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贫民区物理学三大基本定律是：咄咄逼人的黑鬼会一直咄咄逼人；不管太阳在天空的哪个位置，时间永远是“过了猴屁股半小时，差一刻到它蛋蛋”；第三条是，一旦你爱的人遭枪击，此事肯定发生在你大学三年级上到一半，准备回家过寒假的时候，你牵着马来一次午后小骑，和你的父亲约好在老地方—东东甜甜圈知识人，一个本地智库—见面，在那儿他会和这一带的其他学者不停地用苹果酒、肉桂卷和谈话疗法来骚扰你。（不是因为老爸认为你是同性恋，而是他担心你从来不会在外面玩到十一点以后，担心你的字典里看起来没有“屁股”这个词。）那是一个寒夜。你正想着自己的心事，享受最后那点儿香草奶昔，这时你撞见一群警探围着一具尸体。你跳下马来。你慢慢凑近，认出一只鞋，或者一截衣袖，或者一件首饰。我父亲脸朝下趴在十字路口。我认出那是他的拳头，竖着，关节紧扣，手背上仍然青筋暴起。我挤入犯罪现场，拣出他蓬乱爆炸头上的线头，整了整他发皱的牛津衬衫领子，拨掉他脖子上的小石子儿，然后，（根据警方报告）我不可思议地将手伸进他身体周遭的血泊里，而让我自己吃惊的是，那血竟是冷的。不是热的。不是一个正派却又有些疯狂、从未实现自我的人因黑色的愤怒和毕生的挫败而汩汩沸腾的热血。
“你是他儿子？”
警探上下打量我。他皱起眉头，眼珠转来转去，确认着我的各个身体特征。在他轻蔑的假笑背后，我几乎可以看到他的大脑正拿我的疤痕和身高信息与他脑中存储的通缉重犯数据库进行交叉比对。
“对，我是。”
“你有什么特别之处？”
“啊？”
“涉事警官说，他攻击他们的时候，大喊大叫，说什么‘我警告你，你们这些肛门滞留人格的家伙、典型的专制主义者，你们可不知道我儿子是什么人！’那么，你很特别吗？”
我是谁？我怎样才能成为那个人？
“没有，我没什么特别之处。”
你老爸死的时候，你应该大哭。你应该诅咒这个体制，因为你父亲死于警察之手。你应该悲叹自己生在一个只保护有钱白人和不同种族的电影明星的警察国家，却身为中下阶层和有色人种的命运，尽管我一时也真想不起哪个亚裔美国明星。但我没有哭。我认为他的死是个圈套，是他苦心经营的另一个用来教育我应对黑人困境、激励我有所作为的实验，我以为他多半能够站起来，拍掉身上的尘土，说道：“看见了吧，黑鬼，如果这样的事儿都能发生在世上最聪明的黑人身上，想想你这笨蛋会遭遇什么。不要以为种族主义已经消亡了，他们就不会随便朝眼前的黑人开枪了。”
此时此刻，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才懒得管身为黑人这件事呢。时至今日，当我从信箱里收到人口普查的表格时，我会在“种族”一栏里勾选“其他种族”，然后骄傲地写下“加利福尼亚人”。当然，两个月后，一个做人口普查的工作人员会出现在我的门前，看我一眼，开口说：“你这讨厌的黑鬼。身为黑人，你有什么要为自己说的吗？”身为黑人，我从来没有什么要为自己说的。这个时候，口号就派上用场了，如果我们有的话，我会高举我的拳头，把它大声喊出来，并当着政府人员的面重重地摔上门。但我们没有口号。所以我只好低声下气地说“对不起”，然后在标明“黑人、非裔美国人、黑鬼、懦夫”那一栏的旁边潦草写下自己的姓名缩写。
不，我有生以来仅有的那点灵感也并不来自任何种族自豪感。它源自那种与曾催生伟大的总统、伟大的篡权者，诞生工业巨头和足球队长的热念同样久远的渴望，那种让人去做所有本来不想做的事情的俄狄浦斯式的渴望，比如尝试打篮球，跟邻居家的孩子干一架，因为，在这个家里，我们不挑事儿但绝对能解决事儿。我说的仅仅是最基本的需求，孩子想要取悦父亲的需求。
许多父亲在孩子身上培养这种需求，早在婴儿时期就开始毫无节制地操控他们。他们用头顶旋摔、大冷天儿的圆筒冰淇淋、周末陪孩子去索尔顿湖和科学博物馆玩来溺爱孩子。那些可以凭空随手抓出一张张美元的源源不断的小魔术和家庭招待日的智力游戏，让你以为从山上都铎风格的建筑奇迹二楼所看到的风光，甚至是整个世界，很快就要归你所有。这些都是被设计出来哄骗我们的，让我们相信没有老爸以及他们所提供的父辈的指导，我们的余生将成为没有米老鼠的“我早就跟你说过是这样啦”的无意义存在。但是后来到了青春期，经过太多次私家车道篮球场上的意外肘击，醉酒的午夜打在头顶上的巴掌，喷在我们脸上的那几口冰毒，只是尝试学着老爸那样说一句“操”，就有人把墨西哥辣椒对半掰开塞进你的嘴，你才意识到凉冰冰的好东西和去免下车洗车房是偷梁换柱的养育。这是为他们减退的性欲，为拿回家的一成不变的工资，为他们自己没能力过上他们的父亲期待的生活所做的障眼法和遮掩术。试图取悦父亲的俄狄浦斯情结实在太强大了，它甚至在我所住的社区都起了主导作用，在这里，父亲的角色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缺失的，尽管如此，孩子们晚上还是乖乖地坐在窗前等爸爸回家。当然，我的问题在于，老爸永远都在家里。
所有证据都已拍照留存，证人提供了证言，可怕的杀人笑话讲完了之后，我连奶昔都没放下，用腋下夹住父亲千疮百孔的尸体，把他的脚后跟拖过粉笔描的尸体轮廓，拖过黄色数字标的弹壳记号，拖过路口、停车场、玻璃双开门。我让父亲坐在他最喜欢的座位上，点了他的“老三样”—两个巧克力糖霜甜甜圈和一大杯牛奶，放在他的面前。因为他晚到了三十五分钟而且还一命呜呼，会议已经开始了，由福伊·切希尔主持，他是一个快要过气的电视名人，以前是我父亲的朋友，他迫不及待想填补领导之位的空缺。一阵短暂的尴尬之后，东东成员们用怀疑的眼光打量大块头福伊，就像当年林肯遇刺之后这个国家的人看着安德鲁·约翰逊一样。
我大声啜吸剩下的奶昔。这是继续进行的信号，因为我的父亲应该会希望如此。
东东甜甜圈的革命必须进行下去。
我父亲早在注意到东东甜甜圈店是本地所有非拉美裔或黑人的生意中唯一没在骚乱中被烧遭抢的一家时，就一手创立了“东东甜甜圈知识人”。事实上，强盗、警官和消防队员都会利用二十四小时开放的免下车点餐窗口来补充炸面圈、肉桂卷和出奇好喝的柠檬水，以对抗火灾和疲劳，还有那些拿着话筒把一臂所及的人问个遍的讨厌记者，“你认为骚乱能带来什么改变吗？”
“哦，我上电视了，是不是，贱人？”
东东甜甜圈开业以来的这些年，从来没有碰到过抢劫、盗窃、寻衅滋事或者打砸破坏。直到今天，装饰艺术风格的外墙都依然没有遭到涂鸦和尿渍的污染。顾客不会把车乱停在身心障碍人士专用车位。骑自行车的人不用锁车，也不用老盯着自己的车看，而是把车整齐地靠在架子上，就像阿姆斯特丹火车站停着的荷兰自行车那样。内城的这家甜甜圈店拥有一种与世无争的宁静，甚至有点像庙宇。它干净，一尘不染，店员总是神志清醒，恭敬有礼。也许这是因为店里柔和的灯光或明亮的内饰，它们的配色方案是按撒着彩虹糖霜的枫叶来设计的。不管怎么样，我父亲认定这家甜甜圈店是狄更斯城的黑人了解如何为人处世的不二之选。人们乐意给别人递奶精。陌生人礼貌地指指你的鼻尖，做一个世界通用的“抹掉你脸上的糖霜”的手势。在面积号称七点八一平方英里的黑人社区，八百五十平方英尺大的东东甜甜圈店是“社区”（community）里的人可以体验该词拉丁词根“communis”（共同）的唯一地方，是公民可以沉浸在共同归属感之中的唯一地方。因此，在一个落雨的星期天下午，就在智库成员和媒体走后没多久，我父亲点了老三样。他坐在离自动取款机最近的桌子前，没有特别针对什么人地大声说道，“你们知道，白人的平均家庭资产净值是每年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九美元，拉美裔是六千三百二十五美元，黑人是五千六百七十七美元吗？”
“真的吗？”
“你的信息来源是什么，老黑？”
“皮尤研究中心。”
从哈佛到哈莱姆的家伙们都尊重皮尤研究中心，闻听此言，好事的老主顾们从吱吱作响的塑料椅子上拼命地转过身来，毕竟甜甜圈店的转椅左右都只能扭六度。老爸彬彬有礼地请经理调暗灯光。我把高射投影仪打开，在玻璃板上放一张幻灯片，我们都伸长脖子望着天花板，那儿现出一张题为“种族导致的收入差异”的柱状图，像一片恐怖的深色统计学积雨云在头顶上方盘旋，威胁着要冲参加集体游行的我们下场大雨。
“我倒想知道这个小黑鬼在甜甜圈店拿个见鬼的投影仪能搞出些什么。”
人们接下来看到的是，我父亲一会儿来一张微观经济学循环流程图，一会儿放一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素描，极力要完成一场关于放松规制和系统性种族主义罪恶的即兴讲座。为什么预测了最近一次金融大崩溃的不是银行，也不是媒体所钟爱的凯恩斯主义走狗，而是那些行为经济学家，他们知道左右市场的不是利率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波动，而是贪婪、恐惧和财政幻觉。讨论变得活跃起来。东东甜甜圈的老主顾们嘴里塞着小面包，嘴唇上粘着椰蓉，他们谴责低息的支票账户和该死的有线电视公司，竟然有脸向那些在7月里没有提前为8月才提供的服务及时交费的用户收取滞纳金。有个女人嘴里塞满马卡龙，都快要喷出来了，她问我父亲，“中国人赚多少？”
“嗯，亚裔男性挣的比统计范围内的其他任何人都多。”
“难道比基佬还多？”副经理喊道，“你确定亚裔挣的比基佬还多？因为我听说基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赚到钞票。”
“对，亚裔男性挣的是比同性恋多，但是别忘了，他们没有什么权力。”
“那亚裔男同性恋呢？你有没有通过控制种族和性取向来做回归分析？”这一深具洞察力的评论来自福伊·切希尔，他比我爸爸年长约十岁，此刻站在饮水机旁，手插在口袋里，身穿一件羊毛衫，尽管室外气温已达华氏七十五度。那时他还远不算有钱有名。他当时是加州大学布伦特伍德分校城市研究专业的助理教授，和洛杉矶知识分子阶层的其他人一样住在拉奇蒙，在狄更斯城待着是为了给他的第一本书《黑人地志学：非裔美国人拒绝改变城市贫穷与宽大着装》做田野调查。他说：“我认为，检验自变量对收入的影响可能会得出一些有趣的r值。坦率地说，p值在0.75的区间内波动是不会让我吃惊的。”[30]
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有点招人讨厌，不过老爸对福伊顿生好感。虽然福伊是在密歇根出生和长大的，但老爸在狄更斯城不经常能遇到了解t检验和变量分析之间区别的人。大家边听报告边吃掉一盒甜甜圈之后，无论本地人还是福伊都同意要定期聚会，东东甜甜圈知识人就此诞生。在我父亲眼里，这是一个可以交流信息、公开辩论和集体磋商的机会，在福伊看来，却是人到中年碰到的一个通往名利的跳板。两人的交往一开始就足够亲近。他们共商大计，也一起追过女人。但是，几年过后，福伊·切希尔有了名气，我父亲仍然默默无闻。福伊不是什么深刻的思想家，但那时他比我爸爸有条理得多，我爸爸最主要的强项兼最大的弱点是，太超前于所处的时代。在我爸爸写那些难以理解也无法发表的将黑人所受到的压迫、博弈和社会学习理论熔于一炉的理论文章时，福伊在主持一档电视脱口秀节目，平时采访采访二线明星和政治人物，给杂志写写文章，在好莱坞开开会。
有一次，我看着父亲在桌前拼命打字，问他那些想法是从哪里来的。他转过身，满嘴苏格兰威士忌味儿，对我说：“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些想法从哪里来，而是它们到哪里去。”
“那它们到哪里去呢？”
“福伊·切希尔这样的废物混蛋把它们偷走了，发了笔不小的财，然后请你参加发布会，假装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福伊从我父亲那儿偷去的想法，就是获奖的星期六早间卡通片《黑猫和乐队小孩》，一档在全世界以七种语言同时播出的节目，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福伊靠做这个节目赚的钱在好莱坞山买了一栋梦幻别墅。我父亲在公开场合未置一词，也不曾在知识人会议上与福伊对质，因为如他所说，“我们这个民族什么都需要，除了尖酸刻薄”。后来，洛杉矶抛弃了福伊，就像他在内心里抛弃了小城一样，他把大把的钞票花在毒瘾和一打长着雀斑的洛杉矶法裔女人那儿了，又被制作公司把剩下的家底骗得一分不剩，最后因为逃税，除了房子和车子之外，他的一切财产都被国税局没收。我父亲始终保持沉默。福伊，一文不名又羞愧难当，用枪指着自己的头，打电话请我老爸去做黑人劝语，将他从自杀的疯狂境地挽救回来，而我父亲恪守医患保密协议，对他盗汗、幻听和自恋型病态人格的诊断，还有为期三周的精神病院住院治疗都守口如瓶。在我虔诚的无神论老爸离世的那晚，福伊为他祈祷并致辞，把他的尸体抱在胸前，搞得好像溅在雨果博斯闪亮白衬衫上的血迹就是自己的似的。你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尽管他口口声声谴责说，我父亲的死标志着黑人所遭遇的不公，但在内心深处，他很高兴我父亲死了。因为随着我父亲的离去，他的秘密从此安全了，也许他的罗伯斯庇尔式宏大白日梦—将东东甜甜圈知识人变成黑人版雅各宾派，有可能要实现了。
在东东的成员们讨论怎么制订复仇计划时，我提前离会，把父亲的尸体拖过放饮料的冰柜，放在我的马背后边，他脸朝下冲着马屁股，像牛仔电影里那样，四肢在空中晃荡。成员们一开始想阻止我，因为我竟然敢在他们有机会拍一张绝版照片前就把殉难者移走。这时警察赶来了，用他们的车封锁了街道，我没法穿过去。我大喊，我咒骂。我在十字路口围着马打转，威胁说，谁敢靠近我，谁的脑袋就要被马踢。最后，有人打电话呼叫黑人劝语者，但黑人劝语者已经死了。
危机谈判人穆雷·弗洛雷斯警监曾和我爸爸在多次黑人劝语中有过合作。他太了解自己的工作了，不会去美化当时的状况。警监捧起我父亲的头，看看他的脸，愤怒地朝地上啐了一口，“我能说什么呢？”
“你可以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个‘意外’。”
“‘意外’是什么意思？”
“这话咱们私下里说啊，意思就是你爸爸的车停在便衣警察奥罗斯科和麦迪纳后面，他们俩当时把车停在了红绿灯前，跟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说话。红灯变成绿灯好几次，你爸爸围着他们转了几圈，嘴里还嚷嚷着什么，所以奥罗斯科警官给了他一张罚单和一个严重警告。你父亲说……”
“‘要么是罚单，要么是警告，但你不能把两个一块儿给我。’这是他从比尔·拉塞尔那儿学来的话。”
“没错。你挺了解你父亲的。警官才不管呢，他们拔出了枪，你爸爸像任何一个理智的人一样拔腿就跑，他们朝他背上开了四枪，让他死在路口。那现在你知道实情了。你得让我做我的工作。你得让这个体制去判定这些人是否该为此负责。所以，你就把尸体交给我吧。”
我问了弗洛雷斯警监一个我父亲问过我很多次的问题：“在洛杉矶警察局的历史上，你知道有多少警官在执行公务时实施了谋杀吗？”
“不知道。”
“答案是一个也没有，所以，不会有人负责的。我要把他带走。”
“带到哪儿？”
“我要把他葬在后院。你去做你该做的事吧。”
我想我以前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警察吹哨。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但弗洛雷斯警监吹响了他那只镀黄铜的警哨，把其他警官、福伊还有东东甜甜圈的抗议者们都赶走了。封锁解除，我引领一支行动极为缓慢的出殡队伍回到了伯纳德路205号。
我父亲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能够彻底拥有伯纳德路205号。“庞德罗莎”，他这么称呼它。“分成制、跨人种领养，还有‘先租后买’，都是给笨蛋安排的。”他会一边说，一边研究房地产和零首付投资书，把想象出来的按揭贷款方案敲进计算器里。“我的回忆录……怎么也能轻轻松松凑两万首付。我们可以把你妈妈的首饰当个五六千块，虽然提前支取你的大学教育基金会产生罚金，但如果我们现在把这笔基金全用上的话，拥有一个家指日可待。”
从来就没有什么回忆录，只有他在淋浴时和某位吹着泡泡糖的年方十九的“大学同事”风流快活时喊出的一个个书名。他湿漉漉的头从门里伸出来，透过水汽征求我对于《黑鬼的阐释》和我最喜欢的《我好，你好》的意见。而且，也并没有什么首饰。我的妈妈，曾是《黑玉》周刊的“一周丽人”，照片就在我床头贴的那张褪色的杂志页上，她并未佩戴任何贵重或廉价的珠宝。她简单地做了头发，弯着大腿，涂着唇彩，穿一件金属丝面料的金色比基尼，躺卧在后院的跳水板上。我对她的全部了解，就是列在照片右下角的泛泛的生平介绍。“劳蕾尔·莱斯库克是一名来自佛罗里达比斯坎湾的大学生，喜欢骑单车、摄影和诗歌。”后来，在生活中，我试着寻找莱斯库克女士的踪迹。她曾在亚特兰大做法律助理，在她的回忆中，我父亲是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却在见过她一张摄于1977年9月的杂志照片之后，用求婚书、怪异的诗句和柯达傻瓜相机拍下的自己勃起生殖器的照片对她进行轮番轰炸。鉴于我上大学的储蓄基金总计有两百三十六美元七十二美分（全部来自我甚少参加的黑人成人礼），而且我父亲的书稿和我母亲的珠宝收藏统统不存在，你会以为我们永远不可能拥有那幢房子了，但走运的是，因为警方的过失导致父亲意外死亡，我后来得到了两百万美元的和解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和我在同一天买下了这个农场。
乍一看，在两笔交易中，他买下这座人人皆知的农场似乎更具隐喻性。但即便是加州食品与农业局所做的最草率的早期年检也能证实，伯纳德路205号农场的面积为两英亩，位于洛杉矶县最臭名昭著的贫民区里，堪称月球不毛之地的那一面，拿掏空的1973年温尼巴格房车当谷仓，有一座根据《住房援助计划》第八款而建造的拥挤的废弃鸡舍，顶上插着一个完全锈住的风向标，连圣安娜风、厄尔尼诺和1983年龙卷风都没能撼动它。一个地中海果蝇滋生、仅有两棵柠檬树的果园，三匹马，四头猪，一只用超市购物车的轮子充当后足的两腿山羊，十二只流浪猫，仅有一头奶牛的家畜群，一团时时刻刻围绕着充气式“鱼”塘和发酵的老鼠屎的苍蝇积雨云，在我父亲决定要正告便衣警察爱德华·奥罗斯科“把他的狗屎福特维多利亚皇冠车移开，不要再挡着该死的路口！”的那一天，我凭借法院后来作出的执法严重不当而给予两百万美元和解金的认定，借了一笔钱，恢复了这座农场的抵押品赎回权。管这个内城非裔农民蠢货名下的未获补贴的小破地方叫“农场”，简直是在挑战字面意思的底线。如果是我和老爸而非清教徒建起了詹姆斯敦，印第安人会看着我们干枯的、七拐八绕如同迷宫的一排排玉米和金橘树说：“今天的玉米种植研讨会取消，因为你们黑鬼是种不好地的。”
如果你是在贫民区里的农场上长大成人的，你就终究会明白，父亲在早晨做家务时常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人们会吃下你为他们铲起的屎。就跟猪一样，我们都把头埋在饲料槽里。因为猪猡可不相信上帝、美国梦，或者什么笔比剑更有力量。它们对饲料有着义无反顾的信任，就跟我们信任星期天的报纸、《圣经》、黑人城市电台和辣椒酱一样。休息日的时候，他经常请邻居们过来，只是为了让大家围观我干活儿。虽然农场被规划在农业区，但多数家庭早就放弃了弥足珍贵的农场生活方式，把后院的场地让给了标准篮球场、网球场，也许角落还有一间小客房。尽管有一些家庭依然保留着鸡笼，有可能会养一头羊，或者经营一家面向爱冒险的年轻人开设的马术学校，但我们仍然是唯一一个全心全意尝试过农场生活的家庭，试图兑现某个已被人遗忘的内战后的承诺。四十英亩地和一个傻瓜。“这个小黑鬼不像你们这些黑鬼，”我父亲会夸口，一手放在裤裆上，一手指向我，“我儿子会成为一个文艺复兴式的黑鬼。这家伙会成为当代伽利略！”然后，他会打开一瓶施格兰金酒，向邻居分发纸杯和冰块，倒柠檬汽水，他们在后门廊观察我摘草莓、荷兰豆或者别的什么该死的时令蔬菜。最折磨人的是棉花。暂且不说弯腰干活、尖刺儿，还有他播放的保罗·罗伯逊低沉的圣歌，声音大得足以压过隔壁洛佩兹家的墨西哥风格的大牧场音乐，也不说棉花的栽种、浇水和收割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因为我们喝的唯一的酒就是他手里的泡沫塑料杯装的施格兰），摘棉花之所以讨厌，是因为这会让老爸怀旧。带着伤感的醉意，满怀金酒和果汁的骄傲，他对我们的黑人邻居夸夸其谈，说我没在托儿所待过一天，没有一个一起在沙坑玩的小伙伴。相反，他甚至还发誓说，我是被母猪苏西·Q一手带大的，而且还在“猪崽对黑崽”的兄弟姐妹竞争中输给了一头叫作“机灵鬼”的天才猪。
爸爸的朋友们会注视着我非常专业地把棉球从茎上采摘下来，等着看我发出呼哧呼哧的鼻息声，并颠覆奥威尔式的社会秩序，以此确认我那和母猪相关的成长经历。
我不记得父亲把我的右手绑到背后，或者把我放到猪舍里看管，但我的确记得推“机灵鬼”的事，我用两手各扒一条难搞定的用牛奶催肥的后腿，推上木质坡道，推进拖车。作为地球上最后一个使用手势信号的司机，我父亲缓慢转弯，给我讲解秋天之所以是杀猪的最好时节，是因为苍蝇比较少，而且猪肉可以在室外放一段时间，一旦冷冻，肉质就会下降。我没系安全带，像任何一个在汽车座位和安全气囊前长大的孩子一样，我面朝后跪在座位上，透过小小的后窗望着“机灵鬼”，这个大限已到的偶蹄天才，在去屠宰场的路上如体重四百磅的荡妇一般尖叫不止。“上次那局四子棋你是赢了，你他妈的肯定在棋子上抹了东西。‘我击沉了你的战舰’，‘尊我为王！’，狗娘养的。”等红灯时，老爸会把胳膊伸出窗外垂下来，手指朝地，掌心向后。“人们会吃下你为他们铲起的屎！”他的喊声盖过了收音机里的音乐，他换挡，打方向盘，闪转向灯，做手势信号，来一个左转，跟着埃拉·菲兹杰拉德一起唱，与此同时，还要浏览《洛杉矶时报》上的畅销书榜单。
人们会吃下你为他们铲起的屎。
我想说：“我把父亲葬在后院，就在那一天，我长大成人。”或者其他可笑的美式废话，但实情是，就在那一天，我如释重负。再也不用佯装路人，看我的亲爹为农贸市场的停车位跟人争吵，看他冲那些把巨大的爱车停进标有“仅限小型轿车”的地方以彰显豪车先行权的比弗利山庄贵妇们大喊。你这蠢婊子，吃错药了吧。如果你不把那辆见鬼的破车从我的地盘移出去，我对天发誓，我会一拳打在你抹了抗衰老面霜的脸上，把五百年来的白人特权和花五十万美元做的整形手术一下打回原形。
人们会吃下你为他们铲起的屎。有时，当我骑马来到免下车点餐口，或者回瞪敞篷车里的那些外地小子（他们一边对我这位黑牛仔指指点点，只因我在西格林利夫大道如埃菲尔铁塔一般高耸密布的电线下，在遍布垃圾的田野上放牧，一边露出万般惊讶的眼神）[32]，我会想起父亲铲起来，沿着我的喉咙灌下的那无限多[33]的狗屎东西的每一个细节，直到他的梦成为我的梦。有时，当我打磨锄头，修剪羊毛，我感觉我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都不属于我，而是他的“似曾相识的经历”。不，我不是想念我的父亲。我只是遗憾我从来没有胆量去问他，是不是真的曾把我的一只手绑在身后，让我度过了感知运动阶段和前运思期。我是说，我是以一种残障状态开始人生之路的。做黑人真操蛋。请你试试，仅用一只手，学着爬，学着骑三轮车，蒙着双眼玩躲猫猫，建构一套意味深长的精神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