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海外得书记
如果我早年间受到的教导正确无虞（对此，我深表怀疑），生而为人并非是为寻欢作乐。我们立于此世纯为经受考验，此乃实话不假——这地方确实折腾人。但这是我们唯一所确信的世界；所以纵然有上述教导，我们依然希望不负此生，还弄了好些小把戏来消磨时间。
工作是消磨时间的好法子，这一点大家心服首肯。我们也的确做了很多工作。如果所做之事可有可无，我们便说是为着文明进步；间或干到了一定的水准，工作俨然成了竞技，我们称那些专业竞技人士为行业大鳄。有一次一位大鳄跟我说，赚钱是这个世上最棒的事儿。不过，今时不同往日。
但那些一生忙碌努力糊口之士，也有好些消遣：玩技巧的、撞大运的、谈情说爱的，室内的、室外的不一而足。会玩之人自然样样都可一试；至于本人，就好像那个不愿意玩“抽王八”纸牌游戏的小男孩，因为他总是“王八”。好在很早就发现自己在这方面不在行，我便立志要换个花样自娱。我的办法便是——偶尔看书、不停藏书。
多年以前，我在火车上与人攀谈——这么做有点蠢呀——我问那人平常做些什么消遣。他答说：“我打牌。以前也读了好些书，后来还是想找点儿真正耗脑子的事儿，所以喜欢上了打牌。”这回答让人真心尴尬啊。
可能要承认，不是每个人都能一直坚持读书。这样的人，以及那些正经玩个什么都嫌累的家伙，倒是还有一样爱好可选——叫做“收藏”。这个世上有好些奇珍异宝，足以让收藏家欣喜若狂。贺拉斯·格里利[1]曾说：“到西部去吧，年轻人。”我呢，也给个宝贵的忠告，而且更易操作：我说，年轻人，找个爱好吧；最好一下弄俩，一个爱好在室内玩儿，一个爱好出门玩儿；两个爱好刚好可以“背道而驰”而又互不冲突。
我们这些搞收藏的老是想与人同乐；毕竟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坦白地说，当藏家们互相展示自己收藏的宝贝时，他人溢于言表的羡慕之情怎么着都不会惹人烦的。总体来说，我们还挺宽容的。我们的爱好一般都无害。如果不耐烦听人聊汽车，尤其是不爱听零部件讨论，那我们会聪明地试着将话题转向他人的爱好，哪怕这个人正好喜欢集邮。可能在某些人眼里，我们的爱好有些可笑，不过在浩瀚的人类收藏领域，上至集邮下至藏画——这是百万富翁的领域了——没有比藏书更易着手更深不可及的了。
听我一句话，如果你想领略藏书之乐，先玩点别的东西，随便什么都可以。藏书集所有爱好之大成，而其他爱好的缺点它毫不沾染。收获某物的乐趣是共通的，这本就是消遣的目的；而拥有一大堆书也不会让人徒增烦恼；如果需要的话，一个整齐、干爽的书柜足矣。
相比之下，摆弄花草就是另一番场景了。他们离不开人的细心呵护。有人还写诗论过“旧书与鲜花”。诗写得相当抑扬顿挫；不过我要说，书是久而弥珍，花虽鲜却短命：淋着了晒着了，都活不成。
再说养宠物，无论如何悉心照料，他们也免不了一死——也可能是照料所至。我曾将一只正在出牙的小狗带回家过夜，希望它能睡得安稳。一晚上我睡得倒是很香，第二天早上却发现这只狗从窗户上跳下去死了。
论起地毯收藏的乐趣，那绝对是错觉和陷阱。地毯可不能任人随手搁放、也不能塞进行李包、更不能无声无息弄进房间；他们挪动起来相当费劲，拍卖市场上没有针对他们的记录，买卖市场上也毫无底线可言。时至今日，我还未曾听过有人承认，他们为了一张地毯花的价格多么公道，高价购入更是少之又少。“瞧这块切拉扎克（Scherazak）地毯，”一个朋友说；“买的时候我只花了9美元。如果它能值点钱的话，差不多是500美元。”后来由于市场疲软，这位朋友无奈之下只能抛出藏品，这块地毯卖了十七块五。而地毯从来都是虫卵闲游出没之地——不过那可以另开章节再论了。
尤其糟糕的是，没有什么关于地毯的佳作。我知道有些书是讲地毯的；我自己就有那么几本。不过这些书都乏善可陈，所以书的内容也无甚可读。一个地毯藏家会喜欢看目录么？我有时不禁想，或许对一个疲惫的商人来说，书目是最好的读物。你有看见哪位地毯收藏家，手握铅笔，对着一本地毯目录仔细研读么？
说到画片目录；这让我稍感兴奋。此类目录上的描述往往暗藏深意；讲某个场景可能会触发怀旧幽情，讲某幅肖像仿佛就是篇人物传记。对于那些讲究小插图、纹样、镶饰的人来说，大有可以玩味的地方，就连最不懂行的银行家都可以告诉你页边留白多比留白少要强。目录里所列出的价格可供查询和比较，结果如何也有记录可查，是满意还是其他。画片目录存放到文件夹里那也相当方便。不过要做为一个长久的爱好，对于我来说，还是给我书吧。
藏书家花费精力财力、竭力收藏心仪作家的作品首印版，此举经常被学者取笑。他们肯定也为此大为光火，所以总是出来解释，傻里傻气地想为自己正名。不过更妥当的还是套用那句雷斯利·史蒂芬[2]回敬约翰生[3]博士粗鲁之语所用的话：“有些人就爱唱反调，何必与之对牛弹琴？”
我对那种“绅士书房必备之书”不是特别钟情，尽管在一两代人之前它们曾经相当风靡。托马斯·弗洛格纳尔·迪布丁[4]的著作就没法带动我的兴趣，现如今谁还能为奥杜邦[5]的《美洲鸟类》或是罗伯茨[6]的《圣域》在屋里留一席之地？还不是扔到弹子台、又或是在床底。
过去那些伟大的书籍现在如此稀罕，价格如此之高，普通的藏书家基本不敢企望。同世间万物规律一样，藏书界的风向也总是变化。人们不再搜寻阿尔丁和艾尔泽菲尔[7]印行的书。对经典作品的兴趣有所消退，更期望将来读到的是自己所熟悉的作家的作品。相比于阿尔丁或者艾尔泽菲尔的任何一个版本，我就宁愿去收藏《失乐园》[8]或者《钓客清话》的后世重装版。
我觉得，正是因为这种想法日益普遍，才导致某些首印书的价格高得无以复加，不管是像雪莱[9]、济慈[10]、兰姆[11]这样的现代作家的作品，还是斯蒂文逊[12]这样的当代作家作品。如果这些作家看到自己当年那些付印便滞销的作品，到现在礼遇如此之高、价格如此昂贵，不知是否会诧异不已？我们都知道菲茨杰拉德[13]《鲁拜集》的轶事：夸里奇[14]当年以一便士之价廉价出售。到今日，此书已值其等重之黄金。而济慈的《恩底弥翁》之前被伦敦一书商以四便士当作廉价书收购，现在俨然已是好几百美金的身价。我也有一本，买时花了360美元——不过我手里这本曾为华兹华斯所有，扉页上还题有他的名字。
虽如此说，藏书界看重当代，亦颇珍重以往之书。贝弗利·丘[15]说：“老书最好。”为藏家们所喜。我想起了罗威尔[16]那句话：“老书的价值自不必言，时间已为我们做出最好的评价。”正是这些话语激励着我（如果说我需要激励的话）为了《金苹果守护仙女，罗伯特·赫里克先生关于人和神的著作》的一个漂亮的羊皮首印本花了好大一笔。
我们这些藏书的也知晓培根这句话：“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需咀嚼消化。”我们把这句话改一下：书有可读者，有可藏者。如果只是为读书的话，一个五英尺高的书架，或是百本左右的书，是尽够了的。这种书基本大家都听说过名字。不过，此刻我所心心念念的都是收藏家的藏书和藏书的乐趣，因为，坦白地说——
我就是一个藏书狂，永在收集道路上。
有些主题的书也非我心仪的藏品。西德尼·史密斯[17]问过一个问题：“谁看美国书？”这个问题想必已有答案。我也同样确信自己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美洲学”——此意非西德尼·史密斯所指——并非我秉持的藏书策略，对“哥特体”版本的态度亦如是。我不会费心研究如何分辨卡克斯顿[18]版本。它们不是人人得遇的。手中偶获卡克斯顿的零页，我都是尽力收藏，如同戈德史密斯[19]信教一般，笃信无疑。
倘若一个人所有的藏书都来自夸里奇出版社，这种做法我不以为然。这和德国人打猎的劲头相当类似：说开了，就是拉把舒服的椅子坐在墙头豁口旁，大小猎物早已被赶到射程之内。玩收藏我讲究的却是“时刻警醒”，不管那会子流行与否，自己身在何处（大部分都是在伦敦）。寻找第一个藏品也不是非得从伦敦开始：各自尽可随缘。
我对富兰克林[20]的《老加图》[21]觊觎已久。前不久在我那个县里的某个农家阁楼上就出现了这么一本；不走运啊，我直到其几易其手、价格冲到了300美金的时候才听说这里有这么本书。藏书这事儿即便不是非得从伦敦开始，迟早都得去那儿。伦敦是最好的藏书天堂，尽管未见得是最便宜的。
我收藏的第一本书是波恩[22]出版的蒲伯[23]两卷本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对一个小孩来说，这个开头不赖；当年的我用花体签上了名字，在底下还注明了时间——1882。
我那时读得相当欢喜，后来才知道蒲伯译本和荷马原本是两回事，有些伤心。自那以后，读书我总是小心翼翼。藏书者们还是等着学者们来解开这些谜比较好。
我一直都喜欢蒲伯。他的作品让人神思遐已，却不会让人云里雾里。曾有人问约翰生博士诗是什么，他答道：“要回答什么不是诗，还容易点儿。”他施展拖延战术，最后给出这么个说法，“如果说蒲伯写的不是诗，那么其他的更不是了。”
经年以后，依奥斯卡·王尔德[24]的说法，要讨厌诗歌有两个法子——一种是讨厌诗歌，另外一种，是喜欢蒲伯。——他这么说，我发现我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改变自己对蒲伯的心意。
1884年我第一次去伦敦，马上就被约翰生博士和查尔斯·兰姆的书籍俘获。之后，我开始陷入狂热。
1884年的伦敦是狄更斯的伦敦。我在滨河大道和霍尔本一带流连，那里的变化远比百年前剧烈。狄更斯的伦敦消失殆尽，就如同约翰生的伦敦消失殆尽一样。地标建筑一个接一个地踪迹难觅，到最后，郡议会对奥尔德维奇和国王路直接来了个大清扫。我仍难忘和我第一个书商在伦敦漫游的时光。他叫弗雷德·哈特（Fred Hutt），他的店开在克莱芒特的酒馆路，后来搬到了红狮路，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可怜的伙计！1914年我曾去寻过他，才发现他已去世，他的书店已关门。他家中兄弟三人，两位哥哥同他一样都是书商。
在哈特那儿，我学到了目录学的第一课；我第一本《圣诞颂歌》是从哈特那里得到的，里面写的是“第1章”，不是“第一章”，带着绿色的衬页。这价格让人讶异：才30先令。不久之前我还看见同样的一本标价20基尼[25]。依旧是从他那儿，我得到了莫克森[26]于1866年出版的斯温伯恩[27]的《诗歌与民谣》。他还指给我看222页上奇怪的字体。我当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没有出2个多英镑买下《孤注一掷》。我认为或许等一等才是明智之举，结果一等就等到了40英镑，最后我也还是买了。不过我从他那里花5个先令收得了托马斯·哈代写给他第一个出版商“老廷斯利”的信件。这封信有讲到哈代的第一本书，从登出的原件中可以看出哈代自己出钱出版了这本书。
30年前当我花几个先令获得哈代这封信时，并未奢想有一天会拥有他某部小说的完整手稿，而这部小说恰是他最富盛名的的小说之一。但事情就是这么不可思议。不久以前，《远离尘嚣》的原始稿在伦敦惊然现身。作者在听闻此事后，写道“还以为这个手稿早就变成了纸浆”。整本手稿只缺了一页，哈代先生亦将其补上了。然后便是归属的问题，大家找到了一个妥当的办法，将手稿送至拍卖行。所得收益捐给英国红十字会。我不能说买下手稿的书商将它赠送给了我，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都认为不管谁的藏品有了它，都会蓬荜生辉。尽管这是小说最初的手稿，但是上面鲜少有修改或行间补缀，下面的复印件（见下一页）可见一斑。
只有那些曾经费尽心力去收集哈代作品的人才了解要找到布面原装的《孤注一掷》和《绿林荫下》是多么难。
我对藏书之爱、对伦敦之情一直以来都是齐头并进。当伦敦第一次以它深沉浩瀚的文学历史宝藏将我擒住之时，无时无刻我都可以这样跟鲍斯威尔[28]说：“这世上有个叫伦敦的城市，热恋中的男子对情人有多浪漫，我对它就有多深情。”即使是在20年前那个阴沉的12月里，我被人从一个侧翻的马车里拖出来送到圣巴罗多买医院，然后被确诊为复合型腿胫粉碎性骨折，这句话依然有效。
很多散文和诗歌都咏唱过伦敦的书店。不管你是什么口味，钱包是厚是瘪，在这里都能心满意足。我曾经将霍尔本侧街那些凋敝的小书店淘了个遍，第二天又跑到所谓人间乐园的格拉夫顿大街和邦德大街四处浏览，两边的收获都让我觉得不虚此行。
“大部分读者可能对浩繁的目录文献所知甚少。我对它们也不是了如指掌，但是我却能体会读到好目录的那种舒心，伯纳德·夸里奇的目录就能带给你这种享受。”
——奥利弗·温德尔·福尔摩斯[29]
我不能说在89年的那个秋天“我破产了”，因为那年我根本没来伦敦；不过每次到伦敦，我的钱包很快就像我的心一样，变得轻飘飘，这都是因为我和尤金·费尔德[30]一样——屈服于同样的诱惑。
老夸里奇和我相识已久。几年前某个冬日的下午，我们在他皮卡迪利的老店一起品茶。在那个又冷又昏暗、摆满珍稀善本的房间，他向我吐露他对儿子阿尔弗雷德的担心。这一位了不起的老人，被誉为是书商中的拿破仑，彼时认为阿尔弗雷德无法在自己百年之后担起这份家业。“他对书没兴趣，也不想要这份辛苦，不过要维持世界最好书商的地位，不辛苦是不行的。”夸里奇对自己挣得的名声是非常自豪的，也并没有妄自尊大。
这个老人不会知道，当那一时刻来临时，这个儿子挑起了他父亲的担子并且光大了门楣。阿尔弗雷德继承了这份事业，沿用了他父亲的品牌，热情和精明同其父如出一辙。他为伯纳德·夸里奇这个名字添光加彩，惊艳了整个世界，可能他自己也颇为惊讶。当他去世之时，英语国家的报纸都在作为热点事件进行报道，并刊登了他的生平。
查令十字街是最为书虫们追捧的狩猎之地。那条街既脏又灰暗，因为是条新街，所以也不怎么美丽别致；不过街两边基本每隔一家便是书店，只要够耐心，常常会有欣喜的回报。
几年以前，我发现了两个旧手稿，是摩洛哥羊皮正对开装帧，因为四处磕碰显得有些破旧。书名是《列弗德新编，或一位老妇人的赘语》。
我研究一番后，看出这是讲专有术语的词典。其中一本满篇都是修改和删减，另一本很显然是誊写本。虽然它们上面都没有落上作者的名字，但我一眼就认出他们出自皮奥兹夫人[31]之手，字体干净利落。书的价格很低，我立马便买了下来，携回家中。几个月后我在读爱德华·曼金[32]写的小书《皮奥兹大全》——这是第一本讲皮奥兹夫人的书——突然看到了下面这段描述：
“他为伯纳德·夸里奇这个名字添光加彩，惊艳了整个世界，可能他自己也颇为惊讶。”
1815年初，吾至巴斯于其（皮奥兹夫人）府造访，因其告知，晓其正为出版社撰有一稿。稍作叙谈，我二人坐至桌前，其上置手稿两部。一部为其亲自誊写，字甚优美。手稿名为《列弗德新编》，其意源自1657年出版之小书，以字母排序列举男女之名及其源起。按其计划，书中列举常用名或教名，譬如查里蒂，后接起源及同名之名人轶事；警句、小传、短诗，等；
读其文十数篇，大有意趣；文意新而文笔健；其间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凯尔特文、萨克森文之引用信手拈来。全书颇具学问，每页内容巧妙安排精彩纷呈，按余之所想，此书必受欢迎。皮奥兹夫人彼时年七十有五；吾自是对其大加赞扬，非仅为其文，其书法亦富于变化、妙不可言，令人赞叹。夫人貌甚欣喜，并邀吾向伦敦之书商举荐。吾亦照办，荐书于一知名之士，此君赏鉴力颇深、品味亦广，至后竟协议未成。自此未再闻《列弗德新编》，不知今日或至谁手。
须臾之后，竟至我手，我现再观此书，兴致大增。
你们皆知我的秘密了。我尽力网罗的都是带“人情味”的书——即有“出处（provenance，此词由法语引入）”之书。我不怎么喜欢用外来词，曾经向布林莫尔学院的霍尔布鲁克博士请教有没有什么现成的英语说法。“那我得造一个词了，”他说，“我想你知道‘下落’（whereabouts）这个词吧。”我说是的。“那么用‘缘起’（whenceabouts）如何？”我觉得不赖。
近几年签赠本和关联本大为流行，原因也很简单。每本书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总有一些比旁的书更别具一格。如果遇到了在扉页或书名页上有作者题字的书，我的忠告是“羞答答地从了吧”——不要迟疑。尽管这种书会让你的银行账户颇感威胁，但我从来没有为慷慨解囊后悔过，懊悔得更多的倒是捂紧钱包的时候。
某日我翻阅阿诺德[33]的《书信记札》。1895年，他花71美元买下了1817年出版的济慈《诗歌》签赠本，1901年拍卖时售价已达500美元[34]。几年以后，我也遇见了这么一个签赠本，是济慈赠给他的好友，查尔斯和玛丽·考登·克拉克[35]的，标价1000美金。我为此书筹款之时，书却消失了，自此未再现身。未收藏到鲍斯威尔题赠给乔舒亚·雷诺兹[36]爵士的《约翰生传》一书，一直以来我也颇为懊悔。这本书成为了我已故的朋友，哈里·威德纳[37]的藏品。上面题着“我不会再走此路”。
在我的藏书之路上，也不尽是失败。我收藏的《名利场》签赠本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缘起”故事——在威尔逊[38]的《萨克雷在美国》中有所描述。
这位大师特别喜欢学校里的孩子。他在费城讲学时，给了一个孩子价值5美元的金币。孩子的母亲不许儿子收下这个金币，萨克雷尽力劝说并告诉她这种馈赠在英国非常自然，不过也是徒劳。经过一番讨论，孩子将金币还给了萨克雷，3个月之后，他欣喜地收到了一本《名利场》。在扉页上，看见一行纤细的小字，那是他亲笔落款：亨利·里德，并写着“W·M·萨克雷祝好，1856年4月”。
多年以前，某日我在皮卡迪利闲逛，看到一家书店的窗户上贴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剪报，上面写着这家书店里面正在展览约翰生和多德[39]之间的往来书信集。我仔细翻看了好几个小时，尽管要价不菲，但鉴于此书意义不同寻常，我觉得我必须将之收藏。
每当我要大花一笔的时候，我总期望妻子能大力支持，事实上她也经常支持。当我下定决心告诉她我要买下此书，她却像先知一般本能地反对了。她提醒我，当我们离家时美国的生意前景并不怎么好，留英期间收到的报告也不怎么鼓舞人心。“当你回家时，”她说，“这笔钱可能会派上大用场。”她说得对；实际上，她的话让我无言以对，所以我决意不再和她提起此事，直接把书买了，然后绝口不言。第二天早上我返回书店，却大失所望，这个珍宝已提前被他人买下。我懊悔了好长时间，但我回美国时正遇上1907年经济大恐慌。证券似乎全都不值一文，现金也极为短缺。我为妻子的智慧大加溢美之辞，并告诉她听了她的话我是多么地幸运。
让我大为吃惊的是，6个月以后，这本书竟然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纽约书商向我开出的价格比我在伦敦看见的价格高了一半。当别人把书拿给我看时，我就说出了他在何时何地以何价格获得此书，让他颇感诧异。我猜当时英国书商开给他的价格比开给我的要少十分之一。我说，“我准备就用英国书商开给我的价格来买这本书。你肯定已经给很多顾客都瞧过了，估计没有谁像我一样对约翰生的书如此痴迷。既然没法大赚一笔，何不小赚一笔？”中间也费好一番唇舌；对方的态度越来越软，我也随之愈加强硬，故事的最后他接受了我的支票，而我拿走了自己的珍宝。
这个书信集里包含多德伪造案相关的原始手稿，其中12篇出自约翰生博士之手。威廉·多德，后被称为“不幸的”牧师，因伪造其学生切斯特菲尔德爵爷的签名套取4200英镑的借款，于1778年被判处死刑。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埃德蒙·艾伦，约翰生写了好些信件、请愿书或是呈情书给多德，好让多德以他自己或他妻子的名义递交给国王、王后和其他重要人物以求赦免。在这个事情里，约翰生异常小心、没有暴露自己。此事来往的手稿一共有32篇。很显然约翰·霍金斯爵士在写作《约翰生传》时有做参考。至于鲍斯威尔有没有见过这些手稿就不太清楚了，尽管他的书里也做过一些引用[40]。
皮尔森的店位于大马路，他家发布的书目就尺寸、开本和版式来说都是无与伦比的——这些不仅是书商目录，更是美装本。在那上面，想寻找一百英镑以下的书基本是徒劳，还经常能找到标价好几千英镑的。我的写字台上就有这么一本书目，上面写着卡克斯顿出版的《塔利，关于老年和友谊的论说》为仅存的四本之一，售价2500英镑。如果我有钱，肯定会高高兴兴地买回来的。
从皮尔森那儿我还获得了约翰生博士的手写祷告词。博克贝克·希尔[41]说：“进了藏书家的柜子，它就好像从未出版过一样。”这份祷告词写于1784年9月5日（约翰生逝于同一年的12月13日），于阿什本（英国的一个集镇），内容如下：
全能的主、慈爱的父，请接受我的感激与赞美，感谢你唤醒我的魂灵，延续我的生命，呵护我的健康，并允我以机会来纪念我们的人子、中保、救主——耶稣基督——之死。请赐我力量，为自己的罪孽真心忏悔。圣灵啊，看在主耶稣份上，请佑我人生顺利、摆脱无端烦恼；教我立志、祝我践行；当最终召唤之刻降临时，请度我之永恒幸福之所。阿门。
约翰生博士手写的祷告词尤为稀有。他曾模仿英格兰圣公会祈祷书的优美短祷文写出大量十四行散文诗。1785年，乔治·斯特拉恩博士[42]第一次将这些短祷词出版。然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就留存于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的图书馆，因为太过稀有。
还是从皮尔森那里，我拥有了《苏格兰西岸群岛一游》，品相精美、书口未裁，里面还有约翰生手写的一张100英镑的版权收据，更有意思的是，我还发现了他写给霍恩克夫人（戈德史密斯的“杰萨米新娘”之母）的便条，上面写着：“约翰生先生谨向霍恩克夫人及年轻女士们致以最良好的祝愿，祝身体健康、旅途愉快，并期望他的‘妻子’（约翰生对霍恩克小姐的昵称）能时时将他念及。6月13日，星期三。”这个日期说出了便条的缘由。福斯特[43]说戈德史密斯曾于1770年的7月中旬陪着霍恩克一家去巴黎。这是亲爱的老博士在他们出发之际向他们道别。
我难以忘记和年长的萨宾[44]先生在他位于邦德街的店愉快地消磨了一个上午。最丰富最珍贵的书籍就这样摊开在你的面前，仿佛他们是新出的畅销书。从来都不会有人缠着让你买书；相反，即使他的珍宝你触手可及，想让他割舍可有点难。你最想买的书正是教你大出血的，他将哪些东西该卖给哪些人早排好了序位。和他成交不是不可能，不过不容易。
他的儿子，弗兰克，偶尔会趁他父亲不在时割舍掉那么一两本。他承认这么做是不得已，因为他要收入别的书。我想，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同意把1679年出版的《著名英国诗人埃德蒙·斯宾塞先生作品集》的旧开本给我的缘故了。这本书保存良好，还有漂亮的书名页。书名页上如果有签名的话，一般来说也不怎么让书价值大增；但是，这本书上的签名是“约翰·济慈”，为其本人所写，更有“塞文[45]所赠，1818”这样的字样，拥有了这样的书，完全可以飘飘然。
约翰·济慈！继伊丽莎白时代伟大诗人之后的诗坛巨星。是斯宾塞[46]的《仙后》开启了他写诗的抱负，在他早期的诗作里也有对斯宾塞的模仿。当赛文将这本书送给济慈的时候，他们认识不久，而济慈和他的朋友们被伊丽莎白时代文学深深吸引。塞文选择所能买到的最好斯宾塞著作版本送给济慈，显然会比其他的礼物更受济慈喜爱。
要知道济慈的藏书是相当少的，基本上都消失殆尽了；这里面和斯宾塞相关的，最有意思的就应该是这一本了。济慈曾经写过一首诗：
诗歌是多么的甜蜜，歌里所咏唱的兄弟情谊，比这还甜一倍。
送给我的曾曾叔祖，乔治·费尔顿·马修。在我初来英国之际还曾和他的妹妹呆过好几日。她小的时候认识济慈，这些渊源都让我对拥有此珍宝心中大喜。
继此之后，我大受鼓舞，又顺利地谋得了近日难得的布朗宁[47]物品之一——丁尼生肖像。这幅肖像出自罗塞蒂[48]之手，是幅钢笔画，画中丁尼生[49]正在朗读《莫德》，上面还有画家的签名题字：
我讨厌小树后那可怕的空洞。
布朗宁亦有题字：
1855年9月27日，星期四，曼彻斯特广场多塞特街13号，是夜，丁尼生为大家朗读他的诗作《莫德》。在座有布朗宁夫人，罗伯特·布朗宁，阿拉贝尔[50]，和罗塞蒂。丁尼生坐在布朗宁夫人对面念诗，而夫人坐在沙发的另一头。罗塞蒂此时为丁尼生做速写一幅。
罗伯特·布朗宁 74年3月6日
沃里克·克里森特19号
在这个明星璀璨的夜晚，W·M·罗塞蒂和布朗宁小姐也在场。布朗宁夫人后来在写给马丁夫人的信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这封信之后也放入了画册之中。
此间我们最高兴的莫过于这位桂冠诗人的到来了。他自怀特岛启程来伦敦，会呆三四天左右，其中的两天和我们在一起，一起用餐、一起抽烟，向我们敞开心扉（同时敞开的还有两瓶波特酒），最后为我们将《莫德》从头至尾读了一遍，一直呆到夜里两点半才告别。如果我能将心奉献，肯定是要献给他。他为人坦率、与人倾心相交、难得的纯真自然，真是让人着迷！想象他在读《莫德》时，不时停下来——“这里笔触好！这个描写细致。那真是美！”是的，这首诗细腻、婉约、优美，而且他朗读起来，声音好似天籁。
如此，维多利亚时代的巨人们关联在了一起：布朗宁、丁尼生、罗塞蒂、和布朗宁夫人。很难还能有比这更有意思的纪念品了。
在西区的新牛津街27号有一间又小又昏暗的店，你根本不会把它与伦敦最盛名的书店之一——斯宾塞书店联系起来。斯宾塞是怎么得到这些书的，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自有道理；别人如果问他，他就回之一笑。可实际是，你孜孜以求的书，他们就在那里——布面的、装订好的，签赠本也好，其他版本的也好。斯宾塞不出书目，真是欠了藏书家的情啊。他如果出书目肯定会相当吸引人。他总说后面会弄，但是他本人和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
不过他有他“仁慈”之处，如果用“仁慈”来形容恰当的话：他让你一个人好几个小时地呆在二楼那间绝佳的小屋，独自一人去面对那无法抵御的诱惑。手写信件、著名诗作的手稿、标有作者修改和的稀罕版本在小屋里四处散放。偶尔，还能发现诸如《炉边的蟋蟀》全套手稿这样的无价之宝。
就是在这间屋的桌子上，某天我拾起了一个粗糙的硬纸板文件夹，上系红带，签条标示着“兰姆”。我打开以后，看见了兰姆写给泰勒—赫西[51]的信，内容是：“兹收到32英镑，感谢”，这是“去年的《伊利亚随笔集》”的版权费，上面签注的时间是1824年6月9日。我觉得把它和我的《伊利亚随笔集》签赠本（硬版简装、书口未裁）摆在一起应该很不错，而且效果的确很好。
我和多贝尔[52]先生的缘分起自多年以前我在拉布切[53]出版的杂志《真相》上读到的一段文字：
我在西区一个书商的书目上看到：“戴维·加里克[54]《爱作泡影·小镇牧歌》，首版，1772年，非常稀有。售价5基尼。”邮差又给我带来查令十字街著名书商贝特拉姆·多贝尔的书目，里面写着“戴维·加里克《爱作泡影·小镇牧歌》，首版，1772年，硬装版，18便士”。如果买了前面那一本，不妨把多贝尔先生这一本也买了，好把价格拉平一点。
老多贝尔自成一格——他是个学者、古玩收藏家、诗人，也是位书商[55]。他的店里到处码着四、五英尺高的书堆，只给人留了细细窄窄的过道在书堆之间艰难挪步。想走到书架边上真是难于登天，不过就是在这种混乱的布局中，我也经常找到稀有的书籍。
如果你想多贝尔先生打听某本书，只得到他礼貌地回复，“没有，抱歉。”不要泄气。那只是表示他没法立马想起来。后面他会给你找到这本书，或者某本一样有趣的书。不要心急；而且据我观察，这个18世纪的书店，价格也跟不上时代。
为了凑一个全套本，我曾经费了好几年搜寻一本价值一般的书。到最后都快放弃了，后来在皮卡迪利一个颇时尚的书店里找到了它。标价5基尼，价格相当高；但我还是付了钱，把它装进了口袋。同一天，我在多贝尔的书店也撞到了一本，品相还更好一些，标价是26基尼。我想起了小拉（对拉布切的俏皮称呼）的忠告，将这本也买下来把价格“拉平”。
我从多贝尔那里还获得了华兹华斯的藏书《恩底弥翁》；还有迪斯雷利[56]所著的老派爱情故事《亨利埃塔·坦普尔》的首印版，上面写着“本书作者向威廉·贝克弗德[57]致意”。书上好多页都有贝克弗德差劲的写写划划，他好像读得太过认真了。值得一提的还有汤姆森[58]的《四季》，这一本是拜伦送给“尊敬的弗朗西斯·韦德伯恩·韦伯斯特[59]”的礼物，上书即兴诗一首：
去吧！——冬之寒风，秋之芬黄，春之稚嫩。
去吧！——夏风徐徐，风尽之前，留你美翼，使爱无垠。
一个大忙人早上收到的“私人”邮件涉及的内容是颇多的，有来借钱的礼貌周到的请求，也有“如速汇款将感谢”这样的简短催账便条；不过在这一大堆纸底下看到的是让人欢喜的二手书商寄来的书目——书，有意思的书，怎么着都得是二手的。就好像贴现的期票，背书人越多越好，尤其是有信用之人。一般看背书的话，就看书里的藏书票。我总是喜欢诸如此类的说明：“来自查尔斯·B·福特[60]的藏书，有其藏书票。”
邮差还送来了拍卖品目录。这些也必须过一眼，不过这上面缺少最有趣的信息——价格。省略了价格的拍卖书录过于刺激了，看了一会就让人心神不定，疑虑丛生。
从詹姆斯·特里加斯基斯先生那儿来的书目也寄到了我的办公室（他家以卡克斯顿为注册商标，坐落在高霍尔本的圣吉尔斯教区）。看他的书目，我怎么着都得停下手头工作、花上半个小时。我一边快速地翻看目录，脑子里套用着鲍斯威尔那句话，“吉米有一位靓丽非凡的太太。”为什么书商就不能有漂亮太太呢？答案很简单：詹姆斯太太很好看，且这年头也没几个漂亮姑娘肯嫁给书商。
汤姆·戴维斯[61]曾在他位于考文特花园罗素街的小书店后堂，将鲍斯威尔介绍给约翰生认识。我们听说他妻子的姿色曾使得伟大的博士在祷告时停顿，他念着“让我们避开诱惑”，然后停了下来，淘气地对这位女士低语献殷勤，“你，我亲爱的，我说这话可是因为你。”有因必有果啊。
从特里加斯基斯[62]那里，我得到了1764年版的《乔治·撒玛拉扎回忆录》。书本身挺有趣的，不过主要的价值还是它上面的签名和题赠落款，“塞缪尔·约翰生博士赠与H·L·思拉尔[63]”。我估摸着时间应该是在1770年左右。书里面到处是思拉尔夫人写的批注和评论，这是她一贯的做法。后来大家才发现这个撒马拉扎[64]是个名声颇臭的老骗子，而约翰生博士当时被他表面的正气所蒙蔽，还主动和他交朋友，并且说下了这样的话，“先生，反驳撒玛拉扎！于我而言就像反驳一位主教！”
我书架上摆在这本回忆录旁边的是《福尔摩沙历史于地理记》，一本完全出于想象的书籍。
我还有一本《鹿之腰腿》（1776年出版，纸面简装，书口未裁）也是从特里加斯基斯那得到的。里面还有邦伯利[65]（顺便一提，此人娶了戈口中的“小逗子”）为戈德史密斯画的一幅肖像，极为少见。以及另外两本书，《伦敦，仿尤维那利斯第三首讽刺诗》和1598年出版的约翰·史铎[66]所著的《伦敦纵览》首印版，这是第一本讲述伦敦的专著。
我这儿也有一本新近讲伦敦的书《房子》，是从别处得来的。这本书本身赏心悦目，它迷人而又俏皮的作者还为我题字：“致A·E·W·，欢迎来‘我们的房子’做客，伊丽莎白·罗宾斯·佩内尔[67]。”使得此书更加别具一格。
沿着霍尔本往城里走，就来到（一般人都不走这条路）大栅栏，这是一个狭窄的院子，通向林肯法学院胡同。我经常来光顾这里的一家书店——霍林斯书店。不是因为他们家的书多稀有；那些精挑细选的小书，看上去似乎平淡无奇，但当你买下他们、踏踏实实地搁上自家书架是，心里说不出的喜悦。每次在书店和店长雷德伟先生呆上几小时，都让我不禁想起奥古斯丁·比瑞尔[68]（这是位讨人喜欢的散文家，他弃文从政是我们的损失）的一句话，“我对二手书商这个人群怀有最高的敬意；……他们的书目是真正的文学教科书。”
在翻看书目的时候，有时能看到自己已有的书，看到他们的简介，想想自己买的时候只花了一半的价钱或者自己那本更特别，这是多么让人愉快啊。举个例子，有次我看到标价80英镑的书，书目上的说明如下：“一套五卷《亲王生平》，每一卷有维多利亚女王的亲笔签名。第一卷本出版时，女王还未成为印度女皇，所以她签的是‘女王’；其他四卷女王签的是‘女王—女皇’。”
我收藏的本子共有七卷。除了上面提到的五卷，还有另外两卷：《谈话和演讲稿》和《吾夫亲王年谱》。我这套也是有签名的，而且在《演讲和发言》还有下面这一段极为私人的题字：
致尊敬的A·戈登少将，以怀念他伟大而仁善的君王。亲王的伤心遗孀赠。
维多利亚·R·I
于奥斯本
1863年1月12日
《吾夫亲王年谱》中题字如下：
致尊敬的亚历山大·戈登少将，以怀念她亲爱的君王。
有幸蒙亲王挚爱的悲伤遗孀赠
维多利亚·R·I
1867年4月
第一卷的题字：
致尊敬的亚历山大·戈登中将、高级巴斯勋爵，以怀念她亲爱的君王。
维多利亚·R·I赠
1875年1月
第二卷的题字：
致尊敬的亚历山大·戈登中将、高级巴斯勋爵，以怀念她亲爱的君王。
维多利亚·R·I赠
1876年12月
第三卷的题字：
致尊敬的亚历山大·戈登中将、高级巴斯勋爵，以怀念她亲爱的君王。
维多利亚·R·I赠
1877年12月
最后三卷的题字内容一样，只是日期不同。所有的题字都是我们熟悉的连体式流利书法，写到后面悲伤也渐减。时间可以治愈一切伤口，随着各卷连续问世，女王的悲伤慢慢平抚、终复平静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