恂恂儒者，不知老之将至
——岁暮忆汤公
最初和汤一介先生认识，根据他自己的回忆，是1985年5月他到中大来参加“斗争与和谐哲学讨论会”的时候。那时他和夫人乐黛云南下，在深圳大学创办国学研究所，记得曾经应邀去拜访他们，那时深圳大学犹在草创时期，崭新的房舍还带着浓厚油漆气味。此后不久，我离开大学秘书处，转到中国文化研究所任职，因此不时有来往。如今在陈旧的随身记事簿里面，还可以找到1987年8月中，在丽晶酒店和他约会的记录。
同年深秋，中国文化书院为庆祝梁漱溟先生大寿和开展学术活动七十年，召开了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先是在北京“二七”剧场举行开幕式，随后移师香山饭店讨论。我躬逢其盛，不但见到多位学界前辈如费孝通、周谷城、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等，更有机会数度在大会上发言，是为参加书院活动之始。这趟有好些香港与海外学者与会，像赵令扬、霍韬晦、李弘祺和我来自香港，吴德耀来自新加坡，周策纵、林毓生来自美国，此外还有两位日本学者，想来大都是汤先生在改革开放后不时出国，从而认识和邀请的吧。当时感觉此会办得十分体面、热闹，更为香山饭店的气派、优雅倾倒——它后花园那两棵大银杏树，在10月下旬初雪中显得特别雍容秀挺。日后回味，才注意到此会在组织和气氛上，是多么的开放、多元、包容，即使相当尖锐的对立意见，包括对梁漱溟学说的批评，都可以在和谐、轻松气氛中各自发挥，相互碰撞，虽然未必产生多少具体成果，却为学术路向的酝酿、反思，为国内外学者的交流相聚，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接着下来，是难忘的1989年西山卧佛寺之会，那是为庆祝“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而召开，名义上由中国文化书院、“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以及香港大学中文系等四个京港学术单位共同召开，实际上是文化书院担纲和安排一切。这趟聚会场地比前朴素简易，也没有年高德劭元老参加，但与会者达一百四十多人，海外来客也二三十人，发言十分踊跃。会议结束后，许多人转到城里，参加由社科院召开的同一性质国际会议。跟着，汤公约了好些熟人到他家晚饭，夫人乐黛云做了一桌好菜款待，把酒言欢之余，大家不免七嘴八舌，议论时局。
那场风波不久就如暴风疾雨般来临，在其中，文化书院如何内部分裂，如何被盗窃财产公章，以致濒临灭顶之灾，汤公又如何挺身而出，与其他院内中坚分子一同力挽狂澜，都非我所知，待事过境迁之后，方才从陈越光兄那里隐隐约约听到一二。此后大陆学者和外界出现一段时间的隔绝，但汤公和文化书院所受影响似乎是最小的。1991年2月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举办大型国际研讨会，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前途有十分热烈的讨论，汤公是唯一从大陆飞去出席的；1993和1994年文化书院分别在北京和杭州举办研讨会，前者以“中西印文化融合与发展”为题，后者以“中国文化的回顾与展望”为题，我都参加而且讲了话，气氛一如既往，仍然相当轻松开放。这样，书院的一项重要功能，即为海内外学者文人提供相聚谈论机会，就恢复过来了。像庞朴、朱维铮、孙长江、刘梦溪、杜维明、陈来、王守常、陈越光等一班朋友，都是那期间相熟起来的。
此后十来年间，我每年总要为了各种原因上京两三趟，每趟都要找机会和以汤公两口子为中心的朋友圈相聚，相告传闻，议论时事，臧否人物，过一个畅快的晚上。这些场合多半是越光做东，维铮痛饮，长江倾谈往事秘闻，汤公则恂恂儒雅，微笑倾听，偶尔不温不火地讲几句他的看法，有时声音高亢一些，但慷慨激昂，拍案而起则绝无仅有。至于学术会议，书院也继续召开，但似乎不像以前那么频密了，记忆中我参加的只有两三趟，包括1999年5月的大觉寺之会。那是接续北大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讨论会的春游雅聚，虽然午饭后有个座谈，让大家对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抒发感想，季羡林老先生开头，也讲了很不少话，其实还是以徜徉山水、品茗闲谈、享受明媚春光为主。当然，与当年卧佛寺之会的海外朋友如周策纵、舒衡哲等十年重逢，就不胜感慨了。此会的安排和以前大不一样，予人以拈花微笑，顿然开悟，忘却诸般烦恼的味道。看来，应该是出自汤公的构思吧？
汤公为人忠厚平和，胸襟宽广，我是个半路出家，闯进文化圈来的后辈，不谙人情世故，领域也迥异，他却一直很照顾，经常邀我参加聚会，提供许多发言机会，还两趟特别为我安排演讲，令我衷心感激。1997年春间书院刚装修好一处四合院，那是北大拨给书院作为固定办公和聚会场所的，我此时恰好对科学史发生兴趣，有些心得，于是汤公让我到这小院做了个关于《大汇编》（Almagest）传承源流的演讲，主旨是现代科学并非如许多人所想，是起于文艺复兴，而是出于一个极为久远的传统。这对听众造成颇大冲击，但反应不一，老辈哲学家张世英也来听讲，对此看法特别认同。这是我在北京作专题演讲之始，讲稿后来发表在乐先生刚刚创刊的《跨文化对话》上。
2002年夏天我退休，汤公闻讯，又客气邀请我在那年十一月主讲第五届“蔡元培学术讲座”和第六届“汤用彤学术讲座”，那是书院和北大文哲所合办的，由北大校方发邀请函。这自然是很高荣誉，我受宠若惊，用心准备了“在正统与异端以外——科学哲学往何处去”以及“在自由与平等以外——21世纪社会建构的探索”这两个题目应命，记得听众很不少，讨论也颇热烈，事后汤公为我将这两篇讲稿连同其他有关论文编成集子，交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此番演讲有意想不到收获，那就是在北大勺园住了整整十天之久，得以从容漫步曲折幽深的校园，领略晨昏夕照，深秋萧瑟意境，留下美妙难忘记忆。不过，很可惜，此后北大迅猛发展，校园逐渐为高楼广厦占据，如今花木凋零，无复当年幽雅胜景，徒留“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之叹。
到了2004年，汤公年近八十，犹壮心不已，向国家申请并获批开启编纂《儒藏》的庞大计划，此后思虑精力转向此方，再无余暇顾及书院文化活动了——其实，后来我侧闻，社团法有规定：年逾古稀即须卸任院长和法人代表，所以他此后转以“创院院长”名义参与决策，书院事务则交由王守常兄负责。当时汤公曾邀请我们的研究所参与《儒藏》工作，但我已退休，所里也没有适合人选可以推荐，所以只好敬谢不敏，辜负了他一番好意。两年后书院在辽宁桓仁举办“易学论坛”，我虽然完全外行，也滥竽充数参加——主要是为了参观中朝边境上的那个朝鲜族古代发源地而已。
此后四五年间我仍然经常到北京，每去都要和汤公见面，但就再没有怎样参加书院活动了，至于我自己的工作，则完全转到西方科学史的研究上，有点忙不过来，直到有关专著出版才松一口气。2011年我再到北大，为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生讲物理课。那同样是深秋，前后更逗留三个星期之久。这趟下榻校门外新建的“中关新园”，那里高厦广宇，舒适宽敞，设备齐全，却少了人气和园林之胜，再无情趣可言了。此行汤公说要觅机相聚，但总没有动静，我想他事忙或者疲累，不敢贸然打扰。到临走那天，他们两口子坚持要到宾馆的咖啡厅来共进早餐，谈了一个多小时。我这才知道，汤公为了《儒藏》和北大新成立的“儒学研究院”，仍然忙得不可开交。他本来就蛮瘦弱，多年来一直为咳嗽、感冒、肺病等问题困扰，不时要跑到官厅水库边上去休养。我看他以耄耋高龄，还那么劳形伤神，心中不期然泛起“毋乃太辛苦耶”的感觉，但不敢宣之于口。
翌年见汤公，谈往事，谈北大庆祝“哲学门”成立百周年的盛会，他都还显得很兴奋，很有味道。但2013年10月见面，则情况急转直下，那时他被诊断患了肝癌，肿瘤虽然经过放射治疗而缩小，但已经转移，乐先生则苦于糖尿病和膝盖劳损，两人都显得十分焦虑，我也想不出多少话来安慰他们。2014年6月底有内蒙古之游，回北京后立刻和越光夫妇到汤公家里探望，但见他形容消瘦，面容憔悴，气息柔弱，迥异平时神采，我们都大吃一惊。据说他是因为做了化疗颇受摧残，日前又扶病出席《儒藏》发布仪式，以是更形羸弱，但他仍然忧时忧国，殷殷以大局为问，临行更题款赠书，令人泫然。我们出门后相对无语，果不其然，两个月后就传来噩耗了！回想起来，在那五六年间，相熟前辈、学者相继辞世的，还有刘殿爵、叶晓青、陈学霖、何炳棣、朱维铮、高华、庞朴等七八人之多，真是“访旧半为鬼”，闻讯惊心。一年后，我自己又经历了一场大手术的熬炼。至此，方才真切体会，何谓诸行无常，何谓人生大限。
汤公家学渊源，受传统熏染甚深，虽然在时代精神感召下一度信仰马克思主义，“文革”中更且卷入政治旋涡，改革开放后却改弦易辙，致力于弘扬学术文化，以承上启下，锲而不舍的精神开办中国文化书院，使它成为八九十年代民间文化运动的重要力量，为中国海内外学者的交流、沟通开辟渠道。学术上他编过先大人汤用彤教授的《隋唐佛教史稿》，自己深究魏晋玄学和道教，可谓秉承家学，出入佛老，但在生命最后十年悉力以赴的，终归是儒学编纂大业。对游弋于中国文化汪洋大海中的学者如汤公来说，这可谓万变不离其宗了！如今汤公已矣，然而，他从容大度，弦歌不辍的讲习流风未泯，他发愤忘食，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犹在，以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前途还是有信心的。
丙申岁末于用庐
（本文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