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忘记历史就等于犯罪
在南京大屠杀八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2017年12月12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请我去给《侵华日军在淞沪地区的暴行实物展》揭幕。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那把“百人斩”军刀！不禁联想起当年惨死在该刀下的一百多位无辜同胞，我心如刀绞。我的思绪，又一次回到了七十年前在东京审判的日日夜夜，想起我们曾经一起战斗的十多位“战友”，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中国团队。
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到上海来招翻译，那时我刚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刘世芳老师推荐我去应聘。我没有多想就去报名了。是年4月的一天，我到华懋公寓（即现在的锦江饭店）参加测试，与我一起去面试的还有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张培基等。主考官就是向先生。先生为人非常谦和，一点没有官架子，完全是一位学者的风度。得益于在东吴大学学习的基础，我顺利通过了面试。在体检之后，我们面试通过的几个人，包括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张培基、交大毕业的周锡卿、东吴法学院毕业的刘继盛和郑鲁达等共5人，于5月初乘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从江湾机场起飞前往日本东京。
我在东京的两年多时间，主要是在中国检察官办公室工作，先当翻译后兼检察官秘书。我们几个翻译和秘书的主要工作是将中国团队在国内搜集的资料和书面证据翻译成英文提交给法庭。除此之外，我们还辅助向先生进行庭审准备、庭审记录，负责整理每天送至办公室的各类通知等工作。实际上我们所从事的不仅仅是一份有薪水的翻译和秘书工作，更重要的是一份责任。作为日本侵略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中国在战争罪行的确定和举证方面，应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审判涉及的55项罪行，就有44项与中国相关。但是中国团队成员前后仅有十几人，而苏联团队则有七十多人，美国团队有上百人。所以在审判过程中，无论是证据收集，还是其他方面，中国团队都落后于他们。
实际上，我们面临的困难比这更多，情况对我们非常不利。国内方面，国共内战已经爆发。蒋介石忙于内战，无暇顾及东京审判。特别对我们检察组方面而言，国内无法为我们提供足够的人证和物证，我们有时需要派检查组人员自己回国搜集。国际方面，那时“冷战”已经开始，各国代表团同床异梦，都在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最大的受害国中国的请求，不是法庭关注的焦点。因此我们在东京法庭上可以说是孤军奋战，处境十分困难。
当时，我们面对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如中国法官梅汝璈先生所说，“如果日寇不被严惩，我们将无颜回国见江东父老。”当时中国主要负责审理的战犯是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他们都是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的刽子手。如松井石根当时是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制造者。为了让他伏法，我们通过电函要求国内提供日军侵华暴行的证据，同时要求亚太华人华侨提供日军残害华人华侨的证据，并邀请首席检察官季南到中国调查取证，派倪征
和鄂森等中国法律专家到华北搜集证据。检察组还从国内请了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伍长德和许传音，目击者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茨、传教士史密斯、英国人罗伦斯、牧师约翰•马吉等人，向法庭提供了确凿的证词。在国内举证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与美国占领军协商，派倪征
、桂裕、杨寿林和吴学义等到已被盟军封存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侵华战争的有关书面罪证。中国团队夜以继日，经过七个月的紧张工作，终于找到了大量可以证明主要战犯罪行的有力证据，说服法庭判处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绞刑，为中国遇难者伸冤。
“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战争罪行的总和与根源。”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决，判决书开篇这样写道。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这个团队，对日军侵华责任进行了总清算：确定了战争起始时间和甲级战犯部分人员名单、从菲律宾引渡了不少战争罪犯。劝说溥仪出庭作证、让制造南京大屠杀和“百人斩”的凶犯伏法。与盟国法官一起将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将16名战犯判处无期徒刑。这些清算都汇总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其中“对华侵略”部分为梅汝璈法官亲自撰写。
我们在东京，宛如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日子长了，大家都成了好朋友。特别是向先生，他的睿智、决心和胆魄给我们以信心，成为我们的良师益友。在审判时，作为中方检察官，他共出庭20次，每次都有翔实的证据提供给法庭，让战犯无法狡辩，最终认罪伏法。向先生在法庭上的威严与庭下对我们的亲和，形成鲜明对比。法官梅先生有威严，既熟悉英美法审判程序，又懂得国际政治，所以，在开庭时的座次问题和国旗位置的抗争中，就让各国代表刮目相看，我们对他也由衷地敬佩。因工作性质不同，虽然我在东京与他交往不多，但对他很尊重。其他作为检察官顾问和翻译的东吴大学几位老师和校友，我们相处也非常融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七十多年前的审判，并没有完全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土壤。自中日1972年建交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军费开支、靖国神社、教科书、钓鱼岛等问题上，日本越来越偏离和平宪法的方向。近几年来，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有从个人行为向群体转变的趋势，日本政坛右倾化明显。对东亚力量平衡特别是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中国有必要继续教育国人，牢记这段历史。正如梅汝璈先生曾经说过：“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在东京审判结束七十周年之际，日本仍然需要作出深刻的反省。借用美国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名言，“I still have a dream”，我始终怀着中日友好的梦想。希望日方能够正视历史问题，遵守和平宪法，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希望再有田中角荣这样的英明政治家出现，与中国领导人一道共同面对挑战，将中日世代友好的传统继承下去，为东亚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我今年已经96岁了，自感来日无多。在东京时我曾拍摄一张10人的合影，一直珍藏在我家里。他们绝大多数已经去世，但每到一些重大节日或夜深人静时，他们就浮现在我眼前。想到我们过去在东京的日日夜夜，想到我们面对困境、据理力争、斗智斗勇的场面，想到我们团结一心、患难与共、悲喜交加的生活。
欣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苏州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一本书，以群英谱方式给每位参加者画像，纪念东京审判结束七十周年，我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时至今日，我们不仅要记住历史，更要记住书写历史的人！
是为序。
2018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