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铲起的屎
一
我认为这正是问题所在—在成长过程中，我并没有被教养得更谙世事。我父亲（愿卡尔·荣格使他的灵魂安息）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社会科学家。作为自由心理学的开创者，据我所知也是唯一的实践者，他喜欢穿着实验室外套围绕房子，也就是“斯金纳箱”[21]走来走去。在那儿，我，他精瘦的、一脸茫然的实验小黑鼠，严格依照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在家里接受教育。他没给我喂过饭，只是把不冷不热的食欲刺激放到我面前。我没有受到过体罚，只因为无条件反射而弄得满身伤痛。我没有得到过爱，而是在一种经过精确计算的亲密环境中被养大，担负着强烈的使命感。
我们住在狄更斯，洛杉矶南郊的一个贫民区。我是在城里的一个农场上长大的，这听起来可能怪怪的。狄更斯于1868年建成，和除尔湾之外的加州其他大多数城镇一样，起初是个农业社区。这里是愚蠢、脑满肠肥的共和党白人以及支持他们的墨西哥佬和东亚难民们的繁殖地。这个城市最初的特许状里规定：“狄更斯应保持以下传统：没有中国人，没有各种肤色、口音和帽子的西班牙人，没有法国人、红发人、城市老滑头和身无所长的犹太人。”然而，创建者们囿于他们多少有限的智慧，还规定运河边的五百英亩地将被永久辟作可称为“居民农业区”的专区，因而我所居住的地方—狄更斯一片十方街区的区域便非正式地作为农场诞生了。当你进入农场地界时，你会意识到，因为城市的人行道、滚滚车轮、车载音响、紧张情绪、进步主义者的投票记录，都将消失在弥漫着牛粪味儿的空气里。如果风向适宜的话，还能闻到大麻的清香。成年男人缓慢驾驶轻型越野摩托车，准备通过满是农场鸟禽叫声和身影的街道，从鸡到孔雀，应有尽有。他们双手脱把，数着一小沓钞票，匆匆抬眼，好奇地挑一下眉，撇一下嘴：“怎么样？还好吗？”钉在前院树上和篱笆上的马车车轮给农场风格的房屋平添一层地道的拓荒者风格，但每个窗户、入口通道和狗门都配备了比监狱食堂还多的栏杆和挂锁，这显得有些违和。门廊前面，早已世事洞明的老年人和垂髫之年的孩子坐在摇摇晃晃的草坪躺椅上，用弹簧折刀削东西，等待着有什么事情发生，就像一直发生的那样。
在我认识老爸的二十年里，他曾在西河岸社区大学做过临时的心理学系主任。对他这个在肯塔基莱克星顿一家小养马场长大的马厩经理的儿子来说，做农活是一种怀旧。当他因获得教职来到西海岸，既能住在黑人社区又能喂马的机会真是太棒了，绝对不容错过，即使他不曾真正付得起按揭和维修的费用。
如果他是一名比较心理学家的话，一些牛马兴许可以活过三岁，西红柿也可能会少生点虫，但在内心深处，他对黑人自由问题的兴趣远远大于害虫防治和动物王国的兴旺。为了打开通往精神自由的大门，我成了他的安娜·弗洛伊德[22]，他的小小案例研究。他不教我骑马的时候，就在我身上重复著名的社会科学实验，我既是控制组，又是实验组。和任何一个幸运到足以到达形式运思期的“原始”黑人小孩一样，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经历了多么糟糕的成长过程，永远也无法从记忆中抹去。
我想，如果考虑到当时缺少伦理委员会来监督我老爸的这套育儿方法论的话，那么实验的初衷还是很单纯的。20世纪初，行为主义者华生和雷纳为了证明恐惧是一种习得行为，把九个月大的“小艾伯特”放在白鼠、猴子和一捆捆烧坏的新闻纸等中性刺激物中间。起初，作为实验对象的小婴儿可以面对类人猿、啮齿类动物和火焰这一刺激序列而不受干扰，但是在华生反复用老鼠搭配极高的噪声之后，久而久之，“小艾伯特”不仅开始害怕白鼠，而且对所有毛茸茸的东西都惊恐万分。我七个月大的时候，老爸把玩具警车、冷藏的罐装蓝带啤酒、理查德·尼克松的竞选徽章和《经济学家》杂志等物品放在我的摇篮里，但这非但没能让我适应震耳欲聋的噪声，反而使我害怕呈现在我面前的刺激，因为它们总是与以下情形同时出现—爸爸拿出家用点三八口径特种枪，冲着天花板来几轮扫射，把玻璃震得噼啪响，同时大吼“黑鬼，滚回非洲去！”，声音大到足以盖过起居室四声道立体声音响播放的《亚拉巴马，甜蜜的家》。直到现在，我都没法耐着性子看完一部哪怕最常见的罪案电视剧，倒是对尼尔·杨[23]有种奇怪的亲切感。睡不着的时候，我不去听暴雨或海浪声的录音，而是去听水门事件的录音。
家里人说，从一岁到四岁，他都把我的右手绑在背后，这样我就能长成一个右脑发达、注意力集中的左撇子。我八岁时，他想测试“旁观者效应”适用于“黑人社区”的情况。他复制了臭名昭著的基蒂·吉诺维斯的案例，让尚未到青春期的我扮成不幸的吉诺维斯女士。1964年，她在纽约的冷漠街头遭到抢劫、强奸，并被刺死。她发出了《心理学入门》教科书般的凄惨呼救声，几十名旁观者和邻近的住户却置若罔闻。因此，就有了“旁观者效应”的概念：周围有可能提供帮助的人越多，获得救助的几率就越低。老爸假设这一点并不适用于黑人，黑人可是一个靠守望相助才生存下来的友爱的种族。于是他让我站在社区最繁忙的路口，口袋里塞的钱多得冒了出来，耳朵里塞着最新最闪的电子小配件，脖子上挂着一串颇有分量的嘻哈风金链子。令人费解的是，我的胳膊上还搭着一套定制的本田思域脚垫，如同服务生的毛巾。在我泪流满面时，我的亲爹抢劫了我。他在一群旁观者面前把我打翻在地，不过那群人并没有旁观太久。他刚在我脸上打了两拳，人们就冲了上来，不是为了救我，而是帮他。他们帮他一起暴打我，兴奋地把飞肘和电视里摔跤的那套加了进来。一个女人给了我一记非常精准的后背位裸绞锁喉，事后回想起来她下手还算仁慈。等我恢复意识的时候，看到我父亲正在对她和其他袭击者做问卷调查，他们脸上还汗津津的，胸口因洋溢着乐于助人的热情而起伏，我能想象，跟我一样，他们的耳边仍回响着我的尖叫和他们的狂笑。
回家的路上，老爸把一只手臂搭在我疼痛的肩膀上以表安慰，就他未能将“从众效应”考虑在内的失误发表了一番表示道歉的说辞。
后来，他又想检验“嘻哈一代的奴性与顺从”。我十岁左右时，父亲让我坐在一面镜子前，他拿出一个罗纳德·里根的万圣节面具戴在自己头上，实验室外套上别着一对已淘汰的环球航空的机长翼徽，宣称自己是一名“白人权威”。“镜子里的黑鬼是一个愚蠢的黑鬼。”他用那种尖锐的、讨厌的“白人嗓音”向我解释。有色人种喜剧演员才会用这种嗓音。同时，他在我的太阳穴上安了一套电极片。电线连着一个骇人的操作台，上面布满了按钮、表盘和老式电压表。
“你要按照桌子上的那张纸，向镜子里的男孩问一些他应该知道的黑人历史方面的问题。如果他答错了，或者没能在十秒钟内作答，你就按下红键，他会被电一下，每错一次，电压就增强一些。”
我知道最好别去装可怜求同情。这会让老爸对我咆哮，我看了唯一拥有过的一本漫画书，活该落得这样的下场。《蝙蝠侠203：蝙蝠洞暴露惊天秘密》，一本发霉的、封面翘角的过期杂志，有人丢在了农场院子里，我把它收起来，呵护一番，让它恢复到能看的状态，它就像一本受了伤的文学作品。那是我从外面的世界读到的第一本书，我在家庭学校的课间把它抽出来的时候，老爸把它没收了。从那天起，每当我回答不出问题，或者在社区遇到什么糟糕的事，他就会在我面前晃着那本封面摇摇欲坠的杂志。“看，如果你没有在这种垃圾上浪费生命，肯定早就知道蝙蝠侠可不会赶来救你和你的朋友！”
我念了第一个问题。
“在1957年宣布独立之前，西非国家加纳是由哪两个殖民地组成的？”
我不知道答案。我竖起耳朵想听到拥有火箭推进系统的蝙蝠侠正呼啸而来，却只听见我父亲的秒表在倒计时。我咬紧牙关，把手指放在红色按钮上，等待计时结束。
“答案是多哥兰和黄金海岸。”
我乖乖地照父亲事先说的那样，按下了按钮。表盘上的指针和我的脊柱同时绷直，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猛烈地跳起了吉特巴[24]，持续了一两秒。
天哪。
“这有多少伏？”我问他，手不由自主地发抖。
“受试者只能问纸条上列出来的问题，”老爸冷冷地说，伸手越过我把一个黑色表盘向右调了几下，指针现在又停在了XXX上，“现在请念下一个问题。”
我的视线变得模糊不清，我怀疑是身心失调所致，眼前的一切都失焦了，像旧货市场里快没电的屏幕上播放的五美元一张的盗版碟。为了能看清下一个问题，我得颤抖着把纸凑到鼻子前面。
“在两万三千名报考纽约最精英的公立高中史岱文森高中的八年级学生中，有多少名非裔美国人的分数达到了录取线？”
我刚念完，鼻子就开始流血，鲜红的血滴从左侧鼻孔淌出来，以每秒一滴的完美节奏落在桌子上。父亲抄起他的秒表，开始倒计时。我疑惑地望着他。这个问题太紧跟时事了。显然他在吃早饭的时候看了《纽约时报》。为准备当天的实验，一边吃一碗米酥糖一边寻找种族问题的素材。他一页又一页地翻，速度和怒气使得纸页在清晨的空气中噼啪作响。
如果蝙蝠侠那时正好冲进厨房，看到一个父亲打着科学的旗号电击自己的儿子，他会怎么做？怎么能这样？蝙蝠侠会打开他的万能腰带，发射一些催泪小子弹，当老爸被烟雾呛到的时候，蝙蝠侠会收手，以免他窒息而死。还有足够长的蝙蝠绳，可以绑住他热狗一样的胖脖子；接下来会用激光手电筒射他的眼睛，用微型相机拍几张照片留给子孙欣赏，再用万能钥匙偷走老爸那辆只在去白人街区时才开的天蓝色卡门吉亚经典敞篷跑车，然后我们扬长而去。那是蝙蝠侠会做的事。可我，只是个胆小的蝙蝠侠迷，以前是，现在还是，我只能在心里质问这问题本身出得有多拙劣。比如，到底有多少黑人学生参加了入学考试？史岱文森高中班级的平均人数是多少？
但是，这一次，在第十滴血落在桌子上之前，在我父亲还没来得及喊出答案（七名）之前，我按下了红色按钮，自我执行了一场让人神经破碎、生长停滞的电压冲击，它会让雷神托尔胆战心惊，足以给一个已经服用了镇静剂的受教育人士实施脑白质切断术。因为那时我自己也很好奇。我想知道，如果你把一个十岁黑人男孩遗赠给科学，会发生什么。
我的发现是，“清肠”这个说法是错的，因为真实情况恰恰相反，是我的肠胃清洗了我。这是一场排泄物大撤退，完全可以和历史上的几次大撤退相媲美。敦刻尔克。西贡。新奥尔良。但是，与英国人、越南资本家，还有被洪水赶出家园的九区居民不同的是，我的肠道住户们无处可逃。那些没法在我屁股和鸡巴里驻留的屎尿，像散发恶臭的黏糊糊的浪潮顺着我的腿冲刷下来，在我的运动鞋内外堆积。我父亲不想破坏实验的完整性，他只是捏住了鼻子，示意我继续答题。谢天谢地，第三个问题是：“武当帮有几个成员？”我知道答案，因为如果我不知道，我的脑子就会变成烟灰色，和烧到国庆节第二天的烧烤炭块儿差不多了。
我的儿童发展速成班在两年后宣告结束，那次老爸试图复制肯尼斯·克拉克和玛米·克拉克博士夫妇对黑人孩子做的关于肤色意识的实验，他们用的是黑人和白人玩具娃娃。当然啦，我父亲的版本多了一点革命性，更现代化一点。在克拉克夫妇的实验里，两个可爱的娃娃，真人大小，穿着马鞍鞋，一个白色，一个有色，放在小学生面前，让他们挑一个自己喜欢的；我父亲放了两组精心制作的娃娃在我的面前，问我：“你想跟谁一起玩，在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潜文本下一起混，儿子？”
我称为肯和马里布芭比的娃娃组合身穿泳衣，配了浮潜通气管，戴了泳镜，正在梦幻甜甜屋的泳池边乘凉。另一个娃娃组合里，马丁·路德·金、马尔科姆·X、哈莉特·塔布曼，还有一个棕色皮肤的蛋形威宝娃娃奔跑或摇摆着经过一片沼泽灌木丛，后面跟着由塑料德国牧羊犬领头的一支全副武装的私刑党队伍，他们头上裹着三K党床单，是我的特种部队成员。“那是什么？”我问道，指着在沼泽上慢慢旋转的一个白色圣诞树小装饰，它像迪斯科球一样在午后阳光下闪闪发亮。
“那是北极星。他们向着北极星的方向奔跑，奔向自由。”
我拿起马丁、马尔科姆和哈莉特，故意用问题逗我父亲：“这些是什么，不会动[25]的人偶？”马丁·路德·金看着还行。他很时髦，身穿亮闪闪的黑色紧身西装，一只手上用胶水粘着甘地的自传，另一只手里拿着话筒。马尔科姆的衣着与之相似，但被戴上了眼镜，一枚点着的燃烧弹正在慢慢融化他的手。笑容满面、种族不明的威宝娃娃，看着有点像我父亲的童年版，如广告宣传语所说的那样不停晃动，无论是在我手掌上艰难地保持平衡还是在被信奉白人至上主义的骑士追赶时都不会倒下。不过，塔布曼女士就不太对劲了。她裹着一只合身的粗麻布袋，我不记得哪本历史入门书把这个被称为摩西的女人写成这样：三围分别为36、24、36英寸的沙漏型身材、丝绸般的长发、修过的眉毛、蓝色的眼睛、性感厚嘴唇、尖尖的乳头。
“爸爸，你把芭比画成了黑色。”
“我想维护美的门槛。设置一条关于可爱的基线，这样你就不会说哪一个娃娃比别的更好看。”
庄园芭比背后有根弦。我拉了一下。“数学太难了，我们去购物吧。”她用唱歌一般的尖尖的嗓音说话。我把黑人英雄们放回到厨房桌子上的“沼泽”里，把他们的肢体摆成奔跑的样子。
“我会跟肯和芭比在一起玩。”
我父亲丧失了他的科学客观性，一把扯住我的衬衫。“你说什么？为什么？”他大叫。
“因为白人有更好的装备。我是说，你看看，哈莉特·塔布曼有一盏汽油灯、一根破拐棍，还有个指南针。可肯和芭比有沙漠越野车和快艇！完全不能比。”
第二天，我父亲就把他的“研究成果”扔到壁炉里付之一炬。即便是专科学校，也奉行“不发表就出局”原则。他不曾得到过标有他名字的专属停车位，不曾有机会减少课时量，雪上加霜的是，我是一个失败的社会实验。一个在统计学意义上无关紧要的儿子，这击碎了他对于我和黑人种族所抱有的双重希望。他让我上交我的梦幻之书。他不再管我的零用钱叫“正面刺激”，开始称它为“赔偿”。虽然他从未停止过推进“书本学习”，但不久后就给我买了第一把铁锹、干草叉和剪羊毛用的剃刀。他在我屁股上拍了一下，让我到地里去，还在我的牛仔工装裤上别了一个标志，上面写着布克·T. 华盛顿的名言——“就地打水，无须他求”，这是用来鼓励我的。
如果真存在人们拼命想抵达的天堂，我希望（看在老爸的份上）那里有天国心理学杂志。这份杂志能够发表失败的实验结果，因为承认某些缺乏事实依据的理论或否定性结论，跟发表肯定性结论证明红葡萄酒就像我们过去总是假装相信的那样包治百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关于父亲的记忆并不都是糟糕的。虽然严格来讲我是他唯一的孩子，但就和许多黑人男性一样，老爹有很多孩子。狄更斯的公民是他的孩子。他也许并不是养马高手，但他以黑人劝语者的身份在城里远近闻名。每当有黑人做了“他妈的发了疯的事儿”，需要有人跟他们谈话，把他们从大树上或者跨崖高速公路上劝说下来时，电话就会打来。我父亲会抓起他那部社会心理学圣经—《规划变革》，作者是贝尼斯、贝恩和罗伯特·秦，秦是一位不幸被严重低估的华裔美国心理学家，我父亲从未见过他，却称他为导师。大多数孩子听到的是睡前故事和童话，我却是在诸如题为“系统环境模型对实践者的效用”的章节中进入梦乡的。我父亲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践者。他每次去做黑人劝语时都带着我。在路上他会吹嘘说，黑人社会与他本人的境遇相似，都是ABD。
“除了论文什么都有？”
“除了胜利什么都有。”[26]
我们到现场之后，他会让我坐在附近一辆小货车的车顶上，或者站在巷口的垃圾桶上，给我一个标准便笺本，让我来做笔记。四周是闪烁的警灯、哭喊声和他麂皮鞋踩上碎玻璃发出的轻柔嘎吱声，我真心为他担惊受怕。但是，老爸有一种旁人所不及的本事，他能接近无法接近之人。他的脸上既饱含同情又略显阴沉。他掌心朝上，就像放在汽车仪表盘上的耶稣雕像，他会朝着某个拿刀乱挥的神经病走去，那家伙的瞳孔已经扩散，在一夸脱轩尼诗XO加上一打淡啤的作用下眼神迷离。老爸无视还沾着脑浆和粪便的血迹斑斑的工作服，会像迎接老友那样拥抱那个人。人们以为他是靠着自己无私的品格才能跟人如此亲近，但在我看来，是他的声音起了作用。我父亲用升F调说话，如嘟喔普贝斯一般低沉。那是一种既引人共鸣又亲切温柔的语调，会让你心安，你仿佛成了穿波比短袜的少年，在听“绸缎美声五人组”歌唱《夜色静谧》。能让野兽得到抚慰的不是音乐，而是系统脱敏法。父亲的嗓音里有一种能让愤怒的人们放松下来的力量，他们因此忘却焦虑，直面恐惧。
读小学时，我知道加利福尼亚是一个特别的地方。石榴的味道让人流泪，夏天的大太阳让我们的爆炸头变成血橙的红色，父亲谈到道奇体育场、白仙粉黛葡萄酒，还有他最近一次在威尔逊山顶看到绿光日落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而且，你想想看，差不多所有让20世纪变得可以忍受的东西都是在加州的车库里发明的：苹果电脑、布吉冲浪板和匪帮说唱。多亏了我老爸做黑人劝语者的工作，我见证了最后那项发明的诞生。早上六点，在寒冷黑暗的贫民区，离我住处两个街区的地方，卡尔·“基洛·G·”加菲尔德[27]，沉浸于毒品和丁尼生忧郁的诗句所带来的幻觉，突然从车库冲出来，斜睨他的莫尔斯金笔记本，指尖夹着一根燃着的烟管。那是可卡因摇滚时代的巅峰时刻。我那时大约十岁。他爬进一辆改装过的花里胡哨的黄色丰田皮卡的车斗里，品牌名称里的“TO”和“TA”都已经磨没了，所以后挡板上就只剩下“YO”了。他开始拼尽全力大声背他的诗，连在一起的抑扬格五音步，点缀着点三八口径镀镍枪的枪声，还有他妈妈让他别赤身裸体出门的哀求。
浅色黑鬼的进击[28]
特警队赶到现场，用巡逻车的车门和梧桐树作掩护，把冲锋枪端在胸前，但他们总是忍不住笑，一直无法射出致命的一枪。
当我的父亲，黑人劝语者，脸上闪过一丝幸福的微笑，身形灵活地越过警察设的路障，用裹着花呢外套的胳膊搂了搂基洛·G这位崩溃的毒贩，冲他的耳朵说了些深奥的劝语，他茫然地眨着眼睛，像个舞台表演志愿者被印第安赌场催眠师搞得呆若木鸡那样，平静地交出了他的枪和心房的钥匙。警察逐渐靠近，准备实施逮捕，而我父亲请他们退后，让基洛完成诗朗诵，甚至在每一句的末尾他都出声应和，装作知道词句的样子。
警车和巡逻车消失在晨雾中，留下我如上帝一般的父亲独自站在街道中央，陶醉于自己的人道主义大爱中。他不无得意地朝我转过身来。“你知道我说了什么才让那个变态的混蛋放下枪的？”
“你说了什么呀，爸？”
“我说，‘老兄，你要问自己两个问题：我是谁？我怎样才能成为我自己？’这是最基本的人本疗法。你要让客户感觉到自己很重要，感觉到他或她在掌控治疗的全过程。要记住这玩意儿。”
我想问他，他为什么从来不用跟“客户”说话时的那种鼓励加安慰的语调跟我说话，但我明白，我得到的将是一顿皮带而不是答案，而我的治疗过程将要用到红汞，另外，代替禁足的会是一次三至五周的荣格积极想象刑期。远处，红蓝警灯无声却闪亮地旋转，像某种遥远的螺旋星系飞驰而过，又如同内城的北极光照亮清晨的海雾。我把手指塞进树皮上的一个弹孔，心里想的是，我要像藏在树干里十圈年轮深处的鼻涕虫那样，永远都不离开这个地方。我会上本地的高中，以中等成绩毕业，携一份威利·朗普朗普式的有拼写错误的六行字长的简历，辗转于职介中心、脱衣舞酒吧停车场和公务员考试辅导班之间。我会跟玛耳珀萨·德利萨·道森—那个住在隔壁的妞儿，我的意中人，我唯一的真爱—结婚，做爱，然后杀了她。我会有孩子，会用“送你们去军校”加“如果你们被捕我不会保释”来威胁他们。我会成为在色情酒吧打桌球，背着老婆跟在国家大道和韦斯特伍德大道上的乔氏超市里打工的金发小妞鬼混的那种黑鬼。我不会再用我失踪的母亲的事情烦我老爸，最终我自己要承认，母亲的角色就像艺术三部曲，被高估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喝过母乳，或者看完《指环王》《天堂》《银河系漫游指南》，所以我用一辈子的时间自虐。我会和加利福尼亚所有中下阶层人士一样，死在我出生的房间里，眼睛盯着天花板吊顶上从1968年地震遗留下来的裂缝。“我是谁？我怎样才能成为那个人？”这类内省式问题，到那时并不适合我，因为我已经知晓答案。和整个狄更斯城的人一样，我是我父亲的孩子，一个我生长环境的产物，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狄更斯城就是我。我就是我父亲。问题在于，他们都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先是我老爸，然后是我的家乡。忽然之间，我不知道我是谁了，对如何成为我自己更是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