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II

叶卡捷琳娜为了给自己的《敕令》辩护，反对忘恩负义的百科全书派的粗暴批评，在给格里姆的同一书简中写道：“我断言，我的《敕令》不仅是好的，而且甚至是卓越的，极合时宜的，因为贯穿其存在的18年，它不仅未产生任何的恶，而且一切由它引起的，有口皆碑的善，都来自它所确定的原则。” ^[41]

叶卡捷琳娜自己也承认，《敕令》中确定的原则，都是从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抄袭得来的。既然这些原则都是“好的，甚至是卓越的”，那么，这就不是对她，而是对法国解放哲学的颂扬了。叶卡捷琳娜的荣誉，只是实施了这些“好的，甚至是卓越的原则”罢了。她是很了解这一点的。在给若弗莲夫人的信中，她写道：“请您告诉达朗贝，我很快就给他寄去笔记。他会从那里看到，天才作家的著作，只要愿意加以应用，就能产生多好的效果。我希望他会满意这一著作，虽然它是一位新手写的，但其在实践中的执行，却是由我负责的。”这里所说的就是那个《敕令》。尽管叶卡捷琳娜对《敕令》所根据的原则的实行，作出了保证，但是她深切知道，就在那时，她的实践已与原则分歧。“天才作家的著作”要求自由，而叶卡捷琳娜却在即位之际，就发布了1762年7月3日诏书，庄严承担保持地主对农民权力不受侵犯的义务。她甚至超出限度地履行了这个义务，因为她不仅保持了农奴制，而且大大地扩大了它的范围。

这一情况是达朗贝所不能知道的，正如他不能知道叶卡捷琳娜的自由主义《敕令》很快就被禁止——当然是在她的同意之下被禁止的——一样。1767年9月24日参政院的命令规定，向最高机关分发《敕令》57份；同时说明，《敕令》的内容仅供出席者参考，不仅对于外人，就是对于办公室人员，也都不准分发，不准抄录，不准阅读。与切丘林的意见相反，“统治着”劳动群众的，无论如何，不是启蒙思想家，而是他们的对立面：汉日希之流，斯科季平之流，普罗斯塔科娃之流。

在方-维津的剧作里，普罗斯塔科娃对于贵族不能随便鞭打他的仆役的思想，表示愤慨。她质问：“给我们发布的所谓贵族自由的诏书有何用处？”关于这个问题，斯塔罗杜姆幽默地指出：“这真是个解释诏书的能手！”在这里，援引有关贵族自由的诏书是不合适的。可是，这位开明的女王有先见之明，她还发布了大量的其他诏书，完全确认贵族有鞭打其仆役的“自由”。因此，普罗斯塔科娃并不像方-维津所暗示的那样的大错而特错 ^[42] 。

叶卡捷琳娜由于是在俄国生活条件之外受到教育的，所以对于统治着当时俄国的劳动剥削形式，自不能有何偏好。她是不反对减轻这种剥削形式的。但是，她从来没有对这一点费劲。同时，她很快就考虑到，这不为贵族所乐意，而她的一贯守则，则是避免不必要的惹祸。彼得三世被推翻不久，法国公使布列特勒评论她道：“很奇怪，这位一向号称勇敢的女王，在需要解决任何足以引起国内矛盾的极小问题时，却是那样优柔寡断。”她在新的位置上巩固起来之后，虽然年复一年地增加了自信，但是，对于她的贵族近卫军怎样也不会让她超越的界限，她都从来不曾忘记。她在同狄德罗谈话中提到的那张以极大的敏感为特点的人皮，是贵族的皮，而不是农民的皮。

每当提出改善农奴命运这个“该死的问题”时，贵族的皮确乎表现了巨大的敏感。这在极大的程度上解释了叶卡捷琳娜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显著矛盾。叶卡捷琳娜不是一个能让自身的实际利益去为理论而冒险的人 ^[43] 。

狄德罗以为她会为了对人民进行政治和道德教育而自愿放弃其无限的权力。他又是大错特错了。权力对于她像空气一样必要；为了权力，她可以无所不为。用布列特勒的话说，“伏尔泰的女弟子”只要看到哪怕是极小的危险，足以使她丧失她敢于夺取的东西，她的自由主义的本能，便会立即销声匿迹。

例如，在《敕令》里，叶卡捷琳娜追随贝卡里亚和其他启蒙思想家，谴责刑讯。毫无疑问，她发表对刑讯的理论谴责，远在制定《敕令》之前。但在处理古列夫和赫鲁晓夫等对她阴谋反叛案件时，她却违反先进的理论，甚至违反侦查委员会的决定，命令对被告人进行刑讯。“1762年10月6日，根据女王陛下的上谕，对彼德·赫鲁晓夫，违反审讯及对质所获真相，进行笞刑拷问”。西门·古里耶夫也受同样的刑拷 ^[44] 。孟德斯鸠，贝卡里亚和狄德罗，他们的伟大思想和高贵心肠，断然不会同意笞刑。然而开明的女王哪管他们！

人们断言，叶卡捷琳娜在其统治的末期，特别是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有很大的变化。的确，法国革命迫使她放弃以前乐于使用的自由主义辞藻。但是说她对其过去的观点业已失望，却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她有过什么失望，那不过是她已不能得心应手地把自己装扮为自由主义——有时甚至是“共和派”观点的坚决拥护者，同时却一贯力图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而已。M.M.谢尔巴托夫公爵论及她时写道：“使她最为苦恼的是，当她听到关于某些案件的法律决定违反她的意志的报告时，她脱口而出地回答：‘难道我不能不顾法律而执行我的意志吗？’”她所以变成这样，全然不是由于任何失望的影响。她从来就是这样，无限的权力追求，——用谢尔巴托夫公爵的话说，独断专横的倾向使她成为这样。

她在1762年10月19日上谕中宣布：“秘密侦讯办公厅从现在起永远废除。”她的臣民热烈欢迎了废除可怕的侦讯机关。然而庄严宣布的改革，却只限于名称的改换而已 ^[45] 。

伏尔泰的女弟子对方-维津所提的问题：为什么过去打诨者，弄臣，小丑都无官衔，而现在却都有，而且有很大的官衔等等的答复，是人所共知的。她的答复是：“我们的祖先并不都识字。”这不明确。但是答复的下文却较明确：“这个问题是从自由谈论中产生的。我们的祖先是没有这个问题的。”方-维津很懂得这些话的意思，因而决定“取消他准备提出的其他问题，以免给他人以发表鲁莽的自由谈论的借口”。也许可以说，叶卡捷琳娜在作出这个答复时，已是感到失望了。但是，根据她对自由谈论的批评，草拟一篇她自己称之为“关于缄默”的上谕，这篇上谕约莫于20年前发布了。

这篇于1763年6月4日在莫斯科街道的咚咚鼓声中宣读的上谕，通告全国说，在叶卡捷琳娜的臣民当中，有一些“道德和思想败坏的人”竟然议论与他们全然无关的事情。仁慈的女王劝告这种人缄默，专心致力于他们自己的事情。“如果我们这种慈母般的告诫和关怀不能对这些堕落腐化分子的心灵发生作用，不能使其走上真正幸福（原文如此！）的道路，那么，这种无知之徒中的任何一人都会懂得，我们那时将依法严惩，罪犯们将无可幸免地感受到我们雷霆之怒的严重后果，因为他们破坏安宁，蔑视我国陛下的意志。” ^[46]

这一严厉的“缄默”要求，是由于希特罗夫案件引起了纷纷议论，而向俄国小市民发出的。希特罗夫认为必须用一切方法来反对女王与奥尔洛夫伯爵结婚。

叶卡捷琳娜长篇累牍地谈到国民教育的必要，可是实际上，她为国民教育很少尽力。为了普及教育事业，她聘请了包括著名的塞尔维亚人扬科维奇-德-米里耶沃（即米里耶夫）在内的各式人物。但她没有邀请热情无私、主动自愿为这一事业工作的诺维科夫。对她说来，诺维科夫是一个过于独立自主的人物。

方-维津向《真事和谎言的作者》问道：“什么是我们的民族特性呢？”“作者”（即叶卡捷琳娜）答道：“我们的民族特性在于对一切事物的深刻而敏捷的理解，在于模范的服从，在于具有创世主给予人类的一切德行。”

伏尔泰女弟子的这个答复，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尼古拉一世所赞许的那种民族特性理解，而尼古拉一世却是对任何哲学都是没有兴趣的。

不要以为叶卡捷琳娜是由于受某种偶发的情绪的影响而这样回答方-维津的。否。她经常要求她的臣民“模范地”服从。至于她对这种服从怎样理解，可从她所说的皇太子费微的故事中看出。费微按照父王的命令，勤勤恳恳地给干枯的树枝浇水。对于嘲笑他的这种毫无意义举动的人们他驳斥道：“只有下命令的人，才能发表议论，而我们的事情，则是服从，驯服无怨地执行命令，不发议论。”

这就是叶卡捷琳娜所愿望的模范臣民！

如果我们注意到理论对于叶卡捷琳娜只是达到个人目的手段，则她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就毫不足怪了。

图马诺夫说得好：“她的政府措施的主要动机是个人虚荣，而不是考虑社会和国家利益的任何见解。”即使某些措施给国家带来某种好处，那也只是由于她“希望不仅使俄国，而且使整个欧洲对她表示热烈的称颂。总之，叶卡捷琳娜的所有哄传一时的堂皇创举，几乎从未贯彻始终。它们都失败得很快，就像它们开始得很仓促一样” ^[47] 。

在叶卡捷琳娜的性格里，有许多使她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暴君相接近的特点：她同他们都一样有才华，一样没有“陈腐观念”，一样能够关切文化的成就，一样精力充沛，一样冷静自制，一样冷酷无情，一样追求权力，一样丝毫不择手段。谈论她的什么理想和失望，是同谈论某一路易·莫罗或某一恺撒·波尔吉亚的理想和失望，毫无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