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二十二岁
利西路上的大房子

The big house on Lucerne Road

Sitting in front of her worn green curtain, Daisy lightly drew the air towards herself with her fingers. Raising her face with her eyes half shut, she spoke with appreciation: “Can you smell the fragrance of osmanthus flowers in the air? Such sweet aroma!”

戴西坐在用旧了的绿窗帘前，用手指轻轻把空气划向自己，她仰起脸来，半闭着眼睛，很享受地说：“你闻到空气里的桂花香吗？这样甜蜜的香气。”

1997年的某一个黄昏，我和戴西坐在她房间的窗前，说着一些零零碎碎的话。她很喜欢她房间的大窗子，还有外面安静的弄堂，被绿树环抱，在秋天时，有隐约的桂花的香气传来。那是上海角落里普通的黄昏，很安静，很好。

她纠正了我的一些英文，脸上带着鼓励和抱歉的笑意，像是一个妈妈对贪玩太过、在水里摔了一大跤的孩子的表情，让我觉得自己可以大胆地说下去，不过，要注意说得更好。她真的是上学时学了表情表达课的人，让人无法误解她的心意。

我们吃着一个法国太太送来的巧克力蛋糕。现在戴西住的是与人合用的套间中的一间，戴西的煤气没有烘箱。戴西非常节约，媚每年寄漂亮的东西回来给奶奶，可是她总是收起来不用，冬天时戴西冷得紧紧抱着老式的石英取暖器，以至于烧焦了自己的毛衣毛裤。而过去的戴西，从小和家里人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与亲戚们一起跟从彼得堡皇宫里逃到上海的御厨点心师傅学做蛋糕和带馅的巧克力以及糖渍樱桃，上的是最贵的学校。所以四周的人都为她觉得不平，挺身出来，想要代替生活补偿她的失去。于是，总有人自己做了蛋糕，用锡纸小心包好了送过来；总有人想要带她出去吃饭；总有人在餐馆里小心看着她什么菜式吃得多一些，临走时就再要一份打包，让她带回去晚上吃。

那该是一种怜惜的心情吧。

在1990年代上海复旧潮流中，1920年代末戴西全家坐在大房子前的合影又出现在好几种写到老上海的书里，也出现在一些为白领办的铜版纸杂志上，精美的印刷，连照片四周的黄渍都如实地表现出来。一个作家感叹地说，面对这张照片的上海人，不知道该说回到从前，还是说回到未来。

总之，大家都想赶快把一个破坏的时代擦掉，回到那张合影中去。总之，大家也都以为，回到那里，就是走进那张相片里，自己也住在这样的大房子里，自己也穿着长长的旗袍，自己的侄子也一身英童打扮，把小领带结系得又小又硬挺结实，自己的爹爹也挣大钱，在南京路上数一数二，自己也上燕京大学，夏天时候回来休假，与兄弟姐妹开着黑色的别克车上街去兜风。

报纸上充满了别墅售楼的广告，淮海路上外国名牌店一家连着一家，连一家新开在淮海路边上的小咖啡馆都要起“1931年”这个名字，表示对那个上海黄金时代的崇敬与憧憬。日子像是西西弗斯手里的石头，看着是越来越远了，可忽然又隆隆地滚下来，回到原处，可就是在这石头滚动的过程中，戴西已经失去了她所有的从前。

戴西说，实在这世界上是没有一样东西能真正保留下来的。所有的，都像水一样，要是它在流着，它就流走了，要是它存着，它就干了。

以前，她有一个好朋友，一个美人，要过四十岁生日了，请戴西去开生日派对。戴西按时到了她的家，可她却不在，等了好久才回来，说是去照相店照相了。那天，这个美人朋友说，过四十岁以后就不再照相了，因为真正地老了。所以要留一些照片下来。“原来以为留一些照片，也能留点东西下来。可到了‘文革’的时候，她的照片全被烧了，我的三十多本照相册全被人一张一张地撕光。世界上其实是没有东西能真正留下来的。”她说。

我记得她那次也是坐在窗前的位置上，她的脸在窗口的天光里微微泛着惊奇的笑意，并没有痛心疾首。

现在的人们，在为自己也有这样一张合影的梦想奋斗的时候，对戴西的怜惜，是有一点点兔死狐悲的心思吧。清夜扪心自问，要是轮到自己的话，自己不一定能受得了生活中这样的失去。

她说，有一天她做了一个梦，她梦见“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她家在抄家和封门。然后她醒了。她在想，要是“文化大革命”真的又来了，她能再经历一次吗？“我想过了，我觉得自己可以撑得住。然后我想到我的孩子，他们能受得了吗？我想我可以受得了，他们也一定能行。”

“可是你失去了那么多。”我提醒她。

“我在这样的生活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要是生活一直像我小姑娘时候那样，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的心有多大，能对付多少事。现在我有非常丰富的一生，那是大多数人没有的。”她说。

这也是事实，是一个人心灵世界里的事实。从那个黄昏开始，我非常喜欢戴西，喜欢和她谈话，喜欢听到她深厚的胸音。她常常在我离开的时候，问我要不要带一些食物回家去，那常常是别人送来给她的，堆在门边的柜子上。她总是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老是要送我东西，我用不了这么多东西。还有人要送我钱，我不需要那些钱。”

常常是我们自己很饿那些华美的物质，就以为她会更饿。

我们以为人可以从贫贱到富贵，而不能从富贵到贫贱。

“现在的人，为什么那么喜欢钞票，到处在说钞票。”戴西惊奇地皱起眉毛说，“我是有过的，后来又没有了，我真的不觉得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从来不觉得钞票就是了不起的事。”

戴西也喜欢这张照片，这是她家现在能找得到的最好的一张家庭合影了。她曾点着照片告诉我当时她的卧室是哪一扇窗子，那时我知道，那个有白色百叶窗的大房子让她留恋，是因为她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好的日子；她也一一向我介绍照片上她家的那些气度不凡的亲人，那是她所有的家庭成员，我也明白，那些人让她留恋，是因为他们是她最亲的骨肉。她从来就珍爱照片上的这一切，那是因为她是从那里来的。现在，常常有郭家在海外的晚辈回上海来，她就带着他们回到利西路老房子去，现在那里住着三十七户人家。她领着那些晚辈看他们从前种花的玻璃房子，那是因为她希望他们知道自己的老家是什么样子的，就像自己在1990年3月，八十一岁的时候回到澳大利亚老家去一样，去看一看自己的根。

戴西要是因为别人的怜惜而不快，要是在利西路老房子里祈愿物归原主，要是她在说不介意钱的时候，像是阿Q说话时那种干涩的声音，那我就会明白她心里真正的感受，然而她没有。她只是觉得那些怜惜除了好意之外，还有些多余，有些杞人忧天。其实她的天空，又高又蓝，云淡风轻。

有时，我小心翼翼地想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样铿锵的话，但总是踌躇着不愿意用进我的书里来，戴西不合适用这样的句子，把它们和她放在一起，有一种气质上的差异，就像要把黄芽菜和菠菜放在一锅汤里那样。

那我应该怎么描绘她呢？

我总是记得在秋天的那个黄昏里，从窗子外徐徐吹进来的，是暖和的晚风，老年戴西坐在用旧了的绿窗帘前，用手指轻轻把空气划向自己，她仰起脸来，半闭着眼睛，很享受地说：“你闻到空气里的桂花香吗？这样甜蜜的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