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选题缘起、研究现状和创新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危机日益严峻。作为与人们生活、人类心灵相伴始终的文学，自然也无法回避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现实，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承担意识，中国作家创作了大量反映环境问题、折射生态危机的文学作品，向社会发出了生态危机的警示。生态危机不仅是自然界面临的一场危机，同时也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等精神危机的外在表现。生态文学的出现和兴盛，促进了中国文学精神面貌的巨变，关注生态、重回大地与荒野成为当代作家创作的重要内容。于是在中国文学转型的氛围中，当代生态文学成为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这一崭新的文学类型试图进行两方面的开拓：一是唤醒人们对于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重视，宣传生态文化；一是在此基础上激活中国文学的自然情结，建构起充满生态意识的文学类型，创造一种新的文学范式和领域。由于生态危机的加剧和生态文学创作的增多，更由于西方生态批评的直接影响，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国内逐渐掀起了生态文学研究的热潮。
在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背景下，中西文学对于环境问题都倾注了相当大的关注。首先，在中西生态文学作品中，伦理叙事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生态文学突破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而代之以生命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和大地伦理的立场，由此引发了一场文学界的伦理革命。其次，出于对现代人面对自然时不断膨胀的盲目乐观与自信的反思，中西生态文学以凸显自然生态神秘性与宗教性的方式进行反拨。再者，在中西生态文学的书写中形成了一些相似和相异的美学追求，他们创作生态作品时的时间观、态度、艺术倾向折射出不同文化的微妙差异。这样，中国当代的文学生态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个中西生态文化与文学交杂、融合的状态。一方面，西方生态文学与文化的引入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的生态文学与文化，极大地普及了生态文化与思想，唤醒了民众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另一方面，这种中西整合的生态文学状态也激活了中国作家从传统文化中寻求生态资源的意识和兴趣，他们在浩瀚无垠的民族文化中重新发现了生态思想的萌芽与资源，丰富了生态文学的思想内涵、审美趣味。
文学作品思想、内容和语言上的变化无疑是中西文学整合中最明显、最直接的表现。更内在的是，通过对中西生态文学作品异同的比较，可以引起人们对生态文化契合与影响的途径、根源进行反思，以此为契机形成对于中西生态文学思想、内容、语言、结构等诸多方面新的认识。在中国当代散文的生态化图景中，梭罗的《瓦尔登湖》代表了西方生态散文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以及与中国散文契合的情况，深深影响了苇岸、张炜和韩少功等作家，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当代散文的整体格局与精神风格。艾特玛托夫以狼联系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问题的力作《断头台》影响深远，生态文学中的狼叙事逐渐兴起，这与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中引人瞩目的狼文学存在着某种借鉴与呼应关系。中国当代生态诗人们吸收欧美生态诗歌的精神乳汁，以浓郁的生态意识，开拓了中国诗歌的生态化之路，华兹华斯、劳伦斯和米沃什的生态诗歌在中国生态诗人精神深处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西方生态文学之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影响而言，一方面为中国生态文学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文化熏陶和文学启迪，另一方面也作为对应的参照物，激活了中国生态文学寻求民族文化固有生态精神资源的冲动，从而建构起融贯中西的当代生态文学新质。
在国内生态文学研究方面，学术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即是生态文学的概念与内涵问题。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对于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文学创作，其命名仍然难有统一的标准。生态文学、环境文学、自然写作、绿色文学、环保文学、公害文学、非人类写作等名目繁多的称谓，折射的正是文学研究者面对生态问题时的紧迫与仓促。这其中，生态文学、环境文学和自然写作是最为常见的命名并且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对于这些概念已有一些学者进行了定义：环境文学，“以强化人们的环境意识为出发点，不仅揭露破坏污染环境的坏人坏事，环境观念淡薄的丑事蠢事，还大力讴歌为促进环保事业发展默默做出贡献的广大环保工作者，歌颂关心生态环境、热心环境的新人新事，新的道德风尚。同时抒写祖国壮丽的山河，描绘大自然和人与大自然美妙的关系，从而升华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操和环境伦理道德，也是它的一项重要使命”[1]。这个定义从内容角度界定了环境文学的主要特征，但若从哲学角度看，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其中包含着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即环境只是作为人类生存的背景，还没有独立的主体地位。这个概念的价值趋向，可能导致人们在实践“人类必须要有环境意识，与此同时还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2]时往往偏向于后者，很容易让人在保护环境与加快发展的抉择中为自己寻找一个隐秘的理由；“自然写作”则强调对广泛自然的抒写，众多描写自然的文学都可以被纳入此类。自然写作在突出自然意义的同时，也有其明显的局限：自然书写只是聚焦自然本身，而忽视自然对人的影响、人在自然中的地位、自然与人的关系等其他方面；自然书写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过宽，只是一味强调自然在作品中的存在，而不注重自然本身之外的其他生态因素的构成。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一些学者主张用生态小说的概念来界定此类文学创作：“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3]与其他概念相比，生态文学无疑更具有全面性、根本性，它既突出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同时又注重对造成生态问题的社会原因的思考，从人类与社会的角度切入其产生根源，更能从本质上揭示生态问题的核心所在。因此我们参考王诺先生的定义，又适当地结合创作实践，认为生态文学指的是站在生态系统整体利益基础上，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反映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表现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精神危机，以生态整体主义的眼光、生态学科知识对现实生活中的生态问题做出科学或文化剖析，以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寻求解决之道的文学作品。
本书所分析的中国当代生态文学都是新时期以来的作品，而从1949年到“文革”期间的小说则多未涉及。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五十年代末期的‘左’倾政治思潮以及它所导致的‘大跃进’运动中，形而上学的唯意志论，几乎完全无视人与自然依存的方面”[4]，这一时期多为再现革命斗争历史和军旅生活、表现农村生活和阶级斗争的作品：“不自量力地与自然对抗、昂扬空洞的政治热情、虚无缥缈的社会理想、捕风捉影虚张声势的阶级冲突……”[5]其实不仅在“大跃进”，在此后的“文革”期间我们都很难寻觅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举目所见的多是共名时代里的规范化创作，即便一些反映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反生态”创作，也大多局限在散文、诗歌中，生态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曾留下一段寂寞的空白时期。新时期以来生态文学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较多的研究资料，而且这一阶段更是中国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经历前所未有阵痛的时期，伴随社会现代化进程而来的除了物质的丰裕、科技的昌明，更有物质主义对自然生态的奴役、消费浪潮对精神追求的瓦解等负面因素，为我们研究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自然生态恶化的社会生态根源提供了绝佳的范例和资源。
1984年，高桦首次提出了“环境文学”的概念，认为“环境文学”的概念比“公害文学”更准确、更全面，因为它不仅揭露生态环境问题和灾难，也肯定了环境保护所取得的成就和进展。高桦反思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强调环境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现实的一个特殊角度的介入；环境文学的个性特征在于它将文学的本来属性、美学特征与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检讨1949年后很长时间内中国缺少生态文学创作的原因时，季红真精辟地剖析了极左政治思潮导致的“片面夸大了人与自然对立中的主体能力”[6]。张韧在《环境意识与环境文学》一文中更是厉声疾呼“建立中国的环境文学已是刻不容缓的了”[7]，他指出环境文学作为世界性潮流并不是对环境科学的简单图解，而是有着自身独特的艺术内容和广泛的形式。李新宇结合文本分析了80年代中后期文学创作中的人类危机感与自审意识，认为《蛤蛎滩》《树王》《大林莽》等小说“让人在自然面前退让，抑制自己的贪欲而保护自然”[8]，较早地对生态小说进行了分析。80年代的生态文学研究，尚处于零散、自发的阶段。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面向世界的步伐已显迟缓，对于生态问题的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则在于20世纪后期的中国社会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更为迫切的需要是尽快地摆脱落后局面，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非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融入世界的速度加快，国外生态理论著作被大量译介并且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我们的生态文学研究也有了较大发展。在具体作品评析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研究者通过对作品的解读，在文学作品中发现生态环境问题的存在[9]，分析其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价值；二是台湾生态文学这时也引起了评论家们的瞩目。陈辽从叙述视角、艺术特色等方面剖析了钟肇政小说《白翎鸶之歌》中所蕴涵的生态意蕴，不仅揭露了台湾经济发展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而且揭示出了隐含其中的“由环境污染引起的人们心灵的污染”[10]。与此同时，研究者们在自说自话中日益感到确立统一概念的必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评论界开始对生态文学的界定和以往创作进行总结。张韧撰文对“环境文学”的创作进行了分期，认为80年代中后期为发轫期，90年代初为突进期，并对二者的分期进行了界定：“发轫期的环境文学特点是，作家大多运用报告、纪实文学形式，大信息量地报导令人震惊的环境危机问题，文学向社会作出抢救环境的最初呐喊”，而突进期的环境文学特点则是“将环境投放在世界的、科学的视野中去观照”，“揭露现实中的环境问题与历史的反思相融合”，“揭示环境问题与强化审美相融合”[11]。何向阳主张用“生态小说”来代替此前的其他称谓：“生态小说又是大于环境小说的，其中的大悲悯使其轻易祛除了结构、故事甚至美文式的辞藻，只有与心理的严整与精神的内守相一致的对生命本体的尊崇和面对宇宙生命万物的质朴与谦逊……”[12]，在此基础上，何向阳从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学角度挖掘出了张承志、张炜以及史铁生等作家作品中的丰富生态涵义。
新世纪以来，频仍的自然灾害给国人敲响了警钟，洪水的肆虐、旱情的残酷、“非典”的教训及雾霾的肆虐都促使人们对生态环境倾注了比以往更多的注意力，生态文学研究逐渐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可。研究者对生态文学的研究不再停留在自然环境的污染、人对自然的破坏这样的表层，而是深入到文化层面探询人类中心主义、科技发达下的工具理性、无限膨胀的消费欲望对生态环境的掠夺问题，并从生态整体利益的角度审视了人和自然的关系。新世纪生态文学研究可分为三大类型：少数民族生态文学研究、具体生态文学作品评析和对作家的生态文学作品进行专门研究。在这几类文献中，少数民族生态文学研究颇为引人注目。蒙古族作家郭雪波、满都麦，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以及哈尼族作家朗确等都成为评论家关注的对象。王云介重点分析了乌热尔图作品《森林里的歌声》《老人和鹿》中所包含的生态思想，并指出乌热尔图的不同之处在于“许多人对生态保护的认识有一个过程，而乌热尔图是与生俱来的”[13]；王静则从自然与人的生态冲突看待乌热尔图的小说创作：“自然与人的关系体现了多种层次，宗教因素的介入、民族情绪的表达，使他笔下的自然与人和谐与冲突并存。”[14]郭雪波叙写沙漠的小说创作久远，然而一直到近来才出现专门的研究论文。李玫解读了郭雪波的众多作品，揭示出其“在文学的叙事中为自然和人类日益荒芜的内心探询出敬畏与回归自然等救赎之道”[15]。马明奎分析了蒙古族作家满都麦小说重建传统的理路，凸现其生态美学意义，即“对于传统生活方式中诗意境界的追怀”，“对于现代人忘失自然和生命的价值趋向的批判”和“回归田园牧歌，张扬诗性生命”，等等[16]。这时还出现了专门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学作整体考察的论文。李晓锋通过对当代内蒙古草原文化小说的发掘，勾勒出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蒙古族当代草原小说所经历的“思想文化启蒙—反思传统文化—关注草原生态”的演变轨迹，指出蒙古族当代草原小说“在从不同角度展示人与动物的关系同时，传达出对草原生态的思考和人文关怀”[17]；王静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生态写作的现状和表达的生态思想进行了剖析，认为“民族作家焕发着来自边缘的活力，融合了多民族的异质文化因素，把民族精神当作创作的基石，在人与自然的对话中寻找曾经失落的传统和道德，在对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的同时，构建了呼唤和谐的生态理想，是独具中国民族特色的生态写作”[18]。
同时，对生态文学具体作品的评析一直以来都是研究者的一个重点，新世纪以来同样如此，甚至还出现了针对部分作品的研究热潮。新世纪伊始，贾平凹《怀念狼》引来研究者的重点关注，人们纷纷通过对文学主旨、艺术手法、生态意识的探讨来揭示其所蕴含的生态思想。费秉勋、叶辉认为“《怀念狼》通过人狼关系的具体化意象（‘象’），所欲表现的更高题旨（‘道’），则是对人类役使自然对抗自然的罪愆发出警示，就天地人组成的这一宇宙系统的失衡和淆乱对人类加以棒喝”[19]；罗关德通过对《怀念狼》情节的神秘事象的分析，认为小说通过对人物形而下的神秘事象与形而上的时代情绪的结合，显示出了意象的多义性和多层次性[20]；彭岚嘉在雪漠的《猎原》中发现了人与狼共舞的困惑，早期乡土风景中升华出来的乡村情感已经为一种浓烈的忧患意识所替代——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生存日益成为无望的挣扎：“人类的生存应当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失去良好的生存环境，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就难以为继。”[21]随着《狼图腾》的热销，小说研究也出现了不少相应的研究论文。赵薇通过对小说人物形象群的分析，发掘出其中包含的朴素生态信仰和草原式生态理性[22]；周玉琳认为它是一本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小说，蕴含了生态整体主义、敬重生命等丰富的生态思想，并起到了传播生态思想的社会作用[23]；刘亚利则从形象各异的群像、张弛有致的故事情节、独特的叙事方式及环境营造上的鲜明特色等方面分析了小说取得成功的原因。
另外专门研究生态文学的论文也在这一阶段纷纷涌现。有的从女性生态主义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文学中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密切关系，如梁爱民从迟子建小说的深层叙事结构分析入手，认为迟子建小说在“对‘故土叙事’的叙述中融入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在那里，自然是与人和谐而富有诗意的家园，它和人构成了一个神圣的整体，乡民们也因为和自然的契合而有了惊人的凝聚力和敏锐的生命感性叙述”[24]；有的从地域特点对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进行分析，如汪树东从“看护大地”的角度分析了生态意识与郭雪波小说的关系，认为“他在小说中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直探科尔沁沙地生态危机的根本。对野生动物的野性世界的探寻使他得以重新反思人性，而对生态人格的塑造更是张扬着生态意识的紧迫性”[25]；有的从历时性的顺序，考察了作家在创作中生态思想的演变历程，如孔刘辉、何丽梳理了叶广苓生态小说创作的历史，并将其中表现出的生态伦理意识进行了概括，即“冷漠——人类对自然的传统伦理态度”“对立——人与自然的‘双输’”和“觉醒——期待建立合理的生态共荣圈”[26]。此外，还出现了对生态微型小说进行研究的论文，如刘文良概括了生态微型小说的生态内涵及其作为绿色文学“轻骑兵”的优势所在[27]。一些高校硕博士论文对当代生态小说的创作进行了初步的阐述，如山东师范大学陈文亮的硕士论文《生态美学视域中的20世纪乡土小说》，从生态美学角度看20世纪中国的乡土小说创作，拓宽了对20世纪乡土小说研究的领域，并以生态眼光审视了汪曾祺、李杭育、何立伟等作家创作中所表现的“现代化境遇中人对自然的渴望与回归”；复旦大学孙燕华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代台湾自然写作初探》对当代台湾自然写作的发展、思想以及生态内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北京语言大学韦清琦的博士论文《走向一种绿色经典：新时期文学的生态学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张丽君的硕士论文《生态文学：存在困境的艺术显现，精神革命的审美预演》、东北师范大学张贺楠的硕士论文《生态文学的新世纪》等都有对当代生态小说的论述。
与此同时，涉及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的著作逐渐出版。鲁枢元于2000年出版的《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就力图运用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对文学艺术现象进行系统考察，就文学艺术与自然生态、文艺作品中人与自然的主题、文学艺术的地域色彩与艺术物种的赓续、文学艺术精神生态价值的开发、文艺批评的生态学内涵、文学艺术史的生态演替等问题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讨。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把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生态问题结合起来，并结合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和其他文学创作的实践进行了探讨。张华、高旭东的《生态美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建构》（中华书局2006年版）分析了全球范围内伴随文化及精神危机而来的环境危机、生态危机及其成因，指出环境危机现象引起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觉悟和反省，生态美学和其他各门生态学科的建立促使生态意识日益深入人心，在张扬生态观念、倡导生态意识、引领生态思想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与探索，勾勒出生态美学在整个文艺理论与美学发展历程中的地位、意义和重要作用。汪树东的《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从生态意识角度来对中国当代文学历史进行审视，分别从宏观、微观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具有的生态意识，将生态意识纳入到文学历史的建构中。王静的《人与自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考察的是中国少数民族当代作家对自然环境的忧患意识及对人类自身、对所有生命存在价值的重新审视，作者以来自边缘的活力这一视角分析了少数民族作家在民族精神的表达、人文地理概念的确立及对生态文明归宿的呼唤等方面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写作模式。黄轶的《中国当代小说的生态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提出的生态启蒙为生态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其对中国当代小说所体现的生态理想与城市化批判、单一化生存批判与文化多元论、可持续发展与科技至上论和欲望化批判、生态伦理的基点与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等生态批判主题向度进行了分析，厘辨中国生态危机的生成动因以及目前生态批评的偏误。纪秀明《传播与本土书写：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当代小说生态叙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较为系统地考察了西方生态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本土生态书写的状态、成就、困境与发展趋势，以生态叙事、中西诗学比较、“本土化”三个维度为主体构架，从生态叙事主题与修辞策略、生态叙事价值重估、“本土化”选择及途径等方面展开交互性研究，并对其未来“本土化”的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曾繁仁的《文艺美学的生态拓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从文艺美学与生态美学两个方面进行切入，阐释了文艺美学的产生、发展与主要内涵，以及生态文明时代到来的背景下社会文化与哲学美学转型所必然导致的生态美学的产生及其在中国传统美学、艺术中的呈现。胡艳琳的《文学现代性中的生态处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苗福光的《文学生态学：为了濒危的星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高旭国和闫慧霞的《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学创作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年版）、李玫的《新时期文学中的生态伦理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著作的出版，也在各自方向上推动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的持续发展。
在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的同时，学界对于西方生态文学的介绍与研究也从未中断过。首先，在期刊论文方面：1987年许贤绪发表《当代苏联生态文学》一文，分析了苏联的生态文学创作，并对其创作特点进行了归纳。作者认为，苏联当代生态文学主要有三大特点，即政论性、悲剧性、美；当代生态文学及时地向人和自然关系方面的一些传统观念提出了异议，使作品带有很大的论战性、说理性；一些生态文学作品将保护自然与善恶斗争结合起来，与传统的道德题材挂起了勾，并从正面表现了人与自然和谐一致，串联了自然美和心灵美，予人以精神的美感。同时，作者还指出了苏联当代生态文学存在的两种偏向：一种观点认为大自然神圣不可侵犯，人类科学技术进步是使大自然遭殃的直接根源，因此为了保护自然就必须制止技术进步；另一种观点则与保护自然唱反调。叶·康·涅隆斯卡娅、陈雪清的《苏联当代文学中的生态平衡题材》（《求是学刊》1988年第4期）分析了苏联当代文学中的生态题材作品，概述了艾特马托夫、维·阿斯塔菲耶夫、加·特罗耶波里斯基等作家的生态创作，并指出生态主题在当代苏联文学中被反映得更多、更充分的是农村题材的小说。裴家勤的《苏联的生态文学》（《俄罗斯文艺》1992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苏联生态文学的创作，认为描写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苏联文学的传统主题，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主要包括：第一，生态文学着重探索了人与自然关系中内在的道德含义；第二，注重人与自然关系的哲理性探索；第三，这类作品大都充满强烈的忧患意识；第四，大自然在这类作品中常常由配角上升为主角。王诺的《蕾切尔·卡森的生态文学成就和生态哲学思想》（《国外文学》2002年第2期）系统地介绍了美国女作家蕾切尔·卡森的生态文学创作，认为她以一系列将艺术与科学有机结合的作品表现出大自然的美丽神奇，并揭示了重大的环境问题，传达出深刻的生态哲学思想，成为生态文学史上里程碑一般的人物。胡泓的《“老水手”的漫长旅程——从文学视窗中看人类生态意识的衍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用现代生态学的观点分析了西方生态文学史上的几部作品，通过对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麦尔维尔的《白鲸》以及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的解读，指出了它们所表现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三种主要形态：物我相亲、物我相征以及相亲与相征并存，揭示出人类自然观曲折的衍变过程。陈昕的《自然的歌者——西方自然文学中生态理念的传继与发展》（《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回顾了18世纪以来西方自然文学的历程，并分析了这些作品所包含的生态思想以及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梁坤的《当代俄语生态哲学与生态文学中的末世论倾向》（《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认为俄罗斯的生态哲学与生态文学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与宗教意识，其集中表现即为沉郁的末日情怀与救世精神的生态末世论。论文通过对俄罗斯生态哲学思想的梳理和对文学文本的具体阐释，探讨了末日情怀和救世精神的共同思想特征：由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向往引发出神话怀乡病；末世论神话成为对人类文明所蕴含的末日命运的现代启示录。刘玉的《美国生态文学及生态批评述评》（《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历时性地梳理了美国生态文学的发展历程，并对其中具有影响的作家作品进行了介绍。胡天赋的《〈愤怒的葡萄〉：一部伟大的生态文学之作》（《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分析了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愤怒的葡萄》，指出作家对于西方几千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平原生态灾难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根源，表达了对人类美好社会的憧憬。王静、吴殿峰的《欧美生态文学扫描》（《绿叶》2006年第9期）概要地介绍了欧美生态文学发展进程中梭罗、利奥波德、卡森等里程碑式的人物及其代表作品。曾思艺的《现代生态文学的先声：丘特切夫自然诗的生态观念》（《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分析了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的自然诗，指出诗人反对把人凌驾于大自然之上，而强调人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人必须顺应自然并尽力融入自然的和谐之中，热爱作为整体的大自然、爱护生物、尊重其自然成长规律。作者认为丘特切夫自然诗属于比较典型的西方早期生态文学，是现代生态文学的先声。赵慧的《生态批评看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自然科技间的关系》（《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认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是人类文学史上讴歌自然的典范，不仅有对自然的赞美，同样也有对科学技术进步的欢欣和忧虑，其看待自然、科技与人的关系对于当今生态文学具有启示意义。张丽军的《梭罗：生态文学的开创者》（《长春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详细分析了生态文学开创者梭罗创作的时代背景，指出他在超验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走进自然，以寻求一种真实自然的内在精神生活。通过对梭罗的《瓦尔登湖》所蕴含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的分析，作者认为梭罗是现代生态文学的开创者，对后世的生态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若飞的《论英美生态文学的浪漫传统》（《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分析了英美生态文学所具有的浪漫传统渊源，指出回归自然是其永恒的主题和梦想，英美生态文学的浪漫传统对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宋秀葵、周青的《艾米莉·狄金森的自然诗作：生态文学的典范》（《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分析了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自然诗歌中的生态意识，认为其生态思想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的主体间性关系、自然的复魅与审美性上，其自然诗是艺术性与生态性相结合的典范。段波的《生态文学批评与欧美田园文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一文指出，欧美田园文学具备鲜明的生态属性，并且始终贯穿于欧美田园文学发展过程中，欧洲古典田园文学、浪漫田园文学及美国田园文学中都弥漫着自然与人和谐相处的理想和信念。在这些作品中，回归自然山水、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是其永恒的主题。
其次，在专著方面，新世纪之后也出版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著作：程虹的《寻归荒野》（三联书店2001年版）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评述美国自然文学的著作。该书试图系统地论述美国自然文学流派的缘起、发展与现状，并以历史时间划分坐标，分别以植根于新大陆的美国神话、闪烁于自然之中的精神殿堂、抛洒在旷野之上的真实辉煌、建造于荒野之上的心灵家园以及孕育于土地之中的和谐与美为章节，阐释了17—20世纪美国自然书写的演变历程和精神脉络。在此基础上，作者对美国自然文学的意义进行了总结，并展望了其发展前景。
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是国内第一部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专著。该书历时性地考察和评价了欧美生态文学和生态思想的发展，对生态文学的思想内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针对生态文学的定义和特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是一部影响广泛的西方生态文学研究著作。谢南斗的《苏联文学生态环境主题》（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较为系统地探讨了苏联生态文学的思想渊源，从传统俄罗斯文学的启迪、东正教的宗教资源和严峻的现实形势等方面着手分析了其中的思想内涵，并结合具体作品分析了从战前一直到苏联解体前的生态文学创作，探究了其中蕴含着的生态思想和审美特点。杨素梅、闫吉青的《俄罗斯生态文学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作家论的方式进行文本分析，从生态学的角度历史地解读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库普林、叶赛宁、普里什文、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克、艾特玛托夫等作家作品中间所蕴含的生态内涵。王诺的《生态与心态：当代欧美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从生态和心态两个角度对当代欧美文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揭示出当代欧美文学丰富的生态思想蕴涵及其对人类共通心态的艺术表现。该书的上编为欧美生态文学研究，包括蕾切尔·卡森研究、爱德华·艾比研究、20世纪欧美生态预警小说以及与斯洛维克的生态文学研究对话。
苗福光的《生态批评视角下的劳伦斯》（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以生态批评的视野重新解读劳伦斯，对其作品进行了生态学的系统梳理和研究，指出劳伦斯在作品里表达了一以贯之的生态理想和生态哲思，其小说、诗歌、游记、散文甚至绘画均体现出强烈的生态哲学思想。李美华的《英国生态文学》（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力图从生态角度解读英国文学作品，历时性地考察了文艺复兴时期前后、18世纪、19世纪以及20世纪等几个阶段英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主题，并对作家的生平和主要作品进行了简短的介绍。鲁春芳的《神圣自然：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态伦理思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以生态批评的方法重审经典文学作品，突破了以往历史范式或文本内部范式的研究，使文学研究走向了广阔的生态学视野，详尽地分析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生态思想内涵。周湘鲁的《俄罗斯生态文学》（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以19—20世纪的俄罗斯生态文学为重点研究对象，从生态学的角度历时性地解读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俄罗斯古典文学、近代文学中以人与自然为主题的经典作品，揭示了俄罗斯作家创作中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
夏光武的《美国生态文学》（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历时性地考察了美国生态文学的历史，从殖民地时期的自然书写、美国立国到18世纪的自然写作，再到19世纪的自然写作、20世纪的生态创作，并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文本细读，较为系统地展现了美国生态文学的发展历程。陈茂林的《诗意栖居：享利·大卫·梭罗的生态批评》（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将美国作家亨利·大卫·梭罗置于生态批评理论视野中进行观照，全面考察了作家的生态思想的来源，系统分析了其散文作品中体现的生态意蕴。龙娟的《环境文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朱新福的《美国文学中的生态思想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也都对国外的生态文学进行了研究。
此外，以国外生态文学为选题的硕士学位论文也不断增多，这些论文大多选择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进行分析，对于我们加深对国外生态文学创作的认识具有一定的意义，如金月妹的《论拉斯普京的生态文学创作》（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陈晨的《〈瓦尔登湖〉的生态伦理思想解读》（扬州大学，2008年）、谢颖浠的《华兹华斯作品中的生态意识》（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白俊萍的《从〈告别马焦拉〉看拉斯普京生态文学的道德批判与彷徨》（内蒙古师范大学，2009年）、张丽的《〈白鲸〉：现代生态危机的文学寓言》（山东大学，2009年）、刘晴的《艾米莉·狄金森诗歌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重庆师范大学，2009年）、柳凌的《〈羚羊与秧鸡〉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湖南大学，2009年）、于东晓的《文学国度里的绿色探幽——解读艾特玛托夫的作品〈白轮船〉》（黑龙江大学，2009年）、高歌的《生态诗人加里·斯奈德研究》（厦门大学，2009年），等等。
目前，学术界已经发表的中西生态文学比较的成果数量很少，主要有马晓华的单篇论文《自然与人的神性感应——满都麦与普里什文生态文学的比较研究》、闵永波的硕士学位论文《绿色的呼唤——中美生态散文概况及比较》和王继燕的硕士学位论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梭罗的生态思想与中国“天人合一”观念比较研究》等。马晓华的《自然与人的神性感应——满都麦与普里什文生态文学的比较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对蒙古族作家满都麦和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的创作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他们的创作贯穿着自然与人类关系的文化建构，草原的荒漠化是满都麦生态文学的主题之一，而自然与人的融合则体现了普里什文对自然的强烈关注，两位作家对于自然与人的关系有着深入的思考，体现了生态整体主义的观念和生态道德。这篇论文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了中俄两位生态作家的思想和作品主题，探讨了其生态创作的异同。该文虽对中西生态比较研究做了有益的尝试，但相对于数量众多、影响深远的中西生态文学创作而言，这种探讨无疑是与创作实践不相衬的。闵永波的硕士学位论文《绿色的呼唤——中美生态散文概况及比较》（广西民族大学，2008年）借鉴生态批评的方法对中美生态散文进行比较研究。论文概括了中美两国生态散文的发展情况，认为美国的生态文学得风气之先，生态散文创作有许多代表性的作家和著作。而中国的生态散文发展较为迟缓，但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作者重点比较了两国生态散文发展的思想资源、思想内涵以及重要作家作品，试图寻找两国生态散文发展的差异。该论文从宏观上比较中美生态散文，较之单个作家的比较确实有了不小的进步，但是这种比较大多是较为粗陋的概论，缺乏对于生态文本的细读，而且论文停留在生态文学的思想层面而未能深入至文化、艺术深层，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王继燕的硕士学位论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梭罗的生态思想与中国“天人合一”观念比较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2009年）通过考察梭罗生态思想与中国“天人合一”观念的契合，试图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精华，为生态危机寻求精神资源。论文介绍了梭罗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以及与中国文化的渊源，着重比较了梭罗的生态思想与中国儒道“天人合一”的观念，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个层面论述二者的相似之处，从中发现了它们尊重生命、平等对待万物，顺应自然规律，简化物欲以及回归自然、净化心灵的共同内涵。这种文学比较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但其选题范围已不在中西生态文学的比较，而更侧重于生态思想、文化的研究，且其并未以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为比较对象。除了上述三人的研究外，其他相关研究或偏向于中外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的研究，或将中西生态文学作品杂糅在思想研究的框架之内，而缺乏对中西生态文本的比较研究。
可以说，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和国外生态文学研究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且研究者对于各自领域的开拓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目前的研究都偏重于中西生态文学研究的一隅，而缺乏对二者关联的宏观把握和文本细读。究其原因，研究者专业的限制、阅读的偏好都是其中原因，而更为重要的或许还在于生态文学研究尚处于迅猛发展的态势之中，不断涌现的生态文本令研究者难以穷尽某一已知领域，遑论驾驭中西生态文学的宏大选题。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在三十多年的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研究者的理论素养不断加深，视野逐渐开阔，研究方法日益多元，研究的领域也大大拓展开去。但我们也不难发现，目前生态小说评论和研究界还缺乏对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创作的宏观把握，既有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某部作品、某个作家或者少数民族作家；从自然破坏表层分析生态文本的研究不少，而从文化、心理层面来进行深入研究，反省人类中心主义弊端的研究则少之又少；不少研究者往往习惯于发掘作品中的主题，而对生态小说所体现出来的艺术特色视而不见。这既是当前生态小说批评的不足之处，同时也昭示着当代生态小说批评仍然是一个“富矿”，值得有志于此的研究者不断深入拓展，以便开辟出中国小说批评的新领域。
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启发下，本书力图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中的缺陷进行弥补，力图从比较文学的视野出发，探讨中西生态文学在思想内涵、文化观念、艺术特征方面的异同及契合，并结合生态文本细读勾勒出中西生态文学与文化传播、整合的具体情形。我们将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同时着手，立足于比较文学的视野，综合运用生态学、人类学、文化学、叙事学、心理学等各学科的理论、知识，以中西生态文学之间的异同为线索，呈现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发展、演变脉络以及与西方生态文学作品契合、熔铸新质的过程。在行文过程中，我们并不依据生态文学作品出现与传播的时间顺序进行比较，而是以文学内涵、精神渊源、作品类型为结构组织材料。
本书的研究意义在于：第一，本书是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系统中的弱点的补充，从比较文学角度研究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具有重要意义。在文献综述中已提及，在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是从单个作家或某部作品、某一文学现象、文学类型着手，已有的中国生态文学研究著作或博士论文也局限于本国生态文学现象，而缺乏一种比较文学的视野，因此也难以深入地捕捉到当代生态文学产生的世界性因素。本书在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与西方生态文学的文化关系这一薄弱环节上，力图勾勒出中西文化交流和影响的史实。第二，本书从跨文化角度比较中西生态文学与文化，是对已有著作和博士论文选题的补充，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进行系统的中西生态文学比较研究。在现有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著作和博士论文中，研究者都将目光停留在国内生态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虽采取的角度和分析深度各有不同，但大都难以跳出相同的研究范围、雷同的研究对象甚至相似的研究话语。生态批评自从兴起以来，迄今不过十多年的时间，尤其是近几年，似乎大有泛滥成灾之势。中国当代生态文学被蜂拥而至的各类研究者进行深浅不一的开掘，从文学现象到文学类型，从单个作家到作品细读，不一而足；甚至连一些缺乏生态意识、仅仅表现过自然环境的作家也被强行纳入生态文学的研究范围。现有的研究似乎表明中国生态文学研究已处于“资源稀缺”的境况，已很难再从中找到可以深入探究的地方。在这种情形下，大量低水平的重复研究和简单分析成为许多研究成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寻找出新的学术生长点，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开拓出新的空间成为研究者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书选择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系统地阐释中西生态文学的思想、艺术、话语特征，分析二者存在的文化差异及优劣，本身即是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第三，本书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生态危机正成为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头等问题，如何认识、反思生态危机并寻求解决之道成为文学创作及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系统地研究了中西生态文学的思想内涵、伦理叙事和艺术特点，对其中蕴含的文化反思、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的途径、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途径进行了揭示，这对于传播生态文化、提高国人的生态自觉意识都具有不可轻视的重要意义。第四，本书的研究创新点也是重要的研究意义之一，它从总体上是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的必要补充，而在局部上亦注重解决具体的文学问题和文化困惑，力图寻找出中西生态文化的共通之处。
我们试图超越单一文化领域内的生态文学研究，而代之以跨文化研究的阔达视野，研究作家作品不是从一个或几个作家的视野出发，而是站在整个中西文化、历史的背景之下研究。中西文化视点的介入，拓展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的范围，通过发掘和吸收新的史料，从发生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予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将中西文化视点引入到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要求研究者站在更为宏阔的文化视野上，爬梳中国生态文学的发生与西方生态文学、生态政治、生态运动、生态文化的关系。因此在分析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作品时，本书十分注重分析作家创作与其他国家作品之间的关联，通过引入他国的文学作品、报刊、著作等史料，勾勒出为人们所忽略的生态文学发生现场。这种中西文学视点的引入，极为有效地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对人们习以为常的观点进行了颠覆与重新分析。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生态文化与当代生态文学的创作，我们希望能够从宏观和微观结合的角度来阐释、评价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及其与西方生态文学、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叙事话语、艺术特征及其文化观念，并力图结合不同文学门类中具有典型性的作家、作品进行文本细读，以表现出中西生态文学的传播途径、契合原因、文化整合的状态及中西生态文学的异同。我们希望通过对中西生态文学中重要思想、艺术特点的阐释，表现中国作家对于西方生态文学与文化、传统民族文化的取舍、整合及思考。本书既有宏观分析，又有微观解读。宏观阐释主要是从整体上概括了中西生态文学中一些共通的表现领域、话语特点；微观解读部分则选择了一些具体作家作品来阐述中西生态文学的异同与契合形态。纵观中西生态文学创作实践，生态文学对于人类而言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伦理观念的进化、对待自然态度的转变以及生态艺术的自觉性方面。如此取舍的原因亦是尊重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发生的历史，客观地再现曾经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作品及其典范意义，并通过中国作家对西方生态文学作品的吸收、借鉴与扬弃，揭示出中西文化整合的微妙历程。
本书力图规避以往生态文学研究过于侧重生态学理论而导致文学性削弱的弊端，综合运用文化学、生态学、人类学、社会学、美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在方法论上以平行研究为主，并结合影响研究，同时又涉及跨文化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比较文学范畴，期望能够对中西生态文学的精神境遇和思想内涵做出评论，在一个多元的文化坐标体系中思考中西生态文学的复杂与共通之处。在对中外生态文学资料的大量阅读和分析的基础上，同时进行宏观探讨和微观分析，以翔实的文献资料勾勒出中西生态文学的精神面貌与异同。力图客观呈现中西生态文学的历史状态，尽可能地保持客观、公允的文学立场，拒绝偏于中西文化立场的一隅，而试图保持中西生态文学与文化的本来面目，在富于差异性和立体感的文学现场中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与异同，从而挖掘出中西生态文学背后的文化、思想实质。为了在有限的文献资料的条件下还原中西生态文学的生命轨迹和情态，就有必要采用各种方法和材料进行辩驳、验证，以期获得捕捉作家们留存于材料中的隐性生命痕迹。为此，在中西生态文学的研究中应该综合批评、考证和阐释方法，从立体的角度反观中西生态作家及创作。在立体探究生态文学作家的创作过程中，应探究完整真实的文本与作家全程而曲折的生活细节，以及资料文献、口头传说、原始民俗、地理材料所构成的时代信息。这一系列信息之间的相互参证、对质，对于研究生态作家的生存形态、文化心态、自然环境、民间习俗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有：第一，本书第一次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与西方生态文化、文学之间的关联，阐述了中西生态文学在伦理叙事、母题重构方面的异同。我们主张以一种较为宽容的视野来看待中外生态文学作品，避免概念上的过分苛责导致研究对象的狭隘。第二，本书从美学角度系统地考察了中西生态文学的异同，从时间观念、神秘叙事、意识自觉性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从审美的角度比较了中西文化在生态文学作品中的渗透，归纳出二者的异同。中西生态文学的异同之处较多，而从美学角度切入思考更能接近中西思想和文化的内核，深化我们对于生态文学的认识。第三，本书突破了以往生态文学研究过于倚重西方理论资源，单一探讨文学作品思想主题的局限，而代之以对于生态文学作品审美属性、文化内涵的挖掘，在中西生态文学的比较中透视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独特意义。本书着力于探究生态文本与理论之间的“关系”研究，将有关生态问题的思考厘定于“文本的生态”上，不是通过形而上的生态理论的照搬，而是诉诸丰富而鲜活的文学文本、文学现象进行阐释，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如何回归文学本位、如何拓展更为宏观的研究视野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分析方法。
西方生态文学与文化的引介，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系列变化和深层矛盾，在拓展当代文学的疆域的同时，也出现了文学与伦理、传统与生态之间的文化裂痕，使人们持续不断地感受到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冲突。这种情形固然造成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内在矛盾与迷惘，但同时也唤醒了文学的自然活力，推动了文学朝着生态化的方向大步迈进。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发生与流变有其自身的原因、背景，我们试图从比较文学的视野下分析中国生态文学的历史、时代和文化因缘，在其与西方生态文学的相同、差异或互渗状态中重返文学的发生现场，从而进行历史的、动态的、立体的考察。
[1] 张力军主编：《愿地球无恙·前言》，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2] 龙娟：《环境文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3]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4] 季红真：《当代文学中的自然意识》，《美学新潮》第1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页。
[5] 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6] 季红真：《当代文学中的自然意识》，《美学新潮》第1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页。
[7] 张韧：《环境意识与环境文学》，《中国环境报》1987年1月17日。
[8] 李新宇：《论近几年文学中的人类危机感与自审意识》，《当代文坛》1989年第1期。
[9] 如古耜：《人类：请正视大自然亮出的黄牌》，《当代文坛》1991年第3期；孙希娟：《内蕴丰富的生态文学——读胡云发〈老海失踪〉》，《小说评论》1999年第5期。
[10] 陈辽：《钟肇政的生态小说〈白翎鸶之歌〉》，《当代文坛》1991年第1期。
[11] 张韧：《环境文学与思维的变革》，《天津文学》1994年第4期。
[12] 转引自鲁枢元：《“自然”主题的现代衰变——兼及“生态文艺潮”的崛起》，《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5期。
[13] 王云介：《乌热尔图的生态文学与生态关怀》，《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3期。
[14] 王静：《自然与人：乌热尔图小说的生态冲突》，《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
[15] 李玫：《郭雪波小说中的生态意识》，《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16] 马明奎：《试论满都麦小说传统重建理路中的生态美学意义》，《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4期。
[17] 李晓锋：《从诗意启蒙到草原生态的人文关怀——当代蒙古族草原文化小说的嬗变轨迹》，《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
[18] 王静：《自然与人：乌热尔图小说的生态冲突》，《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
[19] 费秉勋、叶辉：《〈怀念狼〉怀念什么》，《小说评论》2001年第1期。
[20] 罗关德：《〈怀念狼〉情节的神秘数像——贾平凹意象小说探析之一》，《当代文坛》2003年第1期。
[21] 彭岚嘉：《与狼共舞的困惑与悖谬——解读〈猎原〉》，《当代文坛》2005年第3期。
[22] 赵薇：《生态批评视野里的《狼图腾》，《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3期。
[23] 周玉琳：《中国生态文学欢呼“狼来了”——〈狼图腾〉的生态思想》，《黑河月刊》2004年第6期。
[24] 梁爱民：《人与自然——迟子建小说的深层叙事结构分析》，《学术探索》2003年第9期。
[25] 汪树东：《看护大地：生态意识与郭雪波小说》，《北方论丛》2006年第3期。
[26] 孔刘辉、何丽：《叶广芩近期创作的生态意识》，《宜宾学院学报》2005年第8期。
[27] 刘文良：《微型小说的绿色通道》，《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