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人的生存方式的演变与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的生成

《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第五卷，近代卷·下）主要研究欧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

19世纪对于欧美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科学精神、思想文化还是文学艺术上都是一个十分辉煌的时代。这一时期，欧洲社会完成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过渡，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逐步走向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改变了人的生存处境，使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和精神心理发生了变化，也带来了文学思潮的新旧交替与更迭。在这样的文化历史背景下，欧美主要国家相继出现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等文学思潮和流派，从而给近代欧美文学带来了繁荣景象，而最能标志19世纪欧美文学繁荣的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现实主义文学大约于19世纪30年代首先在西欧的法国、英国等地出现，以后波及俄国、北欧、美国、亚非等地，成为19世纪世界性的文学思潮，也是近代欧美文学的高峰。这一时期的欧美各国处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与上升阶段，现实主义作家则普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感到深深的忧虑，他们通过文学创作对当下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进行深刻的分析与反思，对人的现实生存状况给予了高度的人道主义关怀。由于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高尔基将这种“资产阶级的‘浪子’的现实主义”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1]。“自然主义是19世纪末继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之后在欧美兴起的一种写实主义文学思潮。因其对‘写实’的追求与现实主义有相似之处，这两种文学思潮在传入我国的初期，曾被统称为‘写实主义’。”因此，本书把自然主义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放在现实主义这一子课题中一并阐发，以便在比较研究中辨析两者的异同。

（一）社会结构形态的变更与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的生成

现实主义文学是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发展时期的产物。1830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从此，法国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地位；1832年英国实行了议会改革，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这两大政治事件，是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标志。欧洲各国在英、法资本主义势力的影响下，相继经历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过渡。这种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直接影响着文学，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的关键性因素。

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形态的剧变，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恶化，人的道德观念和文化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后，欧洲社会中人的生存处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对自身的认识也不断深化。资本主义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打碎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封建时代,每个人在社会秩序中都有自己应该感到满足的固定位置，每个人的地位与价值似乎一生下来就已被确定好了，无需做出个人的努力。爱上帝、爱邻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基督教伦理观念使人与人之间无不“温情脉脉”。在社会经济方面，行会制度限制了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人们参与商品交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生活必需品，而不是为了积聚财富，否则是要受道德谴责的。因此，在封建时代,商品经济不发达,人的物质生活相对处于贫困状态，但人们却有一种满足感、稳定感和安全感。资本主义出现后，传统的社会关系破坏了，个人从各种封建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商品经济激活了人们的竞争意识和物欲意识，人的自我观念得到了强化，人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商人之间的激烈竞争毫无道德限制，就像资本家对工人剥削一样”^[2]。在强烈的竞争观念支配下，物欲的无限膨胀使人们想尽办法超过他人，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成功而奋斗，因而，“人不再是自身的目的，人成了他人的工具”；“人被人所利用，表现了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价值体系”。^[3]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群体关系恶化，个人从家长式的专制及等级制度中‘摆脱’出来，却付出了放弃群体联系这个代价。人们的相互关系失去了道德义务感和情感特征，从而变得靠单一的经济利益来维持。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基于物质利益”。^[4]

因此，资本主义的出现一方面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它给人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解放和物质的富裕，而另一方面又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恶化。新的文明给人带来了新的束缚，尤其是物对人的束缚，使人的自由得而复失。财富的创造提升了人对财富的占有欲和支配欲，“自由竞争”原则为人与人之间的“搏斗”戴上了合理的道德光环，于是，“万物之灵的人类终于悟出了他的兽性；这个兽性原来就是物质‘文明’的所赖”。^[5]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对自身的处境、命运与前途的思考也不断深化。现实告诉人们：启蒙主义者的“民主”“自由”“平等”与“博爱”并不存在，他们描绘的“理性王国”只不过是肥皂泡而已；浪漫主义者那脱离现实的“理想”也不过是画饼充饥。人们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现实的社会并思考人的命运，从更现实的角度去寻求改善人的生存处境的方法。于是，讲究务实、追求客观冷静地分析与解剖现实的社会心理和风气随之形成。正是在这种心理和风气的影响下，一种写实性与批判性很强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应运而生。而19世纪欧洲的自然科学精神，则进一步催发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精神。

（二）自然科学新思维与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的生成

自文艺复兴时代起，欧洲人就开始借助科学的力量抨击教会和宗教，展开了对上帝的不停排斥。到了科学空前繁荣的19世纪，人更自信自傲了。科学导致了西方文明史上人文观念的根本性转折，也导致了西方文学对人性理解与文学表现上的根本性变化。也正是由于科学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刻影响，致使其人文观念与人性抒写上拥有了承前启后的特征。

浪漫主义从卢梭的感性主义那里获取灵感与精神养分，发展壮大之后又在整体上构成了对启蒙哲学的反叛。然而，启蒙哲学最主要的精神是张扬理性、崇尚科学，卢梭本人也并不排斥理性，因为理性毕竟是18世纪的最强音。而且，理性与科学几乎在18世纪轰毁了宗教世界观之后，已经阔步地走向了19世纪。因此，尽管浪漫主义不无先见地预感到了人偏于理性与科学的不良后果，但是，由于理性本身所拥有的人文性，启蒙运动也进一步昭示了这种人文性，人们对它的崇尚无疑有增无减。在这种理性精神鼓舞下，19世纪的科学取得了比18世纪更辉煌的成就；或者说，18世纪的理性启蒙之花，在19世纪结出了科学的丰硕之果。“同以往所有时期相比，1830到1914年这段时期，是人类科学发展的顶峰。”^[6]而且，科学与技术相结合加速了财富的创造，给人们带来了生存实惠。所以，科学成了人们心目中给人以力量的新的上帝，理性也自然被认为是人之为人、人之高贵强大的本质属性。较之18世纪，19世纪对理性的崇拜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达到了“理性崇拜”的地步。科学史家曾经为我们描绘过19世纪人类科学与理性的壮美图画：

19世纪的最初25年，此时以工业革命为转机，人类社会已经天光大亮了。这个时代，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与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相伴随的经济危机，开始周期袭来。在打破了过去僵化的世界观之后，科学研究也开辟了新的领域。新的发明和新的发现接连不断地涌现出来，19世纪建设科学文明的篇章就由此展开……从而出现了科学的黄金时代。非欧几里德几何学的诞生、能量守恒定律的确立、电报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铁为原料、以煤为动力的大工业取得了巨大发展。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像一发巨型炮弹炸开，把进化思想带进了哲学、艺术、政治、宗教、社会以及其他一切领域。19世纪下半叶，近代欧洲的政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80年代，自由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这是近代史上一个转折时期，卡特尔和托拉斯全面发展。革命性的动力——电能的出现和应用，使电动力开始代替蒸汽动力，这是生产中的革命变革。与此同时，19世纪的风格是，科学家——工程师——商人，而不是17、18世纪的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的风格了。^[7]

这幅19世纪的科学图画告诉我们：在西方人的文化观念中，19世纪是一个科学取代上帝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崇拜的时代，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发展到了高峰的时代。此时，人们更坚定了三个信念：人是理性的动物；人可以凭借科学与理性把握自然的规律与世界的秩序；人可以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对科学的崇拜，使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不仅仅限于科学本身，而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一切问题。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曾指出：

在19世纪的上半期，科学就已经开始影响人类的其他活动与哲学了。排除情感的科学研究方法，把观察、逻辑推理与实验有效地结合起来的科学方法，在其他学科中，也极合用。到19世纪的中叶，人们就开始认识到这种趋势。^[8]

科学的这种影响在19世纪的欧洲形成了与其他世纪明显不同的普遍风气：任何其他学科，唯有运用科学的方法才令人信服。正如赫尔姆霍茨所说：“绝对地无条件地尊重事实，抱着忠诚的态度来搜集事实，对表面现象表示相当的怀疑，在一切情况下都努力探讨因果关系并假定其存在，这一切都是本世纪与以前几个世纪不同的地方。”^[9]不仅如此，19世纪的许多人还以借助理性思维和科学方法，建立一门科学并相应有一整套严密的概念、定理、范式为荣，为此，人们称这是一个“思想体系的时代”^[10]。恩格斯也对当时的这种现实深有感触地说：“在当时人们是动不动就要建立体系的，谁不建立体系就不配生活在19世纪。”^[11]

正是这样一种有别于以前的精神文化风气，影响着文学的发展，熏陶出了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一批写实主义倾向的作家。巴尔扎克就是用动物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方法去从事文学创作的，正是动物学的“统一图案说”帮助他构建了《人间喜剧》的社会结构图，正是科学思维启发他把文学创作看成研究社会与历史的写实主义工具。左拉几乎在相同的文化思想线路上追随着巴尔扎克且又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福楼拜则借用医学科学的方法，更冷静细致地解剖人的心灵。其他的现实主义作家如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现实主义大师，尽管不像巴尔扎克、左拉和福楼拜那样直接运用自然科学进行文学创作，但他们创作中的写实原则，无不与科学理性精神血脉相连。

也许读者要问：你这里讲的科学、理性对现实主义的影响，不过是在创作方法、艺术思维方式和审美观上的影响而已，这些都是艺术理念上的问题，而不属于人文观念上的事。其实不然。且不说艺术理念原本就要影响文学创作中的人文观念的表达，就是艺术理念本身，也是由作家的人文观念和人文追求决定的。或者也可以说，正由于现实主义作家有一种延续自启蒙理性的人文观念，才会接纳科学的方法与观念去从事他们的文学创作；正是由于接纳了科学方法，现实主义文学才形成了普遍遵循的“真实”“写实”理念；正是这种“真实”“写实”理念，才会有现实主义文学对人的灵魂的空前真实、细致的剖析，才会出现与浪漫主义文学不同的人文观念。如果说源自启蒙哲学之先验理性、重灵感与感性的浪漫主义文学理念对“人”的形象的塑造起着扩张与外现作用的话，那么，源自启蒙哲学之经验理性、重分析与理智的现实主义文学理念，则对“人”的形象的塑造起着收缩与内敛的作用，而这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人文观念的表述和人性抒写方式。

由此可见，科学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表现在更深层次上，正是它在驱逐了上帝之后带来了人文震撼。

（三）人文观念的更新与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的生成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尼采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惊呼：“上帝死了！”这一声惊呼告诉人们：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崩毁了。

那么，上帝是怎么“死”去的？他的“死”给人类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虽然并不反对上帝，但他们以人的感性抗拒上帝对人性的压抑，以人智向上帝索要人的独立性。他们在向上帝标示自身价值与意义时，就意味着人同上帝开始疏离。到了17世纪，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实际上是用人的智性能力向上帝标示人的强大，认为人自己就有上帝一般的智慧，因而可以知道上帝才能知道的事——世界的奥秘，这种理念推动了科学的快速发展。18世纪科学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人的信心，也增强了对上帝的傲慢，人们开始以科学为武器攻击上帝存在的合理性，一种没有人格化上帝存在的新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开始形成。再到19世纪，科学走向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它不仅给人类创造了极大的财富，使人们对它热烈追求，更重要的是，科学使人们确立了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历史观。人们认为有了科学，人可以做一切上帝能做的事，人们把科学当作上帝来崇拜，实际上，科学成了上帝，人也就走到了上帝的位置上，人把上帝给驱逐了。或者说，在人类不再需要上帝之后，上帝也撒手而走了。所以，如果说“上帝死了”的话，那也正如尼采所说的：他是被人杀死的！而且，尽管尼采在19世纪末报告了上帝之死的消息，但这不是一种预告，而是一种对“已死”之实的报告。19世纪就已经是一个上帝退隐的时代。

就这样，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几百年里，西方的所有世俗学说，几乎都在竭尽能事驱赶上帝，改变人与上帝的关系，正如鲍姆（Franklin L.Baumer）所描绘的那样：

从宗教改革以来到现在为止的上帝观念史，宛如一份地震仪的记录，所记录的是许多诞生、死亡，以及一次大震撼的事迹。在这段时期，人们把那么多的注意力放在这个大震撼上，竟至很容易忘掉欧洲所具有的创生新神的能力，或赋予上帝新特征的能力，或必要时把旧特征重新加以组合的能力。上述的新神，包括十八世纪自然神论“缺席者”式的神、十九世纪内在演化式的神。这两种神大大不同于“正统的”、超越而全能的上帝。不过，记录在地震仪上最引起纷扰的是宗教大动乱，以及较近的所谓“上帝之死”。尼采所预言的这件事情，不仅仅是意味着一个神的死亡，还意味着所有神氏的死亡。这件事情代表着欧洲思想朝着宗教的怀疑主义与宗教的无所谓心态发展之趋向，这趋向从十七世纪以来就很强烈，后来更是加速发展。这个趋向的最终产物在今天仍具体可见，就是西方文明世界有史以来最世俗化的社会。^[12]

这里所说的“最世俗化的社会”就是上帝退隐的社会，这个社会从19世纪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就开始了。

上帝退隐了，西方人实现了多少代人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然而，上帝退隐了，魔鬼却肆无忌惮了。这是人的灾难，这是人类文明的悖谬。

人在自然属性上是感性的动物，进入了文明社会之后，才成了理性的动物，然而，人的动物性一面——原始欲望——依然存在，它会导致人自私、贪婪、好斗等劣根性。因此，进入文明社会后的人，必须凭借自己创造的文明，如国家权力、世俗道德、宗教规范等等，来约束原始本能，以维持正常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宗教在道德的意义上起到了国家权力和世俗道德规范所起不到的作用。上帝设置的天堂与地狱的境界，其实是道德上给所有俗世贱民与权贵、弱者与强者、贫民与富人平等的道德天平，因为在上帝面前，谁也逃脱不了末日的审判，贪婪自私者无论在俗世处于什么位置，都只能因自己的罪恶而进不了天堂。因此，上帝的存在，对世俗的人来说，无疑从道德的角度扼制了贪欲的膨胀，扼制了邪恶的滋长，也就制止了魔鬼的横行。“在上帝之光的普照下，人人平等，无高低贵贱之分。末日审判时，谁进天堂，谁进地狱，一切均取决于人们自身的善恶行为。身后的归宿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权贵们为了身后的理想去处，不得不对自己的贪婪之心有所收敛。”^[13]所以，“上帝的意义，在于人的有限性，在于人需要爱护、怜悯和救赎，在于人的灵魂在爱与恨、贪婪与满足之间需要平衡，受伤的心需要慰藉和温暖。上帝是一种光，一份温暖，一线希望，一块精神馅饼。”^[14]而上帝退隐之后，就意味着他设置的天堂和地狱都不存在了，宗教道德不再对人的善恶起规范作用。对处于19世纪的西方人来说，个性自由、自由竞争，人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追求私利和自由竞争创造了出空前的西方物质文明”^[15]，但是，“自由竞争”原则的道德光环摧毁的恰恰是传统的道德原则。一个在道德领域里上帝退隐的时代，必定是一个恶欲横行的时代。这就是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这是一个上帝远离人世的时代！这个一向来靠天堂、地狱、上帝等制约人的行为、扼制人的恶欲冲动的西方社会，一旦既有的道德规约逐渐丧失，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这是一个“他人成为自己的地狱”的社会。^[16]

在此，我们要引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启蒙运动激发了人的理性，繁荣了科学，激活了人的个性，改变了社会结构，这无疑是文明的进步，然而，当科学在思想领域里动摇了上帝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时，当激活了的个性为了个体生存而无视上帝的规约时，当科学给人以力量和自信进而成了人们崇拜的上帝，而这个上帝又对世俗中的人在道德上无动于衷也无能为力时，人到底是趋善还是趋恶的呢？人们还应该一个劲儿地倡导个性自由与解放吗？这大致上也可以说是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普遍关注与忧虑的问题。现实主义作家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热衷于描写人性中的恶，并借此守护着人的心灵的纯洁，追寻着使人性完善和趋善的方法与途径的。请看：

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中“把新生的资本力量、灵魂的统治者——金钱作为他伟大史诗的主人公”。^[17]他警告人们，恶欲和利己主义已成为这个世界的动力。他的小说，展示了人类的善良天性是如何在金钱的诱惑下向地狱沉落的。他还借《高老头》中高老头之口发出了“这个世界不是要灭亡了吗”的惊呼。

福楼拜在他的小说中揭示了情欲正如“魔鬼”一样潜伏于人的灵魂深处，人的行动不可抗拒地受其控制。由此，他也产生了对世界的悲哀与厌恶。

萨克雷热衷于揭露身居高位的人的丑恶，展示金钱对人的心灵的侵蚀。“他跟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早期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倾向于对人类的邪恶进行自负的说教。”^[18]

列夫·托尔斯泰描写了俄国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时期人的心灵状况。他通过对人类做反复细致的研究发现了人类自身存在的恶本能。“没有任何一个人像托尔斯泰那样目睹并感受到了发自尘世的情欲。”^[19]他的小说向人们指出：人本身的情欲与邪恶，是孽生社会罪恶的根源。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处于对人类天性之恶的无休止的发掘之中，他告诉人们：“恶在人身上隐藏得要比那些社会主义者兼医生所估计的要深得多，在任何制度下也避免不了恶，人的灵魂永远是那个样，反常现象和罪孽主要来自灵魂本身。”^[20]他的小说告诉人们，由于人自身存在着永恒之恶，因而人永远成不了人文主义者想象的“巨人”，而是“虱子”。

……

不必再多列举了，现实主义作家似乎个个都像有“嗜恶癖”，以展示人之恶为快。其实不然。确实，他们不像浪漫主义者那样一味地张扬个性自由，也极少抒写人性美的颂歌，而更多的是披露人性之恶。然而，他们披露恶是为了消除恶进而保持天然人性之善与美，因而在追求人性之善上，他们与浪漫主义者是大致相仿的。然而，恰恰是现实主义作家的这种“嗜恶癖”，使他们的小说空前深入、全面地展示了那个上帝退隐时代的人性之真实状况，于是，他们的作品也成了拥有警世意义的“文学经典”。

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以真实而深度的社会观察与人性剖析，展示了上帝缺位、金钱主宰的社会中人的心灵的千姿百态。他们描写了金钱激发出来的人性之“恶”的破坏力，对此，他们深感忧虑，在这种忧虑的背后，隐含了他们对人性之善的坚守与期待。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向当时乃至今天的人们发出了警告：物欲诱发的贪婪，将把人送入地狱。在此，笔者特别要引用18世纪爱尔兰文学史、思想史学者伯克的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以进一步引证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之深度人性抒写的经典意义：

人们能够享受自由的程度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对自己的欲望套上道德的枷锁；取决于他们对正义之爱是否胜过他们的贪婪；取决于他们正常周全的判断力是否胜过他们的虚荣和放肆；取决于他们要听智者和仁者的忠告而不是奸佞的谄媚。除非有一种对意志和欲望的约束力，否则社会就无法存在。内在的约束力越弱，外在的约束力就越强。事物命定的性质就是如此，不知克制者不得自由。他们的激情铸就了他们的镣铐。^[21]

（四）传播媒介的发展与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的生成

无论哪位作家，其文学创作得到人们的熟知和认可，都离不开作品的传播媒介。文学的生成与传播需要媒介的承载，而媒介是十分宽泛的，不同时期的主流传播方式也不一样。从古代的口口相传到文字的抄写流传，再到印刷品的出现，乃至现在的电子网络媒介，媒介与传播方式的变化无疑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如果说莎士比亚的成名是仰仗于当时为上至王公权贵下至广大市民所喜爱的舞台戏剧这一表演和传播方式，那么19世纪作家的成功，则与当时在印刷技术革新后出版业的快速发展息息相关。

现代报纸是印刷技术革新的产物,它对小说的传播与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现代报纸”是指有固定名称，面向公众，定期、连续发行的，以刊载新闻和评论为主，通常散页印刷，不装订、没有封面的纸质出版物。报纸的诞生，最早要追溯到中国战国时期（也有人说是西汉），当时的人们把官府用以抄发皇帝谕旨和臣僚奏议的文件及有关政治情况的刊物，称为“邸报”。11世纪左右（中国北宋时期）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并流传到欧洲，大大促进了印刷品的发展，也丰富了印刷品的种类。欧洲最早开始使用印刷术印报大约是在1450年，那时的报纸并非天天出版，只是在有新的消息时才临时刊印。1609年，德国人索恩出版了《艾维苏事务报》，每周出版一次，这是世界上最早定期出版的报纸。不久，报纸便在欧洲流行起来，消息报道的来源一般都依赖于联系广泛的商人。1650年德国人蒂莫特里茨出版了日报，虽然只坚持发行了三个月左右，但这是世界上第一份日报。

17、18世纪，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如火如荼，用来报道新闻事件的报纸也由此在欧洲各国相继发行，并被越来越多的人们喜爱和接受。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从而将报业带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以普通民众为读者对象的时期。相对于封建社会时期的贵族化、“小众化”，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报刊具有了“大众化”的倾向。由于报纸售价低廉，内容也日渐迎合下层民众的口味，其读者范围不断扩大。当然，这一时期的“大众化”只是初具形态。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报纸真正实现了从“小众”到“大众”的质的飞跃，报纸的发行量直线上升，由过去的几万份增加到十几万份、几十万份乃至上百万份；读者的范围也不断扩大，由过去的政界、工商界等上层人士到中下层人士，它宣告了“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从英国的情况来看，1476年威廉·卡克斯顿在威斯敏斯特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印刷厂，从此印刷术被正式引入英国。之后的一百多年，英国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不定期的新闻印刷品，内容上通常是对某些重大事件进行报道。18世纪50年代，英国的出版物大约有100种，到了18世纪90年代，每年的平均数量急剧增长到370种左右；19世纪20年代，又增加到500种，到19世纪50年代则有2600种^[22]。以狄更斯为例，他15岁踏入社会，第一份给他带来收入的工作是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小伙计。20岁时狄更斯成为下议院的采访记者，正式进入了报界，从此与报纸结下不解之缘。他长期从事记者和编辑的工作，先后为《议会之镜报》《真实太阳报》《时世晨报》《时世晚报》等报纸工作。1846年1月21日他创办《每日新闻》，自任主编，出版17期后请辞；1850年他创办杂志《家常话》；1859年又创办《一年四季》。不仅如此，他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以报刊的分期连载方式与读者见面的。他的成名作《匹克威克外传》就是首先在报纸上连载的，其受欢迎的程度，可以说是开创了小说出版史上的奇迹。“19世纪上半叶由连载小说开路，通俗小说打开市场，进入极盛时期，而狄更斯则是它的无冕之王。”^[23]可以说，是报刊的连载成就了狄更斯。其实，“连载的通俗小说流行几乎成为19世纪一些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在法国便有欧仁苏、雨果和大仲马等迷住一代读者的小说作者。”^[24]报纸业从“小众”到“大众”的民间化之路，恰恰是小说从贵族走向民众之路。文学阅读——尤其是小说阅读，在报纸连载这种新的小说发布方式的推动下，迅速成为普通大众的基本文化生活方式。报纸在新时代对现实主义文学的传播、繁荣与对经典的“淘洗”起到了媒介作用。

19世纪初印刷技术的革新，有力促进了图书市场的发展；与传统的精致高价的出版物相比，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廉价的以定期再版丛书为内容的印刷品。这种丛书大量印刷，每册只卖很低的价格。小说以定期连载的方式出现在这些廉价的小册子上，多个层次的人都可以买到阅读，这使小说的阅读人数显著扩大，促进了小说的发展。“英国的19世纪上半叶，是小说的黄金时期，小说数量之多达到空前。根据一种统计，1820年出版新小说26种，1850年增至100种，而到1864年竟增至300种了。另一种统计，数字更加惊人：1800年以年前最高产量为40种，1822年增至600种，而到世纪中期竟达2600种之多。”^[25]图书出版方式的更新，促进了图书市场的发展。“18世纪以来，小说传统的出版形式是三卷本，定价一个半吉尼，属奢侈品；普通市民可望不可即。19世纪初，租赁小说的图书馆在城市广泛设立，对普及小说起了重要作用。”“19世纪小说的兴盛与过去有所不同。这时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图书市场。作家（生产者）、出版者、读者（买主）都是这个市场上的不同环节。”^[26]

总之，印刷技术的更新，加速了出版业和图书市场的发展，同时促进了小说产量的剧增，也促进了小说阅读的普及和读者群体结构的变化。这意味着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逐步走向了大众。“小说对于维多利亚时代，就如戏剧对于伊丽莎白时代和电视对于今日一样重要。”^[27]毫无疑问，19世纪的小说是借助于报刊出版的大众传媒新渠道得以传播与繁荣的；现实主义文学经典，是在新传播媒介里被“淘洗”出来的。

[1] 高尔基：《高尔基选集·文学论文选》，孟昌、曹葆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34页。

[2] 埃利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 欧阳谦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84页。

[3] 埃利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 欧阳谦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93页。

[4]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张信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5] 梁鹤年：《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版，第287-288页。

[6]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三卷），罗经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82页。

[7] 汤浅光朝：《科学文化史年表》，张利华译，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年版，第70-99页。

[8] 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页。

[9] Helmholtz，Popular Lecture on Scientific Subjects，Eng．trans．E．Atkinson，London，1873，P.33.

[10] 阿金编：《思想体系的时代》，王国良、李飞跃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2页。

[12] Franklin L.Baumer：《西方近代思想史》，李日章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版。

[13] 启良：《西方文化概论》，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14] 同上书，第132页。

[15] 梁鹤年：《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版，第229页。

[16] 蒋承勇：《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17]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刘半九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18] 参见J.G.罗伯特：《英国文学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版英文版，第240页。

[19] 斯蒂芬·茨威格：《作为宗教和社会思想家的托尔斯泰》，见陈燊编《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56页。

[20] 转引自米·赫拉普钦科：《艺术家托尔斯泰》，刘逢祺、张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95页。

[21] 陆建德：《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22] 雷蒙·威廉斯：《出版业和大众文化：历史的透视》，载于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9-110页。

[23] 朱虹：《市场上的作家——另一个狄更斯》，《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24] 同上。

[25] 同上。

[26] 同上。

[27] 戴维·罗伯兹：《英国史·1688年至今》，鲁光桓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