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痴情皇帝—顺治
六岁小儿如何脱颖而出
皇太极身后的皇位之争
皇太极死得突然，由于他生前未能指定皇位继承人，按旧制应由八王共举“贤者”。宗室贵族，人人觊觎。于是，满洲贵族内部围绕帝位继承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皇太极有11个儿子。肃亲王豪格为长子，当时34岁，为皇太极继妃所生。豪格早在太祖、太宗时期就曾领兵南征北战，颇有战功，实力很强。其他皇子当时年龄都还小，最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他们既没有战功，也没有地位，毫无竞争能力；另外，多尔衮和其弟多铎，因战功卓著，封为睿亲王和豫亲王，其兄阿济格封为英亲王，极具竞争力。努尔哈赤死时，多尔衮因为年幼，母亲被逼殉葬，皇位为皇太极所得。现在皇太极死了，他正当盛年，如以兄终弟即的方式入承大统，从情理上是可以说得过的。资历最老的大贝勒代善，因年老体弱，已没有继位之想，可他也有相当的实力。他在观望着，谁继位对自己更有利，自己好坐收渔利。可以说，当时最有能力继承皇位的，就是豪格和多尔衮。
双方实力如何呢？皇太极曾亲自统率的正黄、镶黄两旗拥立豪格，豪格本人又统正蓝旗，在满洲八旗中，他已拥有三旗的力量，索尼、鳌拜等大臣也支持他。多尔衮拥有的力量是两白旗，他还得到了多铎、阿济格的支持。双方势均力敌，为继承皇位各不相让，和不可得，拼则两伤。在此情况下，福临又如何得到了皇位：是谁在幕后推波助澜？
多尔衮的意见
按照清太祖努尔哈赤规定的皇位继承《汗谕》，由满洲八旗贵族共议嗣君。时亲王、郡王共有七人：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颖郡王阿达礼。
有学者认为福临继位之议出自多尔衮，其主要依据是朝鲜《沈阳状启》或《沈馆录》中的一段记载：
上述文字，时间记为癸未年（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即大衙门秘密会议后的第十二天。文中的“大王”为礼亲王代善，“虎口”为肃亲王豪格，“八王”为英郡王阿济格，“九王”为睿亲王多尔衮，“十王”为豫郡王多铎，“右真王”为郑亲王济尔哈朗。
在上述引文中，有两句重要的话，不应该被忽视。这就是“九王应之曰”和“汝等之言是”十个字。在整段文字中，“九王应之曰”—此前为议论，此后为结论；“汝等之言是”—承上而启下，接前而转后。
但反对者对其提出了三点疑问：
首先，“九王应之曰”，就是说在九王多尔衮发表当立帝之第九子福临以前，诸王们有一番议论，而被《秘密状启》的作者，或出于重点在启报新君为谁而省略繁文，或对当时秘议不甚了了而断简阙载。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其前都有一番争论。因是最高机密会议，外人不可得知而详。这段记载，十分可贵，有所罅漏，不必苛责。
其次，“汝等之言是”，就是说在九王多尔衮发表当立帝之第九子福临以前，诸王们有人提出立福临，故多尔衮才“应之”“是之”，否则何应之有、何言之是！上述《秘密状启》，记于当时盛京。《秘密状启》记载疏略，“汝等之言”断简，于是给人一种信息误导，似乎福临继位是由多尔衮提出的。睿亲王多尔衮权势倾朝，功劳归于己，罪祸嫁于人。这样，多尔衮就把拥立福临的功劳归于自己。
最后，“九王应之曰”与“汝等之言是”，萧一山《清代通史》在转述上面引文时，做了通俗节录：“睿亲王多尔衮曰：‘诸将之言是也。豪格既退让无续继意，则当立帝之三子福临，若以为年稚，则吾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以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再当归政。’因誓天而散，福临方六岁云。”这里虽省略“九王应之曰”，却将“汝等之言是”诠释为“诸将之言是也”。
由上可见，福临继位之议出自多尔衮的直接史料未见一条，而所据之《沈阳状启》言辞含糊，且存疑点。
济尔哈朗的首倡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拥立福临继承皇位之议首先出自郑亲王济尔哈朗，理由如下。
第一，四大亲王态度。当时最有影响的四位和硕亲王—礼亲王代善抱明哲保身态度，以年老多病为由，不想卷进这场政治漩涡，肃亲王豪格与睿亲王多尔衮角立，互不相让，双方僵持，所以只有郑亲王济尔哈朗比较超脱而能起协调作用。郑亲王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胞弟舒尔哈齐之子，在这场宫廷斗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一则，济尔哈朗虽是舒尔哈齐之第六子，但自幼为伯父努尔哈赤养育宫中；二则，济尔哈朗小皇太极七岁，两人情谊如同胞；三则，阿敏被夺旗后，济尔哈朗成为镶蓝旗的旗主贝勒；四则，济尔哈朗屡经疆场，军功显赫；五则，济尔哈朗年四十五，序齿仅亚于代善，比多尔衮年长十三岁；六则，济尔哈朗受清太宗信任依重，被封为和硕郑亲王；七则，济尔哈朗既是多尔衮的兄长，又是豪格的叔辈，便于两方协调。八则，济尔哈朗表面憨厚而内心机敏，在关键时刻提出重要政议。所以，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大衙门议商皇位继承而陷于僵局之时，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让皇子福临继位。
其次，济尔哈朗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因倡立福临继位之功，而得到担任辅政王的政治回报。辅政亲王的政治地位，较和硕亲王更高一层。当时为何不由代善、豪格，而由济尔哈朗辅政？
显然，代善在这场严重而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没有作出有利于胜利一方的贡献。豪格则与多尔衮对立，如二人同时辅政，会出现两虎相争的局面。至于济尔哈朗之所以为摄政王，主要原因是：他提出了福临继位这一折衷方案，侄子继统，皇叔摄政，理所当然，众王接受。他私下曾表示拥立豪格，而为两黄旗王大臣所接纳。并且，他同代善父子无恶，而为两红旗王大臣所认允。而且，他非帝统血胤，对多尔衮兄弟构不成政治威胁，而为两白旗王大臣所接受。但是，济尔哈朗不久便被多尔衮撤其辅政王。这是多尔衮对济尔哈朗不拥立自己而拥戴福临的一个政治报复，也是多尔衮独揽朝纲的一项举措。
第三，睿亲王权衡利弊。睿亲王多尔衮在两黄、两红和两蓝六旗不支持的情势下，若自己强行登极，只有两白旗支持，明显不占优势，还势必引起两白旗与两黄旗的火并，其后果可能是两败俱伤。解决皇位继承难题的途径不外三条：一是强自为君，得不到两红、两蓝旗的赞同，还会引发两黄旗的强烈反对；二是让豪格登极，自己既不甘心，还怕遭到豪格报复；三是让年幼的皇子福临继位，而自己同济尔哈朗摄政，可收一石三鸟之利—打击豪格，摄政掌权，避免内讧。显然，在上述三种解决办法中，以第三种解决办法比较切实可行，两黄、两白、两红、两蓝各方都可以接受。睿亲王多尔衮，能知时务，聪睿机智，权衡利弊后，才赞同立先帝第九子福临。
第四点证据，顺治帝的肯定。福临当时尚在冲龄，不了解继位政争内幕。后来逐渐知道当年的故事。待多尔衮病死、自己亲政之后，即对皇叔济尔哈朗表彰其当年功绩，赐予其金册金宝。《清世祖实录》顺治九年二月庚申记载：
在此，顺治帝福临明确表明：济尔哈朗在诸王议立自己为帝时，有首议之功。福临的这番话，说出了当时的内情。郑亲王之功，在拥立福临。顺治帝对其他的亲王、郡王，在决定自己继位的功绩上，都没有进行过表彰，而只有对济尔哈朗表彰此事。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济尔哈朗在大衙门诸王贝勒会议上有拥立福临继位的特殊功勋。
因此可以说，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大衙门诸王贝勒皇位继承会议上，鉴于豪格与多尔衮争夺皇位陷于僵局，能从大局出发，平衡各旗利益，提出折衷方案，首议由福临继承皇位，得到多尔衮的回应，也得到诸王贝勒公议。清太宗皇太极遗位争夺的结果，既不是角立一方的肃亲王豪格，也不是角立另一方的睿亲王多尔衮，而是由第三者六岁的福临继承。这个方案与结果，对礼亲王代善无利无弊，睿亲王多尔衮有利有弊，于肃亲王豪格无利大弊，于郑亲王济尔哈朗则有利无弊。
所以，皇太极遗位由福临继承，得益最大的四个人是：福临、孝庄太后、济尔哈朗和多尔衮。
庄妃的推波助澜
另有一种说法，是顺治皇帝的生母庄妃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皇太极死后，庄妃在悲痛之余，已感到争夺皇位的剑拔弩张之势，听到磨刀霍霍之声，她想，难道太祖、太宗创立的大清基业，就在这自相残杀中毁掉吗？
庄妃知道迟早会有这场斗争的爆发，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样快、这样猛，她不能再在沉默中等待了！在清宁宫的权力还没有完全丧失之前，她要运用这个权力，为自己的命运去搏斗一番。她想到了福临，自己的命运要靠儿子来改变。她冷静了许多，一边客观地分析着形势，一边精心筹划着计策。
经过几个昼夜仔细认真地思索，庄妃终于想好了一个折衷方案：她要把福临推上皇位。推出福临，可以使双方白热化的矛盾降温，再说福临的背后，有忠于皇太极、忠于后妃的两黄旗，还有科尔沁的支持。庄妃的性格、才智、勇敢促使她去进行一次冒险的尝试。
这个冒险是以生命为赌注，如果福临在争位之中失败，势必会为成功之人所残杀，庄妃自己，也会落得殊途同归的结局；但这个冒险又是值得的，自己身为先皇身边最宠爱的妃子，又协助其处理政事，势必会引来一些人的不满与怀恨之心，不能成为太后，只作为先帝遗孀，无权无势、无位无名，正给了这些居心叵测之人以可乘之机，性命难免不保。两相权衡，还莫不如铤而走险、险中求生呢！幸运的是，这个以母子性命为代价的赌局，庄妃笑到了最后。
庄妃决定之后，立即找皇后商量，她要靠皇后这棵大树的庇护。在向皇后分析了目前的形势以后，皇后深感害怕：不管豪格还是多尔衮谁继位，都要发生一场血战，结果都是不堪设想的。再三思量之下，她决定支持庄妃，让福临继位，以保住清宁宫的特权，避免相互残杀的悲惨局面的出现。再然后，皇后和庄妃一起劝说豪格支持这个方案。豪格虽然明白这个道理，却总觉得委屈。
顺治帝登极诏书
豪格回到家中后，对侍候在身边的爱妻心灰意冷地道：“我德小福薄，不堪继位。让皇九子继位还可以，如果让多尔衮继位，我决不允许。”
几乎与此同时，急不可耐的多尔衮在三官司庙召大臣索尼询问册立之事。索尼道：“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其他的我不知道。”
“必立其一？”除豪格外，还会是哪个皇子呢？多尔衮在沉思。
代善年高望重，又有实力，争取他的支持很重要。说通豪格后，庄妃和皇后立即召大贝勒代善入宫，争取代善的支持。代善害怕豪格与多尔衮反目为仇，自相残杀。可当皇后提出要立福临时，他沉默了。他想，如果立福临，庄妃不就听政了吗？大清国说什么也不能掌握在一个女流手中！庄妃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诚恳地对代善道：“大贝勒素以国事为重，请放心，福临继位后，我退居后宫，深居简出，决不参政。”代善终于默认了。
抓住这个时机，庄妃决定面见多尔衮。当她来到睿亲王府时，多尔衮吃了一惊，庄妃微微一笑，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地道：“我来睿亲王府，是和你商议嗣君事宜的。论功劳地位，你是有资格登大位的。但先帝有子，头一个豪格就不会甘心。先帝其他年长的儿子，以及代善一支，都会反对你。到那时，国中岂不就大乱了吗？”
“先皇在日，就有立我的说法。我整整等了17年。”多尔衮无不愤慨地道。
庄妃为了平息多尔衮的火气，语气非常缓和，道理却十分中肯，只听她缓缓地道：“王爷要以国家为重。大清基业初定，宏图尚未成功，我怕兄弟反目，有愧两代先王。清宁宫决意不会拥立肃亲王豪格。他虽然是太宗皇帝的长子，为人又忠厚直爽，但只知其武，不知其文。今后大清要叩关而入，问鼎中原，这副担子他挑不起来。”多尔衮听到后宫不再拥立豪格，松了一口气。
“我有一个主意，特来和王爷商量。”庄妃接着道。
庄妃以前虽然也见过，但没有现在这么近的距离，可谓咫尺之间看得这样从容，这样清楚，多尔衮看她比自己妻子美丽多了。他对她有相当的好感，憋在心里的气也没有了，道：“皇嫂说出来听听。”
庄妃见时机已到，忙道：“我儿福临，年方六岁，可以让他继承皇位，以王爷为摄政王，全权负责军国大事。这样安排，诸王贝勒不好公开反对，而王爷又能控制实权。国家不会发生内乱，王爷大权在握，也实同皇帝。不知王爷意下如何？”
多尔衮见庄妃说得合乎情理，言语中不仅表现出对自己的关怀，更分配了自己的权力。终于决定服从皇嫂的意见，不再争当皇帝，并表示全力协助其侄福临登上皇位。
经过五天五夜紧张激烈的明争暗斗，八月十四日，诸王贝勒大臣会议召开，讨论嗣君问题。会议由大贝勒代善主持，他年长德高，理所当然。大臣索尼首先讲话，强调必须立皇子。代善则进一步说明，应当立豪格。而豪格的讲话中则有些谦让，他说自己“德小福薄，非所堪当”，中间退出会场。
这时，阿济格、多铎趁机提出让多尔衮继位。对此，两黄旗大臣坚持反对，甚至佩剑向前，表示若不立帝子，宁愿跟从皇太极死于地下。而两白旗大臣又坚决反对立豪格。双方剑拔弩张，弄不好会导致一起流血冲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多尔衮提议拥立皇太极的第九子六岁的福临为帝，由他和济尔哈朗（努尔哈赤弟）共同辅政，等福临长大后归政。这一折衷方案，立即得到会议主持者代善的支持，很快被会议通过成为决议。这是一个解决择君危机的折衷方案，照顾了各方面的利益，维护了满洲贵族的团结，以求入主中原。多尔衮与豪格的主动退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这种共同利益的认识。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在沈阳继承帝位，第二年改元顺治，是为清世祖。
几种说法各有理据，在究竟是谁把六岁的顺治托到帝位上去的这个未解之谜上，还有很长的研究之路要走。
他披上的是寿纱还是袈裟
年轻帝王撒手人寰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六，人们还依然沉浸在“年”的喜悦中时，孝庄太后却在经历她这一生中最难熬的一个春节，因为她年仅24岁的儿子福临即将永远地离开她、离开那个龙椅、离开这个世界。顺治帝的突然死亡也给世人留下了诸多谜团。因为之前从来就没有顺治帝有病在身的说法，身为帝王不比寻常百姓家，一向都是养尊处优的，怎么就能如此易折了呢？而且是伤心黯然毫无留恋地离开。这些可以在顺治帝临死时留下的遗诏中看出。遗诏中除了对大清以及母后的愧疚之外，就是即将要得到解放的解脱之情。
据史书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二福临患病，正月初七驾崩于养心殿。《清世祖实录》对顺治帝患病的经过、去世前的活动、死亡情况等是这样记载的：
疑点重重的官方记载
从《清实录》中的详细记载可以看到，顺治帝患病是在初二日，而到初六日已经“大渐”，就是病情急剧加重而且很危险，到初七日凌晨就去世了。而对死亡情况的记述却仅有11个字：“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并未对其病因提及半字。
正是基于《清实录》所载，顺治帝病发突然，死因不明，后人不免产生了怀疑：为什么关乎皇帝生死的大事，只以寥寥数字敷衍了事，并且对死因只字未提？顺治帝正当人生盛年，并没有听说患什么病，怎么突然就撒手人寰了呢？
顺治遗诏中的密码
另外，顺治帝的遗诏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年仅24岁的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撒手人寰。辞世前一天，他召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入养心殿面谕遗诏。遗诏云：
在这份遗诏中，顺治帝列举了自己平生的14条罪行，比如对自己渐习汉俗、早逝无法尽孝、与亲友隔阂等，均充满了自责之语。为什么顺治帝会对自己所作所为如此内疚自责？这样的自责似乎很不符合一代少年天子离开人世时的最后心情。因此有人怀疑这份遗诏并非出自顺治帝本人，而是出自顺治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之手，因为自责的内容，多是皇太后对顺治帝的不满之处。这自然加深了人们对顺治帝之死的更深一层的怀疑。
天花要了少年天子的命
顺治帝之死和遗诏的可疑，引起了后人的各种猜测。清史学者孟森先生经过详细考证，发现顺治帝是死于天花，而不是离宫出家，这一点见于他的《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之二《世宗出家事实考》。孟森的论据来源于顺治时的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所撰的《年谱》。该《年谱》详细记载了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至初八这几日顺治帝及其本人的活动：
《年谱》上明确记载顺治帝对他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由此，孟森先生认为王熙作为顺治帝的宠臣，且在顺治帝病亡之前一直侍奉其左右，其《年谱》并非官方史书，没有必要避讳隐瞒，其上所言可信。他还进一步发现，当时的兵部督捕主事张宸在所撰的《青集》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辛丑正月，世祖章皇帝宾天，予守制禁中二十七日，先是初二日，上幸悯忠寺，观内吴良庸祝发。初四日，九卿大臣问安，始知上不豫。初五日，又问安，见宫殿各门所悬神对联尽出。一中贵问各大臣耳语，甚仓惶。初七日，释刑狱诸囚一空。传谕民间勿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张宸与王熙一样，都是顺治帝病逝前后的亲身经历者、目睹人，都说顺治帝是死于天花，这些事实似乎都确凿无疑地证明顺治帝确实死于宫中。
至于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顺治帝患天花而死的原因，孟森先生认为，由于当时人们谈“天花”而色变，为了稳定人心，避免引起朝野恐慌，才对这一病因秘而不宣。后来的史学者出于避讳，也没有在史书上说明。
有关专家还分析认为，从顺治帝的感情基础和思维方式分析，遗诏中的自责并非不合情理。入主中原后，顺治帝所面临的环境是完全不同于他的先祖们的，可以说是相当陌生的，他不但要尽力去熟悉与适应新情况，有时还要背离满族原有的习俗，这难免会使他陷入一种困惑与矛盾之中。另外，顺治帝曾经一度笃信基督教，也可能会形成感恩所得、自我忏悔的性格。在这种情况下，顺治帝因自己不能很好地解决新问题而自责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也是这样，他在位期间曾屡次下诏自责，并要求各种文书不能称自己为“圣”，甚至还常把各种灾害或者动乱归于自己的“政教不修，经纶无术”。在《清世祖实录》中还有一些记载：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讨平李定国后，顺治帝认为这些成就并不是自己的德行所能实现的，拒绝贺礼；顺治十七年（1660年），在祭告天地、宗庙时，他对自己在位的17年作过简单的总结，通篇是自谴自责之词，并且下令暂时终止官员上给自己的庆贺表章。所以说，这《遗诏》中自我责备也是符合顺治帝的性格的。
退一步来说，就算这份诏书有伪造的嫌疑，也可能是顺治帝在病重期间，神志不清，无法口授遗诏，而根据太后之意由大臣们草拟而成。再说，据记载，顺治帝临终还遗命：“祖制火浴，朕今留心禅理，须得秉炬法语。如善果、隆安法喜有素，可胜此任；若森和尚不日能至，法次长於两寺，可转命也。”最终于四月十七日，由赶到京城的茆溪森和尚主持，在景山寿皇殿为顺治帝遗体秉炬火化。这件事在茆溪森死后，由他的徒弟们编纂的《敕赐圆照茆溪森禅师语录》中有记载，足以证此事不假。
《清圣祖实录》卷一中还记载有：安放顺治帝遗体的梓宫（棺材），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月初二日被移放到景山寿皇殿。其后，继位的康熙皇帝在所有应该致祭的日期都前往致祭。卷二中又记载，在四月十七日这一天，康熙皇帝来到安放着顺治帝梓宫的景山寿皇殿，在举行了百日致祭礼以后，将顺治帝的神位奉入了乾清宫，以等待选择吉日奉入太庙。二十一日，则举行了“奉安宝宫礼”。“宝宫”二字的意思，是骨灰罐，这说明，二十一日时顺治帝已经被火化。所以说，顺治帝驾崩于养心殿是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的子刻，病因可能是天花。据《清圣祖实录》卷九记载，该“宝宫”在康熙二年（1663年）四月二十四日黎明，被起程移奉孝陵，在六月初六日的戌时，同孝康皇后和端敬皇后的宝宫一起，被安放在地宫的石床上，并掩上了石门。
从上面的分析看，顺治帝患天花而死，似乎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答案。但是也有学者并不认同这一说法，并提出了质疑。首先，据医书记载，人患天花后，痘疮成浆之时精神倦怠，神思昏沉，不省人事，呼之不应，自语呢喃，如邪祟状。从医理上看，患天花的人死前根本不可能神志清醒，就是皇帝也不例外，还怎么可能口授遗诏？因而，《年谱》中记载的关于顺治之死的一些内容是不太真实的。再说，史料上对于顺治帝得病的时间也是自相矛盾的：《清世祖实录》记载，初二那天顺治感到身体不适；《青集》却说初二顺治到悯忠寺看太监吴良辅剃度；《年谱》记载王熙初一到初三连续三天进宫请安，都没有说顺治生病。《年谱》是最让人怀疑的：如果顺治真的染上了天花，他不可能在初二发病初期冒着高烧到悯忠寺看太监吴良辅剃度，更不可能在初三那天还和王熙讨论事情。而且让人们感到费解的是，王熙最后讨论的内容，用了“俱不敢载”四个字简单带过。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原因或苦衷的话，王熙为什么要在顺治帝驾崩这一问题上遮遮掩掩呢？顺治患病去世应该属于正常死亡，为什么清宫档案对他的死因只字未提，讳莫如深？
对于此，民间广为流传着另一种说法，称顺治帝根本没有死于天花，而是到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孝庄太后为了顾及大清的声名，只好对外宣布顺治帝驾崩，由顺治帝八岁的皇子玄烨即位，即康熙帝。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顺治帝真的出家当和尚了吗？他又为何要出家当和尚呢？
五台山上的和尚是谁
笃信佛法的皇帝
要探究顺治帝是否出家，这要从他迷恋佛法说起。清朝统治者本来就推崇藏传佛教，早在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时候，他的脖子上就挂有念珠，并在清朝的第一个都城赫图阿拉修有佛寺、皇寺。皇太极把都城迁到盛京沈阳后，更是修了实胜寺。加之，顺治帝的母亲孝庄太后是蒙古族人，自幼就受到佛教的熏陶，又年轻寡居，就以虔诚信佛排解心中的苦闷。
正是由于种种历史和家庭的影响以及个人的特殊因素，顺治帝自小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稍长就信奉起佛教来，他的一生更与佛教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据记载，顺治帝14岁那年，在遵化打猎的时候认识了一位法师。当时，这位法师正在山洞内静修，两人相见后，交谈甚欢。从这以后，顺治帝更加迷恋佛法。顺治十四年，在太监的精心安排下，顺治帝还亲自到高僧憨璞聪居住的海会寺，与他促膝长谈。回宫后，他又把这个和尚接到宫城西侧西苑（也就是现在中南海）的万善殿，继续论佛谈法。顺治帝还与当时著名高僧玉林、木陈、茆溪森等过往甚密。一次，顺治帝在与茆溪森和尚谈话时，还自称是他的弟子，这在历代帝王中也实为少见。顺治帝还请玉林为他起法名，“要用丑些字样”，他自己选择了“痴”字，于是取法名“行痴”，法号“痴道人”。玉林还称赞顺治帝是“佛心天子”，顺治帝在这些和尚面前则自称弟子。据记载，顺治帝还作了出家偈，全篇充满了佛家禅悟的情怀以及对出家为僧的向往，更包含着生在帝王之家的辛酸和不幸：
顺治帝与高僧的谈话中更是多次流露出遁隐空门的思想倾向。比如，一次，福临与佛教大师玉林谈起自己的身体不好，食不甘味，寝不安枕，随后说道：“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每到寺院，见僧家明窗净几，辄低回不能去。”还说道“财宝妻，人生最贪恋摆拔不下底。朕于财宝固然不在意中，即妻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情。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玉林闻言大为吃惊，极力劝谏福临身为国君，是要“保持国土，护卫生民”的，如果只图自己清静无为，忘却这件大事，凭你如何修行，“也达不到诸佛田地”。所以“出家修行，愿我皇万勿萌此念头”。这才劝住了顺治帝。
作为一位年少有为的君主，万人仰慕的少年天子，顺治帝如此迷恋佛法，多次萌生遁隐空门的想法，确实非同寻常，令人费解。
除了受周围人群的影响，他本人所处的环境以及遭遇是否也是一个原因呢？的确如此。首先，我们知道顺治帝是在清太宗皇太极去世后，在多种政治势力复杂斗争和互相妥协的情况下，侥幸当上皇帝的。而他在位的18年，前8年主要由摄政王多尔衮发号施令，他根本就是一个政治傀儡。多尔衮后来更是独揽大权，逐步分化了支持顺治帝的各种力量，顺治五年，更是被尊奉为“皇父摄政王”，成了名义上的“太上皇”，实际上的皇帝。顺治帝的处境危如累卵，只有仰人鼻息，任人摆布。由此可以想到，顺治帝前期一直生活在摄政王多尔衮的阴影里，处境危险，经常担惊受怕。这些因素对顺治帝性格的形成，以及后来一心向佛有一定的影响。另外，从史料分析，顺治帝与自己的母后孝庄太后的关系也并非多么融洽。《清史稿·后妃传》中对于顺治帝与母后的关系记载十分简略，仅仅60个字，而且所记内容也多是例行公事的一些事情。在这种环境下，形成了顺治帝高傲自尊，而又任性敏感的个性。加之多情善感，身体羸弱，他常常在苦闷和忧郁中度日。特别是作为大清国承前启后的一代君主，他肩负着太多的使命，亲政后，更是日理万机，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事务，年仅10多岁的少年天子，不胜重负，该会有多累多烦？据说，有一次他曾对木陈说：“我睡觉时只能单人独室，不能与人同床。临睡前，必须让所有的人都出去，若听到一丝气息，就一夜睡不着。睡早了也不行，必须熬过半夜，困极了，才能一觉睡着。”从中也可看出顺治帝的苦闷，甚至患有脑神经衰弱的疾病。而佛教的出现正好慰藉了他疲惫的灵魂，给他打开了一个逃避现实、回归轻闲自我的全新世界。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南北朝
从以上分析来看，顺治帝确实与佛教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在这种情况下，当宠爱的董鄂妃不幸去世后，一下子失去了精神寄托的顺治帝，万念俱灰，产生遁入空门的念头也就不足为怪了，难怪会有传说顺治帝出家与他宠爱的董鄂妃的去世有着直接的关系。
遁入空门的帝王
董鄂妃的逝世使少年天子彻底崩溃了。他痛不欲生，亲自为她守灵，并且不顾皇帝的尊严，大哭大闹，“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在董鄂妃逝世的当天，他又下令“亲王以下，四品官员以上，并公主、王妃以下命妇，俱于景运门外，齐集哭临，辍朝五日”。如此，他还嫌不够，又破例追封董鄂妃为皇后，并加谥号“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敬皇后”，谕下礼部。闻者颇感惊讶：“不过一个贵妃罢了，又何至于如此。”顺治帝在第五日，还在爱妃生前居住的承乾宫举行了隆重的追封典礼，以自己的名义撰写了《董鄂妃行状》的祭文，全文数千言，极尽才情和哀伤，历数了董鄂妃的嘉言懿行，兰心蕙质。顺治帝还命大学士金之俊写了《孝贤皇后传》。尽管顺治帝已经做得够多了，然而仍然难以平复内心的痛苦，他又下令将承乾宫内大小太监、宫女等30余人全部赐死，为贵妃殉葬，造成了清宫罕见的一大惨案。
不仅如此，几近失去理智的顺治帝，再无心政事，还大吵大闹着要出家，两个月内先后38次到高僧馆舍，谈佛论禅，完全沉迷于佛的世界。据《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年谱》《敕赐圆照茆溪森禅师语录》《北游集》《续指月录》等僧侣书籍的记载：顺治帝曾经在十七年（1660年）十月中旬，也就是贵妃去世两个月后，决定舍弃皇位，身披袈裟，孑身修道。他命令茆溪森和尚为其举行了净发仪式。起初，茆溪森百般劝阻，他都不听，没有办法只好为他进行了剃度。而这一举动急坏了皇太后，她火速派人把茆溪森的师父、报恩寺主持玉林招回京城。玉林到京城后对弟子茆溪森的行为极为恼火，当即命人架起柴堆，要烧死他。玉林还对顺治帝进行了规劝，而顺治帝一心皈依佛门，并提出佛祖释迦牟尼和禅祖达摩不都是舍弃王位出家了吗？玉林说，他们是在过去世悟立佛禅，而现在从出世法来看，最需要您在世间护持佛法正义，护持一切菩萨的寄身处所，所以您应该继续做皇帝。正是在玉林的规劝和要烧死茆溪森的压力下，顺治帝才回心转意，蓄发还俗了。
虽然这一件事不为清朝正史所载，但这些高僧的普遍记述，似乎证明了它的真实性。就是说顺治帝在爱妃去世后不久，确确实实削发为僧了，后在众人的一再劝阻下，不得已只好蓄发还俗了。茆溪森和尚的塔铭上就有这样几句话：“人人道你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哈哈，总是一场好笑”，也印证了这件事。
事后不久，顺治帝接受玉林的建议，在阜成门外八里庄慈寿寺从玉林受菩萨戒，并加封他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顺治成为清朝历史上唯一公开归依禅门的皇帝。
或许正是因为顺治对董鄂妃和佛法的痴迷程度超出了寻常，民间才自然而然地流传开了顺治帝并未死去，而是到五台山为僧的观点。
五台山上的特殊僧人
对于顺治帝是否出家当了和尚，现在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支持这一说法的人认为，据《起居注》记载，康熙帝即位后不久，孝庄皇太后曾多次带着他上五台山礼佛。这一活动本来完全可以在北京举行，他们为什么舍近求远，不远千里去五台山呢？这一异常之举，有人怀疑可能是孝庄皇太后和康熙帝以礼佛之名，行前去探望顺治帝之实。民间更是传说，康熙帝一生5次巡游五台山，实际上都是为了寻找父皇，但尘缘已了的顺治帝根本不与他相认。无奈的康熙帝曾在寺庙墙壁上题写了“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的诗句，表达了这种父子不能相认的苦闷心情。
另外，有人说从当时江南著名才子吴伟业的《清凉山赞佛诗》诗中也能看出顺治帝出家的意思来：“陛下寿万年，妾命如尘埃。愿共南山椁，长奉西宫杯。”在当时的江南广泛流传着顺治皇帝与董鄂妃的故事，不过那里的人们多认为董鄂妃就是江南名妓董小宛。于是，人们见到吴伟业的诗后，就认为陛下就是顺治皇帝，而诗中的“千里草”和妾无疑就是董小宛。
还有“八极何茫茫，日往清凉山”一句，也很不容易让人理解。据吴伟业笔记记载，诗中的清凉山，指的就是佛教圣地五台山，顺治帝生前从未到过五台山，为何诗中会说顺治帝“日往清凉山”？据说，有一次顺治帝在梦中见到董爱妃到了五台山，因此也决意到五台山修行。由于吴伟业的诗素有“史诗”之称，人们也对这种说法十分笃信。在五台山也确实流传着各种各样有关顺治帝到此出家的故事和传说，并且都生动形象。晚清时，庚子之变后，慈禧太后西逃到山西，当地官员为接待她，从五台山借了一些用具。据说这些用具跟宫廷用具相似，很可能是在此出家的顺治帝当年用过的。
《清朝野史大观》《顺治演义》《顺治与康熙》等野史和文学作品中，更是把顺治帝出家的过程描绘得具体、生动，合情合理。比如《清朝野史大观》中记载：“世祖（顺治）之于董贵妃，所谓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者也。乃红颜短命，世祖对之，忽忽不乐，未数月，遂弃天下，遁入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佛土……满洲族人，虽百方劝解，卒不能回。由是于十八年正月，谬谓世祖病殁，而以十四罪自责之遗诏下矣。”蔡东藩在《清史演义》中也写道：“顺治帝经此惨事，亦看破世情，遂于次年正月，脱离尘世，只留重诏一张，传出宫中。”从以上分析来看，顺治帝当年似乎真有到五台山出家的可能。
艺术与现实的差距
但是反对者则认为顺治帝是死于天花，并没有出家。除了前面所叙述的顺治帝极可能死于天花的观点外，他们认为拿吴伟业的《清凉山赞佛诗》来说明顺治帝出家一事，是十分荒唐的。顺治帝有没有出家，其周围的大臣们都不知道，怎么偏偏吴伟业就知道了？还有人认为，其中“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的“千里草”指的是董小宛，可是实际上顺治帝与江南名妓董小宛年龄相差16岁，并且董小宛的丈夫冒辟疆在所著的《影梅庵忆语》中明确证明她在顺治八年时就已去世，不可能得到顺治帝宠爱。在当时信息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把董鄂妃误认为是董小宛，以讹传讹，从而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人附会在了一起，这也证明了这种说法的荒谬。再说，《清凉山赞佛诗》只是一首诗，作者很可能尊重了艺术的真实，而忽略了历史的真实。
至于说孝庄皇太后和康熙帝后来几次到五台山是为了寻找顺治帝的说法，也显牵强。孝庄皇太后本人就笃信佛教，五台山又是佛教名山，到五台山许愿拜佛是很正常的事情，并无可疑。五台山所流传的顺治帝到此出家的故事以及在那里找到了与宫中相似的器具等说法，很可能是五台山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编造出来的，并不是历史事实。
两种观点截然相反，各有各的理。顺治帝到底是死了，还是出家为僧了，孰是孰非，恐怕也不好说得清楚。
是郑成功杀了顺治帝吗
一部手抄本重演未解之谜
2004年4月，某报上刊登出了“顺治被郑成功毙于厦门”的新闻，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一报道主要源于手抄本的《延平王起义实录》一书。这本书是郑成功的后人郑万龄在整理祖上的遗书时发现的。全书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郑成功戎马倥偬的一生。其中，有一段记载说：有人密报郑成功，高崎之战中，顺治皇帝在厦门思明港被炮击中，清军将领达素不敢对外公布这个消息。另外，书上还有一段披露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被害内幕的文字，其中再次提到顺治帝死因：太师郑芝龙降清后，屡次写信劝儿子郑成功投降清朝都以失败告终，但顺治帝并未加罪于他。而顺治帝被炮毙于厦门后，辅臣苏克萨哈与郑芝龙有仇，向康熙帝建议：“郑成功可以用炮击死我们的先皇，皇上难道就不能处死他的父亲吗？”康熙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即位不久就把郑芝龙处死了。
顺治帝御驾亲征的传说
这个关于顺治帝之死的全新说法引起了有关学者的注意。有学者认为，顺治帝很有可能御驾亲征，到过厦门，并且清军将领达素之死，确实存在颇多疑点。《延平王起义实录》中称，顺治帝被炮毙后，达素畏罪自杀。在另一部重要史料《海上见闻录》中，今人发现也有类似的记载：十月清调达素回京问罪，达素在省吞金而死。如果这个记载属实，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达素走上了自杀之路呢？
不仅仅是史料中，就是民间也有顺治帝曾经御驾亲征来到厦门的传说。述职这个故事的人都说，顺治帝与郑成功作战时被郑成功炮轰而死，并掉在了港中的江水里。水里的鱼吃了皇帝的肉后，身体还发生了变形，成了无鳔江鱼。王熙在其书中对顺治帝之死讳莫如深，闪烁其词，仅仅用“俱不敢载”四字带过，是不是因为顺治帝是被郑成功炮轰而死，清廷严格保密，才不敢说呢？
不过，也有专家对此提出了质疑。首先，为什么这么重大的事情，在记录郑成功事迹的《先王实录》里边没有记载呢？据考证，郑成功在收复台湾之前曾说过打败了达素军队，但并没有说打死了顺治帝。其次，南明大臣张煌言在给永历皇帝的所有奏报中，也从没提到顺治帝死于郑成功的炮轰。据此分析，在当时应该没有这种说法，否则各方不可能没有反映。清军与郑成功所部作战是在五月，如果说顺治帝被郑成功炮毙而死，应该不超过五月。而新皇帝即位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如果顺治帝五月死的，这说明从五月到第二年正月，这么长一段时间清廷皇位是虚悬的。这可能吗？
依然悬而未解的千古之谜
总之，《延平王起义实录》中的记载，给顺治帝之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说法。但是顺治帝是否御驾亲征来过厦门？是不是真的死于郑成功的炮轰？除了一份家传的手抄本和一个无稽的传说外，并没有找到其他什么强有力的佐证。
顺治帝究竟有没有出家？他又是怎么死的？也许永远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顺治帝神秘的死亡也许在紫禁城的静默中被永远尘封了，然而，历史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诸多难以猜测的谜题，才会显得更加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