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如果一名船员在1850年进入时光机，被随机送往不同的历史时期，那么他在1588年与英国打了一场海战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上当一名前桅海员会很自在，要比去往距离他时间更近的1900年的任何大型钢铁战列舰上感觉更熟悉。在19世纪后半段——这段时间足以涵盖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工业革命极大地破坏并重塑了海战的硬件和技术。即便如此，变化也没有停歇，没有一息暂缓。在19、20世纪之交，世界各国的海军在船只设计、发动机设计、武器系统、通信和军事原则等方面都处于平行革命的边缘；涡轮发动机将取代效率低下的往复式发动机；石油将取代煤炭；火力指挥仪系统使得一个士兵就能将战列舰上所有的火炮瞄准目标，并且在射击时纠正船只的俯仰与侧倾；自行鱼雷可以在吃水线的高度攻击敌船，其射程和可靠性也在一步步提高；无线电通信把海洋中航行的船只与岸上的指挥部联系在一起；多个国家成功试制出潜艇。1903年，莱特兄弟驾驶飞机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进行了历史性的首飞，具有远见卓识的军官预想到，这些新的“飞行机器”在未来将大有可为。1906年，大不列颠下水了一艘新的战列舰——“无畏号”战列舰。“无畏号”配有12英寸口径大炮，巡航速度达21节，从它下水那一刻起，世界上其他战列舰就都过时了。

二战中所有美国海军将领的海军生涯都开始于那个技术发生巨变的时代。大约1900年至1910年间，还是青少年的他们首次离开家乡，进入位于马里兰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为了获得录取资格，他们通过了严格的入学考试，并且要经过残酷的选拔过程。他们是新教徒和中产阶级，即将成年。他们里面没有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的数量也很少。有一些是“海军后代”，追随父亲或者祖父的脚步加入海军。他们来自美国各地，但是在一两年内，他们的口音和方言都会消失，改说流利的标准英语，让人听不出地方口音。这些变化，会让他们家乡的亲人和朋友感到不可思议，惊讶于海军给他们带来的改变竟会如此之大。“现在他属于国家。”人们这样告诉他们的父母，其中的意思很清楚——父母对于他的所有影响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他已经迈入了新生活的门槛，除非他失败或被开除，否则他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

在安纳波利斯，他们过着一种朴素的生活，不关心外界的事情，并且遵循着严格的等级秩序；这与他们从小到大所经历的杂乱的平民社会迥然不同。他们早上6时30分起床，晚上9时30分熄灯，一天的时间被准确划分成精确的小份，全都有安排。在训练场上，无论天气如何他们都训练和行军好几个小时；他们还在切萨皮克的敞舱船里进行极其消耗体能的水陆两栖训练。这些平民学员学习“快步进入走廊，成直角转弯，笔直地坐在椅子沿上”。他们的一切任性行为都会受到严格的纪律和社会压力的双重限制。士兵们违反纪律就会被记录下来，而很多行为会被视作违纪——迟到、在队伍中说话、抽烟、房间不整齐或者偷偷进城逛酒吧。他们学习基本的海员技能，先是在训练大厅竖起来的索具和帆桅上练习，之后在塞文河的旧纵帆船和快艇上练习。

他们接受的专业课培训侧重于驾船、导航、射击、战术和工程。要想拿到好的分数，就必须把课堂讲座中和课本里的资料死记硬背下来，还要奉命背诵出来。需要动脑分析或者独立思考的时候很少，学校也不鼓励学生们过度钻研当时海军技术理论方面的主要问题。学校主要培养的是学生们的性格。关于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向国会说过：“我们不需要这些学校培养出更多的学者。相反，我们绝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事实：这两所学校的目标是将人首先培养成战士……这里的教育的最好之处在于高标准的性格和随之而来的职业军人的品行。”在海军生涯初期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合宜的态度、正确的气质，练就完美的体形，以得体的方式穿上蓝白军装，戴上船形的海军帽、洁白的手套，腰佩礼仪用剑。简而言之，要让人们喜欢，要符合人们的期望。

过去的永远不会陈旧。他们永远都不能忘记，自己是骄傲的战士的后裔，他们每个人以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都要维护星条旗的荣誉。安纳波利斯的大厅里装饰着破烂的军舰旗和褪色的油画，画上描绘着1812年美英战争的场面，那是一个“木船和铁人”的时代，往昔的英雄们——琼斯、佩里、迪凯特、普雷布尔和斯图尔特——在海洋上打败敌人，捍卫了这个国家的独立。学校极其重视社交礼仪。年轻的学员们要通过学习培养良好的礼仪：在客厅里摆茶杯；练习书法，这样写出的信不会让送信人或者收信人因为字迹而难堪；还学习跳华尔兹，不踩到女士的脚。学校鼓励他们说一点法语，并且至少要对欧洲的典籍略知一二。作为海军军官，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停靠港扮演类似于外交官的角色，所以他们必须在每一个社交场合都举止优雅、自信，不能被任何人看不起，无论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平民还是军人，是外国人还是美国同胞。

最重要的一点，安纳波利斯有一种同化作用。那些不愿意融入或者不能融入的人会被开除。留下来和坚持下来的那些人会互相团结，忠于海军，他们有一种深深的集体感，这种感觉十分强烈而且伴其一生。

至于舰队该采取何种战略的重大原则问题，那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思想在海军中极其盛行。马汉是美国海军军官，也是海军史学家、战略大师，世界上每一个大国的海军都奉行他的原则，并将其运用到实战中。1890年和1892年，马汉最初的重要作品《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出版，由此他享誉整个世界。在这本书和后续的书籍及文章中，他提出了“马汉信条”，该信条在二战爆发前一直影响着海军战略家的思想，它倡导使用大舰巨炮，将集中优势兵力奉为铁律，主张毙敌于一役，以一场决战彻底消灭敌军舰队。

从外表上看，马汉酷似人们喜欢嘲讽的书呆子学者形象——高挑瘦削，身子笔挺；面色灰黄，神情忧郁，一双淡蓝色眼睛，后缩的下巴上留着灰色的胡须，前额突出，大脑袋上已脱发变秃。他节俭，自制力强，不苟言笑，甚至有些害羞。1859年他从安纳波利斯毕业（那时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刚建立14年），然后进入了海军。当时的海军用的还是木船，总统是林肯，南方已经脱离联邦。内战期间他在南方叛军的海岸实施封锁，四年中没有经历什么大事。内战结束后，他被派往世界各地，乘坐着不同的船经过了欧洲、中东、拉丁美洲和亚洲。到1884年，马汉已经在海军光荣服役25年，不过也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成就。他是一名将近45岁的上校，但几乎无望升到将军一级。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再这样混20年，然后领着可观的退休金休息。但是他已经厌倦了大海。他在海上度过了大部分的职业生涯，迫切地想要换一个方向。所以，当他有机会到罗得岛纽波特新建立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担任历史讲师时，他立刻同意了。

马汉认为自己完全不能胜任这项工作——“超级无知”，他这样说自己。但是他渴求知识，而且他有一种苦行僧般的气质，这很适合长时间独处做研究。他到书店买了很多书，经常去图书馆，钻研数百年的历史——古希腊和古罗马，英国、荷兰和西班牙的殖民竞争，以及拿破仑的崛起和衰落。“我对待这项工作就像是在野外开荒的移民一样，并不为先砍倒哪棵树而踌躇，”他后来写道，“看到什么我就读什么，我在读书时注意力特别集中。”在1885年秋的一个下午，在秘鲁（他的船被派往这里）利马的英国俱乐部的图书室工作时，马汉被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历史吸引了。他脑中出现一个问题，让他得到了启发。如果汉尼拔当年入侵意大利时，从大海上进军，而不是通过西班牙和阿尔卑斯山脉的漫长陆地，那么结果会怎样？罗马会不会灭亡，整个西方历史会不会被改写？“我第一次在内心有了发现，”他写道，“对于海洋的控制是一种从未被系统地重视过或者解释过的历史因素。”他抓紧这一想法不放松，并且很快开始动笔。由于时间紧迫，他在1886年秋天结束了海军战争学院的授课工作；由于需要把想法用文字写下来，他不得不厘清主要的观点。随着页数越来越多，他回忆说，“我拥有的每一种能力都被调动起来投入使用”。1886年这些讲义都写成了文字，后来由利特尔&布朗出版社出版，这就是著名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这本书出版的时间再合适不过了。工业化和技术革新使得许多国家开始整饬舰队。各国之间的竞争以及以欧洲列强为代表的帝国的野心，有可能导致所有国家展开军备竞赛。整个世界对于制海权有了一个更好的理解。什么是制海权？制海权的价值是什么？如何取得制海权？如何运用制海权？之前也有人问过这些问题，但是马汉最先以令人信服的巧妙方式将这些问题组织到一起，并且用系统的方法回答这些问题，还附上了历史上海战的例子。

最重要的是，马汉宣扬“主力舰”的重要性。主力舰就是配备重型武器的最高级战列舰。护卫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可以执行必要的辅助任务，例如侦察或者护航，但是一个国家若没有配备重炮的巨舰，那么充其量只能算是有个二流海军。马汉坚持认为，战列舰构成的舰队每次都必须作为统一集中的整体，进行联合作战。将战舰分开，或是战舰过度分散，是造成海军悲剧的典型错误，也是在整个海战史上再三犯的错误；联合在一起的舰队总是能够追击并且消灭分散的舰队。马汉还加上第三条箴言：强调进攻。舰队不应该部署在海岸线附近，在靠近海港的地方进行防御。他宣称，海军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航行于各大洋，有必要时可以使用安全的海外基地；要追击并且消灭敌军舰队。“一旦宣战，就必须主动出击，积极制敌。不是抵御敌人，而是要打垮它们。”必须在一次“决定性战役”中迎击并且摧毁敌人，就像萨拉米斯海战、亚克兴之战、勒班陀战役、尼罗河战役、特拉法尔加战役那样；在决定性战役中获胜一方要击沉或者俘获全部（或者绝大部分）敌舰，使敌人没有能力再次进行海战。配备大炮之巨舰集中编入单一的联合舰队，以让敌舰在大海上彻底消失为目的，这就是马汉海权的准则。

他的这一准则很快在全球获得了认可。赞美声一片，表达仰慕的信件从世界各地如雪花般寄来。《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以及马汉随后的作品被迅速翻译成法语、德语、日语、俄语和西班牙语。该书出版两年后，马汉已经被公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海权方面的学者，还被奉为外交大师，他的论述像是从奥林匹斯山传下来的神谕一样被人们解释、分析、思索。“从1892年开始，每个人都会引用马汉的主张，”一名崇拜马汉学说的法国人写道，“讨论海权的人努力证明他们和马汉的观点一致。”据说，在英国，皇家海军的每一个军官都读过马汉的书或者假装读过他的书。威廉·格莱斯顿首相说《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是“当代最优秀的书”。在议会，只要提到马汉的名字，所有的争论都会停止。1894年，马汉获得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荣誉学位。在皇家海军俱乐部晚宴上，曾有这样一个祝酒词：“刚刚投票通过用于扩充海军的300万英镑，是我们欠［马汉上校］的债。”在德国，德皇威廉二世跟友人说：“现在我并非只是随手翻阅马汉的书，而是在狼吞虎咽一般地阅读，而且努力把书背下来。在每个方面，这都是一本一流的书，一本经典之作。”这位德国皇帝命令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把《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译本放到德国海军每一艘军舰上，并且公开表示，每个军官都应该阅读这本书。在马汉思想的深深影响下，“一战”前英德之间展开了海军军备竞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战”就是由此引发的）。

但是受到马汉的文字影响最深、最久远的国家是日本。马汉自己也这样认为。他评论说“我的作品被翻译成日语的最多，比其他任何语言都要多”，而且说没有其他国家“比日本更关心和在意这一领域”。 1894年，《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被日本海军军官合力翻译成日语并相互传阅。日本陆海军大学校都将其作为课本。该书还被呈送给了明治天皇和嘉仁皇太子。日本海军大学校还曾试图请马汉执教（不过没成功）。马汉“决定性战役”的理念与宫本武藏的理念遥相呼应。宫本是16世纪伟大的武道家和剑术家，他宣扬“全神贯注，一击制敌”。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曾有书法作品赞颂他：“所有国家的海军战略家都认为马汉的作品将永远在军事科学研究领域占据最高点，是全世界的权威。对于马汉广博的知识和敏锐的判断力，我表达深深的、真诚的尊敬。”

日本政治精英们无不叹服马汉的思想，所以日本海军不停要求增加海军在国防开支中的份额的改革运动有了动力和支持者。将军们称：日本和英国一样是个岛国，日本和英国一样只会受到来自海洋的外敌入侵。除非陆军能够被安全运到亚洲大陆，否则即便有雄心壮志，也将一事无成。他们坚称，日本海军的地位应该和英国皇家海军一致——海军应该成为日本的主要军事力量，国家在制定政策和拨款时应首先考虑海军。

在美国本土，马汉最热烈的拥护者是泰迪·罗斯福。1890年5月刚刚阅读完《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第一卷，他就给马汉写去了祝贺信：“过去两天虽然很忙，但是我有一半的时间都在阅读阁下的书，我一拿起书便无法放下，直至读完，说明内容引人入胜。”罗斯福在《大西洋月刊》中发表了一份充满赞赏的评论，他特别赞扬了马汉的一个结论：美国应该打造一支由重型战列舰组成的新舰队。1897年至1898年，在罗斯福担任助理海军部长期间，罗斯福和马汉的交情加深，两人合作规划战舰的部署，帮助美国后来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迅速取胜。在罗斯福任总统（1901—1909年）期间，马汉是罗斯福的核心集团中的一员，与海约翰、伊莱休·鲁特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亨利·卡波特·洛奇等人同为总统的顾问和盟友，而且他们都抱有大国思想。罗斯福有时候直接从马汉的书里摘出几段，然后几乎一字不差地用在他的演讲中。对于自己的文字被这样使用，马汉感到“荣幸之至”。他跟总统说：“我们关系如此紧密，所谓的文字所有权一点也不重要。”

罗斯福是一个聪明、言辞激烈、容易激动的人，这样的人按说不容易当上总统。他的职业生涯如旋风一般，从大学毕业后他只花了不到二十年时间就入主白宫。他有过多重身份：历史学家、律师、鸟类学家、纽约州议会少数党领袖、拳击手、农场主、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博物学家、猎人、行政机构改革家、多产的作家、忠诚的丈夫和父亲、酷爱阅读的读者、助理海军部长、战争英雄、帝国建设者、身体锻炼的积极倡导者、纽约州州长、美国副总统。他身材高大，有宽阔的肩膀和结实的胸膛，他的皮肤粗糙，带着日晒色。他的头发剪得很短，是棕红色的，太阳穴处的毛发开始发白；他的脖子粗壮，看上去就像是要把衣领撑破似的。他戴着夹鼻眼镜，眼镜链耷拉在左侧脸上。他在笑或者说话时会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略微发棕的脸庞显得他的牙齿更加洁白。

自约翰·亚当斯以后，没有哪个总统像罗斯福这样积极地扩大美国海军。1903年，他对5 000名芝加哥听众大声演讲：“有一句老话说，‘温言在口，大棒在手’，这样才能走得远。如果美国愿意说话温和，但同时拥有保持最高训练水准和勇敢高效的海军，那么门罗主义就会走得很远。”门罗主义承诺阻止欧洲入侵西半球，这种主张“和美国海军一样强大，无出其右者”。美国曾经只是面对一个大洋，现在面对着两个大洋。美国在太平洋一侧海岸线很长，人口稀疏，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新世纪到来之际，”罗斯福那年跟旧金山的听众说，“太平洋地区的商业和控制情况将对世界史造成无法估量的影响。”罗斯福总统下定决心在中美洲地峡开凿一条运河，哪怕引发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的革命他也毫不动摇。在罗斯福心里，巴拿马运河首先是军事上的需要，它可以使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迅速调集海军。到1906年，大范围的挖掘工作正在进行。

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在海外有大量分散的殖民地。自从1776年以来，美国人就沉浸在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传统氛围中，所以美国取得这些殖民地并没有使美国民众欣喜。但是随后的现实问题不容忽视——古巴、菲律宾、夏威夷以及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的其他落入美国手中的岛屿都只能派海军去保护。“我们的潜在敌人会从海上发动攻击，”罗斯福对海军军官们说，“他们可能来自欧洲，或者是亚洲。”德国想在南美洲开拓殖民地，罗斯福将德国视为美国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危险竞争对手。但是德国的威胁被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遏制住了，在可预见的将来，英德对峙有利于维持大西洋地区的平衡。而日本刚刚赢得了日俄战争，在西太平洋地区既有慑人的海军实力又有巨大的地缘政治优势。罗斯福在1905年预测说：“英国、美国和德国现在将彼此视为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对手，但是几十年后，这三个国家更惧怕的会是日本。”

在第一个任期，罗斯福利用总统这个“天字一号讲坛”（罗斯福创造的一个术语）说服国会建造了10艘战列舰、4艘装甲巡洋舰和17艘小型船只。海军开支增加了将近40%，超过一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在和平时期最大的海军开支。到1906年，美国拥有的战列舰数量仅次于英国，占世界第二。

扩大后的舰队需要人手操作，因此急需数千名新的军官。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是罗斯福的海军未来成败的关键，他对这个学院特别重视。在他的推动下，学院经历了彻底的翻新，校园成了一个庞大的施工场所。锤子、锯子和大喊大叫的施工人员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只有周末一天休息。旧的、破烂的木头建筑和砖制建筑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用花岗岩、大理石和灰砖建立起来的古典主义风格的大厦。1908年这里将建成一个新的礼拜堂，里面有恢宏的棕红色穹顶和巨大的青铜门。罗斯福总统经常从华盛顿坐早班的火车，到这里演讲、剪彩或者为橄榄球队加油。总统还出现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毕业典礼上，他会注视每一名毕业的海军学员，用坚实的右手和他们握手，给他们颁发证书。

对于海军学院的管理层来说，罗斯福对于学院这么感兴趣是一把双刃剑。罗斯福这位总司令好管闲事。由于橄榄球队员荒废了学业，学校把学员的橄榄球队解散了；可是总统插手，要求恢复橄榄球队，并且坚持陆军和海军每年举行一次橄榄球赛。“我特别喜欢橄榄球，”他解释说，“我喜欢狂野的、男人的运动。” 1906年2月，罗斯福赦免了一个海军学院的学生，该学生被指控将橄榄球诋毁为“一种过于动物性的运动”。罗斯福安排在学院里教授柔道，他说柔道“不仅仅是锻炼身体，更是一种自我防御和训练敏捷性和决断力的极为有效的方式”。柔道项目后来被取消，罗斯福责备学院老一辈的这一决定，说“学院的那些老家伙总是有这种寻常思维”。

那些年间美国海军将校级的上层军官都是在内战前就开始服役的老人。他们通过一步一个台阶的升职慢慢爬到了高层，在退休前最后的几年宁静日子里，他们可不想因为指挥层那些年轻有活力的官员带来的改变而影响自己的心情。华盛顿的海军机构就是一个堡垒，里面都是些服役时间很长、思想保守的高层军官。他们一直干涉技术变革，仅仅是因为技术对他们而言是新的、不熟悉的事物。创造家、改革者和攻击传统观念的人被孤立，直到他们心灰意冷地辞职。让老军官们提前退休的议案被指责为“过河拆桥”，引起了这些人激烈的反抗。甚至到了1906年，那时海军扩张事业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美国海军仍然是老人的海军。美国海军中最年轻的上校要比英国海军中最年轻的上校大二十岁。英国海军中有好几位军官被破格提拔，但是在更加推崇平等主义、机会均沾的美国海军中却没有一个这样的例子。

罗斯福看不起那些“老一派的海军军官，他们稀里糊涂地混进了华盛顿”，他宣布打算“鼓励最优秀的军官，使他们与最差的军官形成鲜明对比”。海军从建立起就有论资排辈这种做法，每一级的军官都强烈反对把年轻人提拔到他们上头。但是在罗斯福的海军中，海员可以根据功绩晋升，这样有功的年轻军官就可以早早地快速晋升。懒惰、自满或者无能的人不能再在中层职位上赖上几十年——“非升即走”的原则要求他们凭借军功升职或者被迫退役。军舰指挥官总是看不起低级的工程兵——但现在所有人都被融入一个队伍中，职级平等，军装一样，起居室和铺位也都一样。

令高级军官甚至罗斯福的海军部长气愤的是，罗斯福和“少壮派”直接通信。所谓“少壮派”，指的是支持军中职级改革的中层军官。在罗斯福掌权期间，那些自从1812年战争以后就没有出头之日的军官现在大胆地相信，自己的观点会付诸实施，出众的才华会换来晋升。不过罗斯福有些忘乎所以：他直接插手海军的指挥，干涉海军的正常课程，鼓励发明和新技术，还命令给予测试潜艇的士兵额外的抚恤金，因为他们的工作极其危险。在战列舰上，以前过分注意整洁和秩序的做法——注重战舰的壮观场面、隆重仪式以及外表展示——现在都被简化了，省下来的时间用于射击训练。炮手练习射击目标，结果都会被仔细记录下来。舰艇之间开展的射击比赛中，成绩未达标的战舰上的军官需要为其表现做出解释。关于海军军官必需的品质，罗斯福说得很直白：“他们必须善于控制船只，精通战术和战略……有顽强的能力接受惩罚，也愿意接受惩罚，有胆识，有决心，愿意冒风险也愿意承担责任——这些是所有时期伟大的船长们都拥有的品质，没有这些品质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军队领导。”

在1905年5月27日的下午和晚上，在日本海对马海峡灰暗的水域中，日本海军的主力遇到并且打败了俄国由海军上将齐诺维·罗杰斯特文斯基（Zinovy Rozhestvensky）指挥的舰队。对马海战在西方被认为是海军战争史上最一边倒的战役之一。人们不禁将其与正好一个世纪前发生的英国大破拿破仑海军的特拉法尔加之战相比较。俄国参战的12艘战列舰无一幸存，4艘被日本俘虏，其他8艘全部被击沉。超过4 000名俄国官兵丧生，将近6 000人被俘虏。日本舰队在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在西方媒体中被赞为“日本的纳尔逊”）的指挥下仅仅损失了3艘小鱼雷艇，117人丧生，583人受伤。

对马海战结束了日俄战争，这场战争是两国在朝鲜、中国东北和附近海域进行的长达两年的血腥冲突。当时，日俄战争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有破坏力的战争之一，几十万名陆军士兵参战。那是20世纪的首次大战，在战争中陆军首次配备了先进的机枪和现代的火炮，士兵们挖了长长的壕沟，大批军需通过铁路运进来。在所有方面日俄战争都预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景。

没有人想到，日本竟然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沙皇尼古拉二世领导下的俄国是一个很大的帝国，人口是日本的3倍，国土面积是日本的50倍。日本只是东亚一个遥远、神秘的岛国，19世纪50年代以前一直与整个世界没有联系。日本的步兵在体型上要比俄国步兵小得多，装备也不足；但是日本步兵打起仗来有技术有韧性，可以自给自足而且积极主动，他们行军速度更快，更能忍受恶劣的环境，而且让人惊讶的是他们似乎什么都不怕。1905年3月在奉天会战中，日军对俄军壕沟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冲锋，俄军吃惊地看着日军挺着刺刀、面带幸福的微笑在原野上冲锋，似乎能够光荣地死去是让他们高兴的事。在近代史上，东方第一次打败了西方。

日本用了两代人的时间就从封建和前工业化状态转变为一个经济强国和军事强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当时是（现在仍然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明治维新”这种说法其实有一点误导，因为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皇室稳定地延续着，不曾中断，在那之后也没有丧失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日本能回过头去，上溯本国的源头，寻找民族根本性的东西，而不是仅仅依照西方的方式治理——这一点耐人寻味。政治权力转移到了城市商人阶级和来自日本西南部萨摩藩和长州藩的强大武士手中。管理精英出自这些阶层，他们（很有远见地）认为如果日本建立不起来能够抵御西方侵略的民族国家的机构和产业，那么日本就会慢慢失去独立地位。明治时期的武士领袖弃武从文，毫无障碍地当起了管理者、官员、政治领导人和理想主义者；他们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变革，建立了强大、集权的政府机构以实施他们的计划。他们用巨款收买了封建贵族，让传统的等级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原样。政党出现了，但各党派经常要反抗那些想限制它们实力和影响力的政策。日本人民投票选出了帝国议会的议员，但是立法部门的权力一直不够，不足以应对强大的官僚政治。在任何意义上讲，日本文官都从未能控制军队，军队在名义上和事实上都保持着无上的权力，并且与天皇有特殊的关系，可以直接向天皇建言。

令西方国家最震惊的是，在日俄战争中，日本陆军和海军的行为仁慈宽厚，让俄军颜面尽失。1882年明治天皇颁布的《军人敕谕》强制规定禁止对平民或者犯人施暴。“如果你们无所畏惧，实施暴行，”明治天皇警告说，“那么最终世界会厌恶你们并且视你们为野兽，鄙视你们。你们应该注意这一点。”敕谕颁布20年后，日本陆军和海军依然注意这一点。西方国家有关这场战争的报道里有很多日军善待俄国俘虏的例子，他们给俘虏充足的食物，给他们看病，给他们衣服、香烟、俄语书籍和报纸，甚至还有酒。在海上，遇到俄国将军阵亡，日本舰队会让军舰下半旗。东乡平八郎大将亲自去探望受伤的俄国战俘，乃木希典将军则在旅顺港的俄国阵亡将士的纪念碑前表示了敬意。俄国俘虏中只有大约1%死于囚禁期间，而且日本大费周章，用军人的礼节埋葬了他们。日本红十字会在战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几万名无家可归的朝鲜和中国平民提供食物和医疗救助。许多人逃离了之前俄国人占领的地区，俄国人占领时那里经常发生肆无忌惮的抢劫、强奸、谋杀和伤人事件。与之相对比，日本军队毫不纵容这类罪行，用最严厉的手段惩罚罪犯。

日军在陆地上大败欧洲军队这一事实已经足以让世人惊讶，其在海上歼灭欧洲国家的海军则更令世人震惊。西方还惊讶地发现日军比俄军更加仁慈，之前欧洲一直认为东方是一个住着野蛮人的野蛮之地。就像《伦敦新闻画报》的编辑们在1905年1月14日写的那样：“日本竟然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欧洲还没有从这个令人吃惊的事实中缓过劲来。”

日本的胜利让罗斯福很高兴。多年来他对于日本和与日本有关的东西都很着迷。“我对日本人很感兴趣，我喜欢日本人。”他跟他的密友、英国外交官塞西尔·斯普林-赖斯说。在自传中，罗斯福写道：“我相信日本人，我敬佩他们伟大的品质，我希望我们美国人民也拥有这些品质。”在任职期间，罗斯福深入阅读了日本历史、文学和哲学方面的书籍。他尤其推崇《武士道：日本的灵魂》一书，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教育家和外交家新渡户稻造。罗斯福买了六本，送给了朋友和同事。当他读到对马海战获胜后东乡平八郎大将对日本舰队的演讲时，罗斯福感动得流下眼泪，然后命令把演讲稿发给美国海军的每一艘船和每一个基地。他与哈佛校友金子坚太郎一直关系紧密且互通信件。金子坚太郎可以说流利的英语，一直致力于在美国传播日本文化，并在日本传播美国文化。1904年，罗斯福开始在大师山下义韶的指导下练习柔道。他选了十几名随从和他一起学习，每周练习两次。白宫的走廊上回荡着男人们的低吼声和将对方用力甩在地板上的声音。“我的右脚踝、左腰、一个大拇指和两个大脚趾都肿起来了，基本上不能正常动了，我身上到处都是瘀青，”罗斯福在1905年3月给儿子的信里写道，“但是我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你离开后［山下义韶］又教了我三个新招数，简直太棒了。”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罗斯福认为日本验证了他最喜欢的一个理论：某些特定的“民族”身上有高超的“战斗能力”。这类人注定会让周围的人相形见绌，打败敌人，在各个国家传播他们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并且通过商业、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成就推动文明进步。古希腊和古罗马就是这样，后来的哥特人也是如此。后来几个世纪的西班牙、法国、荷兰和英国也都类似。更近一点，就是德国、美国和日本。但是罗斯福认为，没有任何国家像日本这样快速地、迅猛地崛起。罗斯福说，自从半个世纪前佩里准将的黑船驶入东京湾，“日本的发展确实让人惊愕不已。在人类文明史上，没有什么可与日本的发展相提并论，也没有类似的成就可与之相媲美”。

对于东乡平八郎的胜利马汉同样震惊。他写道，日本的胜利“极大地震撼了整个世界”。西方亲自见证过日本明治维新的人统共不过十来个人，马汉就是其中一个。1867年他首次访问日本，那时他27岁，是美国“易洛魁人号”上的海军少校。当船在神户下锚时，一群武士跑到船上请求在此躲避岸上的敌人。武士们身上散发出强烈的尚武气息，而且一看就很有力气——他观察到武士们“肌肉非常结实”——这让马汉印象深刻，但他们同时也是无助的没出过海的人，上船之后站立不稳。 38年后，一听到对马海战的消息，马汉就想起那些站在“易洛魁人号”的甲板上的无依无靠的剑客，“浑身湿透，冷得瑟瑟发抖”，此外马汉对于日本的崛起也赞叹不已。“那天上午颤抖的武士们，与后来参加对马海战的士兵和海员不是有同样的血统、同样的传统，而且只相隔一代人吗？”

对马海战之后，日本和俄国都有了足够的理由结束敌对状态。俄国即将爆发革命，尼古拉二世被迫将最精锐的部队留在圣彼得堡以镇压起义。日本的战争经费来自国外借贷，赤字多年居高不下且难以维持，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家们正在停止向日本发放贷款。当罗斯福提议在新罕布什尔的朴次茅斯进行协商和谈时，双方都欣然同意。经过漫长、焦虑的协商后，俄国同意签字将旅顺港转让给日本，割让库页岛（萨哈林岛）南部，从中国东北退兵，默许日本对朝鲜的占领——但是俄国坚决反对战争赔款，而这是日本很早就提出来的必备条件。日本谈判团折服于罗斯福的个人魅力，也不想谈崩，所以最终放弃了赔款的要求；1905年9月5日，《朴次茅斯和约》签署。

该和约是美国外交上的胜利，罗斯福在1906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和约签署几小时后，跨太平洋的电报将消息传到东京，日本民众出离愤怒，无法相信。日本公众此前因陆军和海军的大获全胜而欣喜若狂，他们被煽动性的媒体鼓惑，期待获得大笔战争赔款和兼并整个库页岛。得知一分赔款也没有，而且只得到了库页岛的南部后，许多日本人认为西方列强团结起来夺走了日本人辛辛苦苦赢来的战争成果。在东京，美国公使馆遭到袭击，凶手是穿着黑绉纱、拿着日本国旗的暴徒，他们还在那里放了火。13座基督教教堂被破坏、抢劫，有的甚至被大火夷为平地。有人公开称要暗杀签署条约的日本特使。在日比谷公园，一大群人跟在铜管乐队的后面游行示威，反复喊着：“战争必须继续！”拿着武器的暴徒冲击警察的封锁线，警察局被袭击、占领，数百人被逮捕。两天后暴乱才结束，死伤者达一千人。

公众的暴力反应直到1941年才结束。西方外交被认为是蓄谋封锁、压迫和残害日本。不仅仅是精英统治阶级，就连媒体以及大批民众都会仔细查看日本签署的国际条约。关于日本以外的世界，日本民众几乎得不到真实、有用的信息。在日本国内，出现了向外交官施压的趋向，因为外交官们周游列国、会外语而且被西方的穿衣打扮和礼仪影响——他们被认为是叛徒，他们迫于西方阴险的压力，不再是真正的日本人。东京的报道中并没有说俄国正在向中国东北调兵，也没有说俄国很明显宁愿再次开战也不想接受协约中的条款；报纸中也没有提日本就要破产了。关于日本窘境的真实报道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这是导致二战的另一个悲剧性因素。

和约虽然不受欢迎，但日本确实签署了和约，整场冲突本可以就此尘埃落定，谁料想第二年就爆发了火上浇油的事件。1906年4月，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发生地震和火灾，造成约3 000人死亡，整个城市被烧得一片荒芜。灾难过去两个星期后，学校董事会宣布所有的日裔学生都只能上隔离学校，这样白种学生“就不会在青少年时期和蒙古人种的孩子接触，受到他们的不良影响”。此后，住在旧金山的日本孩子被迫穿过还在冒烟、充满流氓的街道，前往唐人街的“专收亚洲孩子”的学校。

加利福尼亚州的日本移民长久以来一直受到迫害，这是最近的一次。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是当地和联邦的政客、工会领导和残忍的排外媒体——最臭名昭著的就是《旧金山纪事报》，该报与其劲敌《旧金山观察家报》的发行量不相上下，为了取得优势，该报抓住此次事件紧紧不放。《旧金山纪事报》的社论版几乎每天都会谈到这一事件，叫嚣“洪水般的日本人给美国学校带来了危险，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能明显感觉到”。该报提醒说：“黄种人是公立学校的魔鬼，也威胁着美国女性。”1905年3月1日的一条新闻标题这样写道：“不干不净的东方人，不加限制的移民，带来了堕落和退化。”四天后该报一篇社论写道：“移民到美国的不是日本最好的人，而是最差的；日本国内焕然一新，却把漂在水面上的渣滓送到了美国，那些渣滓都是日本用不上的废物。”

地震过后的旧金山陷入绝望和混乱中，当局无力制止哄抢、盗窃、持枪杀人和群体暴乱。旧金山的日本城在地震中被毁坏，成千上万名无家可归的难民被迫在周围的街区寻找藏身处，他们与在大火中失去家园的白种人产生了冲突。人们怀疑旧金山的官员和警察心照不宣地鼓励美国人反对日本人。日本人在街上被追着打，他们的窗户被扔进石头，日本人经营的商店被挂满了这样的警示标语：“白人男女：请照顾自己人的店铺。”

日本已经捐赠了24.6万美元用于旧金山的灾后重建，这比所有其他国家捐款的总额还要多。日本一位知名地震专家从东京赶来帮助灾后支援重建，却在大街上被截住，被暴徒殴打。

旧金山针对日本人的这些做法得到了日本媒体的报道，一些较为引人注意的大报要求刚刚打了胜仗的日本海军前去撤侨。“很容易就可以让美国从那固执的梦中醒来，只要我们的将军突然出现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就可以了，”《报知新闻》在1906年10月22日称，“为了世界文明，我们应该做好准备，用铁锤击打恶魔的头。”日本政府向罗斯福政府表达了愤怒的抗议，称加利福尼亚发生的事情违反了1894年日美协约的规定。国务卿伊莱休·鲁特怀疑日本与哥伦比亚政府秘密会谈，谋求在南美大陆建立军事基地。《纽约太阳报》驻东京的记者告诉编辑，日本公众一般不会对离自己这么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形成舆论，“但是不让日本孩子到公立学校上学使得很爱孩子的日本人迅速做出了反应”。

罗斯福总统感到愤慨，这不仅是因为加州人顽固的行为使得整个国家蒙羞，而且因为国会大部分州代表反对他的海军扩建计划。在罗斯福看来，各州的领导人正在愚蠢地向日本挑衅，“但同时又拒绝采取措施，使自己不受日本强大武力的伤害，他们对于日本的轻率和傲慢无礼会让他们吃苦头的”。罗斯福派了一名内阁成员前往旧金山，希望能劝说学校董事会撤销种族隔离的决定，结果被董事会断然否决。《哈珀斯周刊》在其封面上刊登了一张漫画，把旧金山市画成一个拿着弹弓的顽皮小男孩，并且暗示日本应该为加利福尼亚白人的孩子设立一所礼仪学校。“太平洋沿岸各州的看法，”罗斯福致信洛奇时写道，“就和霍屯督人的想法一样蠢。”

在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罗斯福准备了1 200多字的激昂演讲，他称种族隔离令是“一小群过错方”实施的“恶劣闹剧”。他宣称：“日本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与最聪明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并驾齐驱，他们通过自己的品德和努力赢得了被公平对待的权利。”他补充道：“我们能从日本身上学到很多，日本也能从我们身上学到很多；一个国家只有乐于学习才能教导别人。”

总统坚定的外交斡旋促成了1908年的“君子协定”，旧金山市民同意废除种族隔离令，而日本则答应限制移民美国的日本人数量。但和谈是在诸多触目惊心的战争伤疤中进行的。建设运河的工作正在巴拿马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直到1914年运河才完成，此前美国海军的主力舰队必须绕过合恩角，航行1.3万英里才可以到达旧金山。而横滨的日本舰队就在6 500英里之外。如果日本在运河尚未通航，美国海军无力阻止的当下就出兵该怎么办？一时间流言四起，威廉·赫斯特的报纸尤甚——有人看到一支日本舰队驶出海港；一座日本基地在阿留申群岛秘密建立；日本特使正不怀好意地与墨西哥结盟；当地的日本妇女被招来当“喂奶机器”，这是一种缓慢但是肯定会成功的人口战争，这样日本人的后裔最终将吞掉整个地区。廉价杂货店里卖的小说想象出“黄祸”的可怕画面：亚洲部落来到美国西海岸，把白种人逼到落基山东面。

罗斯福尽最大的努力平息这场危机，他的努力也不是完全没有效果，但是毫无疑问他内心也认为日本是一种威胁。“我一直尽量对日本人客气，”他后来写道，“我最后不安地意识到，关于太平洋沿岸发生的事情，日本人的新闻中有一点点隐藏起来的野蛮性；我终于明白过来，他们以为我怕他们。”岌岌可危的不仅仅是加利福尼亚。夏威夷离日本要比离北美洲近，那里有大批日本移民，而且移民数量还在增加。关岛没有建防御工事，毫无防守能力；那里离美国旧金山5 800英里，但离日本只有1/4的距离。菲律宾有7 000多个岛屿，整体海岸线长度与整个美国一样，就在日本的南大门外。日本海军可以轻易封锁马尼拉，消灭驻扎在那里虚弱的美国亚洲舰队。菲律宾的主岛吕宋岛上有一千个登陆地，日本可以从其中任何一个地点发动入侵。“菲律宾是我们的阿喀琉斯之踵。”罗斯福在1907年8月跟战争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说，这一类比非常恰当：每一项真实的战略军事研究都表明菲律宾很快就会遭到坚定的日本海军发动的水路两栖进攻。

罗斯福被各种复杂和矛盾的事情弄迷惑了，而且他急于在巴拿马运河建成之前遏制来自日本的危机，所以他想出一个计划，要让美国的主力舰队做环球航行。他跟洛奇说，如果美国与日本爆发战争，那么海军“就可以更便捷地将正在航行的舰队派往太平洋地区”。真实的航行可以让海军“在和平时代而非战争时代发现所有问题、错误和缺点”。大白舰队（名字的由来是船只都被刷成了白色）有16艘战列舰、大批辅助舰船和大约1.8万名船员。这次航行对于技术和后勤的要求都很高，也是史无前例的——此前没有哪个国家将整支海军派出去环球航行。

1907年12月16日，大白舰队从汉普顿锚地出发，船员们靠在栏杆上跟送行的人道别，乐队奏起音乐，并且鸣放21响礼炮向罗斯福致敬。而罗斯福站在总统游艇“五月花号”上观看了这一场面。“你们见过这样的舰队吗？”罗斯福问道，“难道这不是了不起的成就？我们不应该感到骄傲吗？”船只排成一长串，在海面上绵延了7英里。它们绕过合恩角，到达了包括日本横滨在内的几处太平洋停靠港。抵达东京后，美国军官在皇宫受到了天皇召见。在14个月的航程中，舰队到达了六个大洲，途经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回到美国。在美国报纸上的一幅卡通画里，一艘战列舰被画成罗斯福的样子。罗斯福总统的脸是船首，骑兵帽的帽檐是前甲板，大张的嘴巴则在吞食大海。在罗斯福卸任之前几天，舰队结束了4.6万英里的航行，回到美国。罗斯福再一次从“五月花号”的甲板上眺望，每艘船也再一次鸣放21响礼炮向他致敬。后来他在旗舰上发表了演讲，祝贺军官和士兵们：“这是第一支环球航行的作战舰队。以后再次实现这一壮举的人，都是在追随你们的足迹。”罗斯福说，大白舰队的航行表明“太平洋和大西洋一样，都是我们的国内水域”。

1914年1月，巴拿马运河首次通航。1914年7月，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2月，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在床上逝世，享年74岁。

那时，参与未来太平洋战争的将军们年纪在二十八九岁或者三十出头。他们已经被提升为上尉或者少校。他们已经被视为未来的高官，被送往纽波特的海军战争学院学习；在那里他们研究、讨论并规划未来海战的前景。他们利用兵棋推演战斗场景，用模型代表奋勇争先的舰队，通过扔骰子决定战争的走向。据说马汉的幽灵仍徘徊在学院当中，而且根据推演估计，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高潮将是战列舰在西太平洋的对决，那会是一场典型的马汉式“决定性战役”。

《橙色战争计划》是美国太平洋战争的计划书，该计划书预计“橙色”（日本的代称）会突然袭击并取得压倒性胜利，侵占菲律宾、关岛，此外可能还有夏威夷。驻扎在菲律宾苏比克湾的小型美国亚洲舰队将破坏岸上的设备和所有无法带走的军需，然后逃离到安全的水域。战争爆发一周之内，美国海军主力舰队（可能驻扎在东海岸）将开足马力，驶向大海，开启漫长的征服和解放的旅程。通过巴拿马运河后，美国海军将进一步穿过中太平洋地区广阔无边的水域，袭击并且占领日军控制的环礁。到达西太平洋之后的几个月，舰队将追捕并且歼灭日本海军的主力舰队。胜利的美国舰队将封锁日本本土，扼制日本的贸易，迫使日本投降。

这个计划的缺陷十分明显。罗斯福的大白舰队仅仅证明，在和平时期本着良好的愿望，这些战列舰组成的舰队可以环球航行。在战争时期重复这一壮举，并指望在日本的本土水域打败令人畏惧的日本舰队，就是另一回事了。在最佳状况下，那个时代的战列舰在长途航行时可以维持10节或者12节的速度。航行沿线必须有储油充足且防御严密的补给站。在海上航行数周后，船员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会变差，他们的工作效率和士气也会受损。离交战区越近，舰队越要警惕突袭。在任何时刻，官兵都可能要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集结并投入战斗，在经过这么远距离的航行后去打赢一场决定一切的战役。他们要面对的是敌人以逸待劳的舰队，这些舰艇可以很容易地抵达重要基地，军官和士兵们精力充沛，严阵以待，舰船也都受到了良好的维护。《橙色战争计划》似乎重述了1905年齐诺维·罗杰斯特文斯基上将指挥的俄国舰队的悲惨结局，谁又敢说结局会不一样呢？

只有少数敢于突破传统的人猜到，飞机和潜艇将改写海战的所有规则，到20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战列舰不仅毫无用处，甚至有还不如没有（因为战列舰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而马汉的海战三原则也将迅速变得过时。“一战”已经透露出一丝未来的端倪。德国海军的U型潜艇证明潜艇可以威胁海运的补给线。欧洲的战争表明航空兵可能会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而且到“一战”结束时英国已经证明，飞机可以在船上起降。“一战”中，发生在日德兰半岛附近的最大规模的海战，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全盘否定马汉的学说。但是“一战”所带来的任何教训，都无法打破人们对于战列舰的崇拜，一直到二战爆发前，世界各国的海军高官都是战列舰的追随者。

泰迪·罗斯福在1912年没有通过第三党进步党获得足够的选票，所以未能连任总统；结束政治生涯后，他出书，做演讲，从事一些自己喜欢的改革事业。和往常一样，他倡导与日本保持友好、和平的关系，这是“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他又搬出了1906年加利福尼亚学校危机时他开出的那味药——对待日本人要很有礼节，要赞美，这样才能抚平日本敏感的国家荣誉感；在加利福尼亚州和亚洲都要避免无意义的挑衅；要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好将美国海军的主力派往西太平洋地区。罗斯福仍然怀疑日本“一心要成为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力量”。战争可能无法避免，但是美国的外交政策要尽可能推迟开战的时间。菲律宾在很大程度上没办法守护，除非国会能够同意给海军几千万美元的经费。制止日本侵略的唯一希望就是打造一支可靠、强大的海军。罗斯福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海军准备状态”（naval preparedness）这个话题上，态度坚定到近乎顽固的地步。这是他最喜欢的口号之一，“准备状态”（preparedness）这个词是他自创的，他在演讲、书信和文章中反复使用，以示强调。海军就是国家的右臂，他在《纽约时报》上写道，还说“如果我们让这只右臂无力甚至瘫痪，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会遭殃”。美国人如果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就会经历一次“痛苦的苏醒；如果那痛苦的苏醒当真到来，我相信我们的民众会想起那些愚蠢的博爱者、胆小的国会议员和其他政府人员，他们应该为美国的悲剧负责”。

伍德罗·威尔逊1913年上台，他提名31岁的前纽约州州议会参议员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担任助理海军部长。富兰克林是西奥多·罗斯福的远房亲戚，后来娶了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女。（西奥多·罗斯福1905年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尽管富兰克林是一名民主党人士，而且要为刚刚在大选中击败了西奥多·罗斯福的新任总统工作，但他也是一名坚定的海军至上主义者和马汉思想的推崇者。实际上，在富兰克林15岁生日时，西奥多·罗斯福送给富兰克林的礼物就是《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富兰克林的母亲说，富兰克林“完全能背下那本书”。在担任助理海军部长期间，富兰克林每天都对海军进行训练，就像西奥多·罗斯福在麦金莱总统任期内担任相同职务时所做的那样。

1913年5月，西奥多·罗斯福写信祝贺富兰克林担任此工作，也主动提供了一些指导。他提醒富兰克林千万不要让舰队被太平洋和大西洋分开，还说：“我不想和日本产生冲突，但是这有可能会发生，而且一旦发生，必然是突然而至的。”

他的这番话预见到了未来，不过是28年后才应验。在1941年一个晴朗的早晨，“痛苦的苏醒”在夏威夷来临，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最悲观的人的想象。富兰克林在担任助理海军部长和纽约州州长时一直追随着西奥多·罗斯福的脚步，而到了1941年，这将是他出任美国总统的第9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满足马汉的集中兵力的理论，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排成两列停泊在珍珠港东湖（East Loch），船首靠着船尾，横梁挨着横梁，就像驿站马车的马队一样整齐。但是这些战列舰没有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