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六岁
爹爹带我们去一家叫“上海”的中餐馆
She used to watch her Dad taking her Mom and elder sister to the Opera. They dressed up so beautifully for those occasions and there was always a box of chocolates. At that time, she was a young girl who felt that there would be numerous opera and boxes of chocolates waiting for her in the future.
她回忆了小时候看着爹爹带着妈妈和大姐去看歌剧的情形，他们打扮起来，是那么漂亮，还总有一盒子巧克力。那时她是个觉得长大起来会有一路的歌剧院、一路的巧克力等着她的小姑娘。
1989年9月，戴西离开上海，去美国看她的儿子中正一家，同时她也去看了分离了三十多年的兄弟姐妹。
1958年，她的丈夫被捕入狱，被判必须向政府退还六万四千美金。她被迫向所有国外亲人写信，请他们寄钱回来，帮她家还账。她把信写好，交给政府过目。寄出去那么多信，只有她的哥哥沃利一个人寄回了八千美金，那是从前她借给沃利的钱。1963年，戴西去学校教英文，沃利还从美国寄来了许多英文教学方面的资料和最新出版的词典。而“文革”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而在从前，沃利总是戴西的领袖，他总是为戴西出各种各样的主意，在全家从悉尼迁往上海的日本邮船上，他们玩了六个星期的“跟着领袖走”的游戏，沃利的领袖地位在那时候就确立了。小时候礼拜天去教堂，爹爹分给每个孩子一个便士，让他们自己投到奉献箱里去，沃利教她用半个便士去买一个冰激凌筒吃，把找下来的半个便士给奉献箱。
在全家离开澳大利亚时，爹爹妈妈又带他们一起去照相，那时戴西已经长得高过沃利，所以他一定要戴西坐下来，不让她看上去竟然比自己要高。在兄弟姐妹里，他们是最要好的。甚至戴西十多岁的时候学钢琴，后来学开汽车，也都是沃利的主意，因为这是上海淑女个个都要学的时髦。
弟弟乔治1957年从上海经广州偷渡出境，临行前清理永安公司总裁办公室，匆忙之中，突然不知触动了哪里的秘密机关，一只秘密抽屉弹了出来，里面是从前二哥留下来防身的一把枪。1947年在永安公司的一次危机中，宋子文出面帮忙，所以二哥沃利做了总裁；1948年蒋经国要杀他，所以他也是在匆忙中逃往国外，由乔治接了他的班。乔治当晚就要走，他就把那把枪带到戴西家，让她处理。她的丈夫把枪埋在了自家花园的树下。后来，就是这把他们从来没用过的枪，成为她的丈夫吴毓骧判决书上的一条罪行：私藏武器。乔治并不知道后来在上海发生了什么事，戴西再见到他的时候，他陪着太太在夏威夷开美发厅，穿了当地人爱穿的大花衬衣，他老了以后，鼻子越长越宽大，像一个犹太老人了。要是没人告诉，你不会把他与照片上那个坐着的胖胖的小男孩联系在一起。戴西从没有真正具体地告诉过他关于那把枪的事，她说，说什么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戴西的三姐安慈是上海的第一位“上海小姐”，在这张照片上，虽然她还是一个刚刚发育的小姑娘，已经能看出她日后的醒目与美貌。她和丈夫一起生活在美国多年，仍旧保持着她的美貌，和美女那种安适而活泼的气质。她们姐妹从中西女塾毕业时，她已经是一个会骑马、会跳舞、会射击、会一切新鲜花样的小姐，她带着戴西在去闵行的公路上跟人飙车，最后发现那辆居然与她们争锋的车里，坐着她们的哥哥沃利。在她参加上海小姐选举的时候，戴西已经去了北京读燕京大学的心理学，她还写信回家劝姐姐不要参加这种无聊的游戏。而到了姐姐为了自己爱上的人几乎要从家里私奔的时候，戴西又是第一个表示同情的人。安慈已于1980年在美国去世，戴西去美国的时候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而见到了照片上那温顺的大姐。
1989年在美国，大家都鼓励戴西把自己的一生写下来。于是戴西去大学的老人写作班上了两期写作课程，规范自己的英文。离开澳大利亚以后，她仍旧上的是英文学校，她这一辈子，说的大多是英文，用的也大多是英文，虽然从中学时代开始，也一点点地接触中文，可总没有真正当成自己的语言用。直到1950年代单位里为老资本家们洗脑，她才被迫认真学习中文。到1971年退休的时候，造反派对老资本家做了最后一次训话，要每个人表态怎么继续改造自己，她对造反派表示一定要更好地掌握中文，学好毛泽东著作，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得到造反派的表扬。到了1989年，她决定要用英文写她的回忆录。她真的从9月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在她写在电脑里的回忆录里，她回忆到七十四年前的9月，六岁的时候，她在悉尼上科莱斯泰小学的情形，那时因为同学乱叫她名字，她逃了学，而且理直气壮地对校长宣布，要是同学不改正的话，她就永远不去学校了。那时她是个眼睛里看不得一点点不公平的小姑娘。
她回忆了小时候看着爹爹带着妈妈和大姐去看歌剧的情形，他们打扮起来，是那么漂亮，还总有一盒子巧克力。“我是多么希望能够早点长大起来，也能和他们一起出去啊。”戴西在她的回忆录里写着，那时她是个觉得长大起来会有一路的歌剧院、一路的巧克力等着她的小姑娘。
这是戴西在出生地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1918年，她的爹爹郭标应孙中山的邀请，和兄弟郭杰一起举家回到上海，开办上海当时最新潮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戴西刚回到上海时，就住在永安公司对面的东亚酒店里，那是她妈妈的家族——马家的产业，马家当时已经在上海开了先施百货公司。她天天在窗前看着永安公司的楼房，在那些粗大的绿色的竹子脚手架里面，一层层地升高起来。南京路上这些华人资本家大百货公司的开张，标志着华人资本在上海的成熟。
而戴西不知道这些，她有一天发现在酒店的窗外飘着一些白色的东西，她觉得非常奇怪，于是打开窗子，伸手接了一些，握在手里，冲到妈妈房间里给她看，可当她张开自己的手，里面除了几滴水以外，什么也没有。妈妈笑了，告诉她那是雪，在悉尼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雪。那时她是没有一点点阅历的小姑娘。
我们的古科罗克叔叔，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妈妈的妹妹，当时也一起住在酒店里，他是爹爹永安公司的经理。他有一辆福特车，在那时是很豪华的。有时他领着我们大家开车去郊外，当时我们最远也只到过静安寺，所以我们都觉得开到郊外去，是好远的路了。
这时，在她的回忆录里，回忆了一个孩子浑然不觉的安宁心境，而实际上，在生活中，一个人将要遇到些什么，是谁也不知道的。她当然也不知道在1967年，她和学校里一些“有问题”的老师一起被送到工厂劳动，有一天，他们用英文说了几句话，有人问她在午休的时候干什么，她告诉他们要去国际饭店买一点面包。“你知道那里的面包比解放前做得好。”戴西说。我想，这是她看到自己桌边还坐着两个工厂的工人而特地说的，因为没有必要为买面包加上这样的评价。
等午休结束以后，他们被突然集中到楼下的房间里。开始戴西他们还不明白是否他们这些资本家也有资格去开会，后来，当他们试探着下楼去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居然一屋子的人都在等着他们。工人们要求会说英文的人站到前面去，戴西就站到前面去了。然后她发现和他们中午同桌吃饭的那个工人也在，他把同桌另外两个说英文的老师也带到前面去了。
他走上前来，叫我跪下。我跪下了。他拍打我的头，我很奇怪，就抬起头来看他用什么打我，原来他用了一把扫帚。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就要开始痛打我。可是并不是这样。他要我交代我在楼上工作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我用中文告诉了他。他谴责我在说谎：“我懂英文。”他说，“你难道没说什么‘公园’？你在中午的时候要到公园去。你要到公园去见谁？见面要干什么？”我告诉他我要去的是公园饭店，就是国际饭店从前的名字。不是什么公园。“哦，是的。”他说，“你还抱怨面包不如解放前好了。你能否认自己说过公园和面包吗？”在我的头上又被扫帚打了几下以后，会议结束了，他感到自己已经揭露了一个资本家是多么坏，多么不诚实。
1915年时的戴西怎么会知道，自己有一天竟会面对这样的屈辱？而且她还能从那些屈辱中活下来，甚至没有成为一个因为心碎而刻毒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