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二十五岁
爱情故事
Behind her self-esteem, behind her grace and restraint, there might be hidden some kind of hurt caused by disloyalty. She fell in love with a really amiable husband, who might not be totally satisfied with mere family life.
她的自尊和婉约后面，也许藏着一些遭负心的伤痛。她爱上的真的是一个人见人爱的丈夫，而她的丈夫是一个无法满足于过居家生活的男子。
有一个年轻的电视制片人，对戴西的故事很有兴趣，想要把它做成一个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他把用发蜡梳得油光可鉴的头发和脸近近地凑到戴西的婚纱照片上，一边看，一边嘟囔着说：“她太漂亮了，所以会不幸。不过红颜薄命的故事会很好看。”当年的葛文斯基照相店，是上海最好的白俄照相店，在照片的右下角，还留着他们的硬章。
戴西在照片上，像是那个《罗马假日》里的小公主，那样娇贵，那样无邪，那样庄严而愉快地对待面前的生活，根本就没想到她面前除了金苹果，还会有什么别的。
除了对第一次早餐的担心。
戴西曾经这样写下她婚礼以后的第一次早餐：
从我们订婚到结婚的六个月里，我一直忙着准备我们的新家，那么多事需要我去做，要订做家具，买一些现成的，还要忙窗上的厚帘子，床上用的亚麻布床单，地毯，厨房用具，瓷器，当然还有要找到可靠的仆人。一个客人名单必须要列出来，发出邀请，还有我自己的衣服，最重要的是我的婚礼礼服。为了这些事，当然我落了磅，到我觉得所有的事都安排停当的时候，我只剩下八十八磅了。
婚礼的前夜，我突然意识到明天我们得在一起吃早餐了。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丈夫ＹＨ的饮食习惯，我们在一起吃过午餐和晚餐，在一起喝过茶，但从没在一起吃过早餐，而且我发现我们也从来没在一起商量过这件事。“那么，”我想，“我得准备一下。我不能让他发现我是一个无能的家庭主妇。”
我脑子开始飞快地转起来。是不是应该准备中国式的早餐呢？稀饭加上肉松，腌黄瓜，花生和松花蛋，还有豆类小菜。或者他会更喜欢西式的？于是我回忆从前我在马尼拉或者香港的酒店里住的时候，吃过的典型英国早餐，我不想出错。
第二天早上，我起了大早，指挥我家厨子准备我们新家的第一顿早餐。我亲自摆了桌子，然后去叫我丈夫，告诉他可以下来吃早餐了。
我们坐在桌子前，我着手做新鲜橘汁，然后在麦片粥里加了牛奶和糖，可我什么也吃不下，只是忙着照顾他。好容易等早饭吃完了，我紧张地看着他问：“你喜欢吗？告诉我你平时吃什么式样的早餐？”“哦，很好吃，”他说，“但是通常我早上只在牛奶里打一个鸡蛋，当作早餐。你平时习惯早上吃什么？”
“哦，”我回答说，“我只喝一杯咖啡。”
1934年的婚纱照片。
年轻的电视制片人从发黄的大照片上抬起头来，说：“这样的故事太正经，里面缺少可激起大众窥视热情的内容。你说，这里面会不会有另外的爱情故事，比如戴西爱上过什么别的人？三角四角的关系？”
我说好像没有。
“你想想嘛，他们这样的家庭，整天吃饱了没事做，饱暖思淫欲，也是很正常的。”他说。
我想起来戴西有一次说起“文革”中的批斗会。有一个职工站起来揭发她在1949年以前腐朽的生活方式，说她到永安公司去买东西，自己坐在沙发上，一手拿着茶，一手夹着香烟，售货小姐们排成了队，手里捧着新货一一走过她身边，要是她点一点头，她们就去把货包起来。然后她挂上账，跳上新式美国汽车，绝尘而去。她说她那时听着别人这样形容自己，觉得是在听别人说戏里的场景。
在社会下层的想象里，社会上层的人总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戴西说，这是她做梦也不敢的事，要是她敢，早被逐出家门了。而且她也从来没想过要这么做。她家的教养和规矩只怕比小户人家要多。
而且在我的印象里，戴西对男女的事一直很淡，她陆陆续续说了不少自己的事，可很少说到自己的爱情，很少说到自己的丈夫，就是在她的回忆录里，她也只是简单地写了一句：“1934年我嫁给了YHW。”有一次我追问，她也只是说，“我喜欢我的丈夫，是因为和他在一起，很有意趣。”
她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洋派的女子，到处在人脸上印大红唇印子，追着人叫蜜糖，她是温婉的。
“那我就会觉得她的丈夫有故事。”他说。
这也正是我猜测的，她的自尊和婉约后面，也许藏着一些遭负心的伤痛。她爱上的真的是一个人见人爱的丈夫，而她的丈夫是一个无法满足于过居家生活的男子。1943年儿子中正出生时，戴西难产，在医院两天生不下孩子来，女儿静姝正在家里静养肺炎，他还是去俱乐部玩牌到深夜回家。这是一个会让你非常高兴、但不会对你负起全部责任的丈夫。
他是戴西生活中的音乐，而不是粮食。
像小时候在幼儿园睡不着觉，就用指甲挖墙上的小洞一样，一开始是很小的一个洋钉洞洞，后来挖到能伸进去小指头，最后，突然一大块墙皮酥软着掉下来，露出里面青青的砖头。对戴西感情的探索，也是这样从很不起眼的小洞开始的。
戴西说起，有一次，爹爹的姨太太到大房子里来找妈妈，戴西不喜欢这个把爹爹从家里抢走的人，就站在自家楼梯上看着她不说话。姨太太什么也没有说，上楼去找妈妈了。戴西等在楼梯上不走，等到姨太太下楼来，她还是那样默默地瞪着她。她就站住了，对戴西说：“你妈妈知道的，要防的，就是我一个，而我要防的，却是所有的女人。”
后来，历经了世事沧桑，戴西已理解了姨太太，与她保持了融洽的关系，并一直与同父异母的弟妹们友好相处。
中正回忆起小时候爸爸得了病，住在私人的大华医院里，他们和戴西一起去看爸爸。可他们在病房里吵了架，那是父母第一次当着孩子的面不开心，可是为了什么，他不知道。爸爸后来哭了，但妈妈没有。
最后，戴西婚姻生活里的那堵青砖墙，终于很没诗意地被挖了出来。在1940年代上海的一个晚上，戴西由波丽的丈夫，吴毓骧在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时代的同学陪着，到一个年轻风流的寡妇家里，把丈夫找了出来，并带回自己的家。那个年轻的寡妇，曾是戴西一家的熟人，抗战期间，他们一些朋友曾每星期到各家聚会，吃饭，打牌，聊天。她的丈夫去世时，戴西一家还去静安寺参加了超度的道场。
那个晚上，戴西是开着家里的黑色福特车去的，还是坐别人的汽车去的，我们没人知道；她用什么方法知道了丈夫和别人的秘密，是偷看了他的抽屉，还是跟踪了他，或者是有人向她告密，我们也不知道；看到自己选来的丈夫不光让自己享受生活，也是别人指上醇香的香烟，她要到别人家的房子里带回自己的丈夫，她是不是伤心和自怜？是不是愤怒和屈辱？中正和静姝也不知道。因为她从来没对人说过这件事，没有说明，没有抱怨，没有揭露。这是因为戴西的体贴，旧式女子的宽容，还是因为戴西对一个永不静心的男子的绝望？或者说，她明白自己选了这么一个永远新鲜的丈夫，就要拿出风筝线的勇敢？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
我的想象里，戴西去按响寡妇家门铃的时候，她会用那眼尾长长的妩媚的眼睛直视那个女子，然后扬着她的下巴，说：“我要找我的丈夫。”从门厅里泄出来的灯光，会照亮她美丽的脸，像笼婚纱那天一样漂亮的脸。
到吴家去玩，还是郭家和吴家小孩的节日，直到戴西的葬礼时，头发花白了的晚辈们回忆起那时的吴家，就说：“那时候他们这一家人，都那样好看，那样体面，那样幸福，家里那么温馨，家狗那么漂亮，客厅里的圣诞树那么大，福州厨子的菜烧得那么地道，真的像是好莱坞电影里才有的十全十美。”
他们总是以为要是没有1949年，戴西肯定会一直生活在好莱坞电影里。实在生活不会那么简单，也不像电视剧所喜欢的那样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