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

引起文学艺术新趋向的社会原因，造成了在总体上构成18世纪哲学的各种思想在法国的广泛传播。就其理论内容说，这个哲学是对等级君主制全盛时代风靡法国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直接和无情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在它的拥护者认为自己是唯物主义的敌人的时候，它也是唯物主义的。任何时候都坚决反对唯物主义的伏尔泰就曾像一个唯物主义者那样高谈阔论。每当他不满足于对一切学派的思想家发出俏皮轻薄的怀疑主义的批评和对《形而上学者》加以恶毒的嘲讽时，他总是不辞辛劳地严肃考虑一切哲学的根本问题：主观和客观，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他说：“我即身体，所以我思维；此外，我一无所知。”如果这是怀疑论，那也显然是这样一种怀疑论，这种怀疑论对于唯物主义者关于物质能够不要其他非物质实体的帮助而感觉和思维的学说，是不适用的。

如果他一方面接受唯物主义的前提，同时却否定唯物主义的结论，则他们这种不彻底性，如前所说，部分地是由于他尚未能摆脱长期以来蒙受的唯灵论概念的影响，部分地是由于我称之为他的实用主义的东西，也就是他不愿意支持在他看来有害于社会安宁的哲学真理。

伏尔泰所害怕的东西，很可能曾使许多第三等级的思想家害怕。作为结构严紧的体系的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在他们的心里占有统治地位。只有一些最勇敢的人们才公开和彻底地坚持它。因此，这些大胆的人们能够从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中得出在当时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条件下所能合理作出的一切结论。

必须记住，实际上，这些结论不仅具有理论意义。马克思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指出了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密切联系。他正确地指出，如果人是从外界得到一切感觉、知识等等，那就应该这样建立他周围的外部世界，使他能够从那里取得应该得到的印象；如果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一切道德的基础，那就应该使个别人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相符合；最后，如果人的自由不在于消极地逃避这样或那样行为，而在于积极地表现自己的个性，那就必须消灭反社会的犯罪根源，并在社会里为每一个别人的活动提供天地。

那种使个别人的利益符合全人类，最低限度，符合他的同胞的利益的社会组织，应该是怎样的社会组织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社会主义者是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有分歧的。可是，就在社会主义者营垒之内，也在这个问题上长期未能一致：不同的社会主义学派作出了不同的答案。尽管这样，完全无可争议的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学派在作出自己的特殊答案时，不仅在法国，而且在英国，无不以18世纪法国唯物论的结论为依靠，尽管在依靠的同时，对于它的“无神”论和仿佛不道德的学说，有时又予以批驳。

法国唯物论者虽然没有从自己的理论中作出——在当时的条件下怎样也不可能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但是他们毕竟按照理性的要求，力图改造人们周围的“世界”——即社会关系。轰动一时，而且实际上也很优秀的著作《自然体系》（Systéme de la Nature）——人们称之为唯物主义的圣经——明确地说明，这一著作的作者都是些多么热情和勇敢的改革家。该书第2卷第24章对于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最有启发。这章的题目是“自然法典简编”（“Abrègé du Code de la Nature”） ^[24] 。

《自然体系》 ^[25] 的作者从错误的东西不会对人们有益、有害的东西不会成为真理这个论点出发，猛烈地反对一切《幽灵》，因为“幽灵”使人类陷于谬误，而谬误又产生一切社会的恶。作者粉碎旧“偶像”。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使人们认识真理，不再忍受拖着锁链的奴隶的悲惨贫困生活。作者驳斥旧道德，其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将道德科学建立在坚强的人性基础上。他们有时几乎很接近于共产主义。例如，他们用自然的名义对人们说：“自己享受，也让别人享受我给予所有我的子女们共同使用（que jai mis en commun）的财富罢！”他们大声疾呼，反对掠夺同胞，反对饱食终日、百无聊赖的富人。按照他们的意见，只有符合自然法典的社会制度才是公正的。我们已经知道，为了使法国社会政治制度符合法国启蒙思想家所理解的那些自然法典，必须完全革除旧的秩序。把它们革除是对最大多数法国人有利的。因此，《自然法典》的作者完全有权把自己看为人民的辩护士。

关于爱尔维修，情况也是这样。他的著作为俄国思想界，例如，拉季谢夫的莱比锡同学们所热烈传诵。尽管爱尔维修也将资产阶级所有制看为人类社会存在的自然和必要条件，但是在他的著作里，没有一个地方想证明，有产阶级的利益，在他看来，比人民的利益更为贵重。相反，爱尔维修坚定地反复说明：“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Salus populi suprema lex”），他认为民主的宪法是最符合人民福利的。按照他的意见，贵族等级统治的社会，是怎样也不能在其成员之间促进正义感和公民责任感的发展的 ^[26] 。他是一切特权的敌人，认为任何一种特权都是以不正义为基础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