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迦勒底-亚述文明
苏美尔-阿卡德文明
从历史的黎明时期开始，迦勒底和依拉姆这片土地，和埃及曾为后新石器时代文明活动中心那样，曾盛极一时，为诸强国的所在地。
我们发现，迦勒底从它历史的一开端时起——根据勒格伦氏最近所解读的泥版文字得知，其时近于公元前第四千年期的中叶——即已分为两个区域，无疑的这在很久以前就已如此了。这便是苏美尔和阿卡德两地，而且这的确也像是符合着两种不同的民族和语言：苏马连（苏美尔的）民族和苏马连语，闪族（赛姆族）和闪族语。
苏马连语是一种很特殊的语言，性质与闪族语不同，是迦勒底南部的城市如吾珥、拉伽什等处的人们所讲的语言，根据一些薄浮雕看来，苏马连民族的特征似乎是“圆而略短的头颅，鹰嘴似的大钩鼻，剃光的头和颜面”。据推测，楔形文字——或应说是象形文字，当它逐渐程式化后即产生了楔形文字——就是在迦勒底由苏马连语而创始的。
迦勒底北部城市——基什、阿伽德和巴比伦——所说的是赛姆语。由最古的薄浮雕上看，阿卡德的人民“头部侧面形略显凹陷，直鼻，鼻端较圆平”。此外他们也不剃发，并且留着胡须。
当历史一开始时，苏美尔和阿卡德两地在政治上还是界限分明的，但迦勒底文明却已是一种混合的、所谓“苏美尔-阿卡德”式的文明了，其中很难区别何者属于何一地方的因素。特别是关于神的方面——两民族无疑的在很久以前就信奉着共同的多神教——和楔形文字方面，这也是赛姆人和苏马连人同样采用的。
另一方面，迦勒底始终保持它自己的特色，虽然它也依然遵循着和它毗邻的依拉姆相同的演进过程，后者我们在前文已曾讲到。因此在迦勒底最早的后新石器时代的聚落中（可能属于公元前第五千年期）注23遗留有和苏萨Ⅰb期式相类的古物，而最古的苏美尔文明则与苏萨Ⅱ期相当，即约为公元前3500—前3100年。此外，在苏萨出土的一些由整块沥青雕凿的、极为古拙的雕像上，那人物形象与上面所说“圆颅钩鼻”的苏美尔人就颇为类似。虽然如此，今日能解读的最初流行于依拉姆的语言，所谓“安赞尼特（ Anzanite）语”，却与苏马连语以及赛姆语显有不同。
在迦勒底的各个城市中，无论是赛姆人的还是苏美尔人的，为首均有一位诸侯，所谓“帕帖西”（Patesi），他同时也是当地神祇的最高祭司。这些神祇中，我们可以提到的有天神阿努，地神恩利尔，风暴之神阿达德，水神埃阿，月神辛，日神沙玛什，木星神玛尔都克，丰饶与战争女神伊什妲儿等。许多神祇都具有天文上的性格——天文学，或应说是占星学，在迦勒底的社会中占据着极重大的地位。为了研究星宿的运行，迦勒底人建造了他们最初的神庙观测台，这是巨大的砖类建筑，照例是高达七级的阶层式方尖塔的形式。
迦勒底地域富足，这可以用那里土壤的肥沃来解释，或更可说是由于苏美尔-阿卡德人民善于利用土地所致。由楔形文字的泥版证明，从历史的黎明时期起，迦勒底就和埃及相同，曾受到人民大力开发。国王们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开凿并维护灌溉沟渠，因为如此，迦勒底才繁华灿烂得像花园一般，使人们留下了传统的所谓“地上天堂”的记忆。
农业的繁荣产生了手工业的进展。在奢华品艺术方面，没有一种民族显出比迦勒底人具有更高的创造力。他们的工匠以熟练无比的技巧，制造出色彩鲜艳的毛织品、华丽的绒毡、精美的家具和被整个东方所求购的黄金工艺品。为了推销这些产品，迦勒底的商人们循着幼发拉底河和沙漠路径，远达阿美尼亚和卡帕多西亚的群山以及叙利亚的海岸。他们随着货物还把他们的楔形文字带给了邻境各民族，这是用钉子形的铁器在黏土版上刻画的。在当时他们是亚洲唯一具有一套完整文化的民族。因此在公元前整个第三千年期，甚至直到前4世纪，这一文化在西亚所扮的角色有些和在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希腊文化相同。如自阿玛那和菩伽兹-科伊出土的泥版证明，当公元前14世纪时，米坦尼的国王，喜特人的君主，小小的迦南人的王侯，和埃及十八王朝的法老们，都是依靠迦勒底的书记官而彼此互通音信的。
迦勒底历史文明的最古遗迹，是1927—1928年赫尔和武利两氏的英美考察团在吾珥（帖尔-埃尔-木迦耶）和吾珥附近的帖尔-埃尔-乌巴德两地发现的。其中一部分归属于吾珥的第一王朝（约公元前3100—前2800年），一部分属于在第一王朝以前的一个时期，暂定其年代为前3500—前3200年左右。这些代表苏马连人文化的古物，包括有冻石和雪花岩的瓶，其式制类似在王朝时期以前的埃及所有，黄金珍饰（舒伯-阿德女王的头饰），以黄金为头、琉璃（lapis lazuli，天青石）为须的公牛头像之类的雕刻；彩色石镶嵌，其中有一幅是镶有作为贡品的动物形象的盛宴图；还有一些石灰岩的浮雕，其中一幅是一辆由驴子或半驴半“格力芬”（gryphon，鹰首狮身的神话怪物）动物拉着的战车，上面的人物肯定是属于苏美尔人型的。
面对这些公元前3100年或更早的作品，我们第一个印象就是对它们所揭示的高度文明和精美的艺术感到惊讶。我们只要一看武利氏所发掘出的物品即可明了，这里有那么多的杰作。例如，有作为一种棋戏用的镶贝壳平板，其中已发现有以更写实的手法表现出来而成为后代传统的题材，即面面相对的成双动物：人立的狮子撕碎着鹿类的野兽，后者也是以后足立地，还有成对的牛类或鹿类的动物，以纹章上姿势站在“生命树”的两旁。在这些图像中，其后历三十个世纪的美索布达米亚文明已经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再如，在一架豪华竖琴的前面板的贝壳镶嵌画上，我们见到了英雄吉尔迦美士扼杀两头雄牛的题材（这传说在那时即已为人所知）；或如赋予了人类属性的动物，那式样直到较晚的年代才在埃及发现——以后腿作人立的狮子、豺狼和熊，拿着食物或是鼓着竖琴，那种动物的幽默风趣，我们将在四千年之后日本鸟羽僧正氏注24的画上再见到。再如更好的例证是在所谓“标准”墓葬内，我们已经发现一幅真正的史诗式图景，其中那些伟大有序的各组画，直到二十个世纪之后我们才又在亚述的浮雕上看到：行动中的战车，载着御者和长枪手，将被征服的敌人践踏在马蹄之下；还有由扈从拱卫的君王，战车停在他身后边，正在赐见战俘；再有是这位国君和他的廷臣们在得胜后奠酒谢神。其后是乐师和舞蹈者们的行列，最末，结束这组图画的则是战利品通过国王面前接受检阅：家畜，一包包的物品，等等。当我们在很久以后的公元前7世纪看到亚述诸王的纪胜石刻时，不要忘记在苏马连历史上这种史诗式场面的古代原型。尤其是当我们见到萨尔恭王时代的写实风的动物雕像时，我们一定想起武利氏在吾珥的这片遗址所发掘出的古物残部：舒伯-阿德女王墓中的银质母牛头，和在此近旁、于前述竖琴前方发现的黄金与琉璃的公牛头。这些头像，在那粗犷的美和雄劲的现实主义作风中——如此雄劲刚健，一似呼吸着专横政治的精神——显示出已存在着迦勒底-亚述的、阿开密尼德朝的，以及萨珊王朝的动物雕刻的全部原则了。我们甚至可以怀疑，这种苏美尔-阿卡德的现实主义在进入有史时代时，由于发展成一完整体系和一种古典主义的因袭方式，是否失掉了一些它的自然生成的趣味；还有那所谓“穆斯林式的枯燥乏味”是否早在汉谟拉比时代便已开始了。
此外，女王舒伯-阿德墓中出土的、顶端有一驴形雕刻的束约缰绳的用具，也已经预示出高加索和草原地带的整个艺术风格，那里的缀有青铜饰件的挽具和灯台，上面即装饰着鹿的形象。
当我们看到了不仅是这一发展过程，更有被突然揭示出的、在如此悠远时代即已完全构成的全部中、近东的美学法则时，我们实在不能不深为感动。因为我们只要想一想那年代就够了。舒伯-阿德女王的坟墓，我们已曾看到，约属于公元前3100年，即当吾珥第一王朝的时代。但那座更深的吾珥第四号古墓，即通称为“标准”墓葬，则据武利氏考定竟可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
在迦勒底，与此同等悠远年代有关的，我们也可提到属于苏美尔人时期的基什城的古物，这是1928—1929年由牛津大学和芝加哥田野博物馆（Field Museum）组成的考古远征队发现的，队中有兰顿、马凯、瓦特林、彭尼曼诸氏。于此发掘出的小件赤陶——包括一辆有御者和马的战车，彩色的苏美尔人头像，成组的生着大角的鹿类动物的浮雕——其年代约始于公元前3000年。但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在基什的这个遗址的更深地层，在经过一次由文化中断为标识的大洪水——使人想到可能是《旧约·创世记》中所说的大洪水——之后，我们发现有远为古老的文化层，其中文物已证明着属于一种先进的文明：例如一具有优美的交错花纹的铜质匕首的柄，其年代据瓦特林氏考定约当公元前3200年，还有些圆筒形印章，他认为系公元前3500年之物。在更深处还曾发掘到后新石器时代的沉积层，其年代据瓦特林氏考定约在公元前4000年注25。
我们对于从泰罗——即古代苏美尔人的拉伽什城——出土的遗物虽然早有所知，但那也是属于这同一文明的。泰罗文物中历史最悠久的是今巴黎卢浮宫所藏的一个通称为“羽饰人”的小薄浮雕，是约为公元前3000年的遗物。这个人像表现出前述的苏美尔人的全部特征：鹰嘴般的钩鼻，净光光的面孔；上身依照某种宗教仪节而赤裸着，下身穿着长裙。与此型式相同并同属于前3000年左右的是卢浮宫所藏的一面石灰岩版，上雕拉伽什的“帕帖西”乌尔-尼那和在他周围的一家人。这位君侯和其他的人都是同样苏美尔人脸型，更因为他们都科头剃发，颜面光净，此种特征在这里遂更为显著。还有更值得注意的，就是那座有名的“兀鹰碑”，这是乌尔-尼那之后隔代的拉伽什国君伊安纳顿为纪念战胜敌人城邦而建造的。碑的前面表现着伊安纳顿率军克敌制胜的情形。所有国王以及士兵都镌刻得如一般的苏美尔人，但戴有头盔；兵士们列成密集的方阵，各持长枪和长方的盾牌；国王则一手携枪一手拿着一把弯刀；远方有兀鹰正啄食着敌人的尸体。在碑的背面，我们看到拉伽什之神一手持着权杖，另一只手握着作为他的标识的展翅的鹰，鹰爪中抓着一头狮子，那战败的敌人则被包在一面网内。
在这座石碑上，苏美尔的雕刻已经证明具有浑莽、雄健和生气勃勃的特色，这在全部十五个世纪的亚述-迦勒底历史中，将要一直成为其艺术上的遗产。最后，伊安纳顿之孙，拉伽什王恩帖米那曾留存下来一个华丽的银瓶，今藏卢浮宫，瓶身上雕有四只狮头的鹰，各擒着一系列狮子、鹿和野山羊，同时每头狮子又咬着下一组中的鹿或野羊的口鼻。像这样，如波提叶氏所指出，甚至在如此古远的时代．迦勒底人即已肯定地制定了那种纹章式艺术和面面相对的形体的传统原则，此后历代相传，自喜特人、亚述人、阿开密尼德朝和萨珊朝的波斯人，一直流传到阿尔泰的各民族。这种装饰题材与古代迦勒底人所表现的对怪物与人或兽斗争传说的偏好具有密切的关系。从泰罗发掘出的大量圆筒形印章上充满了这种图景，其中主要是受到吉尔伽美什和怪人恩奇都的古史诗的启示，其构图都是对称的。不错，在这些圆筒形印章上，除了此种纹章式姿势外我们同时还发现一些怪物的形象，例如双头的鹰和牛身人面的所谓“克鲁比姆”，这种怪物后来亚述人曾予以充分的发展，但早在拉伽什和阿伽德时代即已经成为定型了；还有生翼的龙，它常作站立式，体披鳞甲，前爪如狮子，后腿如猛禽，蛇头蛇尾，像卢浮宫所藏的古底亚王的一个祭器上所雕的那样。在这里，所有西亚和中部、北部亚洲的艺术，由萨珊王朝的直到西伯利亚的纺织品——以高加索和南俄罗斯的艺术为两者的过渡阶段——又一次受到古代苏美尔人的大师巨匠们的影响注26。同类的动物图像——还没有完全程式化的——曾发现于苏萨出土的圆筒印章上，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年。我们可以特别指出狮子和雄牛的互斗，和奔突着的雄牛或跳跃着的鹿类野兽，奇怪的是那种活泼的现实主义风格和动作的自由流畅，竟与克里特岛的艺术品十分类似，而亚述的艺术却永不能再回复到像这样的程度了注27。
在下一个时代，即阿伽德帝国时期，这种已经大有前途的艺术又得到可惊的进展。阿伽德是当时赛姆族所据阿卡德地区的主要城市。它的国王老萨尔恭王，或称“萨尔鲁-金努”（Sarru-kinu，真正的王），和纳拉姆-辛（公元前2875—前2712年，或谓前2700—前2600年）征服了全部美索布达米亚。这第一个赛姆族的帝国给我们遗留下一件令人赞叹的艺术品，即今藏卢浮宫中的纳拉姆-辛的胜利碑，上面表现的是这位君侯率兵攻打一处山地，当地居民受到奇袭并被屠杀的景象。在这里仍可看到兀鹰碑的那种粗犷豪放之风，但艺术家更进一步显示出技法的自由奔放和对人体解剖的认识。那位头戴有牛角形饰物的峨冠的国王，乃是一个超比例的夸大形象，他很神气地高高站着，左手持弓，右手提着尖头下垂的枪。这里塑造的裸体形态和所用的熟练流畅的手法，在军士们身上也显得毫不逊色，他们登山时的动作在薄薄的战裙下体现得极为美妙。但在这方面最可注意的也许要算那些战败者的形象了。如国王脚下踏着的人物，被抛掷下山的尸体，还有逃而复返、向国王求赦的被征服的敌人，和他的为要躲闪一枝投中的标枪而仰面跪倒的同伴等，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和爱琴海地区的建筑上的“人字墙（pediment）”上的浮雕媲美。此外，这里人物布置得轻快可喜，配景安排得审慎而不过于强调或繁重，也都表示出这座碑构图的巧妙不凡。
当阿伽德覆灭后，苏美尔人在吾珥王朝下复取得霸权，其帝国在公元前2475—前2358年间也像以前的阿伽德帝国那样统辖美索布达米亚全境。但这一时代的苏美尔人艺术，为我们主要熟知的却来自一个小王侯，即拉伽什当地的“帕帖西”古底亚，他在政治上只是个第二流角色，约活跃于公元前2492年左右。
在古底亚时代以前，迦勒底的雕刻除少数小雕像和陶器外，一般只限于石刻画和浅浮雕。到这时才摆脱开此种胆小作风的最后迹象，并且像一个冒险出航远洋的水手终于看不见了原来的海岸那样，现在它要和周围的一切奋斗了；而一夕之间它即产生出伟大杰作。那些动物雕刻家们留下来的作品，如卢浮宫所藏的雕有以背相对的两头狮子的古底亚的权杖，已经具有了亚述萨尔恭王时代狮像的全部写实主义风格。还有金属工匠们则铸出一些小造像。如乌尔-保拉伽什的古底亚前任统治者时代的铜质“预防之神”，这是一个有胡须的小神像，正跪在地上把一颗钉子钉进地里去，他那侧面形的精致和动作的优美，不但可以与亚述的艺术品相比，甚至可以和希腊的艺术品媲美。最后，在大批雕像中，我们看到由泰罗运到卢浮宫的一些闪绿岩的古底亚造像，其中最精美的一座——可惜头部残缺——是这老王叉手坐着，膝上放着一部他营造的建筑物的图样。所有这些作品中，古底亚都是披穿一件袒露出右臂和右肩的衣服。与纳拉姆-辛的胜利碑相同，这里对裸露部分——右肩右臂——肌肉的塑造有着可赞赏的写实风格，又因为艺术家在此是用的圆雕，所以更显得雄劲触目；甚至在被覆盖的部分，那肢体也没有完全为服装所掩——不像后来亚述艺术所发展的那样；我们只要看看它背部大块肌肉的运动，即觉得那身体像是在薄薄的衣着下活着一般。同样情形，与亚述艺术的样式相反，此种民族型的略显短粗的外貌，在这里由于处理手法的雄浑阔大而得到了补正；而且这一型式虽然粗壮丰硕，却有端谨凝重之致，在整体上产生一种不寻常的匀称雄健和结构有力的效果。至于头部，则剃成苏美尔人式，并且一般都戴着缠成一卷的头巾似的东西，它们那健壮的结构使人想到某些古代希腊艺术中的头像。的确，如康特诺氏指出，我们在这里所谈到的作品，“本应该不久即发展成如几乎在两千年以后的希腊人的那种精纯洗练的艺术才是”。但这一种艺术，虽然显得意味深长而具有自信，并且已经解脱束缚以致可望有着无限前途，却在进展中要受到一些阻碍，那无疑是由于一连串的外人入侵结果，因而使得迦勒底的命运不再由他们自己所掌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