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你在地图上再也找不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狄更斯城了，因为在我父亲去世五年后，也就是我大学毕业一年之后，它，也消失了。没有什么高调的欢送会。狄更斯并不是伴随一声巨响而消失不见的，像长崎、索多玛、蛾摩拉，还有我老爸那样。它是悄然不见的，像那些在冷战期间由于一次又一次核事故而从苏联地图上消失的城镇一样。但是，狄更斯城的消失绝非事故。这是周边日渐富庶的、拥有两车位车库的社区明目张胆的共谋使然，这会让他们的财产增值，血压下降。21世纪之初房地产热那阵子，洛杉矶县许多中等收入的社区经历了不动产大换手。曾经的工人阶级舒适飞地如今充斥着假胸、假毕业证和真犯罪率，植发和树木移植，抽脂和对混血人群的压榨。凌晨时分，社区委员会、业主协会和地产巨头们联合起来，为平淡无奇的社区打造描述性名称，有人会将一块巨大的闪亮的地中海蓝色牌子高高地挂在电线杆上。待晨雾散去，即将被高档化的社区的居民醒来，发现自己住在“山景”、“高地都市”或“西部山谷”，尽管山峦、景观、高地或山谷这样的地貌特征在方圆十英里之内压根没影儿。如今，那些曾经视自己为西区、东区和南区居民的洛杉矶人，为了他们漂亮的两居室乡间小屋位于贝弗利伍德还是贝弗利伍德周边的问题，发起了旷日持久的法律战。
狄更斯经历了一种不一样的转型。中南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醒来后发现，这个城市没有改名，但那个写着“欢迎来到狄更斯”的路牌却不见了。任何正式公告、报纸文章，哪怕是晚间新闻的一则消息都付之阙如。没有人在乎。在某种程度上，多数狄更斯人对于不再来自什么地方而感到如释重负。当别人在聊天时问起“你来自哪里？”，他们无须再回答“狄更斯”，无须再承受眼看对方带着歉意往后退的尴尬。“对不起。别杀我！”有谣言说，洛杉矶县因为路人皆知的地方政治腐败问题已经撤销了给狄更斯的特许状。警察局和消防局都已关闭。你要是拨了市政厅以前的电话号码，一个叫丽贝卡的姑娘会骂骂咧咧地回答：没有叫狄更斯的黑鬼住在这里，不要再打过来了！学校自治董事会解散了。搜索互联网，只能查到“查尔斯·约翰·赫芬姆·狄更斯”，还有得克萨斯州一个为纪念某位有可能死在也有可能没死在阿拉莫的倒霉蛋而命名的尘暴县。
我父亲去世后的那几年，街坊们把我看作继任的黑人劝语者。我真希望我能说，自己出于家族自豪感和对社区的关爱而响应了责任的召唤，然而，真相是，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我没有什么社交生活。做黑人劝语可以让我走出屋子，离开庄稼和牲畜。我会遇到有趣的人，努力让他们相信，不管他们服用了多少海洛因，听了多少R. 凯利，他们也绝不可能飞起来。[34]我父亲做黑人劝语的时候，看起来并不难。不幸的是，我没有继承父亲那豪车广告画外音般洪亮的庄严男低音。我有一副不讨喜的尖细嗓音，总是像你喜欢的男孩乐队里“最害羞”的那个成员一样欲言又止。就是MV里坐在敞篷车后排座的那类人——瘦骨嶙峋，轻声细语，从来追不到姑娘，更别提有独唱机会。所以人家给了我一个扩音器。谁试过拿喇叭跟人做劝语？
在狄更斯消失之前，我的工作量一直没多少。我只是一个隔月上工的危机谈判员，一个兼职做点黑人劝语的农民。但是自从狄更斯被抹去之后，我发现自己至少每周一次，身穿睡衣，赤脚站在某个公寓大楼的大院里，手持喇叭，仰头望着某个发狂的、用电烫梳打理了一半头发的母亲把小婴儿悬在二楼阳台边上。我父亲做劝语时，星期五晚上是最忙的。在每一个发工资的日子，一群群患有躁狂抑郁症的穷人让他应接不暇，这些人把钱一下子花光，他们早已厌倦了夜间黄金时段臭名远扬的电视节目，从成天躺在沙发上的肥胖家庭成员和一堆没卖出去的雅芳美容产品盒子之间抽出身来，关掉厨房里的收音机（它总是没完没了地推送歌曲，赞美先暴饮大酒，再暴打黑鬼，最后暴操处女的星期五晚间夜店乐逍遥），然后取消第二天与心理健康诊疗师、喋喋不休的理发师（他们多年来永远只会做一种发型—黑人烫来染去折腾个不停的发型）的预约，他们会选择那个星期五，那个“维纳斯之日”（维纳斯—爱与美与未付账单之女神），实施自杀、谋杀，或两者同时进行。但是，轮到我当班的时候，人们更容易崩溃的日子似乎是星期三。驼峰日。我不会说约鲁巴语“恋物癖”，也不会说非洲咒语“格里斯—格里斯”，对该说什么一无所知，我会按下开关，随着反馈杂音嘹亮刺耳的一声尖叫，扩音器吱吱啦啦地投入工作。一半围观群众等待我说出什么具有魔力的话，力挽狂澜；另一半则翘首企盼谁的睡衣敞开，露出哺乳期的大胸。
有时，我会以一点小幽默开场，从一大张马尼拉纸信封上撕下一片，竭力模仿午后脱口秀主持人的夸张调调宣布：“说到八个月大的科比·乔丹·卡里姆·勒布朗·梅威瑟三世，我可不是他爸爸……不过我真希望我是。”因为我看着不太像婴儿的生父，所以这位母亲会笑起来，把那团小鲜肉连同装满屎尿的纸尿裤都扔给敞怀以待的我。
通常来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很多时候，在妮娜·西蒙的歌《天杀的密西西比》那般消沉的夜色中，很难集中精力。脸上和手臂上带着深紫色的青肿，浴袍终于极具诱惑地滑到了肩膀以下，这才发现那个女人原来是个男人；一个男人，有着激素刺激出来的胸部，刮得干干净净的私处，令人惊艳的臀型，而他那挥舞着撬胎棒的另一半，那个穿宽大汗衫、歪戴棒球帽的家伙，可能是个男人，也可能是个男性化的女人，但不管是男是女，这个人都暴躁地在车库前走来走去，威胁说要是我说错话就敲破我的脑壳。小婴儿被包在瘸帮[35]男孩专属的蓝色襁褓里，不是太胖就是瘦得皮包骨，拼命哭喊，嗓门大得让你只想叫这孩子闭嘴，或者更糟糕，安静得令人毛骨悚然，让你觉得这孩子肯定已经死了。一成不变的是，温柔地飘在背景中，从打开的玻璃滑门中拂起窗帘的，永远是妮娜·西蒙的音乐。这就是我父亲提醒我要当心的那种女人。被毒品和混蛋蹂躏的女人，坐在黑暗中，一无所有又陷入苦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电话贴在耳朵上，快速拨号到K—Earth 101调频老歌电台，这样她们可以点妮娜·西蒙或雪莉儿合唱团的歌，“这首歌献给我的挚爱”，等同于“这首歌献给那些把我打得半死然后逃之夭夭的黑鬼”。“离那些喜欢妮娜·西蒙和把基佬当闺密的婊子远点，”我父亲会说，“她们仇恨男人。”
小婴儿晃一晃小小的脚后跟，滑出一个大抛物线快速垒球，在空中来了几个风车旋转。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茫然失神，我是一个没有蜜语和甜言可以说的黑鬼劝语者。围观的人群开始小声抱怨，说我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的确不知道。
“你不要在那儿浪费时间了，小子，你会弄‘屎’这孩子的。”
“是弄死。”
“随便啦，黑鬼。随便说点什么吧。”
他们都以为，我父亲死了之后，我去上大学，主修心理学，回来可以子承父业。可我对精神分析理论、墨迹人格测验、人的境况和回馈社区什么的一点也不感兴趣。我去了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是因为那儿有不错的农学系。我选了动物科学专业，幻想把我父亲那块地变成一座孵化场，这样我就可以把鸵鸟卖给所有那些曾在90年代初期红极一时的说唱歌手、首轮选秀入选者、急于投资“大钱”的大成本电影的助理，还有那样一些家伙，他们生平第一次坐头等舱，把折角的机上杂志的金融版摊在膝盖上，心里盘算着“妈的，鸵鸟肉还真是有‘钱’途！”。这听起来就像不用动脑筋的投资妙方。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营养丰富的鸵鸟肉排卖二十美元一磅，羽毛五美元一片，疙疙瘩瘩的鸵鸟皮可以卖到两百美元一张。不过真正赚钱的是我，我出售种鸟给那些黑人新贵，因为一只鸟平均仅能提供四十磅可食用的肉，因为奥斯卡·王尔德已经死了，除了年过四十的变装皇后、巴伐利亚的大号手、马库斯·加维的模仿者，还有抿着薄荷冰酒在肯塔基德比押中前三的南方美人之外，再也没有人戴羽毛帽了，这些人可不会从黑人那儿买东西，除非你卖的是拥有时光无痕皱纹无踪的肌肤和九英寸鸡巴的秘笈。我完全清楚这鸟很难养殖，而我也没有启动资金，但这么说吧，我大二的时候，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小农场项目少了几份研究两条腿动物的论文，原因正如毒品贩子所说：“如果我不做，也会有其他人做。”相信我，多少只火过一首歌的破产歌手，他们当初扔掉的裂了缝的留窝蛋至今仍在圣盖博山上野蛮生长。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你不是跟你父亲一样是心理学专业的吗？”
“我只了解一点动物养殖。”[36]
“操，和这些禽兽结婚是这些婊子惹上麻烦的原因，你最好还是跟这个小母牛一样的娘们儿说几句。”
我辅修了农作物科学与管理，因为法雷教授，我农艺学导论的老师，曾说过我是个天生的园艺家。她说，如果我有志于此的话，有望成为下一个乔治·华盛顿·卡佛[37]。我只需要努把力，找到我自己的“花生”。我自己的豆科植物，她开玩笑说，并把一粒菜豆放在我的掌心。不过只要你去过蒂托塔可餐厅，品尝过那儿的豆泥—暖暖一杯，裹着半英寸厚的融化的切达奶酪，油润，细腻—你就知道，豆子已经将它们的基因发挥到极致。我记得我还纳闷，为什么非得是乔治·华盛顿·卡佛。为什么我不能成为下一个格里戈尔·孟德尔，下一个奇亚草小盆景的发明人，或下一个绿色牛仔裤先生（虽然没人记得《袋鼠船长》）？[38]为此，我选择深入钻研那些跟我最有文化相关性的植物—西瓜和大麻草。我最多也就算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但一年有那么三四次，我会把马拴在车上，嗒嗒地穿越狄更斯城，沿街叫卖，手提音箱里大声播放蒙戈·桑塔玛利亚[39]的《西瓜人》。在远方，据说这歌声曾经让篮球夏季联赛的中快攻停下来，让多场花式跳绳马拉松提前结束，让在康普顿和费尔斯通交叉路口等着乘周末最后一班公交车到洛杉矶县监狱探视的女人和孩子做出艰难的决定。
虽然它们种起来不难，我也卖了不少年，但人们一见到方形西瓜还是忍不住抓狂。就像那个黑人总统，你以为看过那位老兄连续两年身着西装发表国情咨文，你也就会对方形西瓜见怪不怪了，但不知为何，你就是做不到。金字塔形状的也是大热门，到了复活节前后，我还会卖兔子形状的，那是经过转基因处理的，如果你眯起眼睛仔细看，瓜皮上的黑色线条能拼出耶稣拯救世人的字样。那些瓜在我的小推车上一上架就被抢光了。味道还是吸引了不少回头客。想想你吃过的最棒的西瓜吧。现在又有一点茴香和红糖的口味来锦上添花。你都不愿意吐出西瓜籽，因为它们让你满嘴清凉，就像可乐里的冰块，最后一点甜劲儿在你的舌尖融化。我没有亲眼见过，但他们说有人一口啃下我的西瓜，当下就昏了过去。刚给我这些栽在后院六英寸深的蓝色塑料浅水池里差点淹死的顾客做完心肺复苏的医护人员，都顾不上问病人是中暑还是有心脏病家族史，他们的脸上糊着一层人工呼吸留下的黏黏的红色汁液，脸颊上还粘着黑色的瓜子，他们专心地舔着嘴唇，过了许久才问道，“你是在哪儿买到这种西瓜的？”有时，当我在哈里斯大道的拉美区这类我不太熟悉的地方找一头走失的山羊时，会受到一群小个子的欢迎，他们刚离开墨西哥帮，新剃好的头皮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们走到我跟前，抓住我的肩膀，怀着庄重的崇敬说：“为了西瓜……谢谢你。”[40]
然而，即便是在阳光明媚的加州，你也不可能全年种植西瓜。冬夜比人们所认为的要冷。二十磅的瓜永远也长不熟，它们还吸走了土里的硝酸盐，就好像那是它们的可卡因药丸。所以我的主业其实是种大麻。我很少去卖。大麻不是一种经济作物，它更像是一种零用钱作物，而且我可不希望那些混帐家伙大半夜跑到我这儿来。偶尔，我也会拿出八分之一盎司，那个已经戒过瘾的哥们儿此刻正躺在我前院覆盖着土和杂草的草坪上，笑得不能抑制，他的腿卡在他早就忘了怎么骑的自行车车架上，他得意地举起他永远都不会放下的大麻卷儿问我：“这玩意儿叫什么？”
“运动失调。”我会这样说。
在家庭聚会的舞池里，我从二年级起就认识的爱笑小姐终于不再一刻不停地照她的化妆镜，盯着里边那张她喜欢却又不太认识的脸，她转向我，问了三个问题。我是谁？那个把舌头贴我耳边还老是蹭我屁股的黑鬼是谁？我到底在抽该死的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布里奇特·“爱笑小姐”·桑切斯，你丈夫，脸盲症。有时人们纳闷为什么我总是能搞到超级棒的大麻。但是，所有疑惑的好奇心都会被耸耸肩后的一句冷幽默搞定，“哦，我认识些白人小子……”
点着一支大麻烟。吹口气。不好闻的大麻才是好货色。那潮湿而纤薄的烟云闻起来像亨廷顿海滩的红潮，像死鱼，以及在大太阳下烤着的海鸥，这味道可以让女人停止逗弄她的小婴儿。请她来一口，先来湿的那一头。她会点点头。这个叫“英国恐惧症”，我最近开发的品种，不过她不需要知道这些。任何能让我靠得更近的都是好东西。静静地靠近，爬上布满青藤的矮墙，或者站在某个高个黑人的肩膀上，让我伸手可触，让我可以碰到她。我对她爱抚一番，用的技巧基本上跟我以前在学校里结束骑马奔走于田野的勤工俭学日后用在纯种马身上的那一套差不多，蹭蹭她的耳朵，冲她的鼻孔温柔地吹气。弄好她的烟卷。抚摸她的头发。把大麻烟喷射进她噘起的充满欲念的嘴唇。当她把婴儿递给我，我就在等待的人群的喝彩与掌声中走下阶梯，心想格里戈尔·孟德尔、乔治·华盛顿·卡佛，乃至我的父亲一定为我感到骄傲；而另一些时候，当他们被捆上救护车的担架床，或者得到一位忧心忡忡的老祖母的安抚之后，我会问他们：“为什么选在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