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旧目与新价
真正的爱书者都不愿毁掉丢弃旧书目。要问为什么其实不太好解释，但往往当你刚把旧书目扔了，就想着非得核查那几本目录了。我收到的邮件中几乎每封都附有这样的目录，我往往也会花上几个小时翻上一翻。阿纳托尔·法朗士[151]在他那动人的小说《希尔维斯特·波纳尔的罪行》中[152]借由一位年迈可亲的藏书家如此讲道：
“读书目是最容易、最愉快、最引人入胜的阅读体验。”大体而言这话倒是没错，但有的书目读起来却让人心烦不已：啰里啰嗦地列一堆与书目毫不相干的条目、族谱、县志（有的讲的还是无人涉足的偏僻小镇）、用作插图的人物照片、过了时的医学、科学书籍，有的甚至是教人下地劳作或判断牲畜疾病的书，种类倒是足够丰富。我实在是难以理解，卖这些东西怎么挣钱？——不过这种让人搞不懂的事儿倒多的是。
不过，我住在乡下，每天进城必须搭火车，路上耗时不少。车上闲来无事，翻完报纸后我必须还得读点儿别的（读报纸是种焦虑症，这话是谁说的来着？）。随身带书有时毕竟不方便，所以我通常带一些书目，在车上用心标记，看起来倒也像忙得日理万机。若我在某一本书前打一个钩，说明这本书我已经有了，不过它的价钱很吸引我；要是我打了两个钩，那这本书我可能会买；如果我打了三个钩，那说明它无论如何都不会出现在我的书架上。有时书架需要清理，我会把这些本该顺便扔掉的小薄册子存放到专门的橱柜里，以备随时查阅。这么干的结果就是我总得腾出地儿来放这些时不时从书架上“淘汰”下来的“必需”书目。
有一次我像往常一样进行房间大扫除，偶然发现了一捆我一直没舍得扔的旧书目。其中一本出版于1886年，是滨河大道克莱门特律师公会大门前、我多年前认识的书商查尔斯·哈特给我寄来的。哈特本人已去世多年，他的书店也随之关门，克莱门特律师公会的大门早已消失不见，滨河大道本身也不复昔日样貌。我有时会觉得旧伦敦最美好的事物都已经消逝了。至于狄更斯十分熟悉且时常描摹的荷里威尔街和坐落于滨河大道和林肯因河广场（Lincoln's Inn Fields）之间的克莱尔市场区（Clare Market district），我想我也无须多言。哈特在世时其地位举足轻重，他是伦敦头一位意识到美国书市场动向和潜力的书商。如果他还活着，估计会被我的朋友萨宾、斯宾塞和马格斯视为劲敌。
摆在我面前所有的旧书目在某一重要方面是相通的：其所列书本标价皆较低廉。以今日标准而言，这些书的价钱低得离谱——或者说如今的书价太过高昂？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头一个持反对意见。一有人就善本价格提笔论述，我就会觉得十分搞笑，他们的文章里往往就一个论调，什么现在的书价已经到顶了，之后必然会下跌，聪明人此时不该急着入手，应该谋定而后动等等。然而我们的收藏家却常常反着来，着实愚蠢。
我认为，不管书价多高，人们把它们从书店和拍卖会上买回家后，它们的价钱才有的涨呢，且以后都不大可能会下跌了。欲知未来如何只能据过往推测，我的经验告诉我，真正伟大的善本，其价格上升空间巨大，唯有天空才是极限。
“真正伟大的珍稀善本！”什么书才有担得起这样的称号？而它们到底在哪？我不确定我知不知道，反正我是没怎么见过，即使它们出现在我面前，我也无经济实力同别人竞价。但就算没有远洋游艇，驾一艘小汽艇我也可以很满足。所以即使无法收藏一部《古登堡圣经》[153]，也没有任意一部第一对开本或四开本的莎士比亚作品集，买不起那些百万富翁手中那些衬托身份的藏书，我照样安之若素。但是我要说的是，但凡我能买得起它们，我一定会倾尽所有，收入囊中。
一个人就算收入微薄，若他能克制其他无甚乐趣的事物的花销，他也能沉浸于收藏所带给他的种种愉悦中。正好伊利亚在文章《旧瓷器》[154]中指出，他经过权衡后，决定采纳堂姐布里奇特的建议：仍穿旧外套，如果能省下12或16先令，他就能兴高采烈地买一本老版的对开本回家。作为藏书家，兰姆并非其中佼佼者，但是他的确是个真真正正的爱书人，只要是他喜欢的书，他都愿意掏钱买下。写到这儿，请允许我讲一讲我如何偶然发现了一首小诗，这首诗又如何精确地表达了其作者和我自己的心声。
不久前，我去了一趟普林斯顿。这座美丽的小城风景别致，有着可爱的亭堂楼阁。同到了其他地方一样，我对此地的藏书机构也是兴趣满满。我获准进入劳伦斯·赫顿[155]特藏室并可以随意欣赏馆中藏品。在观赏过他一系列的“石膏肖像”（一批古人的面部倒模，国内外只此一家拥有）之后，我把注意力转向了他的关联本藏书。这些书种类多种多样，但也并非本本引人入胜。相比起理查·沃恩·迈尔思[156]不久前遗赠给藏馆的那批克鲁克香克[157]藏品，简直不值一提。但不管是什么书，我都有兴趣。赫顿的这些藏书以及每本书的作者写给他的题辞都证明了他们对赫顿及他对书的热爱十分钦佩，这些文字同样值得细细品读。
我随意翻开了一些书，最后恰巧翻到了布兰德·马修斯[158]的《歌咏书籍》[159]。这本小册子虽然薄却书香满溢，多年来我都对它情有独钟。打开题辞页，我自然看到了作者的亲笔落款，但其中让我格外感兴趣的是书里有一封来自一位英国慕名读者的信，署名为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信上附有几首小诗，在未经任何人允许的情况下我悄悄抄了一份。我之所以没有询问工作人员，是因为他可能还得大费周折地向董事会报备或需要一堆冗杂的手续。但是我的确向挂在书架正前方的“小劳”肖像打了招呼。照片栩栩如生，看起来像是在回应我：“嗨！抄吧！我的书迷朋友，为薪火相传，若有倾心者，自可翻印。”诗文如下：
穷书迷之歌
1
任凭命运莫测又多舛
爱书人本就命中无财
也许吾应该拍手称赞
吾购之书乃吾之所爱
架上陈列皆吾之挚友
但无论如何欣羡感叹
他人向往吾不盲从之
吾所阅之乃吾悦购之
2
阮囊羞涩向来干瘪
求书亦非贪得无厌
唯有买书令人展颜
若吾购得吾之所爱
无论脚踏青青草地
还是头顶夏日晴空
抑或依傍泰晤士河或漫步泰恩、特威德[160]
当吾阅读——吾悦购之
3
某些籍册虽印刷绘图皆精美
然内容空洞只堪虫蠹饱三餐
有些人就装帧便可滔滔不绝
但吾购之书仅乃吾心之所属
也许有一天吾之幻想会实现
苦难今天早已降临逼至眼前
吾皆相信如何耕耘如何栽种
吾自阅读吾心甘情愿购的书
结尾
吾虽常于书摊前流连驻足
但，吾只愿购吾心之所属
然而人生富贵皆自有其时
吾自当勤读吾甘心买的书
决定书价的因素有两个：首先是书本身的稀缺程度和外界对它的需求程度（某孤本可能举世无双，但若没人想要，它就一文不值）；其次得看钱的多少，换句话说，暴发户的手上的钱来得够容易。没有人会想到，100多年前，在伦敦某场著名拍卖会上，当斯宾塞伯爵[161]以2250英镑竞拍那部著名的《十日谈》[162]时，布兰德福德侯爵（Marquis of Blandford）半路杀出，气定神闲：“再加10英镑！”硬是截下了那一珍品——可想而知，二人佃租收入都很可观。
在英国，富丽堂皇的私人藏书楼时代已然结束。几代人（确切地说是几个世纪以来）以来，英国人一直有闲暇，有兴趣，也有资金来满足他们的口味。他们曾遍访欧洲大陆搜寻书籍和艺术作品（就像我们现在去英国干的事儿一样）。那时的书籍数量颇丰，书价也相当低廉，大量的私人藏书楼便纷纷涌现。且那会的藏书家也没现在多。只是我们现在买书掏的钱更多（因为若是赚不了钱，英国人绝不会轻易卖书）。但即便考虑到各种因素，我们付的价钱也不会超过书本的实际价值。也许现在英国藏书家的数量比以前多不少，但仍有书籍不断涌入英国进入市场。虽然我们的收藏量可能永远无法与大英博物馆和博德利图书馆[163]相提并论，但若抛开大型公共图书馆不谈，如今英国重要的私人藏书皆存留国内，不会再次外流。
伦敦书商目前的优势地位还能保持多久，我无法确定。众所周知，纽约正在成长为世界金融中心。想必不久后，它也会一跃成为世界书籍流通中心，为书籍买卖提供最佳市场。
乔治·D·史密斯脱手的珍本数量甚多，大概除了夸里奇之外，全世界恐怕无人能望其项背。罗森巴赫博士在费城拥有一家书店，书店的二楼存有大量古籍，其数量令国内其他书商都望尘莫及。
无论你问任何专家珍稀善本何处寻，你会得到一样的回答：摩根[164]先生的藏书相当广袤；亨廷顿先生一批接一批地收购他人典藏，非得将所有珍品皆纳入自己囊中；还有威廉·K·比克斯比[165]先生的手稿、怀特[166]先生的伊丽莎白时代藏品，以及福尔杰[167]先生的莎士比亚相关收藏。
有多少藏书家就有多少收藏品味。现如今最受重视的书应该是各种卡克斯顿[168]版和摇篮本[169]，甚至连拥有一套莎士比亚的第一对开本也足以引人瞩目，虽然亨丽埃塔·巴特利特[170]曾说它们算不上稀罕。巴特利特小姐本人曾见过更稀有的版本，即第一四开本，其中包括世上仅存的两本《哈姆雷特》（一本在国内，书名页完整但缺了最后一页；另一本在大英博物馆，倒是有最后一页，但缺了书名页）。还有《维纳斯与阿多尼斯》（Venus and Adonis），头八版只余13本存世。除了耶鲁大学的“伊丽莎白研究社”（Elizabethan Club）收藏了第一部第二版，其余几部都在英国。至于《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现只有一部首版首刷，存放在纽约H·C·福尔杰的图书馆。巴特利特小姐称这些第一四开本才有资格被称为珍本，相信这话没人会反驳。[171]
几年前，他萌生了一个想法，想打造世界上收藏最丰的私人图书馆。在“G·D·S”的帮助下，经一批图书馆好友协助，他的愿望已经达成。
但为什么我还要说这么多呢？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我向各位保证，五十年后一定会有人懊恼不已：“50年前”曾有一部完美无缺的第一对开本出现在眼前，仅仅要价2.5万，但他却没有“珍惜”！你若仍不信邪，不妨找出1918年版的《书价行情》[172]看看，要是发现只掏区区几千元就能拿下好几部狄更斯的签赠本，还不得捶胸顿足！嘘！可别怪我没泄漏天机。
几年前，我和哈里·威德纳都在安德森拍卖公司。那晚，乔治·D·史密斯代表亨廷顿先生入场竞拍，后以5万美元拍下一部古登堡圣经。还从未有哪本书以这么高的价钱成交，但是我仍确信亨廷顿先生赚了便宜。不过对于一般的收藏家来说，这些伟大的书籍离他们太过遥远（简直就像举头望明月，可望而不可即），听听名字就心满意足了。我们要是足够聪明，就别非要奢求珍本，其他能满足我们的书多的是，收藏这事儿和别的一样，经验是最好的老师。在我们能站稳脚跟之前，我们总得犯一堆错误让别人耳提面命，或者自己来回勤读，自己发现、改正错误。说到儿这，我要坦白一件事儿。40年前，我觉得我有潜力成为钱币学家，便在搜集各式钱币上费了不少功夫。为了让它们能听话地固定在天鹅绒布覆裹着的硬板上，我自作聪明，在每枚钱币上都钻了一个小孔。然而后来有人提醒，我把这批价值10元左右的钱币全毁了，我感到十分懊恼。这件事上交的学费还不算高，而且我还得到一个十分珍贵的教训：千万别随便折腾值钱的东西，就算是修缮、镶裱、糊贴、配框或重新装帧，也能免则免。
这并不是说我的藏书中连一本重新装帧过的也没有。我有几本册子装帧的还不错，但我最喜欢的一本是用一整块直纹、深红色摩洛哥羊皮装帧的《格雷先生诗集》（Poems of Mr·Gray），那部书上有我见过的最为精美的书口绘饰[173]，完美呈现了《挽歌》中的不朽场景——斯托克波吉斯教堂墓园。当我发现这部书上印着泰勒——赫西的印章时，实在是喜出望外，因为这个名号总能让我想到查尔斯·兰姆的首版书。
不少人会把旧书信、老文件上的签名剪下来，还以为签名就该这么收集。我正好有一份《伊利亚随笔》的税收据，上面本来有两处兰姆的签名，然而其中一枚已经被剪掉了。拥有那枚签名固然珍贵，但是我还是希望手中握有那枚签名的“收藏家”别再到处乱剪签名、贴在他自己所谓的“剪贴簿”上了。有的人一看到签名本就忍不住干这种蠢事，还自以为在丰富自己的收藏，这样的情形多的是。我将之前那些钻过的硬币都保存了下来，时刻提醒我以前犯过的错，这也让我面对签名本时免于重蹈覆辙。
书口绘饰的绝佳范例
能收集到什么东西既取决于我们的品味，也与我们的方法有关。一个人收集能乐在其中、受益其中的收藏品（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他满怀热情，下的功夫足够，收集的速度一定快的惊人。且不久之后，就算还无法成为专家，但起码一定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智慧，能够避开那些明显的陷阱。在经验指导下不断努力，我们便能顺利度过重重危险。不过要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但凡我每次和我的一些朋友碰面（比如罗森巴赫博士、A·J鲍登或已故的路德·利文斯顿），过后总会感到心灰意冷。他们是多么博闻强识啊！不管多少书、多么细微的“版记”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是在大脑里建了档，简直令人瞠目结舌！其他一些收藏家的本事同样令人难以置信。比如怀特先生、贝弗利·丘，还有哈里·威德纳，如果这些人还在世，恐怕会成为后辈无法超越的标杆吧。
我自己知之甚少，所以颇有自知之明不会去质疑专家，不然这不就像幻想用自己的钱砸垮华尔街一样吗？根本是无稽之谈。眼界狭隘的门外汉怎么可能与一个长期在此行当里浮浮沉沉的从业者一较高下呢？答案显而易见——毫无可能，趁早别动这种心思。坦承自己的无知、信任一位可靠的书商比自作聪明要靠谱的多。新手靠运气倒可能捞到便宜（但我从来没碰到过这种好事）。我记得好像是特罗洛普[174]说过，没有哪个卖东西的不吹嘘自己的东西好。与其听他们自卖自夸，我宁可相信卖书的。
说到卖书的，我们应该像哈姆雷特跟前的那群演员一样，不管他说的多么提纲契领、纵古贯今。而且最好谨记，你的言行早被他们写进了黑名单，其恶毒程度相比你死后的烂祭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手上交易的不仅是明码标价的书本，还有他们大脑里的知识。如果你有自尊、够诚信，这些知识自然可以供你享用。但是为了生计，卖家售书赚钱天经地义，你在买卖的过程中多跟他们聊一聊，谈谈你最喜欢的藏书经，等生意做成了你也听的差不多了。如约翰生博士所说，若以买书者的身份上门咨询，你会发现他们人人“慷慨大方、思想开明”；但如果你只是把他们当作免费活字典，恐怕就没什么好结果了。
我有一套福克斯[175]的《殉道史》，三本大部头就摆在书架那头，我自己也很少会去翻阅。但有一卷里贴着一张旧剪报，剪报上讲的是老夸里奇的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他在皮卡迪利广场的书店里来了一位年轻女士，她一进来就求见大师，想弄清某本名著的版本、价格、版记等种种信息。老夸里奇解答了一会儿，感觉着时间差不多了后“突然”聪明了起来：“好了，亲爱的女士，你要是还想了解这本书的其他信息，得付我5基尼。”这一趟咨询才算是结束了。如果夸里奇是位律师，而这位年轻女士和他素不相识，那她一张嘴问问题就得掏钱了。
我好像扯远了，还是继续讨论我的旧书目吧。那我就随便拿一本，翻开第一页，瞄到哪到算哪个。就这个吧：
亨利·阿尔肯[176]——《猎场金鉴》。木刻图版、配彩色插图。首版，皇八开[177]，布面原装，书口未裁。阿克曼[178]出版。
定价：2英镑
这部作品以前根本无人问津，但现在被很多像我一样对打猎一窍不通的人视为至宝。我收藏的这本花了100美元，而那部第三版《米顿传》[179]花了我50美元，我当时还觉得挺划算的。如果我够精明，35年前就抢先下手，我大概只需花50先令就够了。
既然说到运动[180]书籍，自然要谈谈瑟蒂斯[181]。这册目录虽未将他的《乔罗克斯的欢畅漫游》[182]列入其内，但包含了不少他的其他著作：以上等摩洛哥羊皮满装[183]，经陶特（Tout）进行缀装[184]的《斯庞吉先生的运动之旅》[185]，标价3基尼；《求姆妈》[186]，布面装，书口未裁，标价2英镑15先令；《韩德利十字》[187]《费西·罗姆福德先生的猎犬》[188]分别标价50先令和2英镑，都是首版。且我想再提醒一次，这些书皆是布面原装，书口未裁，正是你们最想要的那一种。我建议大家别去考虑去年的价格，如果你想收集一套最棒的运动小说（我认识一位可爱的女士，这些她都读过），就赶紧去把市面上有的全买下来。
但要是谈到彩图版书时，那我们就来看看以前为了买到一部À·贝克特[189]的《漫画罗马史》[190]得花多少钱。这儿就有一部，“彩图数量、顺序皆如出版原状”，标价才4基尼，而《漫画英伦史》[191]由里维埃尔[192]将原始图本重新装订成两卷，用上等摩洛哥羊皮满装，另加缀饰，也就才5基尼。我也曾试着读一读里面的内容，结果却读不下去。就像由一出枯燥无味的老式喜歌剧（吉尔伯特[193]当然是例外）改编成的书，其本来赖以成功的音乐和表演在印成书籍后只能靠利奇[194]的插画撑场子了。若是少了那些精彩绝伦、滑稽幽默、扭曲丑化历史人物形象的图片，这些书哪能够、哪值得流传至今？恺撒大帝乘着利奇时代的汽船登上了阿尔比恩（Albion）河岸，这想象力简直让人拍案叫绝。
你是否注意到那本《漫画罗马史》是由原本的分册本合订成的？按照现代观念，这种做法错得离谱。分册本应保持原状，让我说的话，我会建议分册本该是几本就是几本。我并不喜欢按“分册”[195]出版的书，这种说法一向被视为极端，我大概需要稍作解释。众所周知，现在最受欢迎的当代作品（比如《匹克威克外传》和《名利场》）开始时也是按分册出版，那我就以其中一部为例，说说我为什么对“分册本”抱有偏见。
1916年4月，科吉歇尔[196]的狄更斯相关藏品在纽约标价竞拍，有书商对一部分册版《匹克威克外传》进行了广告宣传，称其为市面上有史以来最好的本子（的确如此）。这一广告占去了两大版的书目，极尽所能描述那部著作的划时代意义。同时当时其他的伟大小说一样，这本书按“二十回十九册”（最后一册内含两回）出版。那本书还附着一份原作手稿，标价5350美金。一部出版还不足一世纪的小说要价如此之高，定有其独到价值和稀缺之处。价格高吗？当然不！据说这样的本子存世还不足十部，书品又极佳，且《匹克威克外传》的手稿更是极为难得。一切细节查阅埃克尔的《查尔斯·狄更斯首版书目》皆可明了。
简而言之，要想让整部分册本达到满意的价格，每一册都必须干净、完整，且上面的印行标示[197]和发行日期必须正确无误；其上插图必须为原插图家所作，且图序完整无缺；每幅图版必须是未经改刻[198]的原作（乎每幅原版都藏有一些无法被仿冒者复制的细节）。但还不止这些，每一分册本都会刊登特定的声明启事和广告。这些内容必须仔细审查，因为它们在鉴别某书倒底是后印本还是首版方面意义重大。本该印“辛普森健胃丸”的广告页要是印成了“罗兰利泻剂”，那可就要出乱子了。
但虽如此，仍很难说拥有一部像科吉歇尔的《匹克威克外传》这样的书是一笔资产还是一种负债。要想翻阅此书，动手前须得戴上手套，因为它浅绿色的纸质外封非常脆弱。但并不是每个执意要看你宝贝册子的人都知道该如何温柔以待。一本“分册本”放在桌上，很容易就混进一叠《瞭望》杂志（Outlooks）里，再也难觅踪迹，这种情形真是可怕！因此，总的来说，我更倾向于把这些书留给那些比我更精通版本知识的人，且他们不会因缺一本“分册本”就感觉万劫不复。如有机会，我还是更喜欢收藏装订成“初始发行样式”的布面或纸板面装帧的书。这种书虽然也相当昂贵，但翻阅的时候也不必那么小心翼翼。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藏书可以流动：但凡我行动我都会将书随身携带，而一本装订结实的书，至少不会轻易破损。不过虽然说了这么多，但我再看到那部科吉歇尔的《匹克威克外传》，我还是垂涎不已。
算了，反正罗森巴赫的店里还有一部更好的本子等着买家前来。它是一部分册版的签赠本，世上仅存其一。前十四册的每本都有狄更斯亲笔题词：“倾情赠送玛丽·贺加思[199]”，且每册的落款样式不尽相同，有的署以全名“查理·狄更斯”，有的则仅著缩写，或只签上“编纂者”。这14册陆续出版后，年仅18岁的玛丽·贺加思，也就是狄更斯的小姨子，突然香消玉殒。狄更斯受到莫大打击，不得不暂停了《匹克威克外传》的写作，两个月没有动笔。无疑，该版本的《匹克威克外传》乃是天下最佳，该有的版记应有尽有。至于价格嘛，只有等着极为有钱或极为精明的买家了。
再回到我的书目上吧。这一项是皮尔斯·伊根的《拳击大全》，八开五卷本，干净如新，纸板原装，书口未裁——这才是我中意的风格——定价12英镑；即便如今要价350美金也毫不过分。再看这本《玛格丽特·拉德夫人毕生行谊轶话》[200]。这位臭名昭著的女子当初因仿造文书入狱，后侥幸免受绞刑，约翰生博士曾表示他本有意探望，但因担心此事见报而作罢。多年来我曾苦苦追寻此书，但都徒劳无功，此时书目上就列着一部，小牛皮新装出版，售价才9先令。而斯特恩[201]的首版《感伤的旅行》[202]，小牛皮重装，售价也不过30先令。
让我们来谈谈诗集吧。马修·阿诺德[203]没什么可说的；不巧，这册书目里一本也没列布莱克的书；他的《诗的素描》[204]，1783年版，已成珍本，现知存世仅10余部。他的《纯真之歌与经验之歌》虽没那么稀有，但现在比以前更吸引买家追逐。这本迷人的诗集原本只是《纯真之歌》，《经验之歌》后来才问世，汇总成现在的版本，也在我所知道的所有书中最有趣的一本。它的确完完全全是一本“W·布莱克的书”。其不仅内容是布莱克自己写的，设计、雕版也经他之手，甚至连印刷、绘图都由他亲自完成。
凭几句话就想断言那部书的版本价值，就像给鬼写家谱一样不靠谱。照一般标准来看，这部书不算正式出版过。布莱克自己印好书后卖给有意购买的友人，售价从30先令到2基尼不等。后来为助他渡过难关（他的人生遍布坎坷），他的朋友们又多付给他约20英镑，得到上彩、烫金的版本。因此没有哪两个本子完全相同。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几本书之一，能让每个有幸拥有的人说：“我最喜欢我手上的这一部。”一本书品良好的《纯真之歌和经验之歌》如今售价约2000美金。
我现在倒是很理解，为了跟上时代，这部诗集的新版本不断出现。我刚刚给《纯真之歌和经验之歌》估价为2000美元，就收到了林内尔拍卖公司（Linnell Catalogue）寄过来的布莱克藏品拍卖目录及成交价纪录。目录中所列为英国市面上近来数量最多的布莱克藏品，拍卖会于1918年3月15日举行。尽管我已对高昂书价司空见惯，但翻开此目录我还是不禁咋舌。两部《纯真之歌和经验之歌》皆以735英镑售出。《诗的素描》却意外流目，颇引人注目。《天堂与地狱的联姻》以七百五十六英镑的价格成交。布莱克为但丁《神曲》所绘的插图原稿（总共六十八幅），最终卖出了七千六百六十五英镑的惊人天价。等到书商将它们竞相买下、编成目录寄我们手里后，这些书的价格早已又实打实地翻了几番。我们就像在轻飘飘的飞行之后“砰”地一声坠落地面，这个过程犹如布莱克曾经历过的一样，似是一场梦境。
夏洛特·勃朗特未出版的小说手稿，以蝇头小楷写在宽3.5寸、高4.5寸的空白本子上。本子共16页，以靛青色纸为封皮。
继续“按字母表的顺序来”，现在是勃朗特姐妹的作品，我们来看看现已成为珍品的《克勒、艾利斯和阿克顿·贝尔诗集》[205]，真正的首版，1846年由艾洛特—琼斯[206]出版社委托哈斯勒（Hasler）出版，比书名页上印有史密斯—埃尔德[207]印行标示的版本还要早，标价才2.5英镑。沃尔特·希尔的最新一期目录中有一部有史密斯—埃尔德印行标示的书，售价12.5美元，但尽管有相同的标志，如今两种本子现在的差价达数百元之多。大约一年前，明尼亚波利斯的埃德蒙·D·布鲁克斯曾叫卖一本夏洛特·勃朗特自己收藏的《克勒、艾利斯和阿克顿·贝尔诗集》，有艾洛特—琼斯印行标示，书中还有一些亲笔眉批，这对专攻勃朗特的收藏家颇有吸引力。顺便一提，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我来自费城的老朋友H·H·邦内尔[208]。他拥有大量勃朗特相关藏品，比起霍沃思的勃朗特博物馆[209]也不遑多让。我曾提醒他注意那部书，但他手上已经有了一本作者送给谷物法打油诗人埃比尼泽·埃利奥特[210]的签赠本了。
再来看看这部《彭斯[211]集》：爱丁堡首版，价格低廉，可惜不够稀罕，如果是基尔马诺克版[212]这样的古旧善本，那每个藏书家都会抢得头破血流。写到这儿，我的脑海深处不禁浮起一位收藏家获得基尔马诺克版的经历。故事的主人公是约翰·艾伦，我能成为收藏家，这位大师功不可没。这则来自于当事人的藏书传奇，是我的老朋友费迪南德·德雷尔告诉我的。他是费城60年来十分杰出的藏书家，也是艾伦多年的密友。艾伦来自苏格兰，当时他住在纽约，勤奋工作使他攒了一小笔钱，不过大多都用来买书了。他收集当时的书并补配插图，例如《苏格兰玛丽女王传》（Lives of Mary Queen of Scots）以及拜伦、迪布丁的著作，当然他也收集美国作品。但他心里最耿耿于怀的还是《彭斯集》。他有一部爱丁堡首版，但仍渴望购得一本基尔马诺克版——谁不想呢？他作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告诉外界他愿意出价7基尼，这一价格在当时还算公道。后来伦敦传来了好消息，不过人家要价8基尼。艾伦毫不犹豫地下单，但还是晚了一步。等他的订单好不容易寄到伦敦时，那部书已经卖掉了。艾伦非常失望。过了一段时间，有朋友从老乡来看他。这位老乡以跑船为生，便问他有没有需要从家乡带来的东西。“有，”艾伦回答，“如果可能，帮我捎本基尔马诺克版的《彭斯集》。”接着他将此书多么难得诉了老乡，嘱咐若有机会该出价多高。老乡回去后如往常一样投身工作，某日撞见他的一个船工喝的大醉。那些年若非周末假日，喝醉相当不得体。平时喝得醉熏熏的太不像话了，何况他从哪儿弄来的钱买酒喝？那船工说他当了些书换了十几先令。“都当了什么书？”“噢，就是《彭斯集》之类的，苏格兰人人人都有。”电光火石之间，老乡猛然想起纽约老友的嘱咐，赶紧问道：“什么版本的？”船工回答：“就是旧版的基尔马诺克本。”废话少说，老乡马上用一基尼向船工买下当票，去当铺将书赎回，最后将那部基尔马诺克版《彭斯集》交给了艾伦。
艾伦逝世后，他的藏书于1864年陆续拍卖。当时正值内战时期，拍卖过程多次因部队通过的噪声打断。尽管时局混乱不利于图书流通，但拍卖出的价钱还是令他的朋友相当惊讶：《彭斯集》居然卖了106美元，而且那个本子的品相也不怎么样。大概因为前一两代的藏书家对书的品相没那么重视。目前所知书口未裁的本子数量很少。一本落入某位不配拥有它的人手中，另一本存放在艾尔夏（Ayrshire）彭斯博物馆（博物馆董事会当时花了1000英镑）。哈里·威德纳以6000美元价格买下坎菲尔德[213]的藏本。范·安特卫普[214]的藏本则于1907年在伦敦的拍卖会上售出，卖了几百英镑。但是自1907年以来，人们越来越讲究版本，再加上其他原因，除了个别几本，范·安特卫普的书没卖出应得的价钱，可能是时机不对，也可能是场合不合适。在沃尔特·希尔现在的目录中、还有一本基尔马诺克版的《彭斯集》，旧式装帧，才卖2600元，在我看来这个价格相当便宜了。在当年艾伦的拍卖会上，一本《艾略特圣经》[215]卖出825元。如今若有幸再碰上这本书，我敢说要价绝对不低于5000美元。
这次可扯远了。除了《彭斯集》，还有其他不少抢手的书。看看这本《失乐园》，也许它没有萨宾目前要价400英镑的那个本子那么好，但才卖30英镑啊。这让我想起在贝弗利·丘手上的那本，就像每位极为挑剔的藏书家手上的其他藏书一样，上头有某位前任书主的落款，很有意思：“这是本书首版，第一书名页完好，价格将近10镑而且仍在升值啊。1857年识。”
按字母顺序往下，弥尔顿后面是乔治·穆尔。书目上列了他的《花团锦簇》[216]，10多年前我花11元买到了一本，但这上面标价才半克朗[217]。
咱们再看看另一册目录，就这本皮卡底里大街上世界闻名的夸里奇书店编印的目录吧。四十年前夸里奇就认为：除了经营英国境内少见的稀有珍本外，做其他买卖有损他作为书商的尊严。同样，直到近几年，牛津、剑桥两所大学才不再执着于英国的珍稀善本，开始涉足普通书籍。当我们翻开一本夸里奇的旧书目，像是步入了另一个时代，能清晰感受到藏书界这五十年来藏书品位的巨大变化。早些年流行搜集学术性强、语言晦涩、探讨哲学或宗教的小众书籍；或我们找不到更好的称呼而统一称为“经典”的书；或者是一些人们常常挂在嘴边却极少去读的书。
这样的书，除非本身价值极高，不然的话，这些年几乎没什么市场。过去我们曾因拥有伟大的文化遗产而骄傲，现在却如井底之蛙，在“未受英国酱缸文化污染之井”里龟缩不前。阿尔定版与埃尔泽版已经过时，即使是其中最稀罕的《法国糕饼匠》[218]也逐渐失去众人欢心。之所以产生如此改变，我认为是因为相比之前，如今主要的藏书家类型上大有不同。昔日的藏书家未必受过正规教育，但他们的文化水平比我们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相当怀疑如今国内是否有人能轻松阅读拉丁文，更别说希腊文了。至于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也许有人实际中能说说写写，但要说要阅读，我们还是宁可买无须频频翻词典就能看懂的书。
如今整个世界就是藏书家的大学。我们中许多人整天忙忙碌碌，对于石油、钢铁、铜料、煤炭、棉花等商品的行情极为了解，对各种“股份”的价格也可能了如指掌。书籍不过是我们的消遣。我们规定不买我们不能读的书。有的人沉迷于幻想，认为闲暇足以让我们读遍每本书的内容。我们想要用白话文写的书，且或许大多数人都有自己偏爱的作家和时代风格，我们能沉浸其中，忘却俗世烦恼。某人可能尽搜蒲伯，另一个专攻哥尔斯密，还有一人执着于兰姆，各有偏受，一人哪怕没入戏院看过戏，但也能欣赏优秀剧作；只要参观下他们的藏书就会颇有所得。你会发现什么书都有，从《好吹牛皮的拉尔夫·多伊斯特》[219]到《不可儿戏》[220]，应有尽有。请注意，收藏这些书的人开始可能连字都识不全，但却在几年内积累了大量知识。克拉伦斯·S·比蒙特[221]正是如今藏书家之典范，他的品味学识堪比学者大家。在我看来，文学教授们似乎不像藏书家那样包容性强，他们可能各有所长，但要提及对英美文学的热情，我敢说没有哪位文学教授能比我强。我的知识虽不够完备，但我的“情”足以弥补。
说着说着又抛开了夸里奇的书目。让我们随意打开一页，就像老人翻开圣经——映入眼帘的第一句话即为指引。看，《希腊语法》[222]首版，1476年出版于米兰，首部以希腊语印刷书，为仅存于世的6部之一。这就是说，只有6个奔波忙碌的人才有机会借此首部希腊文文法放松吗？太可惜了！这儿还有部马克罗比乌斯[223]的《农神节》[224]，副题为：“杂糅评论与典故，学识广博，极为实用，编排体例与奥卢斯·格利乌斯[225]的《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æ）相似。”无疑，这是本和假币一样不中用的书。看看这部：波伊提乌[226]的《哲学的慰藉》[227]。波伊提乌！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号。他是哪位？显然不会列在《名人录》（Who's Who）里，得查查别的书。有了！“著名哲学家，曾于狄奥多里克[228]的朝庭里任职，公元475年左右出生，524年未经审判即遭处极刑。”看来那个年代搞定哲学家还挺轻松的。如果德国的威廉上君[229]也能如此，天下也不至于这么乌烟瘴气了[230]。
附记：前几天，我把我写的东西给一位我极信任的大学教授过目，他严肃地对我说：“小纽啊，我建议你最好还是把关于波伊提乌的那段话改一改。”（我们这些中年人喜欢称彼此为“小X”，就像年轻人称彼此为“老X”一样。）他又说道：“《哲学的慰藉》1000多年来都相当畅销，波伊提乌可不像你没什么名儿，就算你哪天也扬名立万，肯定也不像人家那样保持那么久。”我觉得我察觉到了一丝讽刺，但也可能是我想多了。
让我们再往下看。看看这部《科里埃特之荜路蓝缕——披星戴月行旅五月记》[231]。作者汤姆·科里埃特搞怪、乞讨、吹牛无一不擅，他写的这本书被视为有史以来第一部旅行指南。我印象中，布朗宁对此评价很高，且此时，沃尔特·希尔就有一本《荜路蓝缕》待售，要价500元。这册书目上特别说明此书现存完本极少。那么我手里有本布朗宁收藏过的残本也很是满意了。我喜欢这种古书，出自意志散漫的古人之手，写给和我同样意志散漫的人看。小丑才是真正的哲学家，尤其是洛克[232]笔下四处漂泊的流浪汉极受人喜受。我说的可不是一两个世纪前写过《人类理解论》的那个洛克[233]，大家可别搞混了。
来看看另一部历史悠久的畅销书——《愚人船》[234]。作品最初由是由塞巴斯蒂安·布兰德（Sebastian Brandt）所撰，出版于1494年（当时印刷术发明没多久）。之后各种版本陆续出现，不仅有原版的斯瓦本（Swabian）方言版，还出现了拉丁文、法文和荷兰文版。1509年出现了英文版，不过不太能算作译本，因为亚利山大·巴克利[235]将其改写了一遍。该本由视卡克斯顿为“至尊”的平森[236]印行。畅销200多年来，这本书挖嘲讽不同阶级的丑态，取悦了无数读者。即使有人不识字，也能欣赏其中精美大胆的木刻插画。书里没放过任何一种愚蠢言行，就连中世纪的收藏家也被讥讽：
忙忙碌碌藏书中，越叠越高越快乐，每日翻来覆去摸，要问内容考倒我。
若能从别的书目中找到那部书，那它同样会出现在夸里奇的目录。在霍氏藏品拍卖会上，一本《愚人船》卖到1852美元。不过一般收藏家要求没那么高，能设法搞到一本40多年前爱丁堡印行的精美复刻版就不错了，要是运气够好，只花几先令就足矣。
接下来的这本书相当伟大！每一座伟大图书馆镇馆之宝——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其有何伟大之处？里面的剧作真的都出自斯特拉特福（Stratford）莎士比亚之手？已故的弗内斯[237]博士拒绝就此进行讨论，他睿智地评论道：“既然我们有幸欣赏这么优秀的剧作，又何必非要追根溯源？”但相关讨论不会就此平息。最近有一新论点称，《大卫诗篇》（The Psalms of David）乃培根所写，为了不教别人发现，巧妙地将别人的名字秘密藏进内文中。如果你手头有一本詹姆斯国王钦定本《圣经》，翻开《诗篇》第46篇，从头算起第46字，然后从后往前算到第46字，你会大有发现[238]。
但不管是谁写的，这部第一对开本——由亨明斯[239]和考德尔（Condell）合编，1623年印行，艾萨克·贾格德和爱德华·布朗特[240]挂名出版——即使不是最伟大，也是极其伟大的文学著作。这部书中，超过二十部剧作足以跻身世界文学之最，首次统一亮相。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备受推崇，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争论的？莎士比亚万岁！“不仅是国宝，还是世界之宝。”世上每部余作的品相和流向皆受万众瞩目。此书出版之始定价原才为1基尼，一个世纪后，藏书家和学者们才意识到，此书和其作者一样皆非凡品，不只应当代欣赏，更应千古流传。1792年，一个本子卖了30英镑，1818年，“一部原始标价一基尼的本子”标得121英镑；如今，谁敢断言它价值几何？
几年前，费城的一位藏书家以近2万美元的天价买下了一本，有些人不懂行情，对一本书竟能卖出此天价极为惊讶。但是他买到的是当时存世品相最好的一本。这个本子已知的前任书主包括洛可—兰普森[241]的那本，纽约的威廉·C·范·安特卫普也曾短暂持有（他的藏书生涯太过短暂，刚刚开始便结束了，对他本人甚至整个藏书界都甚为可惜）。现在这部完美的对开本存放于哈佛的威德纳纪念图书馆。无疑，这些书籍如此著名，最终一定会被供奉在庙堂佛龛之内（也就是图书馆）。就此而言，不得不钦佩埃德蒙·德·龚古尔[242]的举动。他在遗嘱中所是说：
“我谨希望我所收藏的字画、画片、古董、书籍——总之曾是我生命之乐——别送到博物馆冷藏，仅得无心过客一瞥；请尽托付给拍卖会待得槌落，从而我在搜罗各物中获得的乐趣滋味能与同道中人共享。”
我的朋友潘奈尔[243]搬离伦敦阿德尔菲的公寓时把他们搜集的惠斯勒[244]藏品（极为珍贵）进行了一番处置，我非常希望他们能效仿龚古尔。但他们没有这么干，而是很有个性地献给祖国一份大礼。他们倒是大方的很，现在那批藏品还“冷藏”在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里。惠斯勒的拥趸越来越来多，照潘奈尔的说法，放在图书馆正好能保证他名声永存。这下正合那些手头有惠斯勒藏品的人的心意，他们手中藏品的价值也跟着水涨船高。而像我一样对惠斯勒有兴趣的人，不得不长叹一声转身离去，追逐那仅剩的两只（最多三只）花蝴蝶[245]。
幸福来自于竭力搜寻的过程，而非手中拥有。一旦我们得到了某部好书，又会将眼光转向另一本，胃口也因此愈来愈大。莎士比亚对开本只适合展示炫耀，但我们更想要的是能付以真情实感的书。眼前这本沃顿的《钓客清话》就是如此。沃顿深受品学兼备的藏书家所爱，他的这本书向往宁静与满足，颇受吾辈欢迎。“特别是”，正如其作者所言：“有时我将正事抛在身后，去享受钓鱼之乐。”
这就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我们也不由受到鼓动，像他一样把正事一扔去钓鱼打猎，只不过我们钓的猎的是书本。说到底，投身哪项消遣不重要，重要的是那股心劲儿。老艾萨克·沃顿把垂钓客看作正人君子，他的看法是否客观真实？对此我持怀疑态度，若他说的没错，那从那时起钓客的水平显然下降了很多。因为我似乎记得他的一句话，大意为：“渔夫起得大早，惊动全家。精心准备，满怀希望地出了家门。长日度尽后返回，满面笑容似是酒至酣处，实则滴酒未沾。”
我希望某天我也遇见绝佳“钓客”，我指的可不是溪边的那些，而是深藏某家书摊的本子。不过可能性太小了，如今想碰到这种好事太难了。我也别幻想着买到一本首部《钓客清话》了。由于一直以来被无数读者湿手脏脚地粗鲁翻读，胡乱往口袋里一塞了事，或者只顾钓鱼而把它弃置一旁，这本小书已几乎绝迹。本书作者于“九十高龄”时逝世，葬于威克汉姆（Wykeham）的威廉天主堂南厢。在此之前，那部书的首版总共只发行了五刷，皆成珍本。
但沃顿的书并非只涉及垂钓，更包含对人情世故的探索。他曾为许我当时广受尊崇的人撰写脍炙人口的传记，包括圣保罗教堂主教约翰·多恩、“智多星”理查德·胡克（在此名号于后世传播之前沃顿就经常这么称呼他了）以及乔治·赫伯特。这些传记，初时出版时皆相隔多年，但现在并不罕见，就算是1670年首次集结而成的《五人传》[246]也很常见（首版签赠本除外）。20年前，一本首版签赠本标价15英镑，几年前，我花三倍价钱买到一本沃顿送给牛津主教长的签赠本。我后来才知道，当时那首流行的打油诗说的正是大名鼎鼎的牛津主教约翰·费尔[247]博士：
人人皆厌费尔博士，原因何在不得而知，但是这点人尽相同，费尔博士令人生厌……要是我早知道这事，初多花点儿钱我也愿意。
扯着扯着又扯远了，继续聊聊这本《钓客清话》吧。对于一本品相较佳的本子，50年前开价50英镑不算埋没。几周前，乔治·D·史密斯以5000美元的价格卖出一本，几年前，赫克谢尔[248]藏本卖得3900元，不过创下最高纪录的是范·安特卫普的那本，人们都视其为现存最佳。那个本子以羊皮原装，以前被弗雷德里克·洛克—兰普森收藏，大约10年前在伦敦出售，后被夸里奇为“某位美国人”（即已故J·P·摩根的化名）买下，花了1290英镑。
如果花50英镑就可以买到一部《钓客清话》；而一本《威克菲尔德牧师》也只要价10英镑或15英镑（如果品相极佳的话），那人们一定会精明地选择后者，就像牧师的新娘精心挑选婚纱一样：“不是只挑光鲜漂亮，穿着舒适、料子上佳才算好。”这两本薄册子附有萨利斯伯里（Salisbury）的印行标示及和一两处不可多得的版误，要价快飙上1000元了。几年前，我花120英镑买下一本，当时还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尤其是当我回想起约翰生博士替哥尔斯密将此书版权卖出，得款只是我所付的一半，他还洋洋自得，觉得自己办的不错。这则出售《威克菲尔德牧师》手稿的故事出自约翰生本人之口，鲍斯威尔将其写到了书里。在我们眼中，这简直是版本史上的一件大事。若有人已了解这一故事的来龙去脉，请原谅我在此重述，就是想让没听过的朋友分享一下快乐。
“一天清晨，”约翰生说，“可怜的哥尔斯密给我捎了口信，告诉我他手头拮据，由于无力登门来访，所以恳求我尽快去探望他。我先托人给他送去1基尼，并答应立即去找他。我一穿好衣服就出发，正碰到他的女房东向他催要房租，而他正为此大发雷霆。看到他面前摆着一杯洒，我估计他已经用我的1基尼换了1瓶马德拉[249]。我把木塞塞进瓶口，好言相劝盼他冷静。他告诉我他手上有本小说手稿正待出售，并且拿给我看。我仔细审读深感价值巨大。我告诉女房东稍等片刻，然后奔赴一家书店，以60英镑卖出，且把所得交给哥尔斯密。他交清房租，也不忘高声抱怨房东行事太不地道。”“而且先生，”约翰生继续说道，“我当时可是卖了一笔好价钱，那时哥尔斯密没什么名气，不像他如今凭《旅人》[250]声名鹊起。且店家当时对该书行情没抱什么希望，此书稿在他手中搁置了不短时日，直到《旅人》出版后才问世。如果等到今天，此书身价肯定更加可观[251]。”
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鲜明特征：冲动易怒、人尽可欺、大手大脚的小哥，和充满智慧、体贴仁善的老约——他迅速塞住酒瓶，将问题逐一化解。这么说毫不过分。
首版《鲁滨逊漂流记》也备受藏书家们喜爱。有谁会不喜欢？这儿有一部两卷本（按说应该是三卷）：由贝德福德[252]以红色摩洛哥羊皮精巧装帧，书口上金。原始装帧应为现代小牛皮，标价仅为46英镑。翻开一本一两年前出版的书店目录，里面列有一本“三卷本、八开、附地图和两副图版、小牛皮原装”的版本，价格为2500元。
斯坦·亨克尔斯公司最近某次拍卖会的目录里（没什么好东西）有段解说，澄清了一个一直困扰着我的版记问题。鉴于有的藏书家无缘得见，我在此将全文列出供大家参考：
用来判别某名著首次印刷和其他不同版本应有的“版记”困扰各版本学家已久。
哥伦比亚大学的W·P·特伦特[253]教授在如今的笛福研究专家中享有最高权威。特伦特教授在经过深入研究并对各版本作出比较后指出：凡是于1719年4月25日（通常被认为是此书的出版日期）走进位于帕特·诺斯特巷（Pater Noster Row）、门上挂着大船招牌的泰勒书店（Taylor's）的顾客，可能买到的版本如下：
出现在前言的“apply”与第343页第二行的“pilot”。
出现在前言的“apply”与第343页第二行的“Pilate”。
出现在前言的“apyly”与第343页第二行的“Pilate”。
出现在前言的“apyly”与第343页第二行的“Pilot”。
据特伦特教授所言，将上述任一版本称为唯一“首刷版”无疑皆不正确。他认为“前言中‘apply’若经过改正必为再刷版”的论断毫无根据。这两处错误很可能在印张通过印刷机时便得到发觉改正，这得看装订工校对的是否精细，因而一并出现以上4个特殊版本。
我真是松了口气，因为我手中的那本（曾为康格列夫所藏）书品、装帧、配图都非常完美，其前言印有“apply”，第343页则印成“pilot”。不过很明显，只要想想铅字的间距，就知道为何字母较多的字会被字母较少的字替换了。
然而，《鲁滨逊漂流记》还有另一版，其稀有程度足以使所有的首版黯然失色。这部出色的传奇故事一见报端便迅速走红，就像现在的通俗小说一样。最初它于《正宗伦敦邮报或希斯科特情报》（Original London Post,or Heathcot's Intelligence）上连载，开始于1719年10月7日，一直到1720年1月19日完结，将分册出版的形式体现的淋漓尽致。一套165页全版中，只有一页是后来复刻补齐的。可别惊讶，我还没告诉大家这个本子在我手中呢。大英博物馆里也藏有一本，不过听说缺损很严重，除此之外我没听说过其他的藏本了。
前几天晚上，我在翻阅阿诺德的《一名藏书新手的起步报告》[254]。不久前我刚花了相当于以前一年薪水的钱买了份济慈亲笔签名诗稿。所读到阿诺德书中的这段话时，完全摸不着头脑：“我刚刚开始收藏几个月，便有人向我兜售一份100多页的济慈原作诗稿，我以这份手稿价值的五分之一买了下来。”如果以我当时买下那一页原稿的价码为标准，再乘以100，那阿诺德先生就发大财了。他在书中的其他地方列出了1896年索斯比的拍卖成交清单，上面的成交价码令人垂涎：
《查普曼译注荷马》，1616年版，15英镑
《乔叟作品集》，1542年版，15英镑10先令
《鲁宾逊漂流记》，1719—1720年版，75英镑
哥尔斯密《威克菲尔德牧师》，1766年版，65英镑
哥尔斯密《荒村》，1770年版，24五英镑
赫里克《西方乐士》，1648年版，38英镑
弥尔顿《失乐园》，1667年版，90英镑
其他的就不必赘述了。关键在于他的结论：“如果藏书新手被这些价格吓到，不妨记得，仅凭这些书的鼎鼎大名和珍稀程度就值这些价码了。”大家也不妨记得：这是20年前一位机智的藏书家对书价所作的评论。
但若提到英国的拍卖价格，唯一该做的就是谨记，“一锤定音”这一模式可能早就产生且运行开了。这一惯例历史悠久，成效斐然，伦敦藏书家们的腰包因此而鼓了起来，卖书人和整个行业却因此而受损。伦敦藏书圈普遍承认“一锤定音”的存在，但他们却又声明，信誉良好者皆不会涉及此种交易。上场的永远是其他人。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一锤定音”指的就是某一小圈子里的人提前决定好某些书（或者其他东西）该谁拍下。某本或某几本书将由A收入囊中，B买另一本，C将也另有安排，依此类推。之后在某个方便的时间，这些被拍下的书会被送到某一地点，进行第二次拍卖。这次是真正的竞拍，但最终利润会在小圈子里均分。这一惯例对拍卖行业影响很大，似乎难以打破。如果拍卖会上某人竞拍时私自打破提前定好的计划，他要么一无所得，要么就得大出血，就算他能买下书，出的价码估计到临终前都让他咬牙切齿。在英国，这种模式绝无仅有。几年前的霍氏藏品拍卖会了为逃避这一模式，最终选择在纽约的安德森拍卖公司举行。
当时大多书本售价都达到了历史新高。许多伦敦书商都出席了此次拍卖会，夸里奇、马格斯等其他几位甚至亲自到场。这次拍卖会定然会载入史册。
在上述解释之后，几乎无须再言，相比起已故的路德·S·利文斯顿花费大量时间（我们现在知道，这些时间本应用于进行版本学方面的原创）编写的《美国书价行情》相比，卡斯拉克在伦敦出版的《图书拍卖记录》（Book Auction Records）在价格指导方面毫无价值。
我们再回来谈谈阿诺德先生，说说他对版本学的贡献。他不仅曾惠及书商，还在几年前写了一部《书籍、尺牍交易账》，许多藏书家借此向他们的太太证明，他们在藏书上一掷千金并非全无道理。阿诺德先生凭借其坚毅聪颖，短短6年闲暇之内便收集了一批书。然后他突然停下来，把手中大部分藏书交给了班式拍卖股份有限公司[255]，饶有兴趣地等着看这些书能为他带来多少利头。我之所以用“利头”这一词是因为拍卖结果与他的估算完全相符。他在《交易帐》中将买进的日期和价格列为一栏，将脱手价格列为另一栏。他还标记出某本藏书是从哪家书店、哪位藏书家、哪场拍卖会上买来的。他毫不犹豫就花了1万多美元买下这些书，而他拍卖所得利润也几乎与他的支出相等。我竟然用了“他的获利”这么庸俗的表述，错特错。他真正的收获大概是他在搜寻、购买和曾经拥有那些宝贝时得到的喜悦。他的这一买卖之间赚得的约1万美元，是对他在花钱买书（不少人都认为那是挥霍无度）中展现的勤奋和勇气的奖励。
让我们仅举一例。此例虽非成绩最佳，但刚好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他曾藏有一本1817年版的济慈《诗集》，上面有作者的亲笔落款：“致我亲爱的乔万尼，我希望你的眼睛能迅速复原，能早日愉快轻松地阅读此本。”书中还有另外几处济慈笔迹。阿诺德花71美元从某书店买下这本珍品，而在1901年的拍卖会上，它卖出了500元。后来此书几经辗转被范·安特卫普收藏，最后流回伦敦，在1907年被夸里奇以90英镑拍下。最后它由已故的S·H·哈根收藏，在1918年5月的哈根拍卖会上，此书以1950元成交，卖给了“G·D·S”[256]。我曾试图从他手里收购，但再次“失之交臂”[257]。
唉，我收藏的济慈《诗集》没有题词，但却花了我500多元。而某位著名藏书家刚刚以9000元的价格从罗森巴赫处买下了3本薄薄的济慈集，每本都有诗人的亲笔题词。9000除以3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连我都会；但一部《诗集》比起《恩底弥翁》或《莱米亚》[258]要稀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