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代《学政条约》与学风嬗变

考试文风的雅正最终根植于学力，故清代学政普遍在其条约中列有崇正学、崇实学等项，而对崇学内容的侧重则与时俱变，成为理学与考据学深入地方教育层面时的重要官方推动方式。

顺治至乾隆前期，学政受时风浸染而极重理学，其条约相关条目从多个层面对生童给予了提点。一是强调理学在人生中的根基地位与指南作用。乾隆前期贵州学政冯成修即在“崇正学”一项下提示士子，“苟或迷于所往而记诵词章之习、虚无寂灭之说、与夫权谋术数百家众技之言得以混淆于胸中，则虽搜罗愈富愈无益于身心，文词愈工愈无裨于世用”，只有以三纲领、八条目为指导，才能体会圣贤分际，使言行学问一轨于正道。^[1]

二是引导对理学文献的研读涵泳。蒋伊谓“非得理学真儒为之提倡宗风，则《西铭》《太极》诸篇其不等于《南华》僻书者几何”，^[2]将研读理学经典作为自免于异端的关键。康熙四十八年（1709）督学四川的陈瑸则提出理学诸书的阅读层次及其功用：“以《小学》《近思录》检摄其身心；以《太极图》《通书》《西铭》《正蒙》《启蒙》诸篇寻思其义理；寻览西山《衍义》，于心气大有裨补；讨论紫阳《纲目》，于是非自可不谬。”^[3]这既是对康熙三十九年以后学臣考试生童时须将《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一并命题的谕旨^[4]的遵行，也超越一般考试层面，提出了更全面的理学指导。顺天学政杨名时也提出了读书方法，强调细读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如果未能明了，则宜参看《四书大全》《四书或问》《四书蒙引》《四书存疑》诸说，对童生更具针对性。^[5]

三是指明理学的践行方式。顺天学政胡简敬即力图廓清“不言者畏其高深，言之者或流于虚诞”的认识误区，指出“夫所谓理学者，其几在天理人欲，其功在致知力行，而其事不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日用、饮食、言语、动静之道而已……有知之而不行者，人欲诱之也”，而去弊绝欲之法首当讲学，应学会在平日视听言动之中践行克己复礼。^[6]

虽然部分学政在重视理学之外，并未忽略其他经史典籍，如胡简敬在“重理学”之后紧接着有“博经济”条，希望诸生用心考求礼乐、律例、河渠、平准、钱谷、兵刑等书，争做有用之儒，蒋伊在“崇理学”之后也列有“重经史”一项，但对理学的强调明显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如晏斯盛在“崇经术”条目中指出“通读五经而四书之用始著”，同时又言“四书既已熟读，每日看《性理大全》《朱子或问》《语类》及当湖《四书大全》等书四五章，读经五六篇或八九篇，每六月而毕一经”，其间对用功要求的详略轻重溢于言表。^[7]

乾隆中晚期开始，随着考据学的兴盛，《学政条约》中讨论为学的条目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专论四书及宋儒理学诸书的条目越来越少，对经史传注的重视日益突出。道光朝翁心存《广东学政劝戒录》“读书不可不专也”条谓：

经部至多，而《十三经注疏》已赅其义；史部至多，而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已得其详；典制部至多，而马贵与《文献通考》已括其大；艺文部至多，而李善注《文选》已抉其精；他如王伯厚之《困学纪闻》、顾亭林之《日知录》、马宛斯之《绎史》，元元本本，根据甚深……有志者其勿读无益之书，勉求经世之学。^[8]

此前各学政对《十三经注疏》和《资治通鉴》都有所强调，但明确将《文献通考》《困学纪闻》《日知录》等典章制度及考据名作单独拣出，并上升至与《通鉴》《文选》并列的高度，则是考据学兴盛以后才有的新时代特征。

二是将经史学习合论于“正学”“实学”诸条下的做法日渐减少，而将经学、史学分开列项的做法日益普遍。嘉庆朝顾莼在《滇南训士告示》中列有“在穷经”“在读史”两项，道光朝安徽学政罗惇衍所开条约仅六条，其中两条即“重经学”与“读《史》《汉》”，同期浙江学政吴钟骏也将“经学不可不明也”“史学不可不广也”分立。但是对史部典籍的列举都停留在前四史、《资治通鉴》及《通鉴纲目》上，没有新的扩展。

三是所列经部诸书的范围日益扩大，研读要求更加具体和深化。此前各《学政条约》大多浑言五经之重要，如晏斯盛谓“十三经不能备者，且精熟四书五经”，但乾嘉以降的情形明显不同。如《春秋》《礼记》是科举考试中的冷门科目，攻读与录取人数都很少，历来号称“孤经”，今存清代会试录所见的《易》《书》《诗》阅卷安排都在四房以上，独《春秋》《礼记》仅各一房，录取人数远不能与其余三经相比，而明代会试时《春秋》《礼记》尚各有两房，^[9]可见其不受重视的趋势。但嘉庆间云南学政顾莼却希望“诸生于三《礼》、三《传》之内随其一而深求之，自传注以及疏解反复寻求，则理解自明，十三经俱可触类通融”，不但将三《礼》、三《传》作为研经入口，还将《周礼》《仪礼》《公羊》《穀梁》纳入了“深求”的范围。道光朝学政罗惇衍则强调对经学的重视应“以淹通汉学，旁证诸解为主”，旗帜鲜明地树立起汉学大纛，要求参考多家经解。道光朝学政吴钟骏也明言汉学，且要求更高深、更具体：

……《周礼》《仪礼》《尔雅》则每苦其难读，《公羊》《穀梁》《孝经》则或视为可缓，岂知十三经颁在学宫，无一不当诵习。外如《左氏》《国语》《大戴礼记》《尚书大传》《逸周书》等虽不列于十三经之中，实足以补十三经之阙，凡此皆当熟读者也。经书既备，然后研及注疏，《毛诗》、三《礼》最为淹博，当先观之。次则三《传》，亦可采择。《论语》虽以朱子《集注》为宗，而何晏《集解》亦当参存。《诗》则毛郑之外兼考齐鲁韩三家；若《易》则李鼎祚《集解》，参以惠氏《周易述》；《书》则王氏《后案》、孙氏《今古文注疏》；《尔雅》则邵氏《正义》，皆汉学也。他如太原阎氏、婺源江氏、戴氏、四明全氏、万氏、长洲惠氏、嘉定钱氏、高邮王氏诸家说经之书，根柢湛深，精而且博，好古之士尤宜考核。^[10]

其大类上兼顾十三经与《大戴礼记》《逸周书》等典籍，单经传注上兼顾旧注与当代考据名儒注解的做法，可谓对罗惇衍“淹通汉学，旁证诸解”一语的详细展开与执行，近乎推荐书目。实际上，如此全面的要求已经完全超出了科举考试的基本准备需要，进入了较深的学术研究层次，所以《学政条约》中日益突出的考据学特征以及对《春秋》《礼记》等冷门经书的重视，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对科举考试的疏离和对经学本身的回归。

[1] （清）劳潼：《冯潜斋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7册，第530页。

[2] （清）蒋伊：《莘田文集》卷十七《学政条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22册，第693页。

[3] （清）陈瑸：《陈清端公文集》卷四《学政条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5册，第638页。

[4] （清）昆冈等修，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八八《礼部·学校·考试艺文》，《续修四库全书》，第804册，第192页。

[5] （清）杨名时：《杨氏别集》卷四《提督顺天学政条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07册，第680页。

[6] （清）胡简敬《学政条约》，原载《沭阳胡氏家谱》，转引自上海图书馆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教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87-288页。原文未题作者，兹据该文题下康熙九年题款及沭阳籍贯，查得作者为康熙九年至十年任顺天学政的沭阳人胡简敬。

[7] （清）晏斯盛：《楚蒙山房集·贵州学政条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70册，第211-212页。

[8] （清）翁心存：《广东学政劝戒录》，道光间刻本。

[9] 清代情形参姜亚沙等主编：《中国闱墨汇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9年；姜亚沙等主编：《中国科举录汇编》《中国科举录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年。明代情形见《明神宗实录》卷五四一，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庚辰条。

[10] （清）吴钟骏：《两浙校士录》卷首《示全属应试生童知悉》，道光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