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引言

人是世界上最有趣的存在，其次便是书籍，一本书能让人走近奥秘的内里；尽管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何以成其所是，或是探知自己的本源，任何一个出版过书物的人——倘若他与出版商私交尚佳，都会谋得一仄空间来谈谈编写此书的过程。

许多年前，一位富有学识的友人曾出版了一部书，他在书的序言中劝诫“亲爱的读者”，读此书时当忽略掉第一章，言下之意似乎是，本书的其余章节通俗易懂，连我也信以为真，但是这纯属无稽之谈。事实上，这部书可不是给“亲爱的读者”拿来读的：它是由学者写就的，受众还是学者。

现在，我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我的著作针对的是“劳顿地讨生活的人”（这样的人物委实不少），他们自诩为爱好阅读之人；由于这是我的处女作，请允许我在书中讲一讲此书发表的全过程。

1913年的秋季。某日，有位密友，同时也是多年来的合伙人，提议我是时候休整放松了，并递给我一本《国家地理杂志》（Geographical Magazine）。那一期的书中正大篇幅地介绍埃及，然后，我呢，面对这些诱人的图片彻底把持不住了，一时兴起，恨不能当下就来一趟尼罗河之旅。

时光飞逝。几周后我就与妻子停驻足在地中海，乘着蒸汽轮船朝着亚历山大港进发。我们一早领略了热内亚的风光，稍后不久就会抵达那不勒斯，就在这时，我内心颇不平静，一股思乡之情突然袭来。早前我在伦敦城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假日，相行之下，埃及不免有些让人兴味索然。尼罗河水数百年来一直奔流不息，未来仍如是。伦敦城尚有好书亟待求取，且时不我待。我自是为这种想法感到有些羞愧难当，覥颜向妻子请示；在知晓她对更改行程没有强烈的不满后，我们二人在那不勒斯便弃船离去，在罗马与友人逗留了数周后，很快便迫不及待地投入伦敦之行。

到这时，你们势必会发现我就是个半吊子观光客；然而对伦敦我却总是“百看不厌”——那些丰厚的文化遗产与历史名迹，那些绵延不绝的街道和鳞次栉比、无关紧要的小商店，其中陈列着我毫无兴致的玩意儿；当然还有那些落满尘埃的老书店，摆满了我痴心的东西。

在某个灰暗阴郁的白日里，我在查令街十号的书铺中仅花了一先令就有所斩获，是本理查德·勒·加利纳的《英格兰之行》。加利纳就像我一样并不是个深谙旅行之道的人——他从未抵达过自己预设的目的地，途中不是迷路便是更改了主意；一旦他置身在舒适自得的旅馆中，简单的用过膳食，再点上烟卷，捧开一本书，如此便可以说，他已经抵达了他的目的地。

我的旅行观同我他如出一辙！上一次读到《匹克威克外传》这部书时，我正在意大利北部游玩。旅途中读本小书可是棒极了，小小的蒸汽轮船晃晃悠悠地穿行在意大利浩淼的湖水间，我却是待在密不透气的吸烟室埋头阅读。

当我在伦敦的旧书铺翻捡古书之际，一个念头闪现在我脑海中：何不写些关于自己藏书的小趣闻呢？我是何时何地购求的，花费钱财又是几何，从何人处购得（其中的旧书商又是我的老熟识）等等诸如此类事项；于是，在假期结束后，我回想起假日里的诸多乐事，遂起意撰写了一篇“海外得书记”，不久后，又写得另一篇“国内藏书记”，希望将两部文稿合成一册，书名为《藏书之乐》，我打算将这本书赠送给长久以来对我无限包容的朋友们。1914年7月战争爆发前的日子里，我才将此书交付印制，岂料几天后，欧洲局势朝不保夕，停火的那一日遥遥无期，每个人都是一副愁云惨淡的模样。在那时，没有人还有心思去翻捡书物。情急之下，我搁浅了印刷计划，将手稿弃置一旁，专心应对日常生活——讨生活罢了。

拜伦说：“所有的信笔涂写，不过只为博君一笑。”多年来，我一直按捺不住“信笔涂写”的渴望，而且这种感觉愈发强烈，我也意识到，就算全世界战火纷飞，我们也不能脱离正常的工作生活，意识到生活还得恢复如常，至少某种程度上说是如此。出版自己这部小书的念头又再次在心头萦绕。

朋友们几番规劝：我的作品应当投到《大西洋月刊》杂志社。我不知道他们与这本挺不错的杂志有什么牵连，不过他们经常谈到《大西洋月刊》倒是真的；所以，当我碰巧触到那部手稿时，它提醒了我：把稿子寄给编辑总归花费不了几美分。那时，我还不晓得编辑姓甚名谁。所以大概一周左右，当我收到了如下这封信，就不难想象我有多欣喜若狂了：

亲爱的纽顿先生：

您的这部绝妙文作激情流荡，足具感染力，环顾自己的书室，不禁赫然。我相信《大西洋月刊》的诸多读者也会心有戚戚的，是故欣欣然收入您的文稿。

埃勒里·塞奇威克敬上

1914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