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奥登作品在中国的流传与影响
奥登作品这种浸润人心的影响力，同样体现于它们在中国的译介与流传。早在1937年，国内影响力较大的月刊《文学》就已经把奥登作为英国新诗运动的重要人物来介绍。随后，英国诗人、批评家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在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进行为期三年的教学活动，开启了国人推崇奥登的大门。与此同时，奥登于1938年春偕同小说家衣修伍德访华的举动，加速了他在国内文化界的传播速度。本是里尔克、叶芝、瓦雷里、艾略特等西方现代诗人的晚辈，初出茅庐的奥登却在中华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奥登风”，穆旦、杜运燮、卞之琳等一大批中国现代诗人“学他译他”，而且据王佐良观察，“有的人一直保持着这种感情，一直保持到今天”[1]。
如今，奥登对中国现代诗人的影响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重心。随着杜运燮等人编的纪念穆旦的著作《一个民族已经起来》（1987）、《丰富和丰富的痛苦》（1998），还有《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1994）、《周珏良文集》（1994）、《王佐良文集》（1997）等的出版，赵文书的《奥登与九叶诗人》（1999）和《W.H.奥登与中国的抗日战争——纪念〈战时〉组诗发表六十周年》（1999）、张松建的《奥登在中国：文学影响与文化斡旋》（2005）、黄瑛的《W.H.奥登在中国》（2006）和《中西诗艺的融会与贯通——论“奥登风”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2007）、马永波的《奥登与九叶诗派的新诗戏剧化》（2008）、王家新的《奥登的翻译与中国现代诗歌》（2011）等一系列研究文章的发表，奥登在中国的流传与影响的脉络日渐清晰。根据这些文献资料，我们不难看出，燕卜荪在教学活动中对奥登的推崇，点燃了青年学生们研读奥登的激情，而奥登来到水深火热的中国战场，则扩大了他在中国文化界的知名度，但这两点只能说明奥登在中国迅速流传的外在推动力，并不足以表明他的持久影响力的根源。事实上，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奥登既不脱离时代又持续提炼诗艺的诗学精神，这对于同样面临着诗人与社会、政治、艺术等诸种问题的中国现代诗人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中国现代诗人之所以对奥登青睐有加，是因为他介入时代的“左”倾立场让他们倍感亲近。关于这一点，赵文书在其《奥登与九叶诗人》中有精彩论述。他认为，以穆旦、杜运燮、辛笛等为首的九叶诗人，“积极干预时代生活的人生态度和‘左’倾的思想观点，与其说是奥登的影响，倒不如说是时代使中国诗人和奥登产生了共鸣”，正是这种“共鸣”使中国诗人对奥登产生了“亲近感”，“从而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有意识地学习、模仿他”。[2]的确，燕卜荪彼时的现代英诗课程并不仅仅讲授成就斐然的大诗人，还有崭露头角的新诗人，但是西南联大学子们却独独偏爱奥登，其中当然有“生命体验的交织”和“思想火花的碰撞”。[3]杜运燮后来在《我和英国诗》里回忆了他偏爱奥登的原因：“被称为‘粉红色的三十年代’诗人的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左’派，他们当中的C.D.路易斯还参加过英国共产党，奥登和斯彭德都曾参加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而我当时参加联大进步学生团体组织的抗战宣传和文艺活动，因此觉得在思想感情上与奥登也可以相通。艾略特的《荒原》等名篇，名气较大，也有很高的艺术性，但总的来说，因其思想感情与当时的我距离较远，我虽然也读，也琢磨，但一直不大喜欢，不像奥登早期的诗，到现在还是爱读的。”[4]王佐良在分析穆旦的学术渊源的时候，也谈到了当年的西南联大学子们更容易接受奥登的现象：“他的诗更好懂，他的那些掺和了大学才气和当代敏感的警句更容易欣赏，何况我们又知道，他在政治上不同于艾略特，是一个‘左’派……”[5]
由此可见，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国青年诗人们更愿意亲近相似背景下成长的奥登，也更愿意像彼时的奥登那样以“左”倾立场介入时代，积极探索文学的政治取向化道路。穆旦、杜运燮、王佐良等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才子们，以各自的方式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出力，用全新的诗歌语言和技巧记录下了那个时代的中国：战场、士兵、农民、难民、通货膨胀以及战争中的其他种种灾难和现象。以穆旦为例，他于1942年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抗日远征军，亲历滇缅大撤退，在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间穿山越岭，可谓九死一生。根据入缅作战的经历，穆旦创作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著名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1945）（以下简称《森林之魅》）：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6]
热带雨林的原始繁茂，正是外来人类的森森地狱。穆旦以森林和人的对话作为双声部，在若即若离的颤栗中接近散发着死亡气息的神秘氛围，将诗人个体刻骨铭心的战争经历升华为对生命的珍视、对死难者的祭奠，同时又不乏审美的力量——“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7]
《森林之魅》整首诗感情内敛，与他创作于1937年11月的《野兽》很是不同：
在暗黑中，随着一声凄厉的号叫，
它是以如星的锐利的眼睛，
射出那可怕的复仇的光芒。[8]
《野兽》的成诗正值南京、武汉陷落后中国抗日战争十分艰苦的时期，穆旦面对民族的危难表达了爱国热情，但字里行间对情感的处理、语言的控制还比较直白，更多的是一种口号式的激情宣泄。从1937年到1945年，穆旦诗风的转变固然有个人诗艺精进的内在原因，但奥登的启迪作用不容忽视。我们且看1938年奥登在中国为纪念无名的士兵写下的十四行诗：
他不知善也不选择善，却将我们启迪，
如一个逗号为之平添了意义，
当他在中国化身尘埃，我们的女儿才得以
去热爱这片土地，在那些恶狗面前
才不会再受凌辱；于是，那有河、有山、
有村屋的地方，也才会有人烟。[9]
悼念英灵是战争诗中极为常见的题材。奥登的诗学策略是反对浪漫主义式的伤感与抒情，偏重艾略特式的现代主义表达方式。在这首诗里，奥登用词平淡，却很好地平衡了感情与智性，在悼念无名士兵的同时展望革命胜利后的美好热土，给人以存在的勇气和力量。该诗曾以《中国兵》为题刊登于《大公报》，引起了文化界的热烈反响和广泛讨论。穆旦显然也认真研读过这首诗，所以才会在20世纪70年代再一次提到该诗的魅力：“奥登写的抗战时期的某些诗（如《一个士兵的死》），也是有时间性的，但由于除了表面的一层意思外，还有深一层的内容，这深一层的内容至今还能感动我们，所以逃过了题材的时间的局限性。”[10]那“深一层内容”，正是穆旦等中国现代诗人从奥登诗作中汲取的养分，是透过生活的表面而写出“发现的惊异”：“你对生活有特别的发现，这发现使你大吃一惊（因为不同于一般流行的看法，或出乎自己过去的意料之外），于是你把这种惊异之处写出来……写成了一首有血肉的诗，而不是一首不关痛痒的人云亦云的诗。”[11]
穆旦的这一番表述，再一次印证了王佐良所言的“学他译他”“有的人一直保持着这种感情，一直保持到今天”。事实上，艺术成长于“奥登风”时期的现代诗人们，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停止了艺术创作，但并没有因为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减少对奥登的喜爱。他们在个人的、私下的、可能的情况下，继续阅读和欣赏奥登，甚至译出了一些诗歌。穆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然停止了诗歌创作，但一直坚持着诗歌翻译工作。在劳动改造的间隙，他译出了五十多首奥登诗歌，这其中包括《战时》组诗、《诗解释》《西班牙》《悼念叶芝》等。我们知道，穆旦熟谙中文和英文，在理解原作和遣词造句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他翻译的这些诗歌，不仅有奥登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着重社会题材的诗歌，还有奥登处于思想转折时期创作的具有“右”倾倾向的诗歌，这些对于人们认识“左”倾以外的奥登很有帮助。杨宪益、卞之琳和王佐良等人，也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接连出版译作，收录了他们精心翻译的奥登作品，如杨宪益的《近代英国诗钞》（1983）、卞之琳的《英国诗选：莎士比亚至奥顿》（1983）。王佐良刊登在《外国文艺》（1988年第6期）上的奥登诗七首翻译以及译者前记，据王家新所言，“不仅把奥登的翻译推向一个新的境界，也令人惊异地折射出一种心智和语言的成熟”[12]。
当然，中国现代诗人对奥登的欣然接受，并不仅仅出于奥登介入时代的“左”倾立场，还有他精湛的诗艺。袁可嘉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撰写了一系列题旨为“新诗现代化”的文章，多有论及奥登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策略在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中的推动作用。在《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1947）一文中，袁可嘉借杜运燮的诗为例，说明奥登式比喻激活了诗歌语言，也丰富了中国现代诗人的语言表现能力。在《诗的戏剧化》（1948）和《新诗戏剧化》（1948）中，袁可嘉分析了奥登诗歌中的戏剧化成分，称其为“比较外向的诗人”，是“活泼的、广泛的、机动的流体美的最好样本”[13]，并指出这种戏剧化正是中国新诗发展的方向。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赵文书、张松建、马永波等人在袁可嘉的基础上对此进一步展开翔实的论述。以张松建的《奥登在中国：文学影响与文化斡旋》为例，这篇文章从“中国诗人对奥登的译介：一个文献学的考察”“中国诗人对奥登的接受：三个层次的辩证”两个方面入手，谈到了中国现代诗人像奥登那样，运用高空视角，营造出富于动态的全景图；引入反讽的策略，在冷静、机智中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使用大跨度比拟，造成强烈的陌生化效果；以科学化和工业化语言入诗，增强了诗歌的现代感；模拟轻松诗的风格，拉近了诗人与作者的距离。这对于进一步厘清奥登在中国现代诗坛的影响有积极的引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奥登译介与研究持续回暖。然而，正如黄灿然所言：“奥登在英语中是一位大诗人，现代汉语诗人从各种资料也知道奥登是英语大诗人，但在汉译中奥登其实是小诗人而已。”[14]虽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奥登其人其作就已经步入国人的视野，甚至一度刮起了“奥登风”，但是他在汉译中的“损失”却是很大的。这种“损失”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就翻译数量而言，奥登一生著述非常丰富，国外对他的研究也是琳琅满目，而现在的汉译仅仅是冰山一角；就翻译质量而言，尽管国内一批优秀译者已经涉足他的诗歌，比如穆旦、卞之琳、王佐良、屠岸等译界名家，但由于诗歌翻译的困难性，目前能够得到奥登爱好者普遍认可的奥登译作并不多。与相对匮乏的奥登汉译相比，文学界和学术界对奥登的兴趣却在不断升温。2004年第5期的《世界文学》做了一个“英国诗人奥登小辑”，2007年第7期的《诗选刊》出了一期“外国当代诗人作品特别专号”，对奥登作品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另外，有些人直接将奥登诗歌和研究资料翻译了出来，放在网络上与志同道合者共享，比如范倍、马永波、王敖、胡桑等诗人。鉴于奥登作品的魅力和读者的需求，上海译文出版社在2009年成立了“奥登文集”系列出版项目，已经列入汉译计划的奥登作品包括《战地行纪》（2012）、《奥登诗选》（上下卷）、《染匠之手》《前序与后跋》等。这既包含了以飨读者的善意，也有抛砖引玉的诚意，为今后的奥登作品流传提供了新的基石。
须特别强调的是，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奥登在英语诗坛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甚至被认为是“国际诗歌节”（Poetry International Festival）的“吉祥物”（mascot）。[15]曾经因为奥登移居美国而耿耿于怀的英国人，也以他们的独特方式纪念这位大师：据统计，1989年出版的第二版《牛津英语词典》（20卷）至少有724个词汇收录了来自奥登作品的诗行或句子作为例句，其中约110个词汇系奥登首创，比如“焦虑的时代”（Age of Anxiety）；而1993年出版的《牛津简明引语词典》（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收录了40条来自奥登作品的引语，与前辈诗人（叶芝的50条和艾略特的57条）交相辉映。
历史铭记了奥登在英语诗坛的独特面孔，也勾勒出他在诗歌创作上的独有天分，以及他对诗歌艺术的矢志追求，这些都确保了他的作品以其内在经典性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直抵每一位读者的内心，包括远在太平洋此岸的中国读者。奥登作品在我国的译介与流传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度繁荣过，他留下的光辉影响了几代中国诗人，引导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不断做出新的尝试。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我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重心之一转移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诗人，他们的诸多传记和著述多有论及奥登，因而后者再一次成为研究热点，他的诗作也以更快的速度得以流传。奥登曾经感慨：“哦，让我们再次出发上路，/我们的信仰被我们的怀疑所弥补，/准许我们踏出的每一步/必定会是一个错误，/但仍然相信我们能够攀登，/且每次都能更上一层……”（《新年书简》，1940）[16]我们对奥登的理解与认识，也在逐步深入的攀登行程中更加具体、充分和全面。
[1] 王佐良：《英国诗史》，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453页。
[2] 赵文书：《奥登与九叶诗人》，《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第18页。
[3] 黄瑛：《碰撞、交织、融合——中国现代主义诗人与奥登的历史渊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54页。
[4] 杜运燮：《我和英国诗》，见王圣思选编：《“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附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页。
[5] 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见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6] 穆旦：《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见李方编著：《穆旦诗全集》，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页。
[7] 同上，第213页。
[8] 穆旦：《野兽》，见李方编著：《穆旦诗全集》，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9] Wystan H.Auden and Christopher Isherwood，Journey to a War，New York: Random House，1939，p.276.
[10] 郭保卫：《书信今犹在，诗人何处寻》，见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页。
[11] 穆旦致郭保卫的信，见曹元勇编选：《蛇的诱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页。
[12] 王家新：《奥登的翻译与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期，第109页。
[13] 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见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6页。
[14] 黄灿然：《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上），《读书》，2000年03期，第28页。
[15] Stan Smith，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H.Aude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233.
[16] Wystan H.Auden，Collected Poems，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1，pp.223-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