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汤一介先生感性的一面
2015年3月27日与28日两天，北京的三智道商学院邀请我为“世界史哲高级研究班”讲“基督教思想概要”和“基督教伦理与儒家伦理比较”。讲完课之后，我就到北大朗润园去拜访汤一介夫人乐黛云先生。她当时告诉我说，2017年9月9日汤一介先生逝世3周年的时候会出版一本文集来纪念他，也请我写一篇文章，我当时也就立即答应了。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不久，中国学术界就兴起了一股文化热。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新加坡也开始通过当时的“东亚哲学研究所”与中国的重点大学和学术界，包括中国文化书院，有接触和交流。当时我就被汤一介先生那个宽大的心胸和视野吸引住了：“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这就与中国和海外那些心胸狭窄、视野短浅的“国粹论”者很不相同了。大约三十年以后，汤先生的伟大心愿仍旧一样。在2013年12月21日“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的讲话中，汤先生所关怀的是，在新轴心时代“中国文明到底能不能对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他认为只有“大家能够有广阔的眼光来关注中国，关注世界，我们的将来才真正有希望”。汤先生多年的好友杨辛教授也提到这点：“在风风雨雨的漫长人生旅途中，汤先生一直执着他的追求，保持着一颗不屈的灵魂。他无比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中国的文化，同时他又胸怀世界，对民族，对人类有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一种撼动宇宙的大爱！”（《汤一介学记》序，1页）。
1987年初秋，中国孔子基金会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在孔子的老家——山东省的曲阜联合举办“第一届国际儒学大会”。中国方面是由当时的国务委员谷牧先生为首。领导新加坡的，则是当时的副总理，后来担任总统的王鼎昌先生以及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的所长吴德耀教授。我有幸受邀为新加坡的成员。那是全球华人以及少数外国文、史、哲精英云集的一次大盛会。
对我个人来说，参与那次在曲阜的盛会最大的意义和收获，应该是与几位北大哲学系资深的老师们在会中的认识和交流，包括当时任系主任的朱德生教授。1987年底朱教授正式来函邀请我于1988年3至6月到北大教“基督教思想史”。我可能是第一位或是最早的一位海外华人学者到北大讲基督教神学的。汤一介先生就是当时支持我去北大教课的其中一位资深学者。我要再次深表感激。
2013年11月21日我到北大的“朗润园”13号楼去拜访汤一介先生和夫人乐黛云先生。当时汤先生就亲自邀请我在2014年10月中旬，分别为北大“第十七届蔡元培和第十八届汤用彤学术讲座”各讲一堂。已故汤用彤教授（1893—1964）是汤一介先生的父亲，早年曾经留学哈佛大学。他的学术领域包括中国佛教、魏晋玄学、印度和西方哲学等，历任南开、中央、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等教授，并曾任北大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及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蔡元培教授（1868—1940）也许就不必再加以介绍了。因为他是北大有史以来最为人所知的校长。也正因为上述的讲座是为了纪念两位中国“泰斗级”的教育思想家和学者而开设的，那两个讲座也就成了北大“重点”的学术活动了。在过去的十多年来，受邀主讲的学者包括著名的季羡林先生（1911—2009）、饶宗颐先生、柳存仁先生（1917—2009）、杜维明、刘述先、王赓武等教授。我看了这个名单以后，就更加觉得自己的学养不是属于那么高的等级的。于是就尝试谢绝汤先生的邀请。但最终还是盛情难却，认为“恭敬不如从命”了。
2014年9月11日早上，当我在新加坡的家中阅读《联合早报》的时候，突然看到一段首先叫我非常惊讶，然后立即令我感到悲痛的新闻报道：“北大国学泰斗汤一介教授逝世。”原来汤先生是在9月9日晚上9时在北京逝世的，享年87岁。这就意味着亲自邀请我负责上述两个重要讲座的汤先生，不会在一个月之后“出席”我在北大的“第十七届蔡元培和第十八届汤用彤学术讲座”了。是的，那也就只相差32天而已。这对北大的师生，主办单位以及我个人，都是莫大的遗憾。我当天早上见报后，就立即打电话向汤夫人乐黛云先生表示慰问。从简短的电话交谈中，我不难感受到汤夫人当时的悲伤。但我也同时非常敬佩她的勇气和镇定。她和汤先生毕竟是从那些非常艰苦的年日，包括“文革”，走过来，或更正确地说，“走出来”的。
内人和我在2014年10月11、12日的讲座前提早两天抵达北京。10月11日，乐黛云先生还邀请了两位北大的老朋友与我和内人，在北大的博雅酒店用午餐。用午餐的时候，乐先生还送给我们一本名为《燕南园往事》的新书。它是由汤、乐两位先生以及他们的儿子汤双和女儿汤丹四人共著的。可是，亲笔签名的却只有三位。家人就只能把已故汤先生的印章盖上，来代替他的签名了。当汤夫人乐先生把书交给我的时候，还特别翻到签名的那一页，然后轻轻但满怀感叹地对我说，“汤先生已来不及签名了……”也正因为那样，我将会更加珍惜《燕南园往事》这本书。
2014年10月11日晚上7时，当我在北大的第二教学楼作第一个讲座的时候，汤先生真的“缺席”了，永远的缺席了……可是，令当晚全场的听众特别惊讶和高兴以及我个人深感欣慰和鼓舞的，是汤夫人乐黛云先生，在几位与她有深交的晚辈的鼓励和支持下出席了讲座。因此，当她被主席邀请上台作简短致辞的时候，全场立即掌声四起。令在座听众感到非常敬佩和感动的，不仅是乐黛云先生那简短但精辟的致辞内容，也是她当时压制着自己的悲情所展现的庄重、镇定和克制。对在座的听众，特别是年轻的北大子弟来说，那样的感受和“学习”也许还比我当晚的讲座内容更意义深长。我当晚讲的题目是：《二十年后再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我最近在新加坡看了2015年出版的《汤一介学记》之后就有一个感想：有关汤先生的事，该写的大概都写了，我还有什么可以写的呢？有关汤先生的学术成就，有资格和条件写的人太多了，肯定轮不到我。后来我再看汤先生、乐先生和他们的女儿汤丹与儿子汤双共同写的《燕南园往事》，忽然得到一点灵感，觉得应该写汤一介先生“感性的一面”。我认识汤先生整整30年，以往所看和所听的，几乎全是汤先生比较学术性的论著和演讲。这次细读《燕南园往事》的时候，才非常惊喜地发现汤先生的“另一面”，充满着人情味，亲情，温馨，甚至是浪漫和抒情的一面。令我同样深感欣慰的是，经历了“文革”的洗礼和多次的“思想改造”，这些人情味，亲情，温馨，浪漫和抒情的自然流露仍旧被保存了下来，仍旧在见证着人性那善良的一面。
1958年2月，在新婚当晚就曾经公开跟“资产阶级”的汤家“划清界限”的乐黛云，竟然被打成“右派”。“原因”是，北大校方认为当时校内的反右还“不够彻底”，必须要抓“漏网”的右派分子。那时乐黛云是北大共产党教师支部的书记，竟然被扣上了“极右派”的帽子！
乐黛云结果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立即下乡接受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十六元”。（《燕南园往事》，68页）那时汤一介和乐黛云的唯一儿子汤双刚满月（女儿汤丹于1957年出生）。祖父汤用彤老先生当时就为媳妇乐黛云向当局请求缓期去接受劳改。结果获得批准留下来给刚满月的儿子多喂8个月的奶。8个月缓期一到，她就必须立即离家去接受劳改。她对1958年8月底当天离家的回忆叫人心酸：“记得离家时，汤一介还在黄村搞‘大跃进’，未能见到一面。乘儿子熟睡，我踽踽独行，从后门离家而去。一回头，看见汤（用彤）老先生隔着玻璃门，向我挥了挥手。”（68页）
事隔半个世纪之后，乐黛云先生的丈夫汤一介先生对上述那件“燕南园往事”这样回忆道，“一九五八年春，我已经和哲学系的同学一起到北京南郊大兴县去劳动了。我们下乡去劳动叫‘劳动锻炼’，不像‘右派’下乡叫‘劳动改造’。八月底，一天晚上我从大兴县溜回家，想看看乐黛云和我们刚刚八个月的儿子汤双，但到家后，才知道乐黛云于前一天已从燕南园被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去了。一天也没多，刚满八个月就让乐黛云下乡去了。我看着我那睡在小床上的儿子，我把他抱起来在房子里来来回回地走，满眼含着泪水。人呀，为什么这样残酷！”（168页）我所认识的汤一介先生，原是一位“流血不流泪”的好汉子。他当时抱着八个月的儿子“满眼含着泪水”的悲情，以及“人呀，为什么这样残酷”的呐喊，是很不寻常的。我认为他当时的悲情和愤慨并非只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
在《燕南园往事》，“寻找溪水的源头”那一篇，汤先生写道：
经历了十余年紧张的阶级斗争，我们仍然热爱大自然，没有放弃追求宁静的田园生活。一九六二年，严酷的斗争似乎有点缓和，“大跃进”的狂热已经过去，全国人民似乎松了一口气。我们的家庭生活也轻松了许多……于是，我们在这年春夏之交，常常带孩子们去香山或卧佛寺等地郊游……喝完茶，我们就从溪水的左岸往上走一，路都要踏着大大小小的石块前行。两个孩子脱了鞋袜走在慢慢流着的溪水里，又笑又叫，十分快乐，也让我和乐黛云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快乐，而过去发生过的苦恼也都随之烟消云散。我们只想亲近大自然，像陶渊明所说的那样“纵浪大化中”，才能得到的精神享受……我们终于来到樱桃沟……记得多少年后，我去武夷山时，不禁想起樱桃沟的情景樱桃沟的……“水穷处”和“云起时”。世事变化无穷，前世的景象消失了，又会有新的景象产生！是祸是福，无从测知！我们数十年的经历何尝不正是如此？……溪水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发现原来溪水是周围山上的细流汇成的。这就是说溪水已断而又未断，溪水尽头已不是溪水，但溪水之水仍是溪水之水……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还是虚拟的世界？到底溪水有无尽头，就像宇宙有无尽头一样。这又是一个哲学问题。（97-104页）
汤先生在《燕南园往事》共写了9篇文章。我特别被“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这篇短文深深的感动，一方面也是因为一年四季都是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北大“未名湖”也是我最熟悉的一个地方。我爱上了这个“未名”的“湖”已整整30年了！这是汤老先生满怀感慨的回忆：
在北京大学燕园，我们常常看到，黄昏时分，有两位老人绕着未名湖漫步同行。他们绕着这个“有名”的湖不知有多少圈了，还会再绕着同行，也许十年，也许更长的时间。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他们绕着这个湖一圈又一圈，从青年到中年，又从中年到老年。这湖，这湖边的花树，湖边的石头，湖边的靠背椅，湖边树丛中的鸟，一一都引起他们的回忆……春天，他们找寻湖边的二月兰；秋天，他们欣赏湖岸不知名的黄花。他们绕湖同行，常常也会触景生情……他们还常共同咏味《桃花扇》中一曲《哀江南》所写的“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他们多次设计着如何改变当前忙乱的生活，但生活依然忙乱如旧；他们常说应去密云观赏红叶，但红叶早已凋零，他们仍未成行。他们今天刚把《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编好，又计划着为青年们写一本新书，汇集自己人生经验的肺腑之言。他们中的一位正在为顺利开展的《儒藏》编纂工作不必要地忧心忡忡；另一个却对屡经催逼，仍不能按期交出的《比较文学一百年》书稿而“处之泰然”。这出自他们不同的性格，但他们就是这样同行了半个世纪，这是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现在，也是他们的未来。
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却总有俗事缠身！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他们不过是两只小鸟，始终同行在未名湖畔。
汤一介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与乐黛云先生结婚已经有50年或稍微长一些。他们在1952年结婚，文章也因此是在2002—2005年间完成的。它虽然是一篇散文，却有诗词的味道和情调，也不缺乏幽默感。内人和我今年（2016）也正好是结婚50年，读起来也因此格外有认同感。“他们常说应去密云观赏红叶，但红叶早已凋零，他们仍未成行”这一句特别动人！
“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却总有俗事缠身！”这句表述了我们生活中的无奈，确实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文章那句轻松飘逸的结语，让人感觉到这对可爱的老人的婚姻是非常幸福美满的：“他们不过是两只小鸟，始终同行在未名湖畔。”当汤先生于2014年9月9日晚上9时安然离开之后，数十年同行在北大未名湖畔的那两只小鸟如今就只剩下一只了。
过去这些年来，内人和我也曾多次“同行在未名湖畔”，虽然我们所绕的圈子并没有汤一介先生和夫人乐黛云先生那么多……可是，内人和我所绕的，也还有学生时代新加坡老南洋大学的那个“南大湖”。南大湖边最多的是相思树，可说是“树树尽相思”，而北大“未名湖”岸边最浪漫多姿的则是柳树。人生旅途是短暂的，人去了之后，“南大湖”边的相思树，“未名湖”岸的柳树将会依然故我……
乐黛云先生于195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她同年与汤一介教授结婚，一对恩爱夫妻共患难，同甘苦，互相支持与守望了整整62个年头，直到汤一介先生于2014年9月9日去世为止。女儿汤丹和儿子汤双和他们的儿女们如今都远在美国。可幸汤先生和乐先生夫妇德高望重，在乐先生周围现在还有不少尊师重道的子弟们间中给她关照。我觉察到当汤先生还在的时候，总是有好几位在他身边待他如父亲的哲学系的子弟，不但是“亦师亦友”，也可说是“亦师亦父”，令我非常羡慕和感动，其中有几位也是我在北大哲学系的好朋友。同样难得的是，乐先生家中有一位照顾她和汤先生多年，就像是自己家人那样的忠心陪伴和能干的助手小刘。
我曾经在汤先生生前给他拍过好几张照，其中一张是他的“背影”。大约是二十年前的某一天下午，哲学系的几位老师和我一起与来访的一位海外客人用完午餐在中国文化书院的四合院交流之后，时年已经六十多岁的汤先生便从书院骑自行车回北大朗润园的寓所。我随即拍了一张汤先生骑着自行车的“背影”，认为那个“镜头”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于2014年的“五四青年节”，也即是北大建校纪念日当天，在北大会见一些师生的同时，还特别去拜访了汤一介老先生。中国媒体是这样报道的：“5月4日，总书记来到北大人文学苑，会见了87岁的著名哲学家汤一介。总书记快步迎上去同汤教授亲切握手。在汤教授研究室里，总书记同他促膝交谈，赞扬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竟然亲自上门拜访一位老学者，确实是很不寻常。这也清楚肯定了汤老在学术界与国家的崇高地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北大去拜访已经是87岁高龄的大师汤一介先生，也可说是一种“尊师重道”的态度和精神。《后汉书·孔僖传》云：“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作为一位“礼仪之邦”的国家领导，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希望会给他各级的下属树立意义深长的风范。《隋书·高祖纪下》云：“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习近平主席以“儒学之道”，特别上门拜访儒学大师、国家重点学术工程《儒藏》的首席专家汤一介先生，也因此特别意义深长。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