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包法利夫人》在源语国的生成

（一）纯粹风格的探索

福楼拜文学创作的年代，正是浪漫主义文学衰退，现实主义、唯美主义文学崛起的历史过渡期。在小说方面，司汤达的《红与黑》已经开拓了现实主义的道路，在诗歌方面，与《包法利夫人》同年出版的《恶之花》某种程度上实践了唯美主义的原则，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福楼拜不仅吸收了时代新潮，也开拓了新的道路。

在福楼拜之前，小说往往以情节取胜，风格本身是为情节和思想服务的，即使是在《帕尔马修道院》里，我们看到的是野外决斗、狱中调情、宫殿阴谋、结绳越狱等令人瞪目结舌的情节，更不用说《三个火枪手》这样的新骑士小说了。但在《包法利夫人》那里，情节退居其次，甚至许多地方根本没有情节。

包法利医生和爱玛的爱情就是这种“无故事的故事”，浪漫主义波澜起伏的题材在福楼拜笔下，变成了“水波不惊”。包法利喜欢爱玛，经常无事来做客，有一次两个人难得地单独在一起，福楼拜却将约会写得极其乏味：

她又坐下来，拾起女红，织补一只白线袜；她不言语，低下额头，只是织补。查理也不言语。空气从门底下吹进来，轻轻扬起古板地的灰尘；他看着灰尘散开，仅仅听见太阳穴跳动，还有远远一只母鸡在院子下了蛋啼叫。^[1]

这种寂寥的气氛，像灰尘一样吹进他们的婚姻中来，将一切都笼罩在灰暗之中。包法利医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爱着爱玛，或许仅仅是因为爱的缘故，而爱玛对包法利医生也毫无了解，她只是在等着被人爱罢了。等到包法利医生向爱玛求婚的时刻，故事就更没有悬念了：包法利医生压根就没有向爱玛张过嘴，他在爱玛的父亲卢欧老爹跟前吱吱唔唔，倒是卢欧老爹明白未来女婿的心思，卢欧笑微微地说：“把您的事说给我听吧！我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包法利到底也没有把话说出来，卢欧老爹向爱玛挑明此事，而爱玛的态度也讳莫如深，福楼拜只公布了结果：护窗板推开了——这是卢欧老爹答复包法利医生的一个肯定的信号。

包法利医生和爱玛谁也没有表白，婚姻的马车就拉走了他们，自始至终唯独爱情是缺席的。内心充满浪漫想象的爱玛，最后陷于失望也是在情理之中了。从新婚到爱玛的第一次厌倦，中间可能经历了很短的时间，爱玛除了挪动一下家具，或者与查理散散步之外，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在这微妙的情感变化中，情节退到不可能再少的地步了。福楼拜的解释是：

我的书中让人担忧的是娱乐的元素。那部分很虚弱，没有足够的行动。但我坚持认为“思想”就是行动。思想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这我知道，但这是风格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我连续五十页没有一个事件发生。这不间断描写了死气沉沉的资产阶级的生存和爱情——一个非常难以描绘的爱情，因为它谨小慎微，藏得很深，但是，唉！缺少内在的波澜，因为我书中的绅士天性沉稳。^[2]

情节的缺失，正是由于风格的原因。福楼拜追求的小说，并不是戏剧性的小说，人物的行动是次要的，风格才是主要的。这里的风格（style）不是情感、意蕴上的特征，而是形式以及形式与真实性的关系，它还可以译成“文笔”。在福楼拜来看，如何抓住隐蔽的真实，用最恰当的形式表现它，这才是艺术的要务，若以情节取胜，则将会给小说带来灾难：

我若置入行动，我就要遵守一个规则，这会破坏一切。人必须用自己的声音歌唱：我决不会采用戏剧的或者吸引人的情节。另外，我相信，一切都是风格的问题，或者说是形式的问题，是表现的问题。^[3]

这种风格带来人物心理、氛围描写的真实性。赖昂告别的情节是爱玛失足前的重头戏，赖昂少不更事，躁动不安，试图以离去来要挟爱玛，令她顺服，而爱玛对赖昂心存幻想，却出于畏惧，不敢越雷池一步。不管谁大胆吐露心声，另一个没准都会投到对方怀里去，可是两人谁都止步不前，既期待对方，又抵抗对方。这种感情的“冷战”，福楼拜通过一场压抑的对话刻画出来：

包法利夫人背过脸去，贴住一块窗玻璃；赖昂拿起他的便帽，轻轻拍打臀部。爱玛道：

“就要下雨。”

他回答：

“我有斗篷。”

她转过身来，额头向前，下巴朝下。阳光掠过额头，照到眉毛的弧线，犹如一块大理石，猜不出爱玛望天边望见了什么，也猜不出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4]

爱玛和赖昂都知道对方想什么，可是顽固的自尊妨碍了他们，二人只能用无关的废话来搪塞，这使对话变得古里古怪，只具有搪塞的作用。

这种纯粹的风格需要作者隐藏自己，一切靠精心准备的事实说话。纵观全书，不论是罗道耳弗的虚伪、勒乐的狡诈，或者是爱玛的痴狂，福楼拜都没有直接评判，一切都交给细节。福楼拜说：“让我写这么慢的原因，在于这本书中没有任何内容是来自于我自己；我的个性从来没有用得这般少。”^[5]

福楼拜不仅探索隐秘的真实，而且在表现上也格外细致，他的小说是再三雕刻出来的大理石塑像，而不是激情泛滥的河流。为了追求完美，福楼拜总是不断地改写，有时一个星期只写出来五六页的内容。福楼拜曾经这样自诉衷肠：

狗娘养的散文！它永远也完成不了，总有东西要重写。而且，我认为可以让它有韵文的持续性。一个优秀的文句应该像一首优秀的诗——无法更易，正如节奏，正如和谐的声音。^[6]

爱玛服毒自杀之前，她愤怒地离开了罗道耳弗，摇摇晃晃地走到野外，福楼拜这样写爱玛的混乱、绝望情绪：

Le sol sous ses pieds était plus mou qu’une onde,

et les sillons lui parurent d’immenses vagues brunes qui déferlaient.^[7]

（脚下的土壤比波浪还软；

犁沟好像黑色大潮汹涌澎湃。）

这里的“软”（mou），不仅有“柔软”的意思，还有“软弱无力”的意思，可谓一语双关，而“波浪”一词，既将土壤向远处延伸的静象写成了奇妙的动态，而且也衬托出这双无力的脚行走的状态。“波浪”（onde）和“大潮”（vagues）的隐喻，甚至也暗示了包法利夫人心海的激荡不平。这里的几个词，可谓像诗眼一样有力。

除去用词的精练，音节的选择同样也有讲究。从节奏上看，这里的两句可分析为如下的图式：

2+3+4+3

3+7+4+5

可以看出，虽然两句音节数量不同，但是都有四个节拍，每句中三字拍比较多，而且三字拍还能组成更大的拍子（7音的拍子）。三字拍可以视作这个句子的基本节拍。每个句子前两个节拍和后两个节拍，构成一个停顿，类似于亚历山大体的语顿。在基本节拍的作用下，节奏保持着类似于诗歌的持续性。

总的说来，福楼拜在表现的真实性上，在表现的形式上，获得了纯粹的风格，这种风格明晰、简洁，树立了法国小说的新风尚。从与传统小说做法的关系上看，一种新的经典已经确立了。但是福楼拜的小部，如果仅仅自身获得某种成就，还不足以在文学史中确立它的地位，它还必须经受读者与批评家的审视和选择。

（二）读者和批评家的接受和批评

《包法利夫人》1856年发表在《巴黎评论》上，次年出版，它很快就收到读者和批评家的评价。1957年，杰出的批评家圣-伯夫就写专文讨论了这本书。圣-伯夫注意到福楼拜对于精确的极度追求，认为作者完全退居故事之后，作品因而获得某种力量：

任何人都没有受到作者的照顾拥有其他的结果，这是为了描述的完全精确、原始，任何人都没有得到像我们爱一个朋友那样的关爱；他完全克制了自己，只是为了绝对地看，绝对地呈现，绝对地说；在小说中的任一部分，我们甚至发觉不到他的侧影。作品完全是非个人的。这是有力量的重要证据。^[8]

这种判断是符合福楼拜的想法的，其中“非个人（impersonnelle）”一语，亦与福楼拜书信中的“个性退场”暗合。这种非个人风格的小说，将成为现代小说中的一种新形式。虽然圣-伯夫对福楼拜仍有不满意的地方，但他对福楼拜下的断语却出奇准确：“我认为我看到了新文学的迹象：科学、观察的精神，老练，略带冷酷。这似乎是影响新一辈文坛领袖们的特征。”^[9]

虽然圣-伯夫敏锐地注意到这部小说的特性，认为新的文学即将到来，但由于福楼拜小说的风格过强，与传统的间隙过大，人们要接受它，必定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也是文学经典化的通例。

就在圣-伯夫此文写作的5月份，弗勒里（Cuvillier-Fleury）发表文章与圣-伯夫进行争论。弗勒里承认福楼拜的描写精确、严格，他也指出《包法利夫人》中没有受到作者的干预，世界创造的像它原本的样子一样，既不多一分，也不差一毫，但弗勒里认为这种作品没有诗意，没有理想，作品的逼真性只是外在的，进入不到人的心中。弗勒里讥讽这是一种“照相机复制的作法”，其结果非但没有令人物鲜活起来，反而让人物死在作者手中。圣-伯夫认为福楼拜这种非个人的作品是有“力量”的，但弗勒里丝毫不讳言自己的异议：

我认为正好相反。力量来自于作者，而非来自于作品或者作法。我喜欢作者的心灵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画家的心灵在画作中反映出来。正是这种反映才是生命力，人们所说的“艺术”，并不是别的东西。^[10]

在弗勒里看来，因为缺乏作者的态度和情感，福楼拜的作品是没有“力量”的，而且这类作品甚至不能成为艺术，因为它们不具备艺术的必备条件：表现性。

弗勒里的批评，明显是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的体现，而福楼拜在某种程度上是提防浪漫主义的。福楼拜年少的时候，也曾迷恋过浪漫主义，他曾写过《拜伦小传》，崇拜过雨果，和他的小伙伴“旋转于疯狂和自杀之间”^[11]，后来才对浪漫的心性发生怀疑。即使这样，福楼拜心中浪漫的精神仍在，他曾在创作《包法利夫人》期间说过这样的话：

如实说来，我身上有两个不同的人：一个人迷恋于夸夸其谈、热情奔放、慷慨激昂、音韵锵锵，思想高妙；另一个人挖掘尽可能深的真实，他恭敬地处理卑微的事实，就像对待重大的事实一样，他想让你几乎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他所创造的事物；后一个人喜欢嘲笑人，热衷于人的动物性的部分……^[12]

第一种心性，就是浪漫主义的福楼拜，而第二种心性，则是非浪漫主义的。写作《包法利夫人》的心性，正是第二种。福楼拜的第一种心性，可能在《安东尼的诱惑》中找得到。因而说福楼拜是反抗浪漫主义的作家是非常错误的，福楼拜是具有两面风格的作家。但就《包法利夫人》而言，福楼拜流露出与浪漫精神完全不同的冷静、克制，这跟他儿时的生活是分不开的。福楼拜的父亲是一位医生，自小生活在医院的环境中，熟悉死尸、病人，福楼拜渐渐的产生阴郁和喜爱解剖的倾向。他曾在书信中说：

我生在一家医院……还是小孩子时，我就在解剖室玩耍。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的样子是又忧苦又狂妄。我一点不爱生命，我也一点不怕死亡。绝对的虚无的假说也丝毫引不起我的畏惧。任何时候，我都可以安然投入漆黑的巨壑。^[13]

这种医学解剖熏染的冷静观念、阴郁性格，使得福楼拜能够自然地摆脱浪漫主义的想象和夸张，开创属于自己的文学新路。

因而，虽然福楼拜不是一个始终反浪漫主义的作家，但就他《包法利夫人》一类的创作而言，他却是真正做到了另起炉灶，这也正是弗勒里挖苦他的原因。福楼拜的某些创作在疏远浪漫主义，浪漫主义也会以某种形式来抵制它，新旧两种思潮的潜在对抗不可避免。

弗莱里的批评数年之后，另一个读者梅莱（Gustave Merlet）也站出来指责福楼拜。在梅莱眼里，福楼拜是当之无愧的现实主义领袖，因为福楼拜够坦诚，有才华，但是福楼拜明显有两个缺点，一是关注外在的真实，比如衣着、人物动作，而轻视人物的性格；一是对角色太冷漠，没有情感。第一个缺点，其实指责的是福楼拜在虚构人物的心理上做得不够，本末倒置，第二个缺点则指责福楼拜没有和他的角色心灵相通。梅莱总结道：“福楼拜先生不仅是一个职责搞错的画家，而且还是一个从事解剖的外科医生，有着解剖学专家的冷酷性格。”^[14]总的说来，梅莱认为福楼拜的缺陷所在，还是风格问题，还是缺乏浪漫主义的问题。

19世纪中期之后，随着浪漫主义在法国渐渐衰败，尤其是雨果那个时代的结束，现代主义的各种萌芽开始在法国发生，法国批评家和读者逐渐开始习惯“异端”的主义，这就为福楼拜的经典化提供了保障。在这一时期，左拉的作用不容忽视。左拉倡导自然主义文学，为了赢得最大的关注度，他将福楼拜也纳入他的主义之中。福楼拜这个追求完美风格的作家，摇身一变，成为自然主义文学的典范。好在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主张与福楼拜的追求相去不远，二者没有大的抵牾，左拉在树立自己的主义的同时，也有助于让文学界正确评估福楼拜。左拉从《包法利夫人》上面归纳出他自然主义文学的三个特征：客观再现生活、描写普通人物的平常生活、作者隐藏在文字之后。他称福楼拜“建立了一个流派的规则”^[15]，似乎福楼拜的文学作品已经奠立了左拉的主义，左拉并不需要做什么，他的工作，只是将现成的原则誊写下来。普雷斯顿·达根（Preston Dargan）曾经指出福楼拜和左拉之间的差距，左拉将福楼拜等人的主张推到了极端。^[16]但不管怎样，左拉对福楼拜的评价还是非常准确的：“他迫使小说服从观察的定规，摆脱了人物虚假的夸大，将其变成和谐的、非个人的艺术作品，依靠它自身的美，如同美丽的大理石一样。”^[17]左拉这里也用了“非个人”一词，这与福楼拜、圣-伯夫是一致的。福楼拜对自身完美风格的追求，在左拉那里，被形象地称为：“如同美丽的大理石”，这概括出形式的冰冷、坚硬、完美。福楼拜的风格真的成为了经典。

左拉的批评非常具有影响力，19世纪80年代，接连出现了两本著作，讨论自然主义，这两本著作都参考到了左拉，福楼拜当然是书中的重头戏。在1883年的《自然主义小说》中，作者认为《包法利夫人》标志了一个时间的结束和另一个时间的开始，而在1884年的《自然主义演化》一书中，德普雷将《包法利夫人》视作“自然主义的首次降生”^[18]，认为福楼拜拥有杰出的语言，“传达出模糊的几乎无法传达的感受”。^[19]福楼拜作为自然主义文学的大师确立了经典地位。

（三）包法利主义一词的流行

《包法利夫人》1856年刊发后，批评家注意到这种新的作法，于是在19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包法利主义（Bovarysme）一词，来命名这种创作倾向。有意思的是，包法利主义一词的意义，随着福楼拜的经典化而发生变化，最初是贬义词，用来批评平庸的现实主义小说，比如梅莱1863年出版的著作当中，就出现了包法利主义一词。梅莱肯定福楼拜的艺术水平，他认为包法利主义代表另外的一种创作倾向：

这种做法破坏雄辩术和诗性，舍弃常人来迁就粗野的人，摒弃心灵和热情，想借助于堕落的事物的趣味来取悦我们，一味只看身体和道德的丑陋，由此诽谤创作和社会，对于这种作法，我建议我们从此以后称其为“包法利主义”。^[20]

当福楼拜在19世纪末确立起经典地位时，这个词又变成褒义词，成为自然主义作法的典范。比如在1912年出版的《包法利主义的哲学》一书中，作者认为有一种实证的、具体的、众所周知的包法利主义。“这个词指的是当代心理分析的一种行为，所有人都可以观察到它，福楼拜通过它展示主人公心灵的变化，描述心灵所起的作用。”^[21]包法利主义甚至还成为哲学术语，哲学家戈尔捷1892年出版了《包法利主义：福楼拜作品中的心理分析》，该书将包法利主义视为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心理缺陷，这种缺陷使人们构想与自身不同的别的东西。戈尔捷的哲学式理解，在法语和英语世界产生了反响。《包法利夫人》作为文学经典，伴随着包法利主义一词漂洋过海。

[1]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李健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2] Gustave Flaubert, “To Louise Colet,’ translated by Paul de Man,Madame Bovary: Backgrounds and Sources.New York: Norton, 1965, p.314.

[3] Ibid., p.314.

[4]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李健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5] Gustave Flaubert, “To Louise Colet”, Ibid, p.314.

[6] Ibid., p.313.

[7] Gustave Flaubert,Madame Bovary．Paris: Michel Lévy Préres, 1857, p.439.

[8] Sainte-Beuve, Charles-Augustin,Causeries du lundi（tome treizième）．Paris: Garnier Frères, Libraires-diteurs, 1857, p.349.

[9] Ibid., 363.

[10] Cuvillier-Fleury,Dernières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Paris: Michel Lévy Frères, Libraires-diteurs, 1859, p.362.

[11] 李健吾：《福楼拜评传·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12] Gustave Flaubert, “To Louise Colet”, translated by Paul de Man,Madame Bovary: Backgrounds and Sources.New York: Norton, 1965, p.309.

[13] 李健吾：《福楼拜评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14] Gustave Merlet,Réalistes et fantaisist.Paris: Didier et Cie,1863, p.91.

[15] mile Zola,Les Romanciers Naturalistes．Paris: G．Charpentier, 1881, p.130.

[16] E．Preston Dargan,“Studies in Balzac,”Modern Philology, Vol.16, No.7（Nov., 1918）, pp.351-370.

[17] mile Zola,Les Romanciers Naturalistes．Ibid, p.130.

[18] Louis Desprez,L’évolution naturaliste．Paris: Tressse, 1884, p.19.

[19] Ibid, p.38,

[20] Gustave Merlet,Réalistes et fantaisist.Paris: Didier et Cie,1863, p.141.

[21] Georges Palante,La Philosophie du bovarysme．Paris: Mercure de France, 1912, p.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