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弥尔顿的伦敦

在英国历史上，17世纪是与众不同的。人们需要对当时的政治情形有些清晰的了解，才能更好地理解、欣赏那时的文学。17世纪中叶，英国国内矛盾冲突不断。其中又以两个历史时期为清晰的分水岭，这两个时期之前或之后发生的事都要以此为参照。因此，和其它任何时期相比，这段时期的历史都更应得到重视。如果本章内容与其它章节长短不一、不甚合谐，那也应归咎于历史本身的问题，而不要苛责我这个只是试图记录历史的后来人。

莎士比亚生于1564年，卒于1616年；弥尔顿生于1608年，卒于1674年。莎士比亚时代的伦敦辉煌富足，气象万千。伊丽莎白一世是位出色的君主，她按照自己的心意挑选亲信。她也是位精明的君主，这体现在她成功地周旋于欧洲各国之间，捍卫了英国的国威，并缓和了一触即发的国内矛盾。然而在她死后，矛盾迅速爆发出来。詹姆斯一世在位时，局面就已岌岌可危；而查理一世的死则将矛盾推向了最高潮。之后又经历了11年的动荡，倒退的革命最终推翻了共和体制，王政复辟，代表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二世登基。弥尔顿见证了事件发展的全过程，推动了它的高潮——清教之不义胜利的到来；当清教最终惨败，他又谴责了更为不义的王政复辟。

此外，弥尔顿自己的人生有限地反映了两代历史。因为从许多方面来讲，直到1640年为止，他都更像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人，只是生得晚了；接下来的20年，他是克伦威尔的拥护者；而从1660年到他去世，他又是个坚定的战士，为了注定要失败的事业不懈地斗争着。同样地，这一时期的整个历史也都铭刻在弥尔顿的家乡——伦敦城中，变成了一幅幅辉煌的静物画。弥尔顿年轻时，假面剧[71]风靡一时；接着，劳德大主教[72]激起一股宗教狂热的浪潮，震惊整个伦敦；然后，斯特拉福德伯爵[73]和查理一世被处以极刑，伦敦笼罩在恐怖之中；短期议会、长期议会和尾闾议会相继出现，伦敦城内，人们忧心忡忡；再后来，伦敦被克伦威尔父子所统治，又在17世纪60年代欢欣鼓舞地迎接了皇室的回归；最后，在瘟疫和1666年伦敦大火[74]之后，它终得幸存。对研习文学史的学生而言，这样的伦敦无疑特点鲜明，趣味盎然。

伦敦城不断扩张，而弥尔顿大多数时间都住在老城区，他住过的房子多达11所。他是在面包街出生的，那是一条从齐普赛街延伸出来的小路，紧邻圣保罗大教堂，弥尔顿在那里住到15岁。大学毕业后，他去了趟欧洲大陆，回国后就搬到了河岸街的圣布莱德教堂（St Bride's Churchyard）[75]。接着，他又搬到了埃尔德斯门附近两栋相接的房子里；然后又搬到了距纽盖特监狱只有半英里的霍尔本街（Holborn）。之后，在一连串飞速变化中，他不断地搬迁，从白厅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后又两次搬回埃尔德斯门附近，并再次迁往霍尔本街。最后，他在沼泽门外的炮兵大道（Artillery Walk）定居了下来。

像很多成名的大家一样，弥尔顿年轻时也受到了各种看似相互冲突的思想的影响。他虔诚的父母希望他能在教会任职，终其一生，尽职尽责——然而，他的父亲却非常热爱音乐，也很欣赏艺术，这很不符合清教严格的教规。但弥尔顿那一代人相信，真理与美会在更高的形式上合二为一，所以我们在他身上几乎找不到真正的矛盾之处。在他的各种作品里，我们偶尔可以看到弥尔顿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种方式在作家中还比较常见。以下一段诗歌的叙述者是施洗约翰[76]，但这也可以看成是弥尔顿的自述：

年幼之时，孩童的嬉戏

并不吸引我；我心思严肃，

只想学习，求知，而后可以

为大众服务；我想，

那就是我的使命，我生来便要揭示

所有的真理，以及全部的正义。[77]

弥尔顿总是像这样在自我剖析中自律，所以他23岁时，就哀叹虚度了人生，并决心“从此在我伟大的主眼中”[78]生活，这都不足为奇。数年后，他的挚友爱德华·金（Edward King）英年早逝，弥尔顿为他作挽歌《利西达斯》，因此遭到英国国教前所未有的激烈抨击。对一半英格兰人而言，《利西达斯》是种愉悦的伤感，但他们也不能完全爱上弥尔顿。因为，在他同时期创作的《快乐的人》和《沉思的人》两首诗中（这时候，弥尔顿还没有真正成熟），弥尔顿每每提到教会，都只是拿它来记叙自身的快乐，却并不吟诵那些赞美诗篇，也不以描述地狱之火的方法来施教布道，只追忆自己看到那“微弱的、神圣之光”之时的喜悦心情——那道光溢满了装饰华丽的哥特式大教堂，在那里，最引人注目的仪式便是婚礼。他恳求使用更为温和的祷告音乐，此外，他并不只专注于走向衰落的悲剧，也沉迷于本·琼森的喜剧和莎士比亚的田园剧，想象着能栖居其间。

弥尔顿对戏剧的兴趣不仅只停留在想象中，他将它们付诸实践，《阿尔卡迪亚》和《科摩斯》两剧就是证明。不可思议的是，奥利弗·克伦威尔未来的拉丁文秘书居然曾写过假面剧，还是和包括作曲家亨利·劳斯（Henry Lawes）在内的非宗教人士合作完成的。这样看来，《科摩斯》是个尤为重要的征兆。它的魅力很大程度来自音乐和布景之美。弥尔顿对该剧的贡献在于，他在科摩斯与少女冗长的辩论中，加入介绍和连接的段落作为大背景。假面剧的整个论述并不流畅，行文也是大费周章；而剧中的少女，虽然外表是个清纯的美人，性格却固执尖锐，并不讨人喜欢，这在文学史上倒也是个特例。然而，人们对该剧传统上的预期却和它真正传达的效果大相径庭，这正清晰地说明青年弥尔顿的内心和他的同代人一样，被夹在旧时代的自由享乐与新时代的恪守清规之间，进退两难。

《科摩斯》是在1634年9月完成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在这之前一两年间，时局发生了多大的动荡。

二十多年来，清教和戏剧的对立愈发严重。在此期间，剧院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到1633年早期，随着一本奇书的问世，原有的矛盾愈加激化。书的作者名为威廉·普林（William Prynne），是一名林肯律师学院（Lincoln's Inn）外席律师[79]。他为该书起了个奇长无比的标题，因为篇幅所限，在此，我仅引用其中的零散片段，以说明作者的主旨：“《假面剧的历史》：演员的灾难，表演者的悲剧……大量事实证明，假面剧这一流行的舞台戏剧（这个浮夸的恶魔）是一种罪恶、异端、放荡和不敬的演出……而从事该行当的剧作者和演员……是不道德的、下流的、行为不端的基督徒。同时，本书将反驳所有相关申辩，并简要讨论表演和学院幕间剧[80]的非法性。”在这冗长的标题之下，他又列出了许多假面剧的罪名。他这样做不仅冒犯了剧作者和演员，侮辱了皇室，还激怒了律师学院的成员们。（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同行中有人胆敢写下那样的书，而且还把它献给了林肯律师学院的主管委员们。

律师学院围绕该书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浪费了大量时间。终于，同年11月，在争议爆发了10个月之后，四大律师学院（分别是林肯律师学院，格雷律师学院，中殿律师学院和内殿律师学院）律师协会的主要成员决定联合公演一部假面剧，并全力以赴使它成为英国戏剧舞台上最为宏大的假面剧。为此，他们准备了3个月之久，并请来英国各地最优秀的古籍商、艺术家、诗人、作曲家、歌者、舞者和演员。演出前，他们又安排了街车游行，线路是从神殿教堂到白厅。整个游行华丽异常，于是，国王和王后命令街车“沿着白厅外围转一圈，好让他们再看一遍”。这台名为《和平的胜利》的假面剧经过了精心雕琢，既是正统寓言剧[81]，又是社会讽刺剧。剧情围绕名为“和平”、“法律”、“正义”和“天赋”的四位主角展开，名为“观念”和“幻想”的两人负责解说四主角的行为，剧中充斥着一系列反假面剧的喜剧元素，并以名为“黎明”的人物的适时出现作为最终收尾。“黎明”最后说道：“这尘世上的人群和荣光，即使不是虚妄，也会很快逝去，终结和消散，仿佛从未存在。”[82]该剧在白厅王室面前首演，一周之后，由市长庇佑，在商人大厅（Merchants’ Hall）再演。又一周过后，一出名为《不列颠的天空》的假面剧在白厅上演，其场面之宏大，不输《和平的胜利》。普林就这样吃了一记温柔的耳光。

而当权者并不满足于仅在剧场里树立权威。他们还要谴责冒犯者，甚至要惩罚他们，而且要把查理一世实行绝对君主制期间的所有反对者或异见者都列入冒犯者之列。查理一世拥有三位严酷而能干的左右手，来帮他施政。年轻的汉密尔顿侯爵代表他统治苏格兰；斯特拉福德伯爵温特沃以完美的治国之方替他管理爱尔兰；而劳德那时已是权倾四野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也是查理一世治理英格兰的得力干将。这位大主教对极端危险的异端分子毫不留情。《假面剧的历史》一书的作者普林被剪掉耳朵示众。后来，因为他还不肯屈服，残余的部分耳朵也被可怜兮兮地剪掉了，脸颊上还烙上了“S.L.”（即煽动性的诽谤者）字样。好戏还在后头呢。林肯教区主教威廉姆斯即使已经离职，但仍因一时不慎，在国王的授意下，被罚款、囚禁；后来还因为接到称劳德为“微不足道的寄生虫”以及“刺猬”的信后没有反驳，又被罚了8000英镑。与此同时，清教的一般信徒，教区区长，巡回演说的讲师，教区牧师和副牧师，凡此种种拥有财富或权威，却偏离英国国教的严苛教义的人，都被剥夺了权力，并遭到罚款或囚禁。最后，劳德甚至发起了一种游击战式的方式，来清剿“隐蔽在伦敦城中的教会分离派[83]的老巢”。

很明显，劳德玩这种把戏，是事出有因的。问题迟早都会堆积国王的头上。查理一世实行了11年多的专制统治，这之后，他却发现自己愈发难以控制局面了，形势非常危急，所以，在1640年春天，他很不情愿地召开了议会。他想要12项特别津贴[84]，但议会坚持要讨论国内的民怨，就这样僵持了三周后，查理一世遣散了议员。很快，人们就发现，查理一世在极端无奈下做出的这种权宜之举并不那么聪明。即使是这样的一击，也不能解开英国当时的戈尔迪之结。[85]议员们不能容忍被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地耍弄；于是他们又聚集到一起，召开了议会，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他们还要掌握决定权。议会认为，判处斯特拉福德伯爵温特沃死刑，是国家与人民的诉求，因为，和其他任何人比起来，斯特拉福德伯爵更具威胁性。[86]斯特拉福德伯爵遇见了即将来临的厄运，带着重重疑虑来到伦敦，请求国王确保“没人能动他一根毫毛”。然而，他几乎是立马就被关进了伦敦塔。5个月后，他接受了审判，审判从1640年3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641年。这是在威斯敏斯特厅上演的最具戏剧性的审判之一。

威斯敏斯特厅是皇室的舞台，展示着帝王的悲剧。它最初是由征服者威廉[87]之子威廉·鲁弗斯（William Rufus）建造的。三个世纪之后，一场灾难性的大火将它烧毁。而到了乔叟的晚年，它又得到了改造和扩建。它的屋檐下回响过威廉·华莱士、托马斯·莫尔爵士、科巴姆勋爵和盖伊·福克斯[88]死刑的宣判声音。而身穿紫袍，手执权杖和圣经的克伦威尔也是在这里宣誓成为“护国公”的。几个世纪之后，沃伦·黑斯廷斯[89]在这里被无罪释放。而也是在这里，身处17世纪的查理一世将步上斯特拉福德伯爵的后尘，走向断头台。

想象一下吧，在这个大舞台的一端，身为法官的贵族们穿着白貂皮镶边的猩红长袍，坐在绿毯铺就的座椅上；他们身后是一个个格状小间，里面坐着国王、王后和皇室女眷；身穿黑袍的囚犯站在大厅中央；而层层叠叠的纵长座上坐满了前来旁观的下议院议员。在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统治期间，这里总弥漫着一股既庄严又不雅的奇怪气息。

“人们常常是还没靠近厅门，就会听到巨大的喧嚣。审判间隙，在斯特拉福德伯爵准备辩护词的当口，法官们总会站起身来，到处走动，高声谈笑；下议院的议员们也毫不避讳地大声嚷嚷；10点过后，大家就开始吃东西了，他们享用的可不仅是点心，还有鲜肉和面包，以及大瓶大瓶的啤酒或葡萄酒。而且，人们喝酒的时候不用杯子，拿着瓶子就直接灌，觥筹交错间，脏兮兮的酒瓶在人群中传来传去。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国王的眼皮底下。”[90]

时间沉闷地流逝，不幸的囚徒即将迎接自己的宿命。这一回，王国的保证也不能作数了。虽然查理一世在很多场合态度强硬，这次却迫于大众的压力，作出了让步。

国王很遗憾，这不是他的错；

是的，鲍尔弗，他甚至都哭了，

而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感觉人轻松了很多，走起路来也更轻快了。[91]

于是，1640年5月12日星期三，“那颗长着一头卷发、承载着权力的骄傲头颅，便滚到了塔丘（Tower Hill）的绞刑架下”。

这也掀开了查理一世垮台的序幕。不久以后，他与议会产生了激烈的争执，这导致内战在一年内爆发。1646年，他逃到苏格兰寻求庇护，但很快就遭监禁，再也没有得到自由。他在苏格兰被囚禁了7个月，后又为英格兰所俘，做了两年的阶下囚，之后便受到公开审判。审判仍然在威斯敏斯特厅举行。当初有能力拯救斯特拉福德伯爵的查理一世现在已是自顾不暇了。即使他藐视法庭的权威，并试图在法庭宣判之时开口说话，一切都是徒劳。他曾不耐烦地听着法庭上针对自己的指控，然而，就在这之后不到一周，他就被守卫敦促着离开，前往白厅，再穿过狭小的圣詹姆斯公园，走向圣詹姆斯宫[92]。三天后，他又沿路返回，走进白厅的国宴厅，并由扩建的窗户走向阳台，接受了死刑。

于是，英国成了共和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而这一时期和过去一样，麻烦不断。克伦威尔在国务委员会和尾闾议会[93]的支持下，不懈地努力着，但最后还是被迫独自接手政府。年轻的查理二世天生擅长结交朋友。有关他已继承王位的通告在苏格兰和爱尔兰被宣读，而他也在海牙建立了自己的宫廷，虽然最后被友好驱逐了。在英国国内，各种带有争议的宣传册铺天盖地。这时的弥尔顿是弑皇派的喉舌，为了回击《圣容》（Eikon Basilike）一书，他写出了《圣容破坏者》（Eikonoklastes），而《为英国人民声辩》（Pro Populo Anglicano Dejensio）这本小册子则是为了反驳萨尔马修斯的《为英王声辩》（Dejensio Regis）而写成的。

麦考利在他的作品中对17世纪混乱无序的时事表达出一种悔过之情[94]：

“少将们在他们的辖区里敲竹杠；战士们从荒废的农家搜刮战利品，用以寻欢作乐；通过打家劫舍发家的暴发户，强占了老绅士的房屋和财产；孩子们敲碎了大教堂美丽的窗户；贵格会教徒[95]赤身裸体地骑马穿过市场；第五君主制集团的信徒高呼‘耶稣王降临’；为效仿亚甲，煽动者们站在木桶上演讲：他们说，所有这一切，都源于那场‘大革命’。”

这些是人们在胜利时刻，向敌人宣泄自己的宗教狂热情绪的方式；而从另一方面讲，这种宗教狂热也同样体现在胜利者对教义的坚守上：

“尽管教会的训诫已经结束了，但在议会辖区内，人们的宗教热情空前高涨；以下是有关人们做礼拜的精准描述：教堂里充斥着大量专心致志的信徒，前来听布道的人是平时的3到4倍；维持秩序的官员在街上巡逻，并关掉所有的公共场所；无论是街上还是田间旷野，都没有行人，若无十分必要，人们是不上街的。人们在自己家里进行宗教活动，比如阅读圣经，全家祈祷，背诵布道词或者歌唱诗篇，这些场景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你若在周日傍晚穿过伦敦，就不可能见到一个闲人，祷告声和赞美上帝之声从教堂和私人住宅中传出，不绝于耳……那时，所有的游戏和娱乐场所都被关闭了；你不会听到亵渎上帝的赌咒，也不会看到酒鬼，任何形式的堕落放荡都不存在。”[96]

1644年，弥尔顿在行文中表述了一种崇高的愿景，而那种场景在革命取得胜利的数年间，似乎得到了双倍的印证[97]：

“我想我看到了一个崇高而强大的国家，它就像力士一样，正从睡梦中醒来，并甩动着自己不可战胜的头发[98]：我想我看到了一只雄鹰，它正以鸣叫声显示着自己青春的力量，在正午的阳光下，它双目如炬，眼中不含一丝阴霾，是天国之光清除了长久欺瞒它的目障。胆怯的群鸟（其中一些是热爱黄昏的夜行鸟）围绕在它身旁扑扑振翅，震惊于雄鹰的出现，它们叽叽喳喳地吵闹不休；满怀着妒忌，它们喋喋不休地预言着宗教分裂的来临。”

随着时间流逝，不满情绪渐渐高涨，人们担心，革命不过是将斯图亚特王朝替换成克伦威尔王朝而已，于是，查理一世的支持者逐渐掌握了实权。然而，事实结果比这更让人不满；1658至1659年间，英国人民痛苦地发现，克伦威尔护国公去世后，在他儿子理查德·克伦威尔的统治下，英国上下一片混乱，这比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更让人难以忍受。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经历着灵魂的试炼。有人对共和的失败感到绝望，有人热切地期盼这年轻的查理二世快快复辟，而很多人都游移不定，不知道是该保持沉默还是该开头说话，也不知道如果必须开头的话，自己应该说些什么才好。那些年里，诗人们写就的英国文学可不是什么令人骄傲的篇章。[99]有着桂冠诗人称誉直到1649年的威廉·戴夫南特（William Davenant）写了篇沉闷的贺词来迎接“我神圣的主人无上幸福的回归”，这篇贺词的最糟糕之处在于，它那长篇累牍的表达都是真诚的。亚伯拉罕考利（Abraham Cowley）虽然表面上和共和政权达成了和解，但看到王政复辟还是异常高兴。埃德蒙·沃勒（Edmund Waller）和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对周遭的喧嚣感到羞愧，尽管他们自己不久以前也曾出版过类似的诗篇，来称颂克伦威尔。这些文人似乎很轻易就把过去的宿怨抛到了脑后。对不属于文坛的人来说，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在日记里担心，他过去的一些轻率行为可能会被揭发出来，这无疑也是其它许多人的担心之处，虽然他们不像他那样，会记下引人入胜的日记流传后世。[100]

查理二世1660年的隆重回归与他父亲的死亡形成了奇妙的对比。市郊通往伦敦的二十多英里长的道路上，挤满了欢呼的人群，“一整条街都被占得满满的”。50000士兵在布莱克希斯迎接圣驾，而伦敦市长和市政官员则在泰晤士河旁恭候。查理二世进入伦敦，沿着熟悉的路线，穿过伦敦大桥，走过大主教街，再由齐普赛街到舰队街、圣殿闩、河岸街，最后抵达白厅。白厅的国宴厅原本是查理一世被斩首的地方，而现在，这里聚集了众多的国会议员，都等着向他的儿子致敬。[101]

然而，事情往往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查理二世的登基也不例外。如果说，对查理一世的审判从最好的方面来讲，是以宗教之名宣泄一种绝望的歇斯底里情绪，那么，对弑君派的惩处便是恐怖的复仇。很多人都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决了；而他们被处死前所遭受的侮辱和折磨则是可怕的。一些人被豁免的理由听上去是那么不真实；而约翰·弥尔顿这个最大的反叛者却逃过了一劫，这简直是最大的奇迹。然而，这种奇迹只是特例。大范围审判和处刑才是主旋律。至于在处死刑时注意让犯人不受痛苦，以及不让好奇和病态的公众观摩绞刑或电击执行过程这些，都是到更近代才出现的社会规范。

所有这些都结束之后，1661年4月23日，查理二世加冕登基，这一天同时也是圣乔治日[102]和莎士比亚的生日。这就是现代英国的加冕仪式；或者可以说，在这一不断重复的仪式中，现代英国在向过去的传统致敬。在英王乔治七世和爱德华五世的加冕典礼照片中，如果忽略室外背景，就游行和庆典的部分来看，实在是和查理二世的加冕典礼有些相似。穿着镶有白貂皮边的深红色长袍的查理二世，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内身着盛装、排列井然的人群，还有由教长、主教和大主教共同主持的典礼，这种种光华夺目的景象便构成了加冕典礼。

“大教堂里进行着各种宗教仪式，人们下跪、祷告、唱歌，国王亲吻主教们，主教和贵族向国王宣誓效忠，人们在教堂里移动、更换姿势，大法官克拉兰敦和传令官一起宣读国王的大赦令，王室财务主管抛洒金银奖章……音乐响起，身穿红装的乐手拉起小提琴，敲起鼓，吹起小号，人们的意识变得愈发模糊，大家都厌倦了冗长的仪式，渴望离开教堂。”[103]

接下来几年发生的事人们都再熟悉不过了。新国王查理二世完全没有继承他父亲的美德和实力。他的影响力只来自他对宫廷的放纵，并没有因为人们对克伦威尔统治的反感而增强。克伦威尔时期的罪恶也并未就此消失于伦敦、英国和地平线之上。但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个时代在皇室的支持下，变得前所未有的放纵无序。也难怪“老朽、贫穷、失明、遭辱”的弥尔顿会在《失乐园》和《力士参孙》里那样描述自己——当他自豪的写道：

世易时移，我心永恒，[104]

当他扪心自问：

若我心始终如一，何必问身在何处？[105]

的时候，他也是在以藐视天下的心态书写着自身的座右铭。对于即将来临的绝望，他掩卷长叹，所为的也绝不仅是力士参孙：

为了将

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的奴役中解放，

我向上帝寻求救赎，然后发现

双目失明、和众奴隶一起困在加沙磨坊的

上帝，也一样被囚于非利士人的枷锁之下[106]

从此以后，弥尔顿便尽可能地与世隔绝，不问世事。然而，当他写出以下诗句时，人们很难不相信这是在说宫廷：

放纵的喧闹

响彻云霄

到处是伤害与暴行；

当夜幕降临，伴随着傲慢与酒精，

魑魅魍魉，倾巢而出

然而，这只是问题黑暗的一面。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会详细论述到这样的场景。有趣的是，当我们回过头再看时，就会发现它已经不是个政治问题了。虽然接下来的时代也相当令人期待，但到那时，伦敦的社会、艺术生活就会呈现出一种独立的状态，和政治家、战士或牧师再没有直接的联系。

这时，伦敦有史以来最大的瘟疫突然降临。笛福在他的《大疫年日记》中生动描绘了其中的恐怖。[107]瘟疫1664年冬季开始爆发，疫情逐步加重，越来越多人因此死亡，然后被从原本所属的教区运到伦敦城的西北部。而瘟疫还在持续扩散，覆盖面越来越广。到了第二年夏天，全城人都开始恐慌。富人当然最先开始逃亡。

虽然笛福的《大疫年日记》并不是真正的日记，但这丝毫没有减损它的价值。大疫之时，笛福是个五六岁的孩子，因此，他完全可以从瘟疫的幸存者那里获取许多资料。而且，有大量证据表明，他写书时也常翻阅权威记录。

“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装着家当，载着妇人、仆役和孩子的货车和手推车；更有钱的人挤在马车里，由车夫伺候着，匆忙离开了。”[108]

到六月末，伦敦市长下发了详细的指令，其中包括怎样照顾病人，料理死者后事，如何清理街道，还有对集会的限制[109]。接着，为了让那些总是意识不到情况有多危急的人们认清现状，政府出台了一些相当让人吃惊的条例规范。“戏剧、斗熊、游戏、民谣和击剑”都被明令禁止，公共聚餐和“在酒馆、啤酒店、咖啡馆以及酒窖酗酒”也遭取缔，但并不完全成功。7月中旬，一周内有700人死于瘟疫。到了8月末，每周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6000，而9月的第一周有将近7000人死去。

这种大规模破坏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它使那些平常被法律和舆论所束缚的人完全堕落了。有人不知羞耻地招摇撞骗，护士和保姆遭到侮辱，死人的财物被洗劫一空，而废弃的房屋和店铺也惨遭洗劫。恐惧使人疯狂。虽然不时也有无私的善行被记录在案，但那实在是少得可怜。

“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故事，其中一个实在令我心潮澎湃，有一位住在天恩寺街的杰出公民，一个马具商，他的孩子们都已死于瘟疫，由他亲手埋葬，而他和他妻子也已然被隔离，终究难逃一死，他只剩下最后一个孩子，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要拯救这个幼小的生命；他将这个赤身裸体的婴孩托付给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给孩子穿上新衣）把他带到了格林威治；在那里，我们听到了这个故事，然后一致同意要把这个孩子留在城里抚养。”[110]

到9月中旬，疫情有所缓和，但依然持续，其间有小幅波动。就这样过了一年。据报告，到了1666年5月的中旬，一周内只有53人死于瘟疫。但瘟疫直到同年8月都还没被彻底根除。它一直持续到1666年9月，然后，9月的第二天，就像是觉得伦敦所遭受的苦难还不够似的，老天又降下了新的灾难。

那就是伦敦大火，它在四天内几乎烧尽伦敦城墙里的老城区。弥尔顿曾到伦敦附近的巴克斯郡避难，住在查尔芬特·圣贾尔斯（Chalfont St.Giles）镇上。这对弥尔顿来说，不过是为了行动方便，虽然必要，但也是凑巧。比起伦敦的兴衰，他对“散文或诗歌上的崭新尝试”更感兴趣。住在查尔芬特的数月间，他大致完成了《失乐园》的创作，并开始写《复乐园》。他在大火烧起来之前返回了伦敦。但因为他住在离沼泽门只有几百码的骨山墓地（Bunhill fields）炮兵街，所以没受到直接损害。他在自己的任何文学作品中都没有提到这场大灾难，这再次证明了他已完全离尘索居。“瘟疫和大火算得了什么，最高贵的革命都已然失败了。”

一个周日的夜晚，在当时的伦敦东区布丁巷（Pudding Lane）里，大火烧了起来。这场火直到四天后才被扑灭。它吞噬了436英亩土地，其中包括4个城门，89间教堂和13200个民居。据约翰·伊夫林记录[111]，大火烧起来的第二天晚上，火势蔓延到圣保罗大教堂，碰巧烧掉了他和他的考察团曾站立过的脚手架。就在六天前，他们还在那里讨论，要对大教堂进行修复和改建。而现如今，人们是那么绝望，以至于他们根本没有花精力去拯救家园和财物。当权者考虑的是：大火经过之处的建筑要怎么处理，是推倒还是爆破；而心烦意乱的有产阶级“几乎不去救火，整个城里只回荡着人们的哀嚎，一片悲凉”。狂怒的魔鬼就这样一路行进。

“长期温暖、晴好的天气使空气中充满热量，也为大火的引燃提供了材料。大火以惊人的气势吞没了房屋，家具等一切东西。我们看见泰晤士河上飘满了物品，有时间和勇气救火的人用驳船和小舟运载他们从火中抢救回来的财物；岸上到处是手推车和马车，几十公里长的道路上，各种行李零零落落散落了一地；人们在路边搭起帐篷，以暂时栖身，并存放他们带出来的家私。多么痛苦不堪的场景啊！这是人类自创世以来从未遭遇的场景，而我们要等到大火烧尽一切之日[112]才会再次见到这样的大火。到处都是一片火海，世界像被置于燃烧的火炉之上，人们即使身处四十英里开外也能看到冲天的火光，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夜。于是，我今天下午离开了这里。这里就像另一个索多玛城[113]，或者可以说，这就是伦敦的末日，伦敦已经不复存在！”

大火就这样摧毁了大片的土地，而随后的清理废墟工作持续了两年之久。大火才刚扑灭，随时乐意规划公共工程的伊夫林便“向国王呈上他考察废墟的报告和兴建新城的计划”。而克里斯托弗·韦恩爵士不久之后又呈上了另一份规划。这两份规划最终未能实施，而因为难以界定财产所有权，政府决定保留原来的街道路线；就这样，除那些工程量最大的建筑还没有竣工外，伦敦城基本在四年内重新屹立了起来。

新旧交替中的伦敦，街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的过去，而街上的建筑却比之前更为漂亮、宽敞了；旧教区添了新的教堂；古老的迷信让位给新的、更为理性的时代；固执而严肃的伦敦人依然坚守旧时的清教思想，哀悼着逝去的荣光。到公元1674年，弥尔顿时代的伦敦已然成为了历史。

参考阅读

传记和社会历史类

托马斯·卡莱尔（Carlyle,Thomas），《克伦威尔的书信和演讲》（Cromwell's Letters and Speeches）。

托马斯·麦考利（Macaulay,Thomas B.），《论弥尔顿、汉普登和班扬》（Essays on Milton,Hampden and Bunyan）。

戴维·马森（Masson,David），《弥尔顿生平以及当时的历史》（Life of Milton,in Connection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Times）。

约翰·伊夫林（Evelyn,John），《日记》（至1660年为止）。

塞缪尔·佩皮斯（Pepys,Samuel），《日记》（1660年—1661年；1665年—1666年）。

H.B.惠特利（Wheatley,H.B），《塞缪尔·佩皮斯和他所在的世界》（Samuel Pepys and the World He Lived In）第六章“伦敦”。

应景诗歌

亚伯拉罕·考利（Abraham Cowley），《陛下复辟与回归颂》（Ode upon His Majesty's Restora-tion and Return）；《有关最近内战的诗歌》（A Poem on the Late Civil War）；《通过幻想，讨论奥利弗·克伦威尔政府》（A Discourse,by Way of Vision,concerning the Government of Oliver Cromwell）。

约翰·弥尔顿，《至克伦威尔将军》（To the Lord General Cromwell）。

托马斯·斯普拉特博士（Dr.Thomas Sprat ）；《有关新护国主的快乐回忆》（To the Happy Memory of the Late Lord Protector）。

埃德蒙·沃勒（Edmund Waller），《《陛下修缮圣保罗大教堂赞》（On His Majesty's Repairing of St.Paul's）《护国主颂》（A Panegyric to My Lord Protector）《护国主的挽歌》（Upon the Death of the Lord Protector）《迎接陛下回归之歌》（A Panegyric to My Lord Protector）。

讽刺类和描述类

亚伯拉罕·考利，《清教与天主教的讽刺诗》（The Puritan and the Papist.A Satire）。

约翰·德纳姆爵士（Sir John Denham），《库珀斯山》（Coopers Hill）（描写圣保罗大教堂的片段）19—38诗行；共和国时期在英国出版的政治民谣，《珀西学会出版物》（Percy Society Publications）1841年第一卷。

约翰·弥尔顿，《快乐的人》（L'Allegro）；《沉思的人》（II Penseroso）。

威廉·普林（William Prynne），《假面剧历史，对戏剧演员的鞭笞》（Histrio-Mastix,The Player's Scourge）。

埃德蒙·沃勒《陛下修缮圣詹姆士公园颂》（On St.James's Park as Lately Improved by His Majesty）第八卷，150页；《查令十字街查理一世塑像颂》（On Statue of Charles I at Charing Cross in 1674）第八卷，237页。

（阅览以上诗歌，可参看约翰逊的《英国诗人：1779—1781年》）。

小说（小说具体内容见小说阅读目录附录）

W·H·安斯沃斯（W.H.Ainsworth），《圣保罗大教堂》（St.Paul's）。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大疫年日记》（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吉迪恩·哈维（Gideon Harvey），《记那些伟大与恐怖》（Narrative of the Great and Terrible）；《伦敦大火回忆录》（作者笛福，博恩版）。

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皇家猎馆》（Woodstock）。

贺拉斯·史密斯（Horace Smith），《布莱布雷特堡》（Brambletye House）。

戏剧

理查德·布罗姆（Richard Brome），《荒芜的科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 Weeded）（1659）；《快活的水手》（A Jovial Crew）（1652）；《喜结连理》（A Mad Couple Well Matched）（1653）。

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斯特拉福德伯爵》（Strafford）（1837）。

菲利普·马辛杰（Philip Massinger），《老账新还》（A New Way to Pay Old Debts）（1632）；《伦敦妇人》（The City Madam）（1632）。

贾斯珀·梅恩（Jasper Mayne），《城市姻缘》（The City Match）（1639）。

詹姆斯·雪莱（James Shirley），《海德公园》（Hyde Park）（1632）；《快乐淑女》（The Lady of Pleasure）（1637）；《和平的胜利》（The Triumph of Peace）（1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