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不合理的社会（2）

“‘上帝已经禁止我们杀人了，我们可以为了一点儿钱就轻易地处死一个人吗？如果说，上帝禁止我们杀人不包括按照法律应当处死时也不处死，那么，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立法允许强奸和做伪证。因为上帝禁止我们自杀或者杀害别人，而人们却彼此同意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杀人，难道人们的一致意见有如此效力吗？使得他们可以不遵守上帝制定的戒律？既然上帝没有赐予我们可以不受它的法则约束的先例，也就没有给予谋杀以合法性。那么到底是什么给予了人法优先于神法的权利呢？并且，一旦这件事情被允许，依照同样的规则，人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对上帝的律法加以限制。’”

“‘即使是用于限制奴隶和贱民的极为严酷的摩西律法，对盗窃的惩罚也仅处以罚金，而不用处以死刑。我们无法想象，在上帝以慈父般的慈爱对待我们的、无比宽容的法律中，竟有如此残忍且容易使人们滥用权利的条款。’”

“‘基于这些理由，我认为对盗贼处以死刑是不合法的。显而易见，对小偷和杀人犯处以同样的刑罚是荒谬的，是不利于英国司法的。因为如果一个盗窃犯知道对盗窃的惩罚和对谋杀的一样，他就会杀害那个他原本只想抢劫的人。因为既然惩罚措施相同，杀人灭口似乎更为安全，还可以降低被揭发的风险。这样，对盗贼过度恐吓反而促使他们更加残忍，而且使公民面临更大的被杀死的风险。’”

“‘然而对于这个问题，还有什么比严厉惩办更合适的方法吗？我认为，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比创造一个更差劲儿的方法要容易些。我们为什么要怀疑，深谙管理艺术的罗马人长久使用的方法是不恰当的呢？他们给犯了重罪的犯人戴上镣铐，发配到采石场或者矿山工作。但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我在波斯旅行时，听波利来赖塔人说的那种制度。他们的国家幅员辽阔、治理有方。除了每年向波斯王进贡以外，他们在所有领域都实行自治并且自己制定法律。他们深居内陆，四面环山，自给自足，很少和别的国家有贸易往来。按照他们的国家理念，他们不求扩张领土，而且既有山脉阻挡又有波斯王保护，因而免受一切侵略。因此，他们没有战争，安居乐业，不求闻达，生活悠然自得。我想，甚至连他们国家的名字都只有近邻才知道吧！’”

“‘在这个国家，被发现盗窃的人一定要将赃物归还给失主，而不像其他地方，要交给国王。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国王对该物享有的权利不比盗贼多。如果赃物遗失，则对该物品进行估价并由小偷进行赔偿，多余的部分就留给他的妻子和孩子。犯人自身被责令服苦役，但是既不用被监禁也不用戴镣铐，除非罪行重大。他们行动自由，为公众服务，如果他们懒惰或者懈怠，将受到鞭打，但是只要他们工作努力，就绝不会受到任何责备。仅在晚上睡觉前点名以及睡觉时会被锁起来。除了连续不断地劳动以外，犯人的生活没有任何苦楚，他们替公家干活，也用公费开支，具体的实施方案各地不尽相同。在某些地方，用在他们身上的钱来自慈善捐款。尽管这个收入来源不太稳定，但是波利来赖塔人对犯人们心存怜悯，因此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保障他们的生活。但是在其他有些地方，会预留一部分公共税收，以维持他们的生活。还有一些地区，按照人口数量抽取一定的税款来充当这笔经费。在另外一些地方，犯人则不需要为社会公众服务，而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劳务市场找工作并且公众可以雇用他们，只是工资比自由人低一些。如果他们工作懒散还可以用鞭子催促他们快一些。总有一些工作需要他们去做，这样不仅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还可以为社会创造一些财富。他们都穿固定颜色的衣服，头发剃到耳朵以上，并且切掉一个耳垂。他们的朋友可以给他们送来食物和符合颜色规定的衣服。但如果给他们送钱，则对于给予人和接受人都是死罪。任何自由人，不论什么原因，只要拿了犯人的钱，就是死罪。奴隶（犯人被这样称呼）持有武器也是死刑。每个地区的犯人身上都有独特的标志以便于区分。当一个奴隶走出自己所在的地区或者和其他地区的奴隶交谈时扔掉了自己的标志，就构成死罪。除此以外，密谋逃亡和逃亡也是死罪。如果奴隶对别的奴隶的逃亡行为默许，就处以死刑；如果是自由人的话，就责令充当奴隶。相反，给予告发者奖赏，自由人告发，奖励金钱，奴隶告发，恢复自由，而且这两种人都可以免于追究共谋的罪行。为的是使尽早改邪归正的人比坚持作恶的人享受的待遇更好。’”

“‘这就是关于盗窃罪的法律和规则，很显然，这些法律和规则既人性化又有好处。这种惩罚犯罪的方式不仅可以消灭罪恶，保护人民，而且也会使人们意识到诚实的必要性，认识到用余生来弥补过去对社会造成的伤害的必要性。而且，也不需要担心他们重操陋习。甚至有一些游客认为这类人很适合做跨辖区出行的导游。他们没有可以用于抢劫的工具，没有武器装备，甚至只要身上带了钱就会被认定有罪。他们穿的衣服和普通人的完全不同，因此插翅难逃，即使他们不穿衣服，被割掉一半的耳朵也很容易被认出。唯一的危险就是他们密谋叛国。当然，除非几个相邻地区的奴隶都一起密谋，否则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不同地区的奴隶甚至不能见面或者交谈，更不要说将这种危险的想法泄露给别人了。因为他们很清楚，隐瞒阴谋的人是很危险的，而告密者却会得到好处。而且，奴隶是有希望获得自由的，只要他们服从命令、有耐心，使人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他们已经改过自新了，他们就有希望获得自由，并且每年都有很多人因此重获自由。’”

“‘当我把这一切都讲完以后’，我又说，‘你会发现采用这种方法带来的好处一定会比那种严苛的法律带来的好处多。’他回答道：‘在英国，这种制度一定会搞得全国上下不得安宁。’他边说边摇着头，愁眉苦脸，随后便沉默了。在场的人好像都同意他的观点。”

“红衣主教说道：‘对这种制度做出一个正确的评价并非易事，因为这是一个我们从未尝试过的方法。但是可以将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小偷，在国王批准后进行缓刑，然后试行这个方法，限制他得到庇护的特权。如果取得了好的效果，这种方法就是有效的；如果没有，最终的结果就是立即执行死刑。并且我不觉得，’他补充道，‘这有什么不公正或者不方便的地方，也不觉得这种试行有什么危险。我觉得流浪者也应当适用这套制度，因为尽管我们已经制定了很多法律，但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效。’”

“红衣主教说完以后，大家纷纷称赞这一提议，然而我刚刚说的时候却没有任何人赞同。不过大家尤其赞同关于流浪者的提议，因为这是红衣主教补充的部分。”

“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继续讲下去，因为这很荒谬。不过，我还是要大胆地讲一下，因为这和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有联系并且有可能带来好处。”

“当时有一位清客站在旁边，他很自然地扮出一副滑稽相，似乎真的是一个滑稽家。他常在不恰当的时间说话打趣，可是让人发笑的并不是他的话，而是他本人。但他有时会意外地说一些很有趣的话，就像那句古老的谚语所说的：‘一个人经常玩骰子，他迟早会中一次。’”

“有个人说：‘拉斐尔已经解决了盗窃犯的问题，红衣主教也提出了解决游民问题的办法，所以我们就只剩下扶持老弱病残的公共政策没有制定了。’”

“‘如果把这件事情交给我，’那个清客说，‘我将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最厌恶这种人，他们总是在我面前卖惨并想要借此讨钱。但是，无论他们把自己描述得多么悲惨，都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一分钱。因为我并不想施舍他们，即使我想，我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施舍。他们现在已经很了解我了，所以也不会在我身上白费力气。我可以安稳地从他们面前走过而不会有任何麻烦，因为他们对我一无所求，仿佛我是一个其他地区的牧师。但我想制定一条法律，把这些乞丐都送到修道院。把男人们送去本笃修会，让他们成为庶务修士，把女人送去做尼姑。’”

“红衣主教笑了笑，把他说的话当成笑话，但其他人却当了真。其中一个神学家，尽管他是一个很忧郁的人，但他似乎对牧师和修道士很感兴趣，喜欢取笑他们，因此他开始和清客交谈，他对清客说：‘这不会使乞丐们彻底绝迹的，除非你能够提出照料修道士的方法。’”

“‘可是已经有人做这件事情了，’清客回复道，‘红衣主教提议把流浪者监管起来，为他们提供工作，这就是在关照你们啊，因为你们正是头号游民。’”

“人们看到红衣主教并没有因为这句话而生气，因此十分开心，只有修道士很恼火。这很容易想象，他怒不可遏，开始辱骂那个清客。他骂清客是流氓、诽谤者、骗子以及毁灭之子，还引用了《圣经》中一些可怕的话来攻击他。这时，清客很得意，便开始来回走动。‘好修道士，’他说，不要生气，圣书上说了，‘忍耐将保全你们的灵魂’。修道士回复他（我引用他的原话）：我不生气，你个刽子手，至少我没有犯罪。赞美诗作者说，‘你们可以愤怒，但不要犯罪’。”

“红衣主教温柔地劝修道士冷静下来，希望他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但他回答道：‘不，大人，我说这话完全出于我该有的热切之心，圣洁之人是有热切之心的，’因此圣书中说：‘我为你的殿堂而热诚，内心焦急，如同火烧。’我们在教堂里唱道：‘当以利沙走向神殿的时候，嘲笑他的人感受到了他的热心。”那些嘲笑我的人，那些无赖，也许会有同感。’

“‘你这样做也许是出于好意，’红衣主教说，‘但我认为，如果你不和一个愚人进行这样可笑的较量，会显得你更加明智，也对你更有益处。’”

“‘不，大人，’他说道，‘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人，他却不做明智之事，’他说，‘你要用傻话回答傻瓜’——这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并且向他指出他没有意识到的万丈深渊。如果讥诮以利沙秃头的人感受到了他的热切之心，那么，嘲笑了许多修道士其中包括不少秃头修道士的那个人，会变得怎样呢？而且，被所有人嘲笑的那个人也可能被逐出教会。”

“红衣主教看这件事情结束不了了，就示意那清客离开这里，然后把话题转移到别处。稍后，他起身离开，去听诉状了。”

“亲爱的莫尔先生，我已经讲完了这个冗长乏味的故事，如果不是你对这个故事非常感兴趣，并且不肯放过其中任何一部分，我真的不好意思花费你这么长时间去听这个故事。但我决心详细地讲给你听，因此你可能感受到了这些人对我的建议有多么鄙夷，可一看到红衣主教对我的建议加以赞赏，他们就立马也表示赞同。他们如此热情地逢迎红衣主教，红衣主教只当那个清客的话是开玩笑，他们却也认真了。由此你可以看出，他们对我的意见多么不重视。”

我回答说：“你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你把这件事情讲得既有道理又有趣，而且我听你讲述时，就像我身在英国一样。我回忆起红衣主教时，仿佛回到了童年时光，我小时候是在红衣主教家里长大的。我本来就很喜欢你，而你对红衣主教的追忆让我对你更有好感了。但是，即使是现在，我也不会改变我的观点，即觉得如果你能克服自己对朝廷的厌恶，积极建言献策，最大化地造福社会。这是你最重要的责任之一，也是所有善良之人的责任。你喜爱的作家柏拉图认为，只有当哲学家成为国王或者国王成为哲学家时，才会国泰民安。如果哲学家都不屑于向国王献言献策，那国泰民安岂不是遥遥无期。”

“哲学家并没有不通情达理到不愿意向国王进谏，实际上，有许多哲学家都通过著书立说这样做了，只要国王愿意采纳。当然，毫无疑问，柏拉图的预言是正确的，如果国王不懂哲学，就绝对不会认同真正的哲学家的建议，因为国王从小就受到错误观念的影响——柏拉图在和代俄尼喜阿的交往中得到了以上的总结。你设想一下，如果我为一个国王提出有益的建议，以彻底清除他灵魂中的污渍，难道他不会马上把我撵走或者奚落我吗？”

“假设我供职于法国朝廷，加入法王的枢密院。在他亲自主持的秘密会议上，一群精明干练的谋臣绞尽脑汁商讨如何占领米兰，夺回那不勒斯，打败威尼斯，进而征服整个意大利。之后兼并法兰德斯、布拉邦特，最终统治整个勃艮第以及所有法王早已有意吞并的国家。在这个会议上，其中一个大臣建议和威尼斯人达成协议，协议内容是有事时和威尼斯人进行商议，并给予他们一部分掠夺来的财物。只要法王愿意，协议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等到扩张圆满结束时，就可以索回财物。另一个大臣的建议是招募德国雇佣兵，有的大臣想贿赂瑞士人，更有人要国王把黄金作为献给皇帝的礼物，以消除陛下的怒火。又有人提出建议，必须和阿拉贡国王重修于好，并把纳瓦尔国割让给他以确保和平。还有人提议和卡斯提尔国王联姻，并用固定的年金拉拢他朝廷上的大臣以使他们偏向法国。”

“同时，最让人苦恼的问题是：如何对付英国？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进行和平谈判。对这个脆弱的联盟，最多就只能加强契约联系，我们必须把英国人视为朋友并防止他们成为敌人。因此，要拉拢苏格兰人，如果英国人有风吹草动，就让苏格兰人趁机下手。除此之外，我们必须暗地里支持某个流落在外的英国贵族，既结契约，就不便公开支持，但资助了另外一位王位继承人，便足以挟制一个难以信任的英王。”

“在这种会议上，精明干练的大臣们都在竭尽所能提出战争性质的意见，如果我这个无足轻重的人建议改变行动方针，那会怎样呢？如果我说不要去干预意大利，如果我说法王应该先治理好已有的领土而不是一味想着对外扩张，如果我给他们讲述乌托邦岛东南方的阿科里亚人的决议。”

“曾经有一次，阿科里亚人为抢夺另一个王国而对外征战，他们的国王基于和那国很久之前的联姻而自认为是其合法继承人。阿科里亚人成功夺取政权后，发现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那国的臣民经常发生内部叛乱并且可能招致外来侵略。阿科里亚人意识到，为了应对这些臣民可能招致的灾祸，他们应该筹建一支常备军。与此同时，阿科里亚人的财产遭到洗劫，他们的钱大量流往国外。他们为了别人的荣誉而流血牺牲，却过得比以往更不安定。战争败坏了国内的社会风气，人们嗜盗窃成性，战场上的杀戮也使得国内的犯罪率上升，法律被蔑视。这些都是因为国王要同时治理两个国家，而结果是两个都治理不好。后来，阿科里亚人意识到，要想结束这场灾祸，唯一的办法就是请求国王只保留一个王国而舍弃另外一个，任其自由选择保留哪一个。因为他不能兼顾两个国家，他没办法同时统治这么多臣民。哪怕是雇一名骡夫，也没人愿意和别人合用一个。最终，这位贤德的国王不得不把新获得的王国让给一位朋友，专心治理自己的王国，后来这个新国王也被人们赶走了。”

“因此，我认为，如果法王穷兵黩武导致那么多国家陷于战争之中，最终的结果必然是，金钱外流，国库空虚，国民惨遭杀戮，却一无所获。所以，他倒不如专心治理已有的王国，竭尽全力使其繁荣富强、国泰民安，百姓生活富足，怡然自乐。不要觊觎对外扩张，因为他统辖的区域已经足够广阔富足了。亲爱的莫尔，你觉得，我这番话，听的人愿意去接受吗？”

“当然不愿意接受。”我说。

“那么，我继续说下去吧，”他说道，“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国王正在听取大臣们的议论，关于如何为国家积攒财富。一位大臣提议，国王可以支出货币时提高汇率，收进时使货币贬值。这样就既可以用少量的钱还大额的债务，又可以从收进的还款中捞一笔钱。另一个大臣则建议，谎称对外作战并以此为借口筹款，之后选取一个合适的时机宣称，仁慈的国王因不忍看到生灵涂炭而制止了战争的发生。还有人向国王提到了早已束之高阁的法典，因年代久远早已被人忘记，因此也没有人遵守。国王就对不遵守这些法典的人处以罚金，这是最好的生财之道，而且以执法为幌子，也名正言顺。又有人建议道，国王应该制定一系列禁止性规范，尤其是对侵害国计民生的行为加以禁止，违者给予严厉处分。然后，就又可以从被禁止者处收取金钱，以对他们开禁。这样，百姓觉得受到了保护，国王又可以收取双向罚金：既向违法者收取了罚金，又向一些人出卖特权，而且，特权的卖价越高，国王越贤德，因为国王极不愿意出卖侵害臣民的特权，如要享有，必须出高价。甚至还有大臣说，国王应该约束法官，使法官听从国王的安排，这样，法官的每一个判决都是有利于国王的。而且，应当把法官召到王宫，大家要当着法官的面议论有关事务。这样的话，尽管国王的行为是不合法的，但法官或者出于存心要反驳其他人，或者羞于随波逐流，或者单纯地谄媚，总是可以在法律条文中找到漏洞，并加以曲解的。这样一来，原本很清晰的一个问题就会变得难以抉择，国王就趁机亲自对法律条文做出符合他本人利益的解释。其他人或是阿谀谄媚，或是屈服于权威，无不随声应和。（随后，这个决议就被视为是法庭做的。）总之，为了做出有利于国王的判决，总是能找到借口的，可以说国王总是正确的，或是咬文嚼字曲解法律，或是列出无可争议的国王特权，后一条对于有心的法官而言是高于一切的！”

“所有的大臣都赞同戈拉苏的话：无论国王有多少钱，只要他有一支必须维持的军队，他的钱总是不够的。而且，即使国王想做错事，他也总是正确的。因为百姓都是属于国王的，百姓所有的东西都归国王所有，由于国王仁慈才没有取走百姓的私人财产。百姓的私人财产越少，对国王就越有利。因为国王要保证百姓不会因为有钱、有自由就以下犯上。人一旦有钱了，就不想接受严苛而不公正的命令。相反，贫穷会消磨人的意志力，使他们习惯于忍受，使受压迫者丧失高贵的反抗精神。”

“如果我在这种时候又进行反驳，说这些提议都有损国王的名誉和安全。不仅关乎国王的荣誉，而且关乎他的安全。因为国王的安全不以他自己的富裕为前提，而以百姓的富裕为前提。如果我还指出，百姓选国王，是为了他们自己而不是为了国王。坦率地说，是为了国王能够勤于政务，为了使自己安居乐业，远离欺侮和冤屈。因此，国王应该更看重百姓的幸福而不是他的个人幸福，正如牧羊人的职责是养好羊，而不是喂饱自己。”

“的确如此，这些大臣们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百姓穷苦则国家太平。然而，乞丐们的争吵难道不是最多的吗？还有比不满足现状的人更想造反的吗？还有比一穷二白的人更无所顾忌地捣乱的吗？如果一个国王被百姓憎恶，为了镇压百姓，国王不得不采取虐待、掠夺、把他们变成乞丐等手段，那他倒不如直接退位，免得因为这些手段玷污国王的声誉。如果国王统治的不是幸福快乐的人民，而是一群乞丐，这样的国王还要他何用——这正是道德高尚的腓布里喜的观点，他告诉别人，他更愿意使自己的百姓富有，而不是自己富有。当然，如果一个人，自己纵情享受，周围一片哀号，那么他不是治理国家的，他是看守监狱的。为了给病人治好头疼而造成了脚病的医生是庸医，同样，为了提高人们生活质量而夺走他们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的统治者，也是不合格的。”

“正是，一个国王应该努力克服懒惰和傲慢，这两个弊病任有一个都会使他无法得到百姓的爱戴。他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谋生而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他应该量入为出。他应该及时制止犯罪，正确引导人民，与其事后惩处不如事前预防。他不应该轻率地施行已经废弃的法律，尤其是长期闲置而可以无视的法律。他不能以违反法律为由私自没收法庭不允许私人占有的财物，这其实是在讹诈。”

“如果我又提及马克利亚人的法典，会怎么样呢？马克利亚人住的离乌托邦很近。他们的国王在即位当天会举行庄严的仪式，宣誓他的私人财产无论何时都不会超过一千英镑。据说，这条规定是由一位圣明的国王制定的，他更关心国家福利而不是自己的财富。这条规定是用于防止国王自己敛财而损害百姓利益的。那位国王认为，一千英镑已经足够他平定内乱和抵御外敌了，而且不至于多到诱使他侵害别人的利益。他还考虑到，这也是一种可以预防日常交易所需物品匮乏的措施。此外，他还认为，凡是超出规定数额限制的财产，他都必须从国库中支出，这样他便不会索取不义之财了。这样的国王会使坏人恐惧，会受人民爱戴。总之，如果我把诸如此类的看法强行讲给另有其他看法的那些人，将无异于对牛弹琴。”

我表示同意，说：“我完全同意那些人不会理解。而且我认为，你既然认定了你们观点不同，就不需要把你的看法强加于他们了，也不用给他们提意见。他们的脑海里已经有截然不同的意见了，你的建议对他们又有何益？可以打动他们吗？在好友的聊天儿中，你的这套哲学理论不失为是风趣的，可是拿到议论国家大事的国王会议上，这些想法是不会被重视的。”

“我和你的观点如出一辙，哲学和统治者无缘。”他回答道。

“这诚然不错，”我说，“但是，统治者和这套哲学理论无缘，是因为这种理论自认为到处都可适用。但还有另一种哲学，深知自己的适用范围，并且巧于扮演自己应该担任的角色，这种类型的哲学对政治家而言更实用。这才是你应该采用的。否则，就会出现这种情形：在普劳塔斯[11]的喜剧演出中，一群家奴正在舞台上插科打诨，此时你披着哲学家的外衣走上了舞台，朗诵了《屋大维娅》中辛尼加和尼禄皇帝的争论。如此格格不入的朗诵，把一场喜剧表演弄成了悲喜交加的大杂烩，还不如不说。如果你在一个东西里面掺入了一些不相干的东西，会大煞风景，哪怕这种东西本身极富价值。不管你要演什么戏剧，都要尽力演好，而不要因为想到了更有趣的东西而把它搞砸了。”

“国家治理也是一样，在国王召开的会议上也是。就算你不能根除其他人错误的想法，不能完全治好久积的弊病，你也不能就此放弃这个国家。就像你不能丢弃暴风雨中无法掌舵的船一样。”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不能把别人难以接受的意见强加于别人，而要见机行事。而对于你无法使之好转的事情，也不可以搞破坏。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好事情是不可能的，除非所有人都是好人，我也不敢奢望这个目标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实现。”

“这样的话，”他辩驳道，“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我在医治别人精神失常的时候，自己也染上精神病。我坚持真理，就必须按照我的方式讲话。我想，说谎可能是哲学家的天职，但我绝不会这样做。或许我的发言使那些大臣们反感，但我丝毫不觉得我的言论荒谬。如果我把柏拉图在共和国中的设想说出来，或者把乌托邦人所实行的制度提出来，又会怎么样呢？虽然这些制度是优越的，但看起来会很奇怪。因为他们实行公有制，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享有私有财产。”

“南辕北辙的人不会欢迎别人向他指出前路的危险。但除此之外，我的哪些观点是不适合或者不应该提出的呢？如果人类反常的道德观认为，一切奇特的事物都应该视为离经叛道，那么我们必须装作见不得基督教的教义了。但是，基督不允许我们装作听不见，即使是他对弟子附耳说的话，也被要求拿去公开宣扬。基督的大部分教义，都比我的发言更不符合这个社会的道德观。然而狡猾的传教士发现人们不愿意按照基督的要求改正自己的错误之后，竟然变通了基督的教义，好像它是一根软尺，可以随意适应世人的道德观，以使得二者至少在某些情形中相同。我看不出传教士这样做除了可以使人们更心安理得地做坏事以外，还有什么用处。”

“毫无疑问，我在国王的会议上也一样难以取得成效。因为我或是持有完全不同的意见，这没有任何地位；或是附和别人，这如同忒楞斯的戏剧中说的，助长他们的气焰。还有关于你提出的间接方法，我看用不到。我指的是你希望我在无法好转的事情上不要搞破坏，并尽可能见机行事。在国王的面前，一个人就算装聋作哑也不会被忽视。你必须赞扬最糟糕的建言，应和最差劲儿的谕旨。只要不对坏意见拍案叫绝，你几乎就被视为叛徒。而且，你没有任何机会去做有益的事情，因为和你共事的同事们是那种能够在他们自己被改造之前，先带坏好人的人。和这种人共事，你要么被拖下水，要么始终保持正直而为别人做的坏事打掩护。因此你的间接方法永远无法发挥作用。”

“基于此，柏拉图做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指出了哲学家为什么不参与国家的治理。哲学家看着人们淋着雨走在街上，浑身湿透，却不能去劝人们回屋避雨。因为哲学家们知道，如果自己外出，只会和其他人一样，被雨淋湿，而不会有其他任何好处。因此，他们只要确保自己安全，就很满意，于是他们就待在家里不外出。对于医治他人的愚蠢，他们无能为力。不过，莫尔先生，我向你坦白吧：我觉得，只要有私有制的地方，就难以有公正和繁荣。因为人们会用钱衡量所有事物。除非你觉得一切最珍贵的东西都被坏人占有符合正义；或者极少数人瓜分所有财产，其余人穷苦潦倒符合繁荣。所以，当我在思考乌托邦人优越而神圣的制度时，想到了他们很少制定法律却政通人和、赏罚分明，由于平均分配，所以人人都生活富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国家法律冗杂繁多，却都没有走上正轨——在这些国家里，一个人无论得到了什么财物，都将它称为私有财产，然而每天制定的法律却不能为公民的财产给予保护。这种困境，很容易从层出不穷的诉讼中得到证实。我再重复一下，当我想到这些事实时，我就更加赞同柏拉图的观点了，也更理解他为什么不给拒绝平均分配的国家制定法律。”

“这位圣人当然轻而易举地预见到，实现人人幸福的唯一道路是平均分配。我很怀疑，当个人所有即属私人财产的时候，能否实现平均分配。如果人人都力图对自己可以获得的财产绝对占有，那么无论物资多么丰盈，都还是归少数人所有，其余的人依然贫穷。一般情况下，穷人似乎更应该享受富人的待遇，因为富人贪婪狂妄、百无一用，穷人正直坦率、辛勤工作、为国家做贡献。我坚信，如果不彻底废除私有制，就不可能实现产品的平均分配，不可能实现人人幸福。只要私有制度存在一天，人类中的绝大多数也是最好的一部分就始终无法脱离贫困的痛苦。”

“我承认，这种痛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但我坚信，一定无法彻底消灭。可以定出一项规定，一个人最多可以拥有若干亩土地，一个人的收入最多可以是一定数目的货币，还可以通过特殊立法限制王权、防止国民桀骜不驯，以及禁止卖官鬻爵和挥霍公费。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会给想要通过欺骗和掠夺去中饱私囊的人机会，而本该属于贤人的官职，将会由富人担任。我的想法是，正如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不断采取救治措施仍可以延续生命，采用这种立法也可以减轻、缓和那些弊端。但是只要私有制还存在，彻底治愈并恢复健康就是不可能的。并且，当你专注于某一部分的医治时，其他部分的病情也可能加重。因此，你治好了甲的病，乙又患病了，其原因是把原本属于乙的都给甲了。”

“我有不同的观点，”我说，“如果所有的物品都人人共享，生活就没有乐趣了。而且如果大家都不从事劳动生产，物资供应怎么可能充足？一个人如果没有事关自身利益的动力，他就好逸恶劳，只希望别人辛勤劳动。当人们处于贫困境地，而持有私人财产又违法时，岂不是必然时常发生暴乱和流血事件吗？取消行政长官这一官职以后，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无从想象，人人地位平等时，行政长官在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地位和尊严？”

“你这样看待这个问题，我丝毫不感到奇怪，”拉斐尔回答道，“你想错了我所描述的情况。如果你去一次乌托邦，亲身体会一下那里的风俗习惯就好了。我在那里生活了五年，如果不是为了让世人了解这个新世界，我决不愿意离开那里。你如果到了乌托邦，你就会承认，你从未见过生活得如此井然有序的人民。”

“但是，”彼得反驳道，“毫无疑问，你很难令我信服，比起我们熟知的这个世界，那个新世界人民的生活更加井然有序。我想，在这个我们熟知的世界里，同样有许多有智慧的人，有比那里历史更悠久的国家，有累世生活积攒下来的便利和经验，更不用说那些凭人类智慧难以想象出来的机缘巧合之下的发现了。”

“关于历史悠久，”拉斐尔辩驳道，“如果你读过有关乌托邦的记载，你或许会做出更正确的判断。根据资料记载，在我们这个世界还没有出现人类的时候，那里就已经有城市了。而且，凡是我们这个世界里，凭人的智力创造出来的或者偶然发现的东西，他们那里也都有。我深信，即使这个世界里的人更聪明，也一定不如那个世界里的人踏实能干。”

“根据他们的史书记载，直到我们在这里登陆时，他们都对我们一无所知（他们将我们称为赤道另一边的人），他们只知道，在一千二百年前，曾有一只遭受暴风雨的船在乌托邦岛附近的海域失事，船上的若干埃及人和罗马人被冲上了岸，并从此居住在了岛上。乌托邦人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罗马帝国的精湛技艺，他们要么从这些外来的罗马人身上学会了，要么利用得到的线索进行研究最终得以掌握。我们的人只是意外地漂流到了他们那里，他们竟因此受益匪浅。如果是我们，任何从乌托邦漂流到我们这里的人，都会被我们忘得一干二净，正如我们的后世也会把我曾经到过那里的事情完全忘记一样。他们一见到我们的人，就马上把我们的优势变为己有，而我们要采用他们那种优越的制度，我想，要经过很长一个时期。在我看来，这说明了我们在天赋和资源方面都绝不比他们逊色，但我们却远没有他们国泰民安、快乐富足。”

“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我说，“我恳求你仔细地向我描述一下这个岛国。请详细介绍他们的国土、江河、城市、人民、传统习惯、风土人情、法律制度，以及所有你认为我们要了解的事物。所有可以开拓我们眼界的内容，我都乐意了解。”

“这件事情我是很乐意做的，”他回答道，“那些事情我还记忆犹新呢，但是说来话长，我们需要时间。”

“既然这样，”我建议道，“我们去里屋进餐吧。之后我们可以随意支配空闲时间。”

“同意。”

于是我们前去进餐，结束后我们又回到原处，坐在那把长椅上，吩咐仆人们不要来打搅。彼得和我就催促拉斐尔履行诺言。他看到我们如此迫切地想要听，坐定沉思了一会儿之后，开始了他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