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化雨，学养民国

滚滚洪涛中，他自然是位不凡的隽才，才得以革新一个教育时代。

锵锵激越中，他自然是有人格的感召，才赢得了延续世代的瞻望。

林语堂这样评价蔡元培：“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有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

蔡元培，从踏进北大校门的那一刻起，就与其前任截然不同。他到校的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校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而他也非常郑重地脱下礼帽鞠躬还礼。校工们包括许多师生都对他这一行为惊讶不已——这么一位校长，真是从来不曾见过。此后，每日他出入校门，校工们向他行礼，他都会脱帽鞠躬。就是还礼这件小事，给存在严重封建积习的北大吹进了一股强劲的平等、民主之风。

蔡元培出行，一向徒步。当时，清末士大夫出行必坐轿，蔡元培竭力反对，说：以人舁人，非人道；且以两人或三四人代一人之步，亦太不经济。一次，某名流在自家府邸设宴，以轿接之，他坚决不肯乘，使空轿还，而自己则徒步前往。及至，已肴残酒阑，主人责怪轿役，蔡元培立刻为其解释。他亦不坐人力车，原因是：“目睹人力车夫伛偻喘汗之状，实太不忍。”

就任北大校长后，他到孙宝琦家中拜访，告别时，孙宝琦将其送至门口，见门前无车，便对他说：“你现在不可再徒步了。”蔡元培唯唯，但第二次拜访时依旧如故，孙宝琦于是购买了一部新马车送给他。此后，他再来访，仍是徒步，孙宝琦知其有车无马，便又将自己的马给他送去。1922年，当北京的大街小巷已经跑起小汽车时，蔡元培还坐着这辆外观已经斑驳的马车，按时到北大去上班。

他只是心有自己的定数而已。

傅斯年有言，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

的确，正如他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一样，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1915年夏，许德珩只身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英文门。虽是年已二十五岁，但家中经济困窘，无力供他上学。两年后，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许德珩生活实在没有着落，只好去找他。

他向蔡元培陈述了自己的困境，蔡元培问道：“会外文不？”答曰：“会一点英文。”蔡元培从书架上拿出一本英文的《多桑蒙古史》，随手挑一节叫他翻译。他当即写出，翻译的中文贴切通顺，加上写得一手好字，蔡元培看了比较满意，当即介绍许德珩到国史编纂处做课余翻译，月薪十块银元。从此，许德珩不但可以吃饱穿暖，而且每月还能寄点钱给乡下的寡母。多年后，许德珩还时常对子女孙辈说：

“正是我山穷水尽的时候，我师蔡先生援人以手，给了我课余翻译的机会，对我真是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承蒙师恩惠泽，那是一生命运的转变啊。

办学先为师，他恭敬却不失厚德，纳悦又尚有端持，蓬勃的青年在他眼里是那样有希望。

北大规定，新生入校，必须有一名京官为其担保。1919年，一位马姓湖南学生考入北大，但他在京无亲友，更谈不上认识京官了。他便写信向蔡元培抗议，要求北大取消这一规定。蔡元培马上回信说，国外大学确无此制度，但北大是教授治校，取消这一规定必须教授会决议通过。在取消这一规定前，他愿为其担保。于是马姓学生顺利入北大求学。

这样的事比比皆是，恐怕列大几张亦不难吧。冯友兰最初和蔡元培打交道就出于类似的缘故。

弟弟冯景兰在北大上预科时，想报考河南省公费留学生，需要北大出具的肄业证明。由于时间紧张，冯友兰写好证明信，直接到校长办公室找蔡元培。冯友兰走上前去，蔡元培欠了欠身，问有什么事。冯友兰把信交给他，他看了，笑笑说：“好哇，好哇，能够出去看看好哇。”冯友兰说：“那就请校长批几个字吧。”蔡元培提起笔来就写了两个字“照发”。接下来，证明信很快就办好了。

如此崇明的德行与魄力，让蔡元培收获的是学生、朋友的爱戴与尊敬。那是一种似于訇然中开的气场，他本辞善颜和，却在无形中散发着热和光，直到今天，又何尝不是呢？然在彼时，这份人格的敬意更见明晓。

1921年，蔡元培到美国访问。到了纽约，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北大同学就组织了一批人，轮流陪同蔡元培到各地去，冯友兰也在当中。有一天，在旅馆里，每人都拿出一张纸，请蔡元培写字。冯友兰恰好有一把折扇，也请他写。他给每人都写了几句，各不相同。又一天晚上，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开会欢迎他，到的人很多。蔡元培一进会场，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好像有人在那里指挥一样。当时的留学生杨荫榆说：“我在中国教育界多年，还没有看见校长和学生间的关系这样好的。北大的学生向来自命甚高，可是见了老校长，这样地恭敬，我现在真是佩服蔡先生了。”先生太崇高了！

千百年后，先生的人格修养，还是人类向往的境界。

先生的精神，无穷的广则弥漫在文化的宇宙间，深则憩息在人们的内心深处！

时年，这样的呼语是那般掷地有声，而今往后探看，他越发鲜活，一次次的震动、一幕幕的瞻仰……

傅斯年在北大上学时，有一个长着一副小官僚面孔的同学，平日为同学们所厌恶，于是有同学在西斋（宿舍）墙上贴了一张“讨伐”此生的告示。同学们争相模仿，以至于告示贴满了整面墙。几天后，蔡元培在全校大会上演说，最后提及此事，大意是说：

诸位在墙壁上攻击某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某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做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端。

此后，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逐渐减少。

一番说辞，听得傅斯年颇受教益。而他自己也亲临过蔡元培“精神演讲”的现场。

蔡元培第二次到德国时，由傅斯年等人陪同照料。一个在莱比锡的学生发电报给蔡元培，说要前来看望。此生出了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某人，一面却向某人要钱，傅斯年等人认为他此行必是前来要钱，而蔡元培正是穷困之时，所以主张去电谢绝。蔡元培沉吟后说道：“《论语》上有几句话，‘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于是，傅斯年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投身教育的蔡元培熟谙于此，更是言与行皆为楷模。在动荡的时局下，他对青年的保护毅然执着——他不仅是一盏明灯，更是一面旗帜。

“五四”游行中，三十二名学生被捕，其中北大学生二十人。当晚，蔡元培赶到北大第三院大礼堂时，正在商讨营救方法却苦无对策的学生见到他，有的大声欢呼，有的竟放声大哭起来。蔡元培并没有责备学生，而是表示将由他来营救被捕学生并处理善后事宜，让学生明天照常上课。学生均表示听从。接着，他马上赶到段祺瑞最敬重的孙宝琦家中，请其出面说项。孙宝琦因此事闹得太大，颇为犹豫。蔡元培便在孙家会客室，一直坐到深夜十二点多。孙氏无奈，只能答应一试。

在蔡元培的努力下，5月7日，被捕学生终于获释。蔡元培与北大全体师生在汉花园广场迎接被释放的学生。见面后，大家的情绪颇为激动，一些学生更是大哭起来。他安慰大家，让大家不要哭，可话未说完自己也禁不住潸然泪下。获释学生许德珩回忆说，当群众伴着出狱的学生走进汉花园的广场时，先生是那样沉毅而慈祥，含着眼泪，强作笑容来勉励学生，安慰学生。

怀着教育救国的信念，他时刻自警着，只要培养出一大批学者，国家就有希望。而在这过程中，教员一样要负起责任来。

1920年冬，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期间，由于北洋政府长期欠薪，北平各校教员向政府请愿反遭警卫殴打后，宣布罢教。北洋政府补发欠薪后，各校才开始复课。蔡元培回国后听说此事，大为不满，召集北大教职员痛切地说：“学校教育青年，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如果认为政府太坏，不能合作，尽可自动辞职，另谋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惊觉反省。岂可既不离职，又不尽教学责任，贻误青年？”他坚决要求教职员们将罢教期间所得的薪水交出归公，教职员均照办。

因为他的肩上是青年的前途，是北大的明天，是教育的重担，是国家的未来——“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

吴稚晖感佩蔡元培：蔡先生为人，真是所谓“君子和而不同”。

他和哪一个人都很和气。然而他绝不会因为做人和气，就人云亦云，而是软中带硬，外圆内方。

蔡元培入主北大前，北大的校务会议多用英语。他上任后，提议校务会议一律改用中文。此举引起外国教授的反对，纷纷表示：“我们不懂中国话。”蔡元培反问：“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说的是中国话？”洋教授们哑口无言。从此，北大大小会议一律使用中文，不再讲英语。

在大局前，蔡元培的确自有方圆。北大有两名英国教授品行不端，带领学生逛八大胡同。蔡元培对此极为不满，聘约期满时，他坚决不再续聘。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找其求情，遭到拒绝后，怒而扬言道：“我看你蔡鹤卿还能做几天校长？！”但蔡元培依旧坚持原则。英国教授将北大告上法庭，他请王宠惠任代理人，最终北大胜诉。

书生意气，却无丝毫懦弱，反而多有强硬。

“五四”前后，北洋军阀及旧派文人指责新士风为“洪水猛兽”。蔡元培在《新青年》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道：“今日之士风，可以算是洪水；而今日之军阀，正是猛兽，非用洪水淹此猛兽不可。”胡适在此文的“附记”中说，这是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许多人要说而不能说的意思。罗家伦将此文称为“光芒万丈的短文”。二十多年后，傅斯年仍感慨不已：“这话在当年是何等勇敢，何等切实！”

那是一颗赤诚的心，一个淋漓的爱国者啊！

他的和气之下，却总是离不开耿直、率性的影子。

巴黎和谈期间，北京各大学教员在清华开会，大家慷慨激昂，纷纷表示要给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发电，蔡元培雍容静穆地起立，声音低微地说：“我们这样抗议，有什么用处？应该全体总辞职。”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果然辞职。

担当，坚毅，理性——蔡元培一直都吹着先锋者的号角。

20世纪20年代初，因北洋政府久欠大学教育经费，北大为维持校务，施行新的经费开支措施，要求学生支付讲义费。此条规定遭到学生的强烈抵制，引发了“讲义风潮”。某日下午，学生代表到总务处找规定收费的沈士远算账，并以罢课相威胁，要求取消讲义费。蔡元培说，此事由他个人负责，与沈士远无关。双方发生争执，蔡元培怒不可遏，喊道：

“我要跟你们决斗！”

“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手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绝对不会畏缩退步！”

一个教育家的脾气终于爆发了！

蔡元培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与其中。然而数起来，却以他居首。

他的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进一层说，坦率真诚，休休有容，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