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情抑扬
悠游唱叹读《史记·游侠列传》
作者介绍
韩兆琦，男，1933年生，天津静海人。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文学方向博士生导师。
推 荐 词
对于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赞赏的侠士们，《汉书》的撰述者班固深不以为然，批评司马迁“退处士而进奸雄”。
其实，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这道理就是撰述人的屁股坐在了哪一边。从民间立场看，社会的功能是对于社会大众的公平、正义，从统治者的立场看，社会的功能是对于统治者利益的维系。很明显，受过牢狱之灾的司马迁的《史记》站在了民间的立场，而任官于朝的班固站在了皇权的立场。后人对于司马迁的评价，也仍然以这条线为标准。然而，谁也不能否定，司马迁的《史记》比班固的《汉书》穿透力更大，影响力更大，流传更久，更被读者赞誉。而且，历时越久，赞誉越多，毕竟社会是平民的社会，越到后来越是。韩先生的欣赏文章对此有独到的见解。
《游侠列传》是表现司马迁的理想道德，对汉代统治者及上流社会进行无情揭露、激烈批判的一篇战斗性很强的文字，班氏父子不深辨底里，而责之为“退处士而进奸雄”，因而招致了近两千年的非议，这是不足怪的。但是对《游侠列传》究竟该怎样理解，对司马迁歌颂朱家、郭解这类游侠的现象究竟该怎样评价呢？本文想谈几点看法。
一、歌颂游侠的急人之难、舍己为人，是为了批判汉代上流社会的世态炎凉，卑鄙自私。
《游侠列传》一开头在序言里就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又说：“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之所谓贤豪间者耶？”这里清楚地说明了这些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以及他们的“为死不顾世”，是使司马迁最倾心的地方，也是司马迁要为他们立传的主要宗旨。按照这个宗旨，他在朱家传中着重写了他的“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称赞了他的“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在郭解传中也称道了他的“借交报仇”和他的“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司马迁为什么要称道这些呢？因为社会黑暗，人间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忠奸不分，是非莫辨，坏人当道，好人受欺，一切法律科条都不是保护好人，而是专门助长坏人的。在这种告诉无门的世道上，除了游侠能给那些受打击受迫害的人们一点帮助，此外还能叫他们去指望谁呢？而这种祸从天降的倒霉事又是任何人都可能随时碰到的，正如作品所说：“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远的不说，近来尊显一时的魏其侯，无端地被田蚡之流杀害了；忠勇盖世的李广，活活被卫青之流逼死了；李广的儿子李敢已经官至郎中令，居然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被霍去病射死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一个人为他们主持过一点公道吗？
回头看看汉代朝廷上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吧，《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群臣廷论魏其武安曲直的情景时，御史大夫韩安国说：“魏其言是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老滑头模棱两可。其他人是：“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内史郑当时是魏其，后不敢坚对。余皆莫敢对。”《报任安书》写汉廷群臣对待李陵败军的态度是：“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尤其可恨的是那些“全躯保妻子之臣”，他们看风使舵，落井下石，因为过去的一点“睚眦之怨”，这时就趁机“媒孽其短”了。这些人难道还有心肝吗？再看看那些像苍蝇一样寄食于权贵门下的宾客的嘴脸吧，《平津侯主父列传》说：“主父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窦婴贵幸时，“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到田蚡受宠时，“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汲郑列传》说：“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这是多么令人感慨的事情啊！司马迁歌颂游侠，正是和批判汉代官场、批判汉代上流社会这种卑鄙的道德风气相表里的。
二、歌颂游侠的“扞文网”，有批判汉武帝的专制统治与严刑酷法的意义。
韩非在《五蠹》中是把游侠当作一种蠹虫来加以否定，并主张坚决取缔的。他说他们是“以武犯禁”，也就是不遵守王法。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简单从事，而是必须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汉武帝是我国古代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对于他的历史功绩我们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由于当时的专制制度以及许多政策措施不当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例如，为了供应连年不断的战争而实行了旨在搜刮民财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又由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治安不稳而实行了对全国上下残暴镇压的酷吏统治。《汉书·刑法志》说：“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寖密。”《史记·平准书》说：“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汉书·宣帝纪》说：“后元二年，武帝疾，往来长杨、五柞宫，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系者，轻重皆杀之。”这和《史记·酷吏列传》中所说的“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近者数百里”，以及“论报，至流血十余里”云云，是一致的。而大司农颜异是以“腹诽”的罪名被杀害的，这样的罪名似乎在秦朝也未曾有过。不仅如此，甚至连国家的三公也都惶惶然，朝不保夕。《汉书·公孙贺传》说：“自公孙弘后，丞相李蔡、庄青翟、赵周三人比坐事死，石庆虽以谨得终，然数被谴。初，贺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顿首涕泣曰：‘臣本边鄙，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丞相。’上与左右见贺悲哀，感动下泣，曰：‘扶起丞相。’贺不肯起，上乃起去。贺不得已，拜出。左右问其故，贺曰：‘主上贤明，臣不足以称，恐负重责，从是殆矣。’”果然，公孙贺后来也被杀了。宋代胡寅说：“宰相，人臣所愿为者，而武帝多杀，至使人不敢以辅弼为荣。”（《汉书评林》引）这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现象。
而且这种杀戮又多是出自汉武帝的个人意志，那些酷吏是专门看着汉武帝的脸色行事的。张汤之所以飞黄腾达，就是因为善于迎合汉武帝的心理。《酷吏列传》说：“所治即（若）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若）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杜周当廷尉，做法与张汤相同：“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样的残暴统治，这样的法律科条，该不该反呢？司马迁歌颂游侠，说这些游侠“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对不对呢？我们觉得完全应该，完全正确。也只有他们敢作敢为，能替那些善良软弱但又受打击受迫害的人们出一口气了。
三、批判了公孙弘等舞文弄法杀害游侠的罪行，有揭露儒者的伪善，抨击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的意义。
司马迁对汉代儒生至为不满，因为他们大都是一些毫无原则、毫无廉耻，只知争名图利一心向上爬的人。本文一开头所说的“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云云，就是指的公孙弘之流。公孙弘的为人，正好是汉武帝政治的一种形象的表现。《平津侯主父列传》说他“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这个人“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这个人“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郤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杀主父偃，徙董仲舒于胶西，皆弘之力也”。汲黯是武帝时期以耿直著称的大臣，他对汉武帝伐大宛得天马后作诗荐之宗庙不满，说：“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就是这么点事，公孙弘起而攻击说：“黯诽谤圣制，当族。”（《史记·乐书》）这样一个人与汉武帝合作，真可谓相得益彰了。此文正好详细地记载了他们互相配合杀害郭解的过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是杨季主的儿子观察汉武帝的脸色把明明不够条件的郭解硬是列入了勒令搬迁的名单，卫青替郭解说情，结果又弄巧成拙，从而更加深了汉武帝对郭解的忌恨。明代钟惺说：“帝数语聪察，然卫将军重解为之言，未可知也，解祸亦在此。”（《史记评林》引）
当迁入关中后，又有人给郭解帮倒忙，杀死了杨季主，凶手逃跑了，而郭解被捕了，但郭解是完全无罪的。当朝廷派人到郭解的故乡来调查此事时，“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看，又是一个儒生！“儒生，柔也。”这些人是专门柔于官府，讨好官府，而故意与侠者为难的。结果惹怒了郭解的宾客，他们又杀了这个儒生，使郭解的问题更复杂了。最后，“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翁伯。”这就是公孙弘。“解虽不知，此罪甚于解杀之”，这就是公孙弘的逻辑。郭解是名人，强迫郭解搬迁是经过汉武帝钦定的，这郭解的被族灭，汉武帝不能不知道。公孙弘是被汉武帝尊起来的儒生的最高代表，而这些儒生就是这样来为汉武帝的统治服务的。《儒林列传》说：“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又说：“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就是这样的一群儒生，就是这样的一组尊者与被尊者，汉代的政治，汉代的社会风气恶浊到如此的地步，岂不可哀也哉！
有些人不是这样看问题，而是单单从司马迁受宫刑的个人问题上去挖掘，例如明代的陈仁子说：“迁之传此，其亦感于蚕室之祸乎！吾于此传可以观人材，可以观世变。”董份说：“史迁遭李陵之难，交游莫救，身坐法困，故感游侠之义，其辞多激，故班固讥其‘进奸雄’，此太史之过也。然咨磋慷慨，感叹宛转，其文曲至，百代之绝矣。”（《史记评林》引）这些观点也常被今天的评论文章所引用。这些我们不是说它不对，而是说单单抓住这一点，岂不太片面、太狭隘了么！至于班氏父子说司马迁“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说郭解等人“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这正表现了汉代统治者及其御用儒生们的观点，这是班氏父子局限性的大暴露。
这篇作品写作方法上的主要特点如下。
其一，巧妙而突出地运用了对比衬托。作品以“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作开头，一下子就把侠和儒同时提出来了。接着他叙述了自先秦以来侠者与儒者各自的行为表现、社会功能，以及他们所得到的社会评价、社会地位。他对那种有些本来很坏（如公孙弘），有些虽然不坏但也绝无用处可言（如季次、原宪）的儒者历来受到称扬，甚至享受着高官厚禄，而侠者济人之危，奋不顾己，结果一贯受打击受污蔑的社会不公，进行了愤怒的斥责，并引“鄙人”之言而加以引申说：“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在这里，他对于儒生受统治者尊用，有地位，有权势，从而可以操纵社会舆论的现实，表现了极端的愤慨。接着他又进一步地把儒生分成了两种，一种是“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终身空室蓬户”的闾巷之儒，一种是“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的朝廷之儒。二者对比映衬，更突出地表现了他对公孙弘等朝廷之儒的嘲弄与蔑视。对于侠者，他也把他们分为身系“王者亲属，借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的贵族之侠，和全靠自己“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然儒墨皆排摈不载”的布衣之侠。他认为前者“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而后者则完全是靠着自己的品德和社会实践，一铢一两地积累起来的。两两比较，从而更突出了朝廷之儒的可鄙可恶，与布衣之侠的可钦可敬。而郭解传则是具体地展现了一场朝廷之儒与布衣之侠的激烈斗争，揭露了一件朝廷之儒侵害布衣之侠的残酷事实，从而一箭双雕地使作品主题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当然，布衣之侠也不见得都是好人，都该称颂，所以作者特意在序论后面补充说：“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又在全文的最后补充说：“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耳，曷足道哉！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这就把文章的主旨、作者的意图，表述得异常明确，除了那些顽固的封建卫道者而外，一般读者是不会再生歧义的了。
其二，是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的强烈爱憎，整个文章具有一种浓厚的抒情性。这篇作品的篇幅并不长，全文两千来字，而它的序论就占了三分之一。在这段序论中，他辞情抑扬，悠游唱叹，曲折而又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自己的全部爱憎。他在这里有正说，有反说，有似正而实反，有似反而实正。例如他称道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以及他称道布衣之侠的“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这是满腔热情地倾心赞美，是正说。而说那些“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一段，明显地语含嘲讽，不屑一顾，这是反说。对于季次、原宪，说他们“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于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蔬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又说“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肯定了他们比那些无耻的谄媚求宠之儒要好，像是真心歌颂，其实不然，因为这些人对于社会实际上是丝毫无所补益的。宋代刘辰翁说：“叩其意，本不取季次、原宪等，盖言其有何功业，而志之不倦？却借他说游侠之所为有过之者而不见称，特其语厚而意深也。”（《班马异同评》）明代何良俊说：“缓急人所时有，世有如此者，不有侠士济而出之，使拘学抱咫尺之义者虽累数百，何益于事？”（《四友斋丛说》）这是似正而实反。对于郭解等人，说他们“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中间加一转折，像是只肯定他们的“廉洁退让”，而批评他们的“扞世之文罔”，其实不然。司马迁之所以歌颂游侠，正在于他们有这种别人所没有的反抗性，这是似反而实正。明代邓以瓒说：“激诡之论，而以抑抗出之，似与非与，似排非排，奇态溢出，文笔特矫健甚。”（《史记评林》引）说的正是这种文章特点。而且这篇文章使用了一连串的感叹词、疑问词、反问词，周回反复，余音不绝，因此日人有井范平说它：“反复悠扬，愈出愈奇，如八音之合奏，戛击搏拊，各有不尽之余韵。”（《补标史记评林》）这篇文章的序论与《伯夷列传》异曲同工，而其“太史公曰”的“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于戏，惜哉”，又与《李将军列传》的格局语气相同，流露着作者对郭解等人的崇高敬意和对汉代统治者的愤怒之情。
汉代自文帝景帝以来，不断地打击杀害游侠，到武帝时，随着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的发展，更是对游侠采取坚决取缔、彻底消灭的方针。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司马迁，居然敢逆潮流，敢冒大不韪的风险，来歌颂游侠，为朱家、郭解等立传，这种勇气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