就采用的,不过予以不少简化,即将那符号数目减少到36个;因此所有阿开密尼德朝的铭文,无论是单独由老波斯语,还是像常见的那样由三种语言即老波斯语、依拉姆-安赞尼特语及迦勒底语所撰刻,都用的是楔形文字。至于他们的物质文明,阿开密尼德朝诸王在王室的外表装饰上更完全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古王国的继承者,以至他们的居住处所也选定在迦勒底-依拉姆领土上的苏萨。所以从某些方面看,除了道德的因素外,米代人攻克了尼尼微和波斯人攻克了巴比伦,在某种意义上却等于古代迦勒底-亚述的文明中心征服了伊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