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伍德的《神谕女士》中的加拿大想象

丁林棚

一　引言

《神谕女士》是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76年出版的一部小说。然而作为她的一部早期作品，小说无论在加拿大还是在中国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对这部小说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女性主义方面，如身体与欲望、女性话语权力、母女关系等主题。此外还有针对小说的哥特式元素、神话互文的研究。和阿特伍德的其他作品如《可以吃的女人》《使女的故事》相比，《神谕女士》似乎被批评界遗忘，国际学界也没有相关专著问世。在我国，对这部小说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期刊网文献搜索显示，自小说问世至今，仅有7篇论文。有趣的是，这些论文中有6篇发表在2010年之后，似乎预示着近年来小说正在重新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然而，这些论文的研究焦点分别集中在肥胖隐喻和饮食障碍、死亡叙事、文体戏仿和女性意识四个方面，并没有摆脱前面所述的阿特伍德研究的两大主要范式和视角。针对《神谕女士》中的国家想象和民族身份叙事，则是国内外阿特伍德研究被忽略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以《神谕女士》为例解读小说中女性身份危机所折射的加拿大民族性和国家想象构建的历史轨迹和民族主义思想，阐释阿特伍德作为一名作家对加拿大文化和社会的广泛关怀。

二　女性叙事和民族身份

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家想象是加拿大文学中的一大主题。自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以来，文学界就加拿大的民族和国家想象做出了不懈尝试。作家们致力于用文学手段再现加拿大现实，定义民族身份。例如联邦诗人查尔斯·G.D.罗伯茨（Charles G．D．Roberts）用独特的视角描写了加拿大地理景观，歌颂加拿大的风貌。民族主义文学先驱休·麦克莱能（Hugh MacLennan）在1941年的小说《上升的气压计》中以哈里法克斯大爆炸为蓝本，描写了加拿大的新生。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高潮兴起。以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约翰·莫斯（John Moss）、艾利·曼德尔（Eli Mandel）、弗兰克·戴威（Frank Davey）等为首的作家和批评家展开激烈讨论，呼吁人民关注加拿大的文化身份状况。例如，享誉世界的文论家弗莱在1971年的《丛林花园》中提出了著名的问题：“这里是哪里？”（Frye i）他精辟地指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谁？”（Frye i）而这本质上“是个文化和想象上的问题”（Frye i）。弗莱因而号召加拿大作家用文学“展现出和美国人不同的形象”（Frye iv）。同样，戴维也指出，文学作品就是“一个民族的梦想和噩梦的集中体现”（Davey 8）。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被誉为加拿大的“文学女皇”，是继弗莱之后的第二代民族主义文学领袖。1972年，她发表了文学评论《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指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学象征和主题，例如美国的边疆主题、英国的岛屿主题，而加拿大的文学主题就是生存。作者把加拿大比作美国文化殖民主义的女性受害者，指出加拿大文学的主题就是身体、精神和文化三重意义上的“存活”（survival）。《生存》发表后引起极大反响，成为加拿大最有影响的文学批评著作。科尔茨认为，“在她出生的加拿大这片土地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一名文学英雄；……和其他加拿大人相比她更懂得加拿大的民族性格”（Koltz 506）。

阿特伍德不同于其前辈之处在于，她在自己的作品中积极践行《生存》中提出的民族主义思想，用文学方式定义加拿大身份。例如，她的小说《浮现》借用荒野形象，把女性叙事和加拿大民族主义思想相结合，并通过对加拿大生态环境的关注把个人身份和国家想象联系起来。小说描绘了无名女主人公在加拿大荒野寻找父亲踪迹的故事。事实上，女主人公象征着加拿大人的身份，故事暗讽了美国文化殖民主义对加拿大文化的压制，体现出加拿大人的“受害者”心态。荒野/入侵者、自我/他者、男性/女性、自然/文明、环境/工业化这样的二元对立就和加拿大/国家对立相互平行，小说以文化暗喻的形式表达了加拿大人对身份构建的诉求。因此，阿特伍德的个人身份和民族身份叙事交织包涵了多种形式叙事的“综合统一”（Godfrey 34），这种综合与统一超越了普通现实世界，具备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

可以说，她的所有作品，从《可以吃的女人》到《强盗新娘》《人类之前的生活》《使女的故事》等，都是关于“我是谁？”的，而这个问题又巧妙地和加拿大的文化状况和民族身份相糅杂，书写了阿特伍德独特的女性和民族叙事。对作者来说，文学的社会意义表现在人们对共同的历史、地理、文化等条件的认知和认同，尤其是对加拿大民族身份的感知。然而对许多加拿大人来说，他们“得了失忆症，忘记了自己是谁，这就是加拿大人的情况”（Second Words 385）。因此，文学写作应当充分展示国家和民族的身份，使个体写作和集体身份表达完美结合在一起。

在《神谕女士》中，阿特伍德把女性叙事和加拿大社会想象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她对加拿大普通女性的现实生活表示关注，牢牢以加拿大的社会现实为基础，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女性角色和细节体现宏观的社会图景和民族想象，使小说和民族主义思想产生密切联系。小说中女主人公和不同男性的交往与爱恋（如波兰伯爵、意大利厨师）从侧面反映了加拿大摆脱殖民地文化影响，塑造后殖民民族身份的焦虑和危机。她笔下的女性角色的身份危机往往象征着加拿大人的身份困惑和精神危机，诸如身体、肥胖症、家庭关系等看似琐屑的话题实际上都隐藏了深刻的国家和民族主义诉求。对阿特伍德来说，在文学上对民族身份的刻画莫过于从生活细节上发掘加拿大的形象、历史与传统。正如马修斯所说，“在加拿大，个人身份和民族身份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这是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根源和共同的历史定位；同样，我们和土著民族的关系、和大自然的关系以及我们和小说中移民人口的关系事实上都和加拿大民族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这些联系常常是通过女性的角色展现出来的”（Mathews 140）。

《神谕女士》和其他小说一样，其女性角色的自我危机反映了“自我”和“他者”的两性对立，被进一步用作表达民族身份的文化和社会隐喻，使自我/他者成为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二元结构，这种政治文化寓言是有其历史背景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加拿大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女性意识”（Djwa 16）。这种“新生的女性主义伴随以民族神话塑造为中心的诗歌，再加上弗莱的文学批评及六十年代早期兴起的民族主义，共同造就了阿特伍德的文学传统：它们一起生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感受，即一种神秘的文学想象形式，体现在阿特伍德对男女关系和加拿大民族性质的具体刻画之上”（Djwa 21）。《加拿大文学史》的编者W．H.纽指出，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中，“主角的女性特质和作者所生活的加拿大的民族困境两者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她的作品中描述的激进民族主义就是对20世纪70年代的加拿大生活的特殊写照，……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的标志”（New 273）。

对阿特伍德来说，两性的自我/他者的对立暗喻了加拿大作为文化他者的状况。加拿大人的典型心态就是她在《生存》中所说的那种具有强烈殖民地时代的“受害者心理”（Survival 36），而加拿大也只不过是“从英国的文化殖民地转变为了美国的文化殖民地”而已（231）。她认为加拿大是一个生存在夹缝中的国家，既是英国的前殖民地，又遭受来自美国的文化殖民主义的统治。加拿大要在精神上独立，就必须主张民族的自我。她认为，加拿大“不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而是一个被霸权压制的国家”（Morris 140），美国的自我急剧膨胀，把加拿大降黜到了文化他者的边缘。因此，她的小说中的女性主角的自我危机往往是个体和文化的双重危机，并常常演化为癫狂症状，呈现出文化妄想症和精神分裂症症状。阿特伍德曾非常尖刻地这样描写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

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加拿大和全世界范围内受到男人压制的女性一样，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压制。他们对我们的位置，也就是国家对国家的位置，就一直是那种传教士体位（missionary position）。在上面的那个不是我们。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在对待他们的时候总是采取平躺的姿势的缘故吧，这样你就得闭上嘴，假装你很喜欢这样。（“The Only Position”70）

三　《神谕女士》中的精神分裂症

在《神谕女士》中，阿特伍德利用女性对自我的疑问展示了加拿大人对民族身份的困惑，暗示加拿大人由来已久的身份危机和文化困惑。如果说《浮现》更多体现了作者对加拿大生存危机的担忧的话，《神谕女士》则主要突显了加拿大人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困惑。在这部小说中，女主角的精神困惑和加拿大的民族身份彷徨形成平行，使小说中关于普通女人的生活叙事变为关于国家身份想象的故事。《神谕女士》中的主角琼总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身份危机，这种自我定义的危机不仅是个人层面的，也是民族层面的身份定位（McLay 82）。正如哈琴在《分裂的形象》中所说，加拿大的民族身份是分裂的，它“不懈地致力于表达自己的身份，而在这一过程中总是用两个声音表达自己”（Hutcheon 1）。

在《神谕女士》中，阿特伍德通过描写女主人公琼的分裂和异化身份困惑暗示了加拿大人对殖民地身份的困惑。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和英联邦成员，加拿大在情感上认同英国；而作为美国的近邻，在文化上既认同又存在一种强烈的排斥。例如，在《猫眼》（1988年）中，女主人公伊莱恩感到文化身份的尴尬：“由于我们是不列颠人，所以我们永远不会是奴隶。但是我们并不是真正的不列颠人，因为我们还是加拿大人。这可不太好”（Cat’s Eye 80）。《神谕女士》也描写了女主人公琼的这种彷徨和迷惘。在英国旅游的琼发现自己是一个外来者，在曾经作为加拿大母国的土地上，她“感到自己就是个乡巴佬”（142），心中一片迷惘。然而，在她出门之前却特意在衣领上别一个枫叶标志，“以免被错认作是美国人”（142）。这种微妙的笔触暗示了加拿大人身份的缺失，琼只能通过定义自己不是他者来定义自我。不过，琼是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少女，她无法接受母亲的管束，她的反叛也象征新生的加拿大对英国殖民地身份的反思和解构，象征着加拿大人树立民族自我的文化尝试。阿特伍德用微妙的笔触描写了女主人公的心态，琼发现英国根本不是她想象中的样子，感到非常失望。伦敦拥挤不堪，到处都是“露出黑牙的矮墩子”（141）。一切有关大英帝国的神话、宏伟的历史叙事和文化光环对琼失去了神韵和意义。她发现这里根本没有她想象中的“城堡与公主”，“一切根本不像我期待的那样拥有历史”（141）。在英格兰北部湖区旅游时，她给在加拿大的父亲寄了纪念明信片，并在上面写上“他们应该叫这里是水坑区”（143）。琼的游历传达了加拿大人对英国文化的幻灭和拒斥，表达了建构后殖民时代差异性身份的文化诉求，并把帝国中心的话语体系颠覆，消解了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这种文化解构往往通过一种含蓄的方式表达出反讽的意味。例如，从波兰伯爵的口中，英国人被描述为“一个心胸狭隘的民族”（145），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小卖部店主的国度”（145）。然而，自我的确立是一个艰巨的过程。琼时发现，她总是被理解为“他者”，象征性地丧失了自我。例如，与她波兰伯爵在第一次相遇时，对方就想当然地问：“你一定是个美国人了？”（144）这样的描写暗示，加拿大人的身份是不存在的，自我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谜。在和琼同居很长时间之后，波兰伯爵仍然记不清琼的身份：“你们美国人太天真了，你们根本没有历史”（158）。在他看来，加拿大人或美国人“都是一回事，缺这样的历史和缺那样的历史是一样的”（158）。通过这种文化讽刺，作者提醒人们，应该创造一种新的历史来定义民族身份。

《神谕女士》无疑体现了女主人公的一种“非此非彼”的身份困惑，表现了加拿大人在身份定位上的“精神分裂症”。所谓“精神分裂症”，作者在《苏珊娜·穆迪日记》的后序中总结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两种不同的“症状”，她认为：

如果说美国人的精神症状是自大狂的话，那么加拿大的症状就是精神分裂症。穆迪夫人就是一个从中间断然分裂的人：她一方面赞美加拿大的景观，另一方面又认为就是这景观要毁灭她的自我；她不喜欢来加拿大定居的人们，但却发现正是这些人给她提供庇护，让她躲过来自这片土地的灾难；她崇尚进步和文明的进程，却又悲歌式地为荒野的摧毁而哀叹。（Journals 62）

在《神谕女士》中，琼的母亲就是这种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病例。小说中女主人公琼和母亲实际上分别象征着加拿大和美国，二者的母女关系就是对美加统治/被统治关系的一种折射。例如，母亲以好莱坞电影明星琼·克劳福（Joan Crawford）的名字给女儿取名，这讽刺了受美国文化影响的加拿大中产阶级的文化审美品位。然而，琼的姓氏德拉克特（Delacourt）却保留了父亲的法国血缘传统，这使得琼变成一个不伦不类的女孩，一种“既非此又非彼”（neither-nor）的人。她的二重身份恰恰象征没有自己的实质，是一种精神分裂状况。这种二重性或者居间性（in-betweenness）反映了加拿大人的语言和身份困境：加拿大不仅在语言上要面对两个不同文化（英裔和法裔）的定义，在现实中也面临着内部的自我分裂。因此，这种精神分裂既来自外部，又来自内部。现实生活中，琼无法搞清自己的身份：

我母亲以琼·克劳福命名我，这是我对她非常不解的地方之一。……她给我取个别人的名字，是不是根本不想让我有自己的名字？想想吧，就连琼·克劳福都没有自己的名字。她的真名是鲁西尔·勒叙厄尔。或许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更合适。八九岁的时候，母亲会看着我若有所思地说：“想一想吧！我以琼·克劳福命名你。”每当此时，我的胃就会翻搅感到无比羞耻；我知道她会责备我，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Lady Oracle 38）。

琼的母亲无疑是一个受美国文化价值体系侵蚀的加拿大受害者，好莱坞大众文化市场消费观占据了加拿大的文化空间，她和女儿之间的隔阂也象征着琼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归属和文化身份认同。母亲从来“不会拉着我的手，心里总想着要戴上手套”（85）。露易瑟姨妈和母亲的对立无疑就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文化对立的象征。按照母亲的审美观，女儿应当像美国影星一样拥有苗条的身材，伶牙俐齿，能歌善舞。然而琼恰恰相反，她沉默寡言，由于太胖只配在舞台剧中扮演体型臃肿的飞蛾。小说中，琼的身体成为母亲的帝国主义欲望和男性欲望的争夺场所，她的“身体就是有争端的领土”（66），是一种怪异的文化价值承载体，既有法国贵族渊源，又显示出美国文化价值。这种尴尬身份体现出加拿大文化的混杂性或居间性。作者通过这种身份危机把加拿大描写为一个内部分裂的具有多重身份的国家。但是，这些身份总是游移不定。琼的身份一直是个虚构的谜，不断地变换和转化。她的身份总是随着她的婚姻和恋爱历程不断变化，总是依赖于来自他者的定义。例如，在暗地中，她背着丈夫写作，以浪漫小说作家路易瑟·德拉库尔特的身份为人所知，对于丈夫而言，她只是一个没有自我的妻子。她发觉，自己“一直蜷缩在亚瑟看到的我的那副伪装之下”生活（91）。但是，她通过写作象征性地保留了自我定义和构建的权力—她的笔名来自露易瑟姨妈，这是她维系想象身份和现实身份的一种途径，但是，现实的矛盾性却让她无法完成自我定义，因为这个姓氏也是一个法国贵族姓氏。

的确，正像琼自己一样，加拿大缺乏一个稳定的、具有统一核心的自我。在琼工作的饭店，她的身体成为是殖民与反殖民的战场，成为欲望的客体。小说中最具戏剧化的描写就是琼被众多外国男人追求的经历。这些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外国人对琼的求爱成为加拿大尝试各种身份认同的一个文化隐喻。例如，一名不知是意大利人还是希腊人的厨师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对她说：“我要求你嫁给我”（96）。当琼表示他们宗教、语言不同而拒绝时，他摆摆手：“你会改变的”（96）。女主人公的身体成为加拿大的文化隐喻和象征，它成为后殖民时代各种族裔身份和多元文化认同的实验场。在小说中，这种构建民族自我的历史使命更加十分迫切，充满了戏剧性的挑战。作者进一步用地理象征表达出加拿大现实中的混杂身份构建的现状。厨师对琼来说成为“一幅风景，一个蓝天白云、气候温和的地区，这个地方和天气阴冷、寒风瑟瑟的多伦多判若天壤，……一个我最终会适应的地方”（98）。这种地理隐喻暗示，加拿大的身份并不是简单的身份叠加和重合，或者说不是一种文化身份对另一种文化身份的适应与填充，而是应该通过更加特殊的方式来定义。

《神谕女士》出版于1976年，当时正值加拿大民族主义运动高潮，小说自然也体现出作者对加拿大民族身份的担忧。但是，作者并没有尝试给出一个明确的解决之道，而是用女主人公的经历揭示加拿大身份的不稳定、不明确和混杂状态。例如，琼的第二个情人给自己取了“皇家豪猪”这样的绰号。这段描写表现出强烈的戏剧效果，形象凸显了加拿大民族身份的彷徨。当琼问他的真名是什么时，他告诉琼这就是真名，他“通过法律手段正式改成了现名”（239）。但是，“皇家豪猪”却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混杂物。正如他所解释的，他曾想到用海狸这个加拿大的“民族象征”（239）作为自己的名字，但是海狸却是一个被任意屠宰的动物的象征，而豪猪却能为所欲为，“它浑身是刺，没人敢找它的麻烦”（239）。不过，“皇家豪猪”毫不掩饰自己的“女王情结”（239），他认为自己“应该取一个能反映这种情结的名字，就像皇家邮政和皇家骑警这样的名字一样”（239）。显然，作者通过“皇家豪猪”暗喻了将殖民主义思想内化了的加拿大人。

然而，定义自我并非要完全摆脱文化的精神分裂症，而是要容纳一种多元的身份认知。20世纪60年代以来，加拿大的人口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移民的迁入使得社会的文化局面越来越具备多元文化主义特征，加拿大作为移民—殖民国家的多重来源使之无法通过排除他者来定义纯粹的自我。文化的杂糅使得人们开始以一种居间的多重性来审视文化身份。小说中，琼认识到自我就是多元流变性的，具备一种多重的居间性和综合性：

难道我不是一直过着双重生活吗？在暗影中一直有一个双生之我，……这就是她、那个任意妄为的双生之我所想要的虚无—乌有之所。但是，还不只是双生之我。我不仅是双生的，我有三个、多个自我。既然我明白可以拥有不止一种生活，那就有多种生活（245）。

的确，琼的这番疑惑是对加拿大多元文化现状的映射，因为加拿大不仅是由两个奠基民族构成的“两个孤独”的国家^[1]，还包括了本土印第安人在内及来自世界各地移民文化所构成的“三种孤独”和“多种孤独”^[2]，是典型的文化马赛克（mosaic）社会。琼的分裂的精神世界象征着在变幻不定的自我内部已然容纳了多重的“他者性”。纯粹的、单一的民族身份是不可能的。阿特伍德特意利用小说中琼的丈夫亚瑟讽刺了那种追求统一、明确身份的民族主义思想。亚瑟是一名加拿大民族主义分子，但是琼认为，他们的活动“没有一点意义，虽值得尊敬，但他们只是不停地开会和空谈”（280）。亚瑟对“加拿大人”的理解是排斥性的，在“我们”与“他们”之间画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实际上是对古老的英帝国殖民地身份的回归，是殖民主义的逆行，意味这重新回归缺失的身份。亚瑟最终意识到，加拿大的民族身份从本质上讲就不是单一和稳定的，因为绝大多数工人都是外来移民，“他们根本不懂我们的阵线。加拿大民族主义对他们来说就是胡话！我们没法给他们解释清楚，我们还在找翻译呢”（260）。阿特伍德借用山姆的评论指出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性，认为“政治都是无聊的，尤其是加拿大民族主义”，他们“只不过是吸引注意罢了”（260）。

当然，阿特伍德也并非认为民族的身份是虚无的，小说中琼不停地尝试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而身份的实质就是在于其流变性和不断生成性（becoming）。正如著名文化理论哲学家霍尔所说，文化身份总是处在不断的构建过程中，身份“不是一个本体论的东西，不是存在（being），而是生成（becoming）”（“Thinking”556）。小说把女性主义的关于流体身份（fluidity）和民族叙事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暗示固定自我的不可能。小说一开始，琼就假扮死亡，从加拿大消失来到意大利。她剪掉红发，埋掉原来的衣服，这象征对殖民自我的抛弃和对未来生成自我的追求。小说写道：“我精心策划了自己的死亡，我的生命与死亡完全不同，它不停地从一个状态蜿蜒到另一个状态，我微弱的力量无法掌控它。我的生命有一种扩张的趋势，……它不断地卷动和展开，就是一面巴洛克镜子一样”（3）。的确，镜子对于阿特伍德来说有着重要的象征作用，因为它不仅能够反照自我，认识自我本身就是一个他者，因为镜像中的自我既是我，又不是我，而只是一个作为我的镜像的他者。此外，琼还能够通过镜子的无限反射实现自我的多重性，这暗示，通过认识自我内在的他者性，自我不断地构建多重自我，这同样暗示了自我的生成性。

阿特伍德对生成身份的描写主要体现在琼的作家身份上。琼在每次写作之前，都要在桌子上放一面镜子，她的自我不仅分裂为多重自我镜像，而且在写作的过程中，她随时可以深入镜像，寻找自我。镜子在现实和想象中搭建了一个桥梁，让琼通过写作进一步构建自我。的确，她桌子上的三面镜有多重象征意义。首先，它象征着琼的童年、艺术家和成名的作家身份这三个人生阶段；其次，它代表进入琼生活的三个男性和女性，即波兰伯爵、亚瑟、皇家豪猪，以及母亲、姨妈、里达·斯波洛特，这些人都曾经是她定义自我的镜子；第三，它象征琼到过的三个地方，即多伦多、英格兰和意大利，象征她自我构建过程中的空间符号；第四，镜子又使得琼构建出它笔下的三个不同角色，即菲利西亚、夏洛特和肥胖女人。现实与想象自我的构建之间的相互联系高度浓缩在镜子的意象之上。

琼在小说和镜子中对过去与现实的部分重访并不意味着回归某个原始的本真自我，而是把现实作为素材为生成自我做好准备。自我的生成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在现实和未来构建中不断地进行交换和沟通。用霍尔的话来说，琼把镜子和小说中的不同人物和自我角色用作了关于自我叙事的“原材料、资源或者‘生产原料’”（“Thinking”556）。霍尔认为，生成自我：

总是依赖于这样的知识，即传统总是“变化中的同一”（the changing same），是关于谱系生成的有效集合。但是，这种“通过回到过去的绕道行程”（detour through its pasts），我们能够凭借文化来生成新的自我，生成新的主体。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传统将我们塑造成什么，而是我们如何塑造传统。（“Thinking”556）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琼把这种镜子反照下的写作称为具有精神治疗意义的“自我写作”（automatic writing）。在拉丁语中，auto即是“自我”的意思，自我写作不仅表示对我的叙述和构建，而且也可以被解读为“自动写作”，这样，写作本身具有了自己的生命，使得写作者被写作本身所创造，令自我成为叙事的构建体，体现出生成自我的流变本质。这个意象似乎暗示，加拿大的民族身份实际上就是自我的书写，通过自我叙事和想象把自己变为现实。霍尔曾经形象地比喻：自我“在部分上永远是一个叙事的过程，身份永远处在被表征的过程中”（“Old”49）。加拿大著名后现代主义作家罗伯特·克罗齐也强调加拿大身份的叙事构建过程：“只有有人讲述我们的故事时，我们才能拥有身份。虚构让我们成为现实”。的确，琼作为作家的身份在小说中是一个秘密身份，就连她的丈夫亚瑟都一无所知。但是，正是露易瑟·德拉库尔特作为虚构者的身份却能让琼通过写作实现自我蜕变。随着小说的推进，琼和她小说中的主角费利西娅发生了身份重合。在《神谕女士》的末尾，费利西娅最终把幻想和现实融为一体，把琼的不同生命阶段所代表的四个不同角色和身份集中在了哥特式的迷宫中，给她们带来了走出迷宫的希望。这种看似荒诞的虚构与现实的融合正体现了克罗齐所说的虚构创造身份的加拿大宣言。正如芬威柯所指出的，小说中琼“遭受了典型的加拿大的文化危机：她的自传中所提到的电影、故事和诗歌全部是欧洲或美国的……因此琼转向了哥特小说写作，并在其中创造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过去”（Fenwick 53-54）。更重要的是，琼作为一个作家在就是阿特伍德本人的影子。通过文学创作，阿特伍德参与了加拿大民族身份的积极构建，她小说中的角色因而不仅仅个体的角色，而是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民族角色。

四　结语

阿特伍德在《神谕女士》中通过女主角的自我困惑暗喻了加拿大民族性的构建。作者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关注传达了深层的文化内涵，以细腻的笔触呈现出加拿大人的文化身份状况。在小说中，作者描绘了加拿大人典型的精神分裂症，借助琼的爱情经历折射了加拿大人在面对外来移民文化的情况下对自我认知的文化焦虑，这标志着加拿大身份的“他者性”逐渐从外部转向了内部视角。小说通过女主人公身份的分裂和多重性暗示加拿大身份的不确定性和建构过程。通过文学创作，阿特伍德在深层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意义上对加拿大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身份状况进行了思索。正如迪杜尔所说，文学是一场构建民族想象的“叙事运动”，它是“充满了对民族群体身份的监察、生产、竞争等过程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讲，阿特伍德的小说不仅是女性叙事，更是加拿大的民族叙事和寓言故事。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Atwood，Margaret，The Journals of Susanna Moodie，Toronto：Oxford UP，1970.

——．Lady Oracle，New York：Bantam，1976.

——．“The Only Position They’ve Ever Adopted towards Us，Country，to Country，Has Been the Missionary Position，”If You Love This Country：Facts and Feeltings on Free Trade，Ed．L．La Pierre，Toronto：McClelland and Stewart，1987，67-73.

——．Second Words，Toronto：Anasi，1982.

——．Survival：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Toronto：Anansi，1972.

2．Davey，Frank，Surviving the Paraphrase：Eleven Essays on Canadian Literature， Winipeg：Turnstone，1983.

3．Djwa，Sandra，“The Where of Here：Margaret Atwood and a Canadian Tradition，”The Art of Margaret Atwood，Ed．Arnold E．Davidson and Cathy N．Davidson，Toronto：Anansi，1981，15-34.

4．Fenwick，Julie，“The Silence of the Mermaid：Lady Oracle and Anne of Green Gables，”Essays on Canadian Writing 47（1992）：51-64.

5．Frye，Northrop，The Bush Garden：Essays on the Canadian Imagination，Toronto：Anansi，1971.

6．Godfrey，Ellen，Rev．of Surfacing，The Canadian Forum Jan，1973：34.

7．Hall，Staurt，“Old and New Identities，Old and New Ethnicities.”Culture，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 System， Ed．A．D．King，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41-68.

8．Hall，Stuart，“Thinking Diaspora：Home Thoughts from Abroad，” Postcolonialisms：An Anthology of Cultural Theory and Criticism， Eds．G．Desai and S．Nair．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0，543-560.

9．Hutcheon，Linda，Splitting Images：Contemporary Canadian Ironies，Toronto：Oxford UP，1991.

10．Koltz，Newton，Rev．of Bodily Harm，Commonweal 24 Sept，1982：506.

11．Kroetsch，Robert，“The Moment of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Continues，”The Lovely Treachery of Words：Essays Selected and New，Don Mills：Oxford UP：1-20.

12．Mathews，Robin，“The Social-Political Novel，”Canadian Literature：Surrender or Revolution，Ed．Gail Dexter，Toronto：Steel Rail，1978，131-147.

13．McLay，Catherine，“The Divided Self：Theme and Pattern in Margaret Atwood’s Surfacing，”Journal of Canadian Fiction 4.1（1975）：82-95.

14．Morris，Mary，“Opening a Door onto a Completely Unknown Space，”Waltzing Again：New and Selected Conversations with Margaret Atwood，Ed．Earl G．Ingersoll．Princeton，NJ：Ontario Review Press，2006，139-152.

15．New，W．H，A Literary History of Canada：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Toronto：U of Toronto P，1976.

[1] 语出Hugu MacLennan的小说《两种孤独》（Two Solitudes），讲述了法裔民族和英裔民族在加拿大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历史性故事。“两种孤独”既承认了两个欧洲奠基民族的地位，同时也暗指它们的相互独立。

[2] 在加拿大，“第三种孤独”（Third Solitude）是专门用来指代除了英裔和法裔文化之外的印第安文化的词汇，这个词汇承认了印第安民族作为加拿大原住民的合法缔约地位，同时也暗示它们和英法族裔的相互独立性。这个词后来还用来泛指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民族所具有的合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