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重大工程组织研究

2.1.1　重大工程组织理论研究分类^[1]

Scopus数据库是世界最大的摘要和引文数据库，包括科学、技术、医药、社会科学及人文艺术领域的21500种期刊（Elsevier，2017）。首先，本章采用“标题/摘要/关键词”的检索方式，在Scopus数据库中对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中包括Mega Infrastructure Project、Mega Construction Project、Megaproject、Mega Project、Large Scale Project、Large Scale Engineering、Major Project、Complex Project并含Organization、Organisation、Governance、Management等关键词组合的文献进行全面搜索，文献类型限定为Article或Review，初步筛选得到目标文献845篇。

其次，依据Hu等（2013）和Locatelli等（2017a）对重大工程管理领域期刊的比较分析，将目标文献的来源缩减至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Journal of Management in Engineer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ing Projects in Business、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Project Management Journal、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Architectural Managem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Organisation and Management、Journal of Professional Issues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Practice、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Civil Engineering、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in Engineering、Journa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共12种工程项目管理领域的顶级期刊，共得到目标文献208篇。

最后，依据目标文献的题目和摘要，进一步剔除显著不相关的文献，共确定涉及重大工程组织的文献152篇。按照He等（2017）所提出的文献梳理思路并结合文献计量学（Scientometric）的研究方法，归纳总结重大工程组织领域的研究主题和结构脉络。如图2.1所示，根据关键词的共现网络结构，发现围绕重大工程组织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3个领域。

（1）重大工程组织模式

如图2.1的上部所示，与重大工程组织模式密切相关的关键词包括：Project Management、Risk Management、Contract、Societies and Institution、Joint Venture等。组织论是项目管理学（Project Management）的母学科（丁士昭，2013），重大工程的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合同（Contract）治理都与其组织模式密切相关。重大工程的组织模式受到外部社会和制度环境（Societies and Institution）的影响与制约，其中，政府与市场是最为关键的两个影响因素。一方面，作为重大工程的发起者，政府必须起到相应的引导作用（Levitt，2011）；另一方面，市场手段在工程组织中的应用必须得到相应配套制度措施的保障（白居，2016a）。英国Omega Centre的Dimitriou等（2010）对10个不同国家或地区30项高铁、高速公路、地铁、隧道等大型基础设施工程研究后发现：制度环境要素对于项目成功起到关键作用，即需要政府层面制定措施，有效整合公共部门和私人投资主体的资源。

Biesenthal等（2017）指出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是分析和解决重大工程组织及管理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并在Scott等（2011）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未来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①重大工程的项目成员是如何看待社会规范（Social Norms）、文化信仰（Cultural Beliefs）和地区期望与偏好（Local Expectations and Preferences）并将其融入重大工程组织结构和流程设计的？②重大工程的制度规范是如何形成的？③重大工程的项目管理层是如何处理制度冲突（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的？④重大工程的制度特点是什么？⑤制度环境动态性（Institutional Dynamics）是如何影响重大工程目标实现的？相同的组织模式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组织模式与制度环境不匹配，会导致各种意外、冲突甚至失败等情况的出现（白居，2016a）。中国的学者也在不断思考政府和市场在建设工程管理领域出现的“失灵”问题，但尚缺乏对制度环境特征与重大工程组织之间关系的定量研究。

对于重大工程组织模式创新的研究是近年来的前沿与热点，如重大工程的关系（Guanxi）治理机制（Xue et al．，2016）、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的界面管理（Interface Management）模式（Ahn et al．，2016；Shokri et al．，2015）、复杂基础设施项目交付中的项目联盟（Project Alliancing）（Hietajärvi et al．，2017）、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管控的组织张力（Organizational Tensions）（Szentes et al．，2015）等。

（2）重大工程组织行为

如图2.1的中部所示，与重大工程组织行为密切相关的关键词包括：Leadership、Manager、Decision Making、Engineering Education等。重大工程组织是一个复杂适应巨系统，其中组织行为的复杂性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维度（Maylor et al．，2008）。该领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组织行为的影响、组织行为的异化、组织行为的仿真、积极组织行为的培育。对于组织行为的影响，Beringer等（2013）从利益相关者角度研究了大型项目不同阶段利益相关者行为表现的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实证方法量化分析上述行为对项目成功（Project Success）的影响机制。组织行为的异化是组织行为不确定性最重要的表现，涉及腐败、越轨、合谋和违规等。乐云等（2013）从社会网络视角量化分析了政府投资项目中存在的合谋行为。在组织行为的仿真方面，Levitt等（1999）运用基于Agent的建模方法研究了项目组织主体复杂交互涌现的组织行为，提出了项目组织的计算模型——虚拟设计团队（Virtual Design Team，VDT），并通过计算实验进一步评价和优化了项目的治理结构。在此基础上，Lu等（2015）从任务和组织两大视角构建了测度项目复杂性的仿真模型——Project Sim。

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OCB）是积极组织行为的重要体现，对于项目绩效的改善具有显著影响。Braun等（20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OCB不仅对项目“铁三角”（进度、成本、质量）的实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还能改善项目成员个体的关系质量（Relationship Quality）。因此，合理制定OCB的培育机制成为提升重大工程组织适应能力的重要一环（He et al．，2015）。需要注意的是，除传统的“铁三角”外，环境管理绩效也是评价重大工程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而且受到项目内外部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多的关注（Zeng et al．，2015）。Wang等（2017a）指出，如何通过培育环境公民行为（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 Behaviors，ECB）改善环境管理绩效是重大工程在面临日益增加的环境责任压力时需要重点研究和解决的。

（3）重大工程组织绩效

如图2.1的下部所示，与重大工程组织绩效密切相关的关键词包括：Project Performance、Project Success、Budget Control、Cost、Cost Overrun等。组织绩效是指组织对多重目标的实现程度及资源投入的产出水平，其内涵与特征是多元的，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白居，2016a）。该领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绩效的影响因素、组织绩效的测度与评价等方面。

Flyvbjerg（2017）在《重大工程牛津指南》（The Oxford Handbook of Megaproject Management）中提出了重大工程管理的怪圈（the Iron Law of Megaproject Management），即进度严重滞后、投资大幅超支、质量安全事故频发等问题的出现已成为重大工程的一种“常态”。因此，究竟哪些因素会制约组织绩效并影响项目成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Luo等（2016）研究了项目复杂性的不同维度（信息、任务、技术、组织、环境、目标）对项目成功的负面影响。Olaniran等（2015）系统梳理了导致重大工程费用超支的诱因，并提出运用混沌理论（Chaos Theory）对上述诱因的形成机制加以阐释。Lopez del Puerto等（2013）通过多案例的横向对比研究分析了提升重大工程组织绩效的关键成功要素。对于组织绩效的测度与评价，Hu等（2016）结合模糊综合评价分析法（Fuzzy Synthetic Evaluation Analysis）提出了重大工程组织绩效评价的新体系。White等（2012）运用系统思维（System Thinking）构建了评价重大工程组织绩效的新模式。

2.1.2　重大工程组织的“政府–市场”二元作用

政府在重大工程建设中的角色及重要性是不可取代的（Levitt，2011）。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领域，政府的支持和引导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政府的直接干预（Scott et al．，2011）等都会对工程组织模式和行为造成影响。中国重大工程的建设主要沿用管理局或指挥部等以行政指令为主导的组织模式，地方政府的“一把手”往往同时兼任指挥部的领导。该模式在推进项目进度和提高施工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行为异化问题（Li et al．，2011；Zeng et al．，2015），如权责失衡、监管缺失、盲目决策等政府失灵现象（Chang et al．，2013；Tabish et al．，2012）。而市场多元化对工程建设的组织模式、资源分配及利益相关者的风险分担均有直接影响（Kim et al．，2011）。市场手段在工程组织中的应用需要有完善的制度体系做配套，否则会出现信息不对称、公平失范、寡头垄断等市场“失灵”现象（周耀东，2008）。

在“政府–市场”二元体系的作用下，重大工程实施中组织的适应性演化及管理绩效的表现规律成为业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热门议题（白居，2016a）。Sundararajan等（2017）提出一套能够依据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动态调整的融资结构模型和绩效风险预防体系。Szentes等（2015）强调在重大工程的管理中，需要解决3类组织界面的控制和弹性（Control and Flexibility）问题，即外部（External）、组织间（Intra-organizational）和组织内（Inter-organizational），以理顺政府、业主与承包商之间的关系。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的深刻变革与转型期，随着重大工程建设的开放性、主体多元化及技术更新应用等所带来的工程复杂性日益突出，重大工程管理目标的实现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作为开放复杂、深度不确定的巨系统，重大工程具有多层次、长周期、跨区域等显著特征，其建设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对经济、社会、环境有着深远的影响（Ma et al．，2017）。Brink（2017）就如何降低复杂项目的不确定性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提出UMSCoPS（Uncertainty Management for Sustainability of Complex Projects）管理模型。Walker等（2016）以澳大利亚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为例详细分析了项目联盟（Project Alliance）形成的内外部驱动因素，涉及外部的制度环境、市场竞争，以及内部的组织文化、领导风格等。

基于以上分析，“政府–市场”二元体系对重大工程的组织变革起到了主导性作用，但尚缺乏基于中国情景的实证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政府和建筑业市场对环境问题越来越敏感和关注，重大工程的管理重心也从传统的“铁三角”向环境可持续偏移。然而在此背景下，重大工程的环境管理绩效及项目管理层的日常行为表现究竟将发生哪些变化尚未可知，是亟待解决的研究问题。

2.1.3　重大工程组织领导力

重大工程多维需求的复杂性使项目的管理层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Thamhain，2013）。领导力是可以适应工作的动态变化并且能随环境变化做出应急反应的一种行为（Uhl-Bien et al．，2009）。重大工程的领导力是影响项目成败的关键因素（Sotiriou et al．，2001），对项目的组织行为（Sadeh et al．，2006）、项目绩效（Kissi et al．，2013；Scott-Young et al．，2008）及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Andersen，2010）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重大工程的领导力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具体体现在知识、管理和情感3个方面（Müller et al．，2012；白居，2016a）。高效的项目领导者能够根据环境改变而动态调整计划，并通过领导力来指导组织行为（Pellegrinelli et al．，2007），如通过授权行为（Nauman et al．，2010）、变革型领导（Clarke，2010；Kissi et al．，2013）等新型领导力均可以有效指导组织行为，进而提升项目的绩效。关于领导力的评价，基于LPI（Leadership Practices Inventory）的360度评估方法（Skipper et al．，2006）和总体项目领导角色框架（Kaulio，2008）均可以有效评估复杂项目领导行为的贡献。

有关项目领导力的研究主要涉及项目（Project）、项目群（Program）、项目组合（Portfolio）3个层面。Müller等（2010）分析了不同类型项目的成功经理人在知识（Intellectual）、管理（Managerial）和情感（Emotional）等方面的能力差异性。Pellegrinelli等（2007）指出在项目群管理中，优秀的项目经理应能依据文化、制度和业务环境的变化而调整领导方式。Kissi等（2013）提出在项目组合管理中，项目经理的变革型领导风格将有利于组织创新，进而提升组织绩效。然而上述研究并未将组织行为纳入实证分析的框架中。Robertson等（2013）发现变革型领导风格对于组织的绿色化（Greening of Organizations）具有显著的影响，能够促进组织成员环境友好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的涌现。但不同类型的项目领导风格（如交易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对于组织行为的影响差异性尚不清晰。因此，本书基于经典的领导风格理论，重点分析交易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风格对项目成员ECB的影响。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基于领导风格理论的分析视角也是在回应Wang等（2017a）所提出的ECB研究建议^[2]。

2.1.4　重大工程组织绩效

（1）重大工程组织绩效的内涵

组织绩效体现在组织运作过程中的方方面面，是评价组织未来成长与发展的核心指标（白居，2016a）。具体而言，组织绩效是组织对多重目标的实现程度和资源投入的产出水平（Sinha et al．，2000）。组织绩效的内涵与特征是多元化的，并非限于单一独特的因素，而是由多种因素累积组合而成的，除成本、质量和进度3个维度外，还涉及员工满意度及环境可持续等方面的指标（Lawler，2007；Kylindri et al．，2012）。组织绩效是其自身多个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产物（Ika et al．，2012）。工程项目组织绩效受到能力、沟通、合作及协调等要素的制约（Chang et al．，2013），此外，工程项目组织目标的设定、员工的参与度、过程的控制水平也决定了组织绩效的高低（Ranasinghe et al．，2012；Tohidi，2011；Shen et al．，2010）。工程项目组织整体绩效的优化及可持续成长的前提是协调处理组织运营中的各类关系（Chinowsky et al．，2012）。白居（2016a）认为组织系统中多主体之间的协同、协调与协商对提高组织绩效起到关键作用。系统内各主体之间的协调可以促进系统的和谐统一，是保证组织高效运转、组织绩效提升的核心因素（Gregory et al．，2009）。Bayramoglu（2001）认为组织中的协同行为可以促进共享机制的形成，进而改进组织绩效。Kassab等（2006）提出促进工程组织管理层协商的GMCR（Graph Model for Conflict Resolution）Ⅱ模型，以减少组织内部冲突的发生，进而推动组织绩效的提升。

综上所述，工程项目组织绩效的研究更多关注于成本、质量、进度等传统的管理目标，而缺乏对于环境管理目标的考虑。重大工程的实施往往能够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甚至是不可逆的影响，因此对于项目环境管理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影响组织绩效的因素中，上述研究主要关注于管理层内部的运作机制，而忽视了外部制度环境的重要影响。因此，环境管理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需要综合考察外部制度环境及内部管理层的态度与行为。

（2）重大工程组织绩效的形成机制与测度

作为一个复杂开放的巨系统，重大工程组织所展现出的问题空间通常都极为复杂和多变，因此建立组织绩效的关联模型对于复杂系统总体组织绩效的评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白居，2016a）。关于复杂系统组织建模的研究，往往局限于特定的领域或具体的体系（Winkler，2011）。

由于单一模型难以有效应对组织绩效测度的复杂性及非线性等特点，国内外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多层次、多级别的模型来进行组织绩效的评估，如张送保等（2006）提出复杂体系“两层四级”的组织绩效测度框架；Sowa等（2004）从管理和流程两大维度构建了评估组织绩效的集成模型。

对于组织绩效的具体测度方法，相关研究也在不断推进。Handa等（1996）采取竞值法对工程组织的绩效测度展开研究；Dikmen等（2005）运用人工神经网络和多元回归分析提出工程组织绩效测度的概念框架；Levitt等（1999）利用虚拟设计团队（Virtual Design Team，VDT）模拟分析项目组织行为，通过控制主体特征、决策规制和环境特征进行计算实验，进而预测组织绩效。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VDT已经能够综合考虑任务的灵活性、复杂性、不确定性、依赖程度，以及目标不一致、文化差异等因素对组织行为和绩效的影响。组织绩效的指标不仅包括传统的工期与人力成本，还包括工程质量风险及协调、返工等隐性工作（Levitt et al．，1999；Levitt，2004）。综上分析，已有的组织绩效测度模型多聚焦于单一模型，相关方法主要针对的是一般项目的组织，而缺乏针对重大工程组织的相关研究，尤其是在强调环境可持续的背景下，在组织绩效的多维度评价方法中缺乏对于环境管理绩效的有效考量。

2.1.5　小结与评述

本节首先运用文献计量学的分析方法对重大工程组织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主要包括重大工程组织模式、重大工程组织行为、重大工程组织绩效3方面的内容；其次分析“政府–市场”二元体系作用下重大工程组织的适应性演化及绩效表现规律；再次阐述重大工程领导力的概念，归纳总结不同类型领导风格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最后概括重大工程组织绩效的多元内涵与测度方法。在强调环境可持续的背景下，亟待形成重大工程组织的环境管理理论。

[1] 2.1.1节的内容主要参考附录论文Mapping the managerial areas of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using scientometric analysis（来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SSCI检索期刊，）的研究方法和操作步骤，即运用文献计量学软件CiteSpace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的分析。

[2] Wang等（2017a）在Exploring the impact of megaproject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o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for the environment：a social identity perspective一文中提出：Future research could explore these relationships and bridge the gap between emerging ECB research and more established literature based on leadership theory（e．g．，transformational and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