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多情皇帝—皇太极
皇太极为何与敌人握手言和
皇太极的恐惧
努尔哈赤葬礼上，袁崇焕所派使者的到来，引起了后金政权的一片哗然。任谁都会知道，这个冤家的到来，带来的绝不是悼念与眼泪，而是嘲讽和鄙视。更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就在大小贝勒们恨不得生食其肉时，后金新君皇太极对杀父仇人则坦然待之，并提出与明议和修好的建议。
皇太极害怕了？他究竟在做什么？
皇太极做出这个决定并非怯敌，而是综合考虑各种政治军事因素的结果。
首先，从努尔哈赤与袁崇焕宁远城楼的一战中，皇太极看到了大明王朝虽然内部已经腐如朽木，但外围仍有道坚固的“长城”需要突破，袁崇焕就是其一。即使能够突破，两强相争，损耗也极大。而此时，左右两边又有明朝的附国朝鲜和虎视眈眈的蒙古，与明直接以硬撼硬并非明智之举。
其次，努尔哈赤后期，特别是进入辽河平原以后，实行的那些错误政策，使得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有组织的武装暴动此起彼伏。面对辽东汉民的反抗，努尔哈赤继续执行高压政策，结果矛盾进一步激化，人口逃亡、丁壮锐减、田地荒芜、民不果腹、盗寇横行，使得后金的经济大打折扣。所以，必须争取一段休养生息、调整治理的时间。
最后，则是皇太极谋取大明江山的战略问题。皇太极认为明朝已然是一棵败坏腐朽的大树，与其强力伐之，不如待其内部朽蚀，则唾手可得。这从他后期提出的“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扑，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即克山海（关）？今明国精兵已尽，国势已衰，我兵力日强，若四围纵略，从此燕京可得矣”（《清太宗实录》）的理念就可看出，对于取明朝，他早已成竹在胸。
“伐木人”的举措
“伐木人”皇太极利用争取到的宝贵时间，开始他层层递进的“伐大树”行动。
皇太极即汗位后，不满足于守成，不满足于发一隅。他看到了满洲人的强大力量，也看到了明王朝的腐朽，深知自己正逢入主中原、为后世子孙开创基业的绝好时机。不过他也明白，要做到独霸天下，仅凭此时的后金绝无可能——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存在着深重的危机。为了改变这种内外交困的现实，使后金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睿智的皇太极终于下决心走改革创新之路。
为了纠正努尔哈赤后期时的统治弊端，稳定后金统治，加强对汉族人的管理，皇太极认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于是他即位后颁布的第一道上谕，就是对努尔哈赤在辽沈地区实行的制度、政策改弦更张。
针结汉族人大量逃亡，他规定无论汉官汉民从前有欲潜逃者，还是与明廷往来者，即使被告发，也概不论处，唯以后不得再犯；针对汉族人的不满情绪，他规定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役满汉勿致异同。满汉贵族、官员及其下人，不许擅自掠取庄民的牲畜，也不准勒索汉官财物，违者责罚；针对粮食不足，他规定停止修筑城郭边墙，以恤民力，专勤田亩，专心务农，发展生产。
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是对汉民的管理。皇太极把从前每十三丁编为一庄、依满族官位品级配给为奴的编制革除，重新规定：按品极每备御给壮丁八人、牛二头以备役使，其余人分屯别居，不与满族人杂处，编为民户，用汉官得理。天聪五年，皇太极颁布《离主条例》，其中规定：凡奴隶主犯有私行采猎、擅杀人命、隐匿战利品、奸污属下妇女、冒功滥荐、压制申诉等罪，许奴仆告发，准其离主。这一条例，限制了满洲贵族的某些特权，有利于奴仆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经过几年努力，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粮食基本上能够自给，社会矛盾得到缓和。这些措施在实际贯彻过程中并没有全部得到应有的落实，汉族人的处境有所改善，但逃民问题未能根本解决。
通过对旧制度旧政策的变更和改革，后金社会秩序略有好转。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建国号为“清”，改年号为“崇德”。是年，他依据汉官的建议，实行开科考试、荐举人才、设置都置院，写服饰、明尊卑，等等。汉官熟悉明朝典章制度，洞悉明廷的弊端，皇太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赏赐汉官奴仆、马匹。调动了汉官的积极性，竭力施展才华以报答皇太极。
对于先进的汉族文化，皇太极也表现出孜孜以求的浓厚兴趣。他即位不久便设立文馆（内三院前身），把文臣分为两班，一班记注本朝政事，以究其得失；一班则专事翻译汉文典籍，以吸取和借鉴汉族统治政权的经验，将《刑部备要》、《要素》、《三略》，以及《孟子》、《三国志》、《资治通鉴》等译成了满文。同时，皇太极对其本民族长期存在的“婚娶则不择族类，父死子妻其母”等陋俗也严令禁止。
皇太极的建国方略，是在强调“满汉一体”和治国在于安民的方针下制定的。皇太极大胆地使用汉族、蒙古族文臣武将，适时地解放奴隶，实行满、汉、蒙共同治国治军，并注重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对满洲政权的汉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有一点可惜的是，皇太极对这些改革措施的监督不力，致使一些好的改革措施没能得到落实。
在皇太极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推行汉化政策的过程中，范文程成为皇太极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他虽不在议政大臣之列，但几乎能参与所有重要机密，对内对外方针政策的制定，国家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各级官员的任命，范文程都有广泛的影响和权力。皇太极晚年随着权力的集中，性格越来越暴躁，许多亲王、大臣动不动就被削爵，或被罢官，而对范文程却始终宠信不衰。每次召见，“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召人”。每当议论大事，必问：“范章京（文程）知否？”即使范文程有病告假，对一些事情的处理也“待范章京病愈裁决”。
皇太极将范文程视若心腹，但对自己的兄弟却没那么慈悲。他深知，自己的皇位得来地不那么光明正大，手足觊觎之心不可不防。这不仅仅关系到皇位易主的事宜，更与政权的稳定息息相关。皇太极深知，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下，唯有把大权握于自己的手中，方能实现先帝未竟的遗愿。
一方牵挂所有帝王心的真假玉玺
多尔衮立下的大功
后金天聪八年九月，多尔衮在征伐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残部的时候临之以威、施之以谋，未费一兵一卒，便让林丹汗余部不战而降。
这个功绩说小不小，但说大也不算太大，因为与多尔衮所立下的另一份功劳相比，区区的军功都不值得一提。那份大功便是：多尔衮自林丹汗部手中得到了失踪200多年的“传国玉玺”。
“传国玉玺”，乃是由春秋时期著名的和氏璧制成。秦朝时，咸阳玉工王孙寿奉秦始皇命将和氏璧精研细磨，雕琢成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的玉玺；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用来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的信物；之后的历代帝王都将此玺为视为帝王信物，奉为镇国之宝，得到它就象征着该帝王“受命于天”，失去它则意味着“气数已尽”。凡是登上帝位却没有此玺的，就被人讥笑为“白板皇帝”，显得底气不足而被世人所轻蔑。
传国玉玺在中国历史上几经出没，到了元末之时，元顺帝携玉玺远走大漠，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深入漠北，穷追猛打远遁之残元势力，其主要目的便是索取传国玉玺，然而最终还是无功而返。传国玉玺从此再也不知所踪。
如今，“传国玉玺”被多尔衮自蒙古人手中取得，并将之献给皇太极，此功可称为不世。皇太极在下定决心征讨蒙古之前，是决不会想到这个惊喜的。
皇太极手中的传国玉玺是真是假
唐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废唐哀帝，夺得传国玉玺，建后梁。16年后，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玺转归后唐。又过了13年，石敬塘引契丹军至洛阳，末帝李从珂怀抱传国玉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玉玺就此下落不明。
后周太祖郭威称帝后，四处寻找传国玉玺，但终不能如愿以偿，无奈之下，只好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到了北宋。北宋哲宗时，有个名叫段义的农夫在耕田时挖出了传国玉玺，送至朝廷。经13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这就是始皇帝所制的传国玉玺。然而许多朝野的有识之士都怀疑这块玺其实是假的。北宋末年的徽宗喜好风雅，增刻印玺10方，当时便有人讥笑他是画蛇添足，其实徽宗真正的目的是要淡化传国玉玺的地位，日后若真的鉴定出手中的这方传国玉玺是个赝品，自己也好圆谎。
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攻破宋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徽钦二帝做了俘虏，传国玉玺被大金国掠走，其后便销声匿迹。
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世祖忽必烈驾崩。传国玉玺突然在元大都（今北京）的市场上出现，并被公开叫卖。权相伯颜得知后，命人以重金买到。传国玉玺至此落入元朝王室手中。
元朝末年，元顺帝在明军的穷追猛打之下携玉玺远遁大漠，不知所踪，最后这枚玉玺方被多尔衮取得，并进献给皇太极。
不过，这枚玉玺的真假实难判断。可以明确认定传国玉玺出现的最后时间是后唐末帝李从珂怀抱玉玺自焚。其后所出现的玉玺都难辨真伪。因此，我们不能肯定皇太极手中的传国玉玺就是真品。
乾隆帝亲自鉴定玉玺
至清初时，紫禁城藏玉玺39方，其中一方即是皇太极得到的传国玉玺。乾隆皇帝对考据学很是喜爱，对此也有所研究，他在对这方传国玉玺研究了半天之后，钦定其为赝品。放在一堆御玺之中以假当真，滥竽充数。由于皇上亲口说它是赝品，其他人也就无法再对此玺评头论足了。附庸风雅的乾隆帝的考证又能有几分真？因此，是真是假仍然是个疑问。
玉玺最终流落于何方
即使这枚传国玉玺是后人伪造的赝品，但也不乏其重要的历史意义。然而这枚藏在清宫中的玉玺，却最终还是不知其所踪。
1924年11月，清廷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这方真伪尚未确定的传国玉玺也不见踪影。当时冯玉祥的部将领鹿钟麟等人曾向溥仪追索玉玺，但溥仪两手一摊，鹿钟麟一无所获。虽然关于传国玉玺的下落至今还在搜索、研究之中，但仍未发现相关的蛛丝马迹。
大清缘何为“大清”
皇太极建立大清政权
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与军事行动，皇太极终于使后金政权趋于稳定。恰在此际，多尔衮献上“传国玉玺”。皇太极以为“天赐至宝，此一统万年之瑞气也”，改元崇德，改国号清。天聪八年（1634年）冬，皇太极祭告汗父努尔哈赤，文曰：
一篇祭文，皇太极将数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向努尔哈赤总结了一番：收朝鲜，招降蒙古部分部落，不仅稳固了努尔哈赤打下来的江山，更获得了一批强有力的外援，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实力。皇太极也在祭文中承认，努尔哈赤取明朝而代之的梦想尚未得到实现，此时仍是后金最大的对手。不过他信心百倍地向九泉之下的努尔哈赤许诺，虽然明朝一时尚无法被纳入囊中，但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其实，皇太极的这篇祭文并不是写给努尔哈赤的，而是在说给天下人听，尤其是说给后金贵族们听的。皇太极以努尔哈赤第八子的身份继承汗位，来自于兄弟的压力可想而知。他必须要用功绩来证明自己的继位不是个错误。虽然暂且没有实现努尔哈赤终生的梦想—取明朝而代之，但也迈出了相当重要的一步。同时，他也在为自己上尊号，正式称帝做一个舆论上的准备。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诸贝勒大臣以远人归服、国势日隆为理由，请求为皇太极上尊号，皇太极未允。后来萨哈廉让诸贝勒检讨过去，表示今后忠诚效力，皇太极答应可以考虑。
然后皇太极又以“早正尊号”征询汉官儒臣的意见，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罗绣锦等都表示赞成。萨哈廉又召集诸贝勒各书誓词，向皇太极效忠。“外藩”诸贝勒闻讯也请求上尊号，皇太极同意了。上尊号的准备活动至天聪十年三月末大体就绪。
四月五日，满洲诸贝勒、固山额真，蒙古八固山额真，六部大臣，孔、耿、尚，外藩蒙古贝勒及满蒙汉文武官员齐集。大贝勒代善及内外诸贝勒、文武群臣共上表，分别以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多尔衮捧满字表、巴达礼捧蒙字表、孔有德捧汉字表各一道，率诸贝勒大臣文武各官赴宫门跪下，皇太极在内楼，御前侍卫传达，皇太极命满、蒙、汉三儒臣捧表入，诸贝勒大臣行三跪九叩头礼，左右列班候旨。三儒臣捧表至御前跪读，文曰：
表中简单地回顾了一下皇太极的功绩，并且指出该功绩足以让皇太极顺应天命，加皇帝之尊号。而且一再强调，加皇帝尊号其实是天意使然，不可推辞。这个理由让皇太极正好顺水推舟，表示同意，并发誓倍加乾惕，忧国勤政。
消息由儒臣传出，众皆踊跃欢欣，叩头而出。四月十一日，皇太极正式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大清，实际是把后金改为大清，改元崇德，即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祭告天地完毕，在坛前树鹄较射。从此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清朝诞生了，就是这个封建王朝统治全中国268年，跨古代、近代两个历史时期。在此之前一年，皇太极下令国中之人皆称满洲原名，禁止称诸申（即女真），一个少为世人所知的满族因而扩大为举世闻名的中华民族重要成员。
用来笼络人心的“大清”
关于大清国号的意义，一种说法是在改国号的前一年，也就是1635年，皇太极便废除了族号“女真”，改称“满洲”。在满语中，“满洲”的发音与“曼殊”相似。“曼殊”一词来自佛教，本是一尊佛的名字，意思是“清之帝王”。皇太极用“清”代“金”作为国号，对于取代明王朝和笼络各族人心，都比“大金”或“后金”这两个称呼所能起到的作用大得多。
迎合统治的需要
另一种说法恰与上面的说法相反，乃是舍去“清”的本意而用其发音。满语中的“清”与“金”属谐音字，在发音上，汉语的“清”与满语的“金”发音相同，把“金”改为“清”，只是改了一个发音相同的汉字而已，满文中却无需改动。这样做的目的只是处于对明朝进攻、对汉人的统治需要罢了。
传国玉玺引申出来的国号
具体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现在史学上尚无定论，以至于还有多种说法流传：例如皇太极曾经得到一方据说是夺自元顺帝之手的传国玉玺，皇太极因此改国号“金”为“清”。至于传国玉玺与“清”有什么关系，那就不得而知了。
反间计，皇太极的阴谋
打不动的袁崇焕
袁崇焕虽然书生意气，擅杀毛文龙，但他仍不失为一员忠心耿耿，智勇双全的猛将。著名的宁远大捷就是在袁崇焕的指挥下取得胜利的。面对小小的宁远城，后金甚至赔上了努尔哈赤的性命。然而宁远却始终未能攻克。面对这种状况，皇太极便动起了绕道进攻关内的心思。而袁崇焕对后金的这一计谋也早有预防。他曾经多次向崇祯帝上奏，指出“蓟门单弱，敌所窃窥。臣身在辽，辽无足虑，严饬蓟督，峻防固御，为今日急著”，要求加强对河北其他前线地区的防御。但这一建议并没有得到崇祯帝的充分重视，甚至袁崇焕派出的援军也被遣还。就在这时，皇太极开始行动了。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亲率十万大军绕道内蒙古，越过喜峰口攻入长城，兵分三路，进入河北一带，包围遵化。毫无防备的北京城顿时直接暴露在后金的铁蹄之下。袁崇焕得此噩耗，“心焚胆裂，愤不顾死”，连忙率军星夜兼程返回北京勤王救驾。彼时，后金军已攻陷多处隘口，准备进攻通州，但袁崇焕用兵神速。竟然抢在后金军之前返回通州，准备守城战。皇太极得知这一消息，大惊失色，以为山海关的通路已经被明军严密封锁，无奈只得放弃通州，向西进攻北京。
后金军围困北京原本只是被迫无奈的权宜之举，然而却歪打正着地点中了明廷的死穴。大惊失色的崇祯帝连忙调集兵马进京护驾。袁崇焕也没有料到皇太极竟然会棋高一招，只好亲率9000骑兵赶赴京师。眼看兵凶战危，袁崇焕竟然忘记了明廷祖制“非禁卫军不得入京畿”，率兵直抵广渠门外并在此扎营。由于袁崇焕治军有方，赏罚分明，士兵战斗力和士气都十分高涨。在广渠门外与清军大战一日，暂时击退了后金军的围城态势。
见战不下袁崇焕，后金军便退至京郊一带，肆意烧杀抢掠，企图以此激怒袁崇焕兴兵进攻，孤军深入。不料袁崇焕虽然对此不予理睬，但朝内不少官员却纷纷中计。他们的田宅庄园大多在城外，后金军此举让其大受损失，痛心疾首之余也将一腔邪火转移到了袁崇焕身上，认为正是其处置失当，才让后金军兵临城下。更有甚者，将此事与毛文龙的死联系起来。居心可谓颇为险恶。
袁崇焕尽管身处如此不利局面，却依然不为所动，坚持战斗。数日之后，后金军又卷土重来，在左安门一带展开攻击。在袁崇焕的抵抗下又是无功而返，反而被明军的火枪手夜袭得手。
袁崇焕组织的几次战斗，给明王朝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各地勤王保驾的军队纷纷赶到，在数量上对后金军也形成了威胁。皇太极见势不妙，便决定将袁崇焕先行除掉，为此假意做出退兵议和的姿态，暗中却定下了一条毒辣的“反间计”。
史籍中记载的反间计
不少史书中都记载了这条“反间计”的过程，例如《明史·袁崇焕传》是这样记载的：“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
《明通鉴》的描写则更为详细：
《大清实录》中亦有相似的记载：
蒋良骐也曾在《东华录》中记载此事：
以上几条记载大同小异，应该是皇太极指使后金军官讨论关于袁崇焕通敌卖国的虚假消息，又故意让被俘获的太监听到，并假意疏忽让其逃跑。太监自然将这些虚假消息带回给崇祯帝。使崇祯帝对袁崇焕谋反深信不疑。
为了加强这条计策的效果，皇太极还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在之前的战斗中，后金军故意使用之前缴获的袁崇焕所部使用的箭矢作战，射伤了明军将领满桂。可以想象，满桂在治疗箭疮时，发现箭头居然是袁崇焕部的，心中该做何感想。再加上满桂是蒙人，生性憨直，根本想不到是皇太极做的手脚，反而坚决认为是袁崇焕陷害自己，便进宫对崇祯大叫大嚷，要求公道处事。
后金的计策可谓阴险毒辣，而此时朝廷内的一部分阉党余孽对袁崇焕不满，也在大肆给袁崇焕泼污水，造谣说他通敌卖国。如此种种事情同时发生，确实让人几乎不得不相信袁崇焕的谋反行为证据确凿。当然，倘若遇到的皇帝是雄才大略，用人不疑之辈，则事情尚有转机；不幸的是，崇祯帝是著名的刚愎自用，生性多疑之辈。崇祯自认为“朕非亡国之君，臣皆误国之臣”，把身死国灭的责任一股脑推到臣下身上。他在位17年，换了50个大学士、14个兵部尚书。竟然先后杀死督师与总督10人、巡抚11人。虽然不能说他昏庸无能，却的确称不上有道明君。原本因为毛文龙之死，他就对袁崇焕心存芥蒂，如今有大量“证据”显示袁崇焕是“汉奸”，他自然更是深信不疑了。
崇祯帝自毁长城
可叹袁崇焕对于此事一无所知，还在积极准备对后金的作战；而那边崇祯皇帝却早已准备动手了。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一，崇祯帝声称要商议军饷筹集之法，将袁崇焕等人召至宫中。全无防备的袁崇焕刚一进宫，便被锦衣卫拿下，崇祯帝严厉斥责袁崇焕，历数他种种“罪恶”，并将他投入锦衣卫大牢，将其所有职务移交给满桂等人管理。袁崇焕所部闻此噩耗，几乎哗变；其得力干将祖大寿，干脆率袁部返回了山海关。
皇太极见诡计得逞，立刻回兵卢沟桥，与明军在永定门大战数日。没有了袁崇焕的指挥，明军明显不是后金军的对手。高级军官或战死殉国，或被生擒活捉，后金军一鼓作气突破了明军的防守阵地，攻到了北京城下。恼怒的崇祯帝干脆又杀了兵部尚书王洽，但这对于改变危机的局势丝毫于事无补。
正在这危在旦夕的时刻，又是袁崇焕将个人待遇置之度外，给祖大寿手书一封，要求他放下儿女情长，以国家大局为重，回兵与后金作战。祖大寿得此书信，深为袁崇焕所感动，便回兵京师，重新击退了后金军的攻势。
此时，各地的勤王军队也纷纷与后金军展开了激战。前文已经提到，在秦良玉等军的共同作战下，后金军死伤甚众，攻克北京眼见得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皇太极无奈，只好撤军。祖大寿，秦良玉等部乘胜追击，杀死杀伤无数。北京保卫战算是以明军的全面胜利告终。
祖大寿因其战功被崇祯帝大加封赏，但奇怪的是，对于袁崇焕，崇祯帝却没有任何的表示，他不仅不领袁崇焕召唤祖大寿的情，相反还奇怪地认为，大明朝文官武将人才济济，没有你袁崇焕，我崇祯一样可以平定天下。如果说，这之前他还心存一丝无人可用的忧虑的话，那么在后金退兵以后，他反而坚定了诛杀袁崇焕的决心。
皇太极与祖大寿，两个男人间的“暧昧”
明将祖大寿的降与不降
1631年7月，皇太极为实现清军入关、一统中原的愿望，走出了入关战略的重要一步——亲率大军攻大陵河城。大陵河城是战略要地锦州的门户，并由明朝以祖大寿为总兵率16000余人守城。
皇太极率兵围城三月，祖大寿弹尽粮绝，为了城中16000将士与30000百姓的安危，祖大寿投降了。皇太极对于祖大寿极为礼遇，不顾人的劝阻接受了祖大寿的智取锦州之计。就像皇太极所说：“朕以诚待他，他必不负朕。即使他负朕，朕在所不惜，要的就是心悦诚服。”
然而，令皇太极始料未及的是，祖大寿失信了。回到锦州城的祖大寿，彻底地断绝了皇太极的联系，甚至他已经顾不得后金军为质的儿子祖可法以及部将三十余人的性命。面对祖大寿“我绝对不做失信之人”的誓言，皇太极却表现出了空前的宽容和耐性，依然厚待祖大寿的儿子和部将。
放虎归山，皇太极的大度是对是错
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显示出其戏剧性的一面。十年之后，清军进攻战略要地锦州城，守卫锦州的依然是祖大寿。因为锦州城是山海关最后的屏障，攻下锦州，就好比是一把利剑直抵明朝的咽喉。那么要如何才能攻下锦州呢？皇太极从满洲贵族的特殊利益和满族本身的具体历史情况出发，决定屯兵义县，将其作为攻取锦州的前沿阵地和后勤基地。面对“塞上之兵，莫劲于祖大寿之兵”的形势，皇太极悉心采取了《三国志》曹丕的话：“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明朝降将张存礼也为皇太极献上了一计：将明军内部的蒙古兵作为争取对象，里应外合就可轻而易举地夺取锦州城。
皇太极的对手依然是祖大寿，采取的方法依然是围城。这次围困让祖大寿又想起十年前的大凌河之围。与大凌河城一样，锦州城也陷入了孤立无援、弹尽粮绝的境地。而城内还有部分有意归降清军的蒙古将领，可谓内忧外患。崇德七年农历二月十八，洪承畴在松山被俘，松山失陷，祖大寿等待明朝援军的希望破灭，又受到已经投降清军的两个兄弟祖大成和祖大乐的劝导，无奈之下于1642年农历三月八日再次投降清军。这一次皇太极依然对祖大寿礼待有加，祖大寿被皇太极的诚心所感动，真正的投降了清军。如果说第一次投降是祖大寿无奈之下的背叛，那么第二次他就算得上是真心归降了。
皇太极为何非要得到祖大寿不可
那么，面对祖大寿第一次投降、背叛，为何皇太极还要再次招降祖大寿呢？
皇太极深知祖大寿在军事上的价值，祖大寿抗清二十多年，有多少满洲人都是在“取祖大寿项上首级，夺南朝花花江山”的梦想中长大的，可以说祖大寿是一代满人在军事上的精神目标。而且对皇太极的雄图大业来说，锦州之后的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重镇宁远。宁远总兵、辽东提督吴三桂统率了关外明军，成为清军的最大阻力。但是，祖大寿却是吴三桂的舅舅，可想而知，祖大寿在对吴三桂的战役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皇太极招降祖大寿的真正目的其实就为了吴三桂，就像欧阳修所说：“醉翁之意不在酒。”
皇太极是怎么死的
皇太极暴死
正当大清国运如日中天，入关夺取中原指日可待、天下唾手可得之时，皇太极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和往常一样地来到崇政殿，处理日常的国政，并无任何的异样，身体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适。他端坐在崇政殿的书案前，聚精会神地批阅各地呈上的奏章，发出一道道递送边关的文书，为他入主中原的霸业而殚精竭虑，日夜操劳着。当日亥时许（即九至十点钟左右），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死神却骤然降临在了他的身上，年仅五十有二的皇太极就这样带着些许的不甘和遗憾悄然地离开了人世。他走得太突然，出师虽捷身先死，长使后世之人慨叹不已。皇太极死后葬于沈阳昭陵。庙号太宗，谥号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
关于皇太极之死，后世有着不同的猜测。官方史书也记载不一，民间更是流传着多种版本，绘声绘色，有如亲见。
官方史书上的含含糊糊
《清帝外记》记：“崇德八年八月，上御崇政殿，回宫，是夜无疾坐南榻而崩。”据《清史稿》所载：“（崇德八年八月）庚午，上御崇政殿。是夕，亥时，无疾崩，年五十有二，在位十七年。”而《清实录》也有类似的记载：“（崇德八年）八月庚午，是夜亥刻，上无疾，端坐而崩。”《盛京通志·神功圣德碑文》中却对死因讳莫如深，没有任何的记载，只是简单地说其“崩”，原文载：“（皇太极）以崇德八年八月庚午崩，圣寿五十有二，在位十有七年。”而《沈馆录》更是说皇太极是暴死的，即突然死亡，至于是何原因，则并无说明，原文记：“八月二十六日状启：本月初九日夜半后，皇帝暴死。”
民间传说中的谋杀
在民间，皇太极之死更是被传得神乎其神，经过小说家和茶馆酒肆中说书人的加工、渲染，便有了皇太极死于多尔衮之手之说。还有人说是多尔衮和庄妃合谋将皇太极毒死。
皇太极是被多尔衮或多尔衮与庄妃合谋害死的是毫无根据，不值一提。而官方史料对皇太极的死因更是讳莫如深，一口咬定其是无疾而终，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可以被认为是为了稳定军心、巩固统治、避免众兄弟觊觎皇位而互相征伐的权宜之计。至于他真正的死因，很大可能是死于心血管病。
罪魁祸首：心血管疾病
据《清史稿·太宗本纪一》记载：“上仪表奇伟，聪睿绝伦，颜若渥丹寒而不慓。”根据这段文字不难看出，皇太极身体肥胖，因为瘦人肯定不会寒而不慓的。而且据传，年逾中年的皇太极，身体越发肥胖起来，他一生酷爱两匹战马，一匹唤做大白，另一匹叫做小白。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肥胖，以至于他骑大白的时候一天仅能行走五十里，而骑小白的时候才能勉强行一百里。其肥胖的程度可见一斑。而胖人更易罹患心血管类的疾病。贵为九五之尊的皇太极也未能幸免，最终因为病发而亡。而决不是官方所载的“无疾而终”。
并不健康的身体
崇德五年（1640年）开始，在清朝的官方密档中便屡次出现“圣躬违和”或“圣躬不豫”的字样。表明皇太极身体并非健康，而似乎有种慢性病，且经常复发。
崇德五年农历七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率领大军进攻锦州，攻城不久皇太极就病倒了。档案中第一次出现了“圣躬违和”的记录。这次病来得很突然也很急，身边侍从急忙传唤御医。御医建议皇太极去安山温泉疗养。不久，皇太极就动身出发了。《清史稿》载：“崇德五年七月，上幸安山温泉。”
出殡图清
第二年八月，皇太极率军围困锦州已近一年光景，双方处于胶着状态。为挽救辽东危局，明廷遣洪承畴率领精锐十三万、马四万来援，集结宁远，来解锦州之围。皇太极得知明援兵已到，便调集各路人马，亲率大军从盛京赶来赴援，亲自前往前线坐镇指挥。原本定于农历八月十一日出发，不巧的是就在大军开拔之际，他患上了鼻出血，血流不止，不得不将出发的日期一拖再拖。史载“上行急，鼻衄不止，承以碗”。
八月十四日，前线吃紧，各路报急文书齐集京师，但此时，皇太极的病情并未好转，出血仍未缓解。面对此情，皇太极决定抱病出征，遂大军集结即刻出发，一路急行军，赶往锦州支援。在松山大败明军，生俘洪承畴。此役为后来清朝灭明征服天下奠定了基础。
战事刚有缓和，便从盛京城传来了宸妃病危的消息。宸妃海兰珠是皇太极最宠爱的女人。当他惊闻宸妃病危的消息后，立即兼程赶回盛京，当他进入宸妃所居的关雎宫时，宸妃已经驾返瑶池了，终年33岁。
为表示对爱妃的悼念，皇太极为宸妃举行了隆重的丧礼，赐谥号为敏惠恭和元妃，这是清代妃子谥号中字数最多的。皇太极对宸妃这种真情笃意，在历朝皇帝中都是少见的。皇太极和他父亲努尔哈赤一样，都是多情之人。皇太极的母亲孟古去世时，努尔哈赤痛哭不止，一月不食荤腥，以示哀悼。海兰珠去世后，皇太极比他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悲恸欲绝，寝食俱废，乃至昏死过去，吓得满朝文武全都乱了手脚。
数月之后，他仍然沉湎于悲痛中而不能自拔，后经诸大臣力劝才有所好转。他惭愧地说：“天之生朕，原为抚世安民，今乃过于悲悼，不能自持。天地祖宗知朕太过，以此示警。朕从今当善自排遣也。”随即，他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出城狩猎，以排解心中的忧伤。
但偏偏老天爷和他开了个玩笑，就在回宫途中，他恰好从宸妃墓路过，不禁触景生情，使略微释怀的他又一次陷入悲痛之中。
宸妃的去世，极大地摧残了皇太极的身心，从此，他的身体状况便经常出现问题。皇太极似乎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所预感，曾独自感伤地说：“山峻则崩，木高则折，年富则衰，此乃天特贻朕以忧也。”
崇德七年（1642年）农历十月二十日，皇太极旧病复发，且似乎更显严重。据《清史稿》载：“圣躬违和，肆大赦。凡重辟及械系人犯，俱令集大清门前，悉予宽释。”可见这次皇太极的病来得更急更猛，以至于他甚至采用了大赦的方式，来祈求上苍的眷佑。而且七日后，汉官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的官员们还上书建议：皇上不必事必躬亲，可让各旗、六部诸大臣处理一些日常事务，至军国大事再向皇太极奏闻，以减轻政事活动，得以静心休养。
明显感到力不从心的皇太极在阅读完奏疏后立即朱笔御批：
“所奏良是。朕之亲理代办处机，非好劳也，因部臣不能分理，是用躬自裁断。今后诸务可令和硕郑亲王，和硕睿亲王，和硕肃亲王，多罗武英郡王合议完结。”
这段话足以说明皇太极确实病得不轻。此外，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皇太极在对待国事上，皆“躬自裁断”，“好劳”，以致身心健康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同时，我们还能看到这是清朝前期的一次重大体制变革。通过这次变革，皇太极基本交出了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大权。换句话说，从今以后除“军国大事方可奏闻”外，其他的一切琐碎之事，便全部交由三个亲王和一个郡王全权处理。这次变革看似恢复了天命年间四大贝勒轮流执政的旧制，但实则却有着天壤之别。这次放权是建立在皇权巩固、中央官僚体制日臻完善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用不着再担心有人胆敢向他至高无尚的权威提出挑战。
同年农历十二月，皇太极接受了祖可法、张存仁的主张，率众前往叶赫狩猎。当大队人马抵达一个叫做开库尔的地方时，皇太极又“圣躬违和”。随同前往的诸王、贝勒、大臣都请求停止行猎返回盛京，但因为皇太极认为此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不肯空手而归。
就在大臣们左右为难的时候，皇太极年仅五岁的皇九子福临射中了一只狍。皇太极不禁想起了自己当年曾一箭射穿黄羊时的场景，心中大喜。在称赞了福临后，方才与众人启驾回宫。
崇德八年（1643年）开始，“圣躬违和”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这说明皇太极的病连续发作。正月初一日，这一天是每年一次的新年大典。但正是在这样隆重的节日当天，皇太极又因“圣躬违和”而免去群臣的新春朝贺礼。后又命令和硕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的大臣们前往堂子，代替自己向上天和历代祖先行礼祈祷。
同年，农历三月十七日，皇太极再次因“圣躬违和”而宣布大赦天下：“死罪以下皆赦之。”农历四月初一日，因皇帝“圣躬违和”而连续两天向盛京城及境内各地的寺庙祷告，施白金。此后一段时间，皇太极的病情似乎得到了缓解，他的身体状况也相对平稳，以至于官方正史中才有了“无疾而终”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