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并购的产业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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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不同开放程度的经济条件下的模型比较

企业并购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并购动机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多种理论假说,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研究体系。根据对企业并购动机的判断不同,这些理论假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认为并购是企业最大化企业价值的理性行为,这些理论包括效率理论、市场势力理论、信息和信号理论以及避税和再分配理论等。另一类则从委托代理角度出发,认为企业并购是企业所有者克服代理问题的有效途径,这类假说包括代理问题与管理主义、自由现金流假说等。本书建立在第一类假说的基础上,假定在静态视角下,企业之间并购的充分条件是,并购后的利润大于二者并购之前的利润之和,即“并购盈余为正”。

并购的社会效应研究是本领域另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该项研究的难点在于企业并购盈余的大小和产生的原因难以测定。如果要作定量测定,通常需要对模型作比较强的假设。例如著名的SSR模型(Salant,Switzer和Renolds,1983)被简化为线性需求函数和常数边际成本。法尔维(Falvey,1998)在研究并购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所扮演的角色时也同样采用了线性需求函数和常数边际成本。为了解析并购盈余和社会效应,许多研究者也都根据问题本身的性质和模型处理的需要对需求函数和成本函数作了比较特殊的处理。在一定的产业组织结构条件下,对并购的外部效应进行测定相对容易,而且可以对模型作比较弱的假定。法雷尔和夏皮罗(Farrell和Shapiro,1990)的文章利用这种方法研究了并购的社会效应问题,成为本领域引用频率较高的文献。巴罗斯和卡布拉尔(Barros和Cabral,1994)将法雷尔和夏皮罗(Farrell和Shapiro,1990)文章的应用背景扩展到了开放经济条件下。

允许外国公司以参股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这是开放经济的含义之一,本书为了简化模型,在建模过程中,只考虑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和供给,而没有考虑国际贸易对并购效应的影响因素。虽然只考虑单个国家市场出清的模型是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跨国并购效应的一种不完全处理,但是在贸易完全自由化的市场条件下,多个国家的市场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则单个国家市场出清的模型,可以应用到统一大市场的情况下,但其中所计算的整合的外部效应是对统一的大市场而言的外部效应,而非对国内市场产生的外部效应。从国内政府关心本国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对统一的大市场整体产生的外部效应还不是本国政府真正关心的目标,因此有必要单独关注对本国社会福利产生的影响。

一、不存在国际贸易情形下的外部效应

将国内企业分别标记为D。将参与并购的企业和不参与并购的企业,分别标记为IO,因此,D=IO。将在国内投资的国外企业全部标记为F

则国内社会福利为:

其中P为市场价格,xi为单个企业产量,X为行业总产量,C为企业成本。

所以,

参与并购的企业利润变化为:

并购的外部效应为:

由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得:

整理式(1-6)得:

所以,外部效应为正的条件是:

外部效应为正的条件,用市场份额可表示为:

二、统一市场情形下的外部效应

(一)并购对国内市场的外部效应

国内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占整个市场的需求和供给的比重分别为:dDsD,参与并购和不参与并购的企业分别标记为IO。其中,O=ODO-D,以此类推。

则国内社会福利为:

将其微分得,企业产量变化引起的国内社会福利的微小变化为:

所以,并购对国内社会的外部效应为:

(二)并购对统一市场的外部效应

统一市场的社会福利为:

所以,

参与并购/整合的企业利润变化为:

并购/整合的外部效应为:

由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得:

整理式(1-19)得:

即并购对统一市场的外部效应为:

所以并购对统一市场外部效应为正的条件是:

得出以上结论的另一个直观角度:从实施开放经济的整个区域的角度来看,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相等。从上面的式子推导,则只需认为:dD=sDO-D=∅

图1-3中,在区域aA和区域rR内,并购对国内的外部效应和整体外部效应符号相同,本国政府和超国家管理机构对于并购/整合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区域aR内,因为并购对国内的外部效应为正,而对全社会的外部效应为负,所以本国政府会支持并购,然而这对整个经济社会是不利的。从图1-3中可以看出,在区域aR内dD-sD≪0且,这表明当本国为典型的出口国时,对于本国企业参与的大型国内或跨国并购,国内政府支持并购的程度高于整个经济社会的福利最大化时的水平。

图1-3 国内和整体外部效应

在区域rA内,并购对国内产生的外部效应为负,而对全社会的外部效应为正,这与区域aR内的关系恰好相反,所以本国政府不会批准这起对整个经济社会有利而对本国不利的并购事件。该区域的较大范围内满足条件dD-sD>0且,所以,当本国为典型的出口国时,对于本国企业参与的大型国内或跨国并购而言,国内政府对并购的支持程度高于整个经济社会福利最大化时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