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雅君子，温润如玉

十里杨林镇，五里后岸街，千灶万丁小上海，苍山环抱大树庄。

这是胡适的故乡，安徽绩溪，一座山水相映的小镇。

一代儒雅之士的学养即从这里开始。

胡适，本名胡嗣穈，少时由于身体弱，母亲管束又严厉，养成一种爱静不爱动的性格，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文绉绉的，人们给他一个绰号叫“穈先生”。

偶尔，他跟村里的孩童玩“掷铜钱”，一个长辈走过，笑着对他说：“穈先生也掷铜钱吗？”这是一句玩笑话，他听了立即羞愧得面红耳赤，觉得的确有失“先生”身份。打这以后，他参加孩童们的游戏就更少了，心思全部放在看书上。

稍长一些，性子略开朗，他有时跟一群同学找几根木棍做刀枪，戴上假胡须，在田里做戏。大家多半派他充当文角儿，如诸葛亮、刘备之类的角色。只有一次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下去，仰面跌在稻草垫的田里，这是他最活泼的玩意儿了。

大概正是得于这样的渊源，在胡适最早的生活中，只大量充斥着读书和写字两件事，文字和思想方面，不能不说是打下了一点底子，并且，在性情上养成了老成持重的特点，保持了温良谦恭让的作风。

对此，胡适该是“自得”的吧。他如是归因：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

“我在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就离开她了。在这广袤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接人待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我母亲最大的禀赋是容忍。”

“出自她对我伟大的爱忱，她送我出门，分明没有洒过一滴泪就让我在这广大的世界中，独自求我自己的教育和发展，所带着的，只是一个母亲的爱，一个读书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经过九年私塾的学习，胡适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但做人方面的训练如何呢？无疑，在这一点上，他的恩师就是母亲。

平时胡适在家做错了事，母亲从不在人前责备他，而只用严厉的眼光一瞅，胡适就吓住了。到了晚上人静的时候，母亲才关起房门教育他；有时罚跪，或者是拧他身上的肉，无论怎么重，都不许他哭出声音来。胡适说，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凉秋一夜，为穿一件衣服，胡适说了一句调皮的话：“娘（凉）什么！老子不老子呀！”母亲听了，当时没说什么，到晚上重重地处罚他，胡适跪着直哭，不住地用手擦眼睛。不知擦入了什么细菌，后来竟害了一年多的眼病，左医右医也医不好。有人说可以用舌头去舔，母亲真用舌头去舔他的眼睛。胡适长大成人后，念及此景此情，称赞她是慈母兼严父。

可以说，虽然父亲过早辞世，但从小得益于母亲的言传身教，使得胡适在成长与为人处世上积淀了温和的率性、宽忍的真性情。

并且，这种品质在他的一生之中，都显现不尽。

与长者，与同辈，与朋友，与学生，与下属，胡适都自然保有一种谦和之气。

胡适与梁启超的交往和友谊，最初正是靠了二人对于《墨子》的共同兴趣。胡适的《墨家哲学》曾受到梁启超的称赞，所以当梁启超新著《墨经校释》将出时，就想到了心里很是推崇的这位后学。梁启超不仅致信胡适，希望他能为该书作一篇序，并且希望他不客气地在序里“正其讹谬”。

胡适认真拜读后，写了一篇三千字的序言，给予充分肯定，但同时也指出书中的一些问题。梁启超看后认为胡适的观点有误，于是挥毫写下一篇针对胡适文章的序言，而将胡文放在了书后，成为唯一放在书后的序言。胡适不以为忤，依旧对梁启超尊敬有加，还对其倾言“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

高手过招，有太多看头。但遇到了胡适，便注定只会拂一阵温煦之风。

事隔一年，梁启超进行系列讲演，主要是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会议由梁漱溟主持，梁漱溟开始颇有顾虑，怕胡适有意见，然而胡适并不介意，也去参会，一同坐在主席台上。会上，梁启超先一一指出书中有什么地方不对，措辞犀利，极不客气。胡适只是微笑，轮到他发言时，他态度平和地批驳梁启超何处讲得不对。最后，梁漱溟总结发言，指出梁启超、胡适讲话中各自的正确和错误，这场辩论就此落幕。就是这样一场平和的君子之争，台下的观众却听得如醉如狂，想必是受足了其间的感染与鼓动。

傲慢的人受到他的殷勤款待而沾沾自喜，庸碌之辈得到他的平等对待也能舒畅高兴。胡适在北京大学期间，也佳话不断。

一次大会上，学生杨杏佛大骂胡适的新文化改革，后来蔡元培带他到胡适家道歉。

胡适只是说：“《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我觉得原文写得太寒碜了，我想把它改写过。”

蔡元培问：“怎么改法？”

胡适说：“唐僧取经回来，还要遭一难，因为这时在取经路上被他的三个弟子打死的许多冤魂冤鬼，都来报仇了。唐僧情愿舍身，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来，喂给一班冤魂冤鬼，他们每吃一块唐僧肉，可以增长一千岁。唐僧说：‘我舍身，使他们可以超生，可以报账。’”

杨杏佛羞得面红耳赤。

时年，胡适任北大教授，授业解惑，对学子体恤、关怀有加，而当胡适重返北大担任校长时，他的这种“本事”依然温良。

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那间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里，季羡林算是常客。作为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他要向胡适请示汇报工作。胡适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他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常谈学术问题。

在一日日的接触、相处中，季羡林不禁发赞：最难能可贵的是，胡适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过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既朴实，又谦礼，就是胡适——先生温润如玉。生活中他亦如此。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对胡适很是敬仰，又颇受其恩惠。他常到胡适家中吃饭，因年轻，一顿饭的饭量相当于胡适夫妇一天的饭量，胡适出门买米买菜总要多买一些，有时他不在家吃饭，也要吩咐江冬秀多做些饭菜，准备出唐德刚的分量。这份忘年交的情谊，唐德刚铭记终生。后来，他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深情无限地说：“胡先生很厉害，对我像家长一样！”

胡适的家门对外开放，来者不拒。任何人，只要开口，他都会诚意倾听，耐心叙谈。某日上午，佣人向胡适递上一张名片。胡适相当生气地流露出对来人品格及动机的不满，但想了一想，还是决定接见。随即，客厅里就听见胡适大声地招呼他：“这好几个月都没听到你的动静，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新把戏？”紧接着就是双方连说带笑的声音。可以想见，这才是胡适不可及之处之一：对人怀疑要留余地，尽量不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

胡适的秘书胡颂平对此更是受益颇深。他坦言，胡适平时交给他工作，无论是写一封简单的信，还是摘录一些资料，或是出去接洽一件事情，总是说：“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你有空时去办，不忙，不忙。”等他办好复命时，胡适也总是说：“谢谢你。”或者说：“太麻烦你了，多谢多谢。”晚年，胡适在医院特一号病房里养病，有一天夜里，他的被头不曾盖好，夜班的护士看见了，轻轻地过去帮他盖好。这时他已睡着了，但他在睡梦中对这位护士说：“谢谢你。”第二天，这位护士告诉他时，他自己一点也记不起了。胡颂平如常到医院之后，胡适对他说：“如果我睡着真的会说‘谢谢你’三个字，我相信这是我的好习惯。”

苍茫人生，在胡适过来都是静好岁月，他内心的儒雅之河，汩汩静淌，涓涓细流源自母亲，他竟脉脉绵续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