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为零有利于达到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也称为帕累托效率、帕雷托最佳配置，是博弈论中的重要概念，并且在经济学、工程学和社会科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即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换句话说，就是不可能再改善某些人的境况，而不使任何其他人受损。
最早深入分析这个问题的是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他最早观察到意大利20%的人口拥有80%的财产，而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法则，这成为福利经济学的最高理想。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是意大利伟大的经济、社会学家，21岁获得工程学博士学位，担任过意大利铁路和重型工业公司的总裁，直到40岁，他才在洛桑大学开始了自己的经济学之旅，专职从事经济研究工作。人们把这位既独立又好斗的绅士称为“塞利尼的孤独思想家”，因为他的一生都在捍卫自己的福利经济学思想。
能否实现全体社会的最优呢？帕累托用数学方法对此作了逻辑严密的描述：如果可以找到一种资源配置方法，在其他人的境况没有变坏的情况下使一些人的境况变得好一些，那么这就是帕累托改进，如果不存在任何改进了，那就是帕累托最优。
一般认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社会资源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有效配置，在信息完全对称的情况下，需求一方能够得到他所需要的资源，这种配置就是最优配置，无须进一步改进，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
那么，现实中如何才能达到最优呢？经济学家往往会搬出这个例子，比如保罗拥有一套城区的房子，交通方便但比较喧闹，而彼得拥有一套郊区的房子，风景不错但交通不便，如果双方交换一下，那么大家都能够获得满意，因此这样的交换能够使双方都获得好处而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样的交换就是帕累托改进。
帕累托改进的核心在于，它能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改进人们的处境。事实上，帕累托改进只有在理想条件下才能实现。有时候，人们提出的即便只是一个微小的改进方案，实现起来都是异常困难的。
航空公司总是希望上座率越多越好，然而他们也知道肯定会有一部分旅客常常定了机票却会临时取消航程，于是航空公司尝试超额售票制度，希望能够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他们的做法是，在一个合理估计的基础上，让售票量大于航班实际座位数。但这样的改进措施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办理登记手续的乘客多于座位数，那么就必须确定究竟取消谁的座位。理论上说，这并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可是航空公司还是愿意通过补偿的方式进行改进，因为如果飞机被迫带着空座位飞行，而恰巧急于出发的旅客也愿意购买这样的座位，结果航空公司和急于出发的旅客都能受益。
航空公司首先尝试了最简单的做法，仅仅取消最后到达机场的乘客，安排他们乘坐后面的班机，那些倒霉的乘客也不会因航程取消而获得补偿，但这样的做法很快带来了一个副产品，登机的过程演变成令人紧张的“登机比赛”，人人都担心会被取消航程。韩国经济学家郑甲泳就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个例子，当他准备从洛杉矶机场飞往芝加哥时，由于办理登机手续的人数超过预约登记的人数，郑甲泳只能改签下一班飞机，此时机场的广播为我们揭晓了答案：“各位旅客，很遗憾实际登机人数超出了预约登机人数，请几位乘客转到下一趟班机，如果您能转程两个小时后起飞的班机，我们将给予80美元的补偿，如果您能转乘今晚起飞的班机，我们将给予150美元的补偿……”这里，乘客排队的时间可以用美元来衡量了。
经济学家们又进一步提出了改进方案。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尤利安·西蒙提出了一种“超额售票术”的方案，航空公司需要改进的地方在于，在售票的同时交给顾客一个信封和一份投标书，让顾客填写他们能够接受的最低赔款金额，这样一旦出现超载，公司可以选择其中数目最低的旅客给予现金补偿，并优先给予下一班飞机的机票。实际上，这个方案的确有助于帕累托改进，那些对于时间要求不高的乘客得到了补偿，而航空公司也乐于接受这样的安排，他们能够实现飞机满员飞行。尽管费尽周折，但社会效率总算得到了改善。
可有的时候，帕累托改进根本无法进行，比如下面的水桶问题：
因为目标是节省总的排队成本时间，因此我们认为这样的方案能够达到最优。可你觉得这样的方案能实现吗？让大桶者换到后面去，虽然许多人能从中获益，但是大桶者本人排队的时间变长了，尽管这样的改进能够使全体总的排队时间缩短，并且大桶者也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以个人的损失带来集体的有效率，这样的做法不满足帕累托最优，因此也是无法实现的。这样的做法在提高效率的时候却忽略了公平，因为它与我们熟悉的“先到先得”的原则相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