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博物与琐言

提及汉人的小说观，最容易想到的自然是桓谭、班固“丛残小语”“道听涂说”之类令人沮丧的评价。可实际上，透过“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以及“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等含糊的表态，隐约可见“小说”仍是汉人不敢忽略的知识来源。所谓“小知”，只是针对安邦治国的“大道”而言，并非完全抹杀其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一部分的存在价值。作为了解世界的一种特殊手段，小说或许更多倚仗“幻想”而不是“推理”，但对于汉魏六朝文人来说，这种区别并不十分明朗。知识与想象、求知欲与好奇心的交织，于是构成“古小说”特有的奇异景观。

王嘉《拾遗记》卷九有一则关于张华撰《博物志》四百卷，晋武帝赞赏其“博识无伦”而又嫌其“浮妄”与“繁芜”，于是裁为十卷的记载，《四库全书总目》以及余嘉锡的辨证都断为杜撰无稽。我则倾向于将其作为“古小说”的象征来解读：“好观秘异图纬之部，捃采天下遗逸”的作家，“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的作品，还有半信半疑又爱又嫌、“置于函中，暇日览焉”的读者，颇能说明其时小说生产与流通的基本状态。至于荟集殊方灵异的“博物”，与记录清谈嘲戏的“世说”、描摹鬼怪神仙的“搜神”，以及发挥历史传闻的“故事”，表现形态与叙事方式不同，但在“捃采天下遗逸”以满足世人的求知欲与好奇心这点上，并无根本差别。

《博物志》卷首题辞，直承其上接《山海经》；而生活年代略晚于张华，也以撰写博物体志怪小说知名的郭璞，则出而为“闳诞迂夸，多奇怪倜傥之言”的《山海经》辩护：“非天下之至通，难与言《山海》之义矣。呜呼！达观博物之客，其鉴之哉。”^[1]主要采撷地理博物与神话传说，基本成形于战国后期的《山海经》，稍显于汉而盛行于晋，乃是其时文人撰写博物类小说不可替代的样板。在史家眼中，《山海经》或归数术略（《汉书·艺文志》），或入地理类（《隋书·经籍志》），只有到了诗人兼学者胡应麟那里，才将其定为“古今语怪之祖”^[2]。地理博物著作古已有之，《山海经》特异处，在于其弃耳目所见而取怪诞之文，熔地理博物、巫术神仙、奇禽怪兽、神话传说于一炉。此书对于激发中国文人的想象力，虽影响极为深远，但并非文类意义上的小说，因其并不注重叙事，未见稍为完整的情节。

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与《十洲记》，均可视为《山海经》的嫡传。虽间杂嘲讽之辞，以附会东方朔之滑稽，但仍以记述山川、描摹灵异为主。《神异经》略于山川道里而详于奇人异物，明显可见模拟《山海经》的痕迹。只是作者幻想的翅膀更加丰满，文字雅驯且富有诗意，这点与此前此后的许多“神仙家言”大异其趣。纯粹的遐方异物已不稀奇，若以鬼为饭的奇人、人面能言的讹兽、一唱天下白的玉鸡，还有恒与玉女投壶的东王公，大都兼具人兽的能力与性情。可见博物的志怪化趋向，主要是沟通人天，借赋予禽兽神仙浓厚的人情味，以体现人类的喜怒哀乐。仿照西王母形象而创造出一个东王公，而且让二老登稀有鸟背幽会，这种幻想相当优美。至于以下这段关于河伯使者的描述，单就词华缛丽而言，置于其时文人集中，也都毫不逊色：

西海水上有人，乘白马，朱鬣，白衣玄冠，从十二童子。驰马西海水上，如飞如风，名曰河伯使者。或时上岸，马迹所及，水至其处；所之之国，雨水滂沱。暮则还河。

想象奇特乃所有志怪小说的共同特征，至于文思深茂如此，除了证明此书作者乃文人而非方士外，更可见小说与散文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联系。

《十洲记》皆言神仙境地，搜集古来关于十洲三岛及昆仑的种种传闻，敷衍成一个自成系统的神仙世界，主要是为了宣传神仙道教。篇首之自称“学仙者也”，以及自述“韬隐逸而赴王庭，藏养生而侍朱阙”，明白无误地表明其劝诲拟想读者（汉武帝）皈依道家的写作目的。此书不擅叙事，只是一味铺锦列绣，炫奇耀博，作为小说则缺乏情致。

《神异经》《十洲记》的作者及写作年代众说纷纭，尚待最后考定，而《博物志》及《玄中记》的著作权则基本落实。晋人张华与郭璞，都是其时著名的文学家兼博学之士。《晋书》本传一称“博物洽闻，世无与比”，一曰“在异书而毕综，瞻往滞而咸释”，而且都着重强调其精通数术方技。以文人兼学者而谈灵异，其著述自是不同于自神其教的神仙家言。虽然在今人看来，张、郭二书所记山川风物、异闻杂说也多荒诞无稽，但作者初衷，并非有意虚拟。《博物志》卷一作者自序“山川地泽，略而言之”的概括，只适合于前三卷，但展示学识与才情以待“博学之士，览而鉴焉”这句话，却颇能体现全书的宗旨。注重知识积累，而不是驰骋想象，张、郭二书在已有的山川地理、飞禽走兽、方士神仙外，更增加了没有多少故事性的器物、服饰、古史、人名的考证。

能变为美女，且善蛊魅的狐妖（《玄中记》），或者盗“妇女有好者”为妻的猴玃（《博物志》卷三），自然都是后世小说家发挥想象的绝好素材。可惜郭、张二位，只是作为异闻略加记载。二书叙事大都零碎，最为曲折动人的，当推《博物志》卷一○之将浮槎传说与牛郎织女天河相会合而为一，以及《玄中记》所述姑获鸟脱毛为女人并嫁人的故事。二者当系其时流传甚广的民间传说，其奇思妙想令人叹为观止。除此之外，张、郭二书并不以叙事曲折见长。倒是《博物志》卷一○关于“千日酒”一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魏晋风流：

昔刘玄石于中山酒家酤酒，酒家与千日酒，忘言其节度。归至家当醉，而家人不知，以为死也，权葬之。酒家计千日满，乃忆玄石前来酤酒，醉向醒耳。往视之，云玄石亡来三年，已葬。于是开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饮酒，一醉千日。”

魏晋名士生性旷达，好饮酒，喜神仙，产生“千日酒”的说法，并不怎么稀奇。有趣的是，《博物志》在记录这一传说时，文字清新俊逸，语调略带调侃，与记载名士风流的《世说新语》如出一辙。

实际上，张华、郭璞也是其时声名远扬的大名士——《世说新语》提及张处，达十二次之多，提及郭也有六处。“博物之学”与“玄远之言”，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作为知识体系，二者都无关治国安邦大计，因而退居边缘，自我娱乐。在汉魏六朝，名士“博学”或学者“旷达”，似乎是顺理成章。《抱朴子·疾谬》篇嘲笑那些不懂“坟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状，万物之变化，殊方之奇怪”者，讥为“不才之子”；这与《南史》本传称陶弘景“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正可互相参照。不管信不信鬼神，游不游山川，做不做学问，这些都是名士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也是起码的“谈资”。《殷芸小说》云：“学者当取三多：看读多，持论多，著述多。”此“看读”，当包括“听说”，后者乃其时文人学士获取知识以及博取声名的重要手段。殊方异物、鬼神变化固然是绝好的谈资，玄言隽语、笑话传说也能使“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借助于言语来传达见闻，在增长知识的同时自我娱乐，这与《汉书·艺文志》对小说的界定倒是不无相通处。“街谈巷语”对于知识的传播与小说的成长所起的作用，实在不容忽视。

当然，由于社会地位高低、知识水准不同，这种“街谈巷语”明显分化。不妨借用《抱朴子·疾谬》篇中略带偏见的描述：纨绔子弟和市井酒客之戏语，乃“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也就是说，六朝谈风之盛，既体现在雅士中的“清谈讲道”，也落实为俗人间的“丑辞嘲弄”。真正流传于市井民间、“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妇女”的“嘲戏之谈”，可能因其过于鄙俗而难得诉诸笔墨传之后世。不过文人中也有性喜滑稽，“尤善浅俗委巷之语，至可玩笑”“说民间细事，欢谑无所不为”者；曹植初得邯郸淳时的“诵俳优小说数千言”，更被常见治小说史者引述^[3]。这里的“俳优小说”“浅俗委巷之语”，其内容无法确认，只能判断其叙述姿态，约略位于文人清谈与市井嘲戏之间。如果需要坐实，那就只能举《笑林》《启颜录》为例。

唐人刘知幾《史通·杂述》提及“琐言”，称其“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前者可以《语林》《世说新语》为代表，后者则当举邯郸淳的《笑林》与侯白的《启颜录》为例证。《笑林》乃中国笑话之祖，为后来俳谐文字之权舆。全书现已散佚，不过从鲁迅《古小说钩沉》所辑二十余事看，除了先秦寓言的影响，盛行于民间的“嘲戏之谈”乃是其创作的主要渊源。从《淮南子》学隐身术的楚人，执长竿入城门的鲁客，其愚昧一目了然，很容易博得开怀一笑。作者不掉书袋，听者无须博学，更适合于现场表演而不是书斋阅读，这里隐约可见此书的生产途径及拟想读者。侯白也以滑稽善辩、好为俳谐杂说著称。其《启颜录》取材范围更为广泛，上及子史，下采传说，中间还穿插不少“自己的故事”。比起《笑林》来，《启颜录》文字拖沓，形容太过，好处则是叙事稍为曲折。其中《论难》《辩捷》二章，描写各式各样的法师讲道、文士清谈，且多将其作为嘲讽对象，正可与《世说新语》参照阅读。

从品评士流、臧否人物发展而来的清谈，由于老庄之旨的张扬以及佛学东来的影响，日趋高妙玄远。记载此类名士风流的著作，前有晋人袁宏《名士传》、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三书虽已佚失，但从《世说新语》所采条目，可见其基本的叙事风格：语言简约含蓄，文笔清新隽永，篇幅短小，注重刻画人物神态而不追求故事曲折。《世说新语》署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比照梁刘孝标为之作注所引经史杂著四百余种，不难发现其书在纂辑旧文、另标新义方面所下工夫。全书结构完整，风格大致统一，乃精心结撰之作，将汉末到东晋三百年间帝王将相、士庶僧道之佳言懿行、风采神韵尽收眼底，难怪世人将其“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4]。《世说新语》重在品鉴而非叙事，故不以人物或事件为结构，而是依品行分为三十六类。既有关于“雅量”“识鉴”的褒扬，也有关于“汰侈”“俭啬”的嘲讽，但最主要的，还是表彰晋人之任性放达与风神潇洒。

晋人善于鉴赏自然风光与人生哀乐，其对生命与艺术的体验，可谓深入玄境。类似手挥五弦、目送归鸿这样“事外有远致”的意境，其实是很难成功地转化为叙事语言的。《世说新语》对千古文人的深远影响，主要集中在名士风流以及简洁玄远的语言表述。后者，胡应麟的评价相当准确：“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5]“简约玄澹”的语言表达，其实更适合于散文，而不是小说。晋人喜欢“共谈析理”，析理固然需要才藻奇拔、思路清晰，但时人更看重的是气度与神韵。《世说新语》对辩难时的“万余语”往往一笔带过，转而强调双方的“萧然自得”。对姿态、神情、趣味、妙悟的深刻体认，使得作者更加注重选择具有高度表现力的片言只语，而不屑于唠唠叨叨地叙述完整而曲折的故事。像记述周处由横行乡里到弃旧图新，再到成为忠臣孝子那样类乎传记的文字，在《世说新语》中可谓绝无仅有；截取最能体现主人公精神风貌的生活片断，而且点到即止，让读者自己品味，这才是其主要的叙述风格。不妨以王子猷的雪夜访戴为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这一瞬间所展现的生命意识，很能体现晋人之自然洒脱与意趣超然；叙述语言也相当准确生动，读后感觉余味无穷。可鉴赏这种“雅趣”，需要较高的文化修养；保持其文章韵味，则必须拒绝进一步的发挥与渲染。这些都使得《世说新语》很难真正走向市井小民，作为小说的发展前景，因而也就不如谈神说鬼的“志怪”与发挥历史传闻的“逸事”。

[1] 郭璞：《山海经叙》。

[2]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下》。

[3] 参见《魏书》卷九一《蒋少游传》、《陈书》卷三六《始兴王叔陵传》以及《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注引《魏略》。

[4] 参阅《鲁迅全集》第九卷，第309页。

[5]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