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对《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研究——以安藤惟寅《扁仓传割解》为中心[1]
杨海峥[2]
【摘 要】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传入日本后，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到江户时代成为日本医者必读之书。日本学者对《扁鹊仓公列传》作了全面的考证、注释和研究，为今天的《史记》研究及中医理论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且保存了大量今已亡佚的古代医书资料。安藤惟寅《扁仓传割解》是江户时代出现的众多《扁鹊仓公列传》研究专著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通过对《扁仓传割解》的剖析可以了解日本学者《扁鹊仓公列传》研究的体例特点和成就。
【关键词】 安藤惟寅 《扁仓传割解》
《史记》传入日本后，日本学者在阐发其史学及文学价值的同时，更注重对《史记》中所包含的各种经验的吸收。通过研读《史记》等篇章中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为日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提供借鉴和参考，为日本社会的发展提供方法和依据，是《史记》在日本特有的价值。《扁鹊仓公列传》作为最早的医家传记，受到日本汉学者及医者的关注，在室町时代僧寿桂所著《幻云史记抄》就对《扁鹊仓公列传》做了详细注释，其中引用了大量中国医书，一些是今天已经亡佚的医书。到江户时代，《扁鹊仓公列传》成为日本医者必读之书，日本学者对《扁鹊仓公列传》的研究成果成为今天的《史记》研究及中医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
在中国，自汉至清医学常被视为“小道”，不被重视。班固《汉书》删掉了《仓公传》，东汉名医张仲景在《后汉书》中无传，《三国志》记载汉末著名医家华佗“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3]韩愈《师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宋代高保衡、林亿认为《素问》虽是“三皇遗文”，“惜乎唐令列之医学，付之执技之流，而荐绅先生罕言之。去圣已远，其术晻昧，是以文注纷错，义理混淆……以至精至微之道，传之以至下至浅之人，其不废绝，为已幸矣。”[4]元代马端临将医书与卜筮、种树之书相提并论，认为均属于小道异端。[5]清代曾国藩也认为医者为小道，扁鹊应与日者、龟策放在一起，概述即可，不必单列一传详细记载。[6]传统观念对医书的轻视也是造成流传至今的先秦至隋唐的文献记载资料匮乏的重要原因。
在日本，“儒”与“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儒学传入日本后，到江户时代达到兴盛，在整个日本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医学既是“仁术”与“格物穷理”之一端，又与所有人的生活需求密切相关，因而受到知识分子的关注。一个既有高度儒学素养，又有精湛医术的“儒医”群体的出现，是江户时代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儒和医两种身份相互出入或并存一身的现象也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关注，日本学者伊藤仁斋的《儒医辨》，太宰春台的《儒医论》等著作中都对儒和医两者的关系多有讨论。
日本政府从奈良朝起向中国派出遣隋使和遣唐使，这些使者带回日本的汉籍中就包括很多医学典籍。同时，还有一些长期在中国学习的“留学僧”和进行短期学术访问的“请学僧”，他们回国时也将中国医书的手抄本带回日本。日本平安时代藤原佐世奉敕登记日本图书并于宇多天皇宽平三年（891）撰成《日本国见在书目》，收录医书166部，1107卷，其中包括不少后来在中国散佚的医书。
江户时代，大量关系民生的实用汉籍作为商品传入日本。为严防天主教出版物的传入和商贸业务自身的需要，入港船只需要将所运载书籍目录呈上，由此留下了第一手原始文献“赍来书目”。以享保四年（1719）第29号南京船的“赍来书目”为例，一船一次带到日本的书籍有52种，198部，其中医书计18种，70部，占三分之一。[7]据真柳诚调查，江户时期传到日本的中国医籍达980种。[8]这些书籍为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江户时代中期，受中国清代考据学的影响，考据之学在日本逐渐形成规模。如狩谷掖斋主办“说文会”，以考据学为授课内容，很多医者在此学习，并将考据学的治学方法用于汉方医学领域，形成汉方医学考证派。这些汉方医学考证派学者主要集中在江户，并经常举行学术交流活动。他们在对传到日本的中医古籍进行考订的过程中，广泛参考和引用中国学者的说法，并加以融合折衷，使在中国相对被忽略的医书考证在日本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江户后期出现了中医典籍及其研究成果由日本回传中国的现象。一些流传到日本的中国医书，在中国已失传，这些经日本学者校勘整理和注释后又传回中国的和刻中医古籍弥补了部分中国亡佚古医籍的缺憾。日本医学考证派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
日本医学考证派关注中国古典医学著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是教学的需要。多纪元孝于明和二年（1765）在江户开设私立医学校，专门教授医官的子弟，名为跻寿馆。宽政三年（1791），跻寿馆由私学馆变为官立学馆，更名为江户医学馆。作为江户医学馆的创始人，多纪家族祖孙三代在日本医学考证派中占据重要地位。[9]医学考证派医家们借助江户医学馆这一中心，构成了一个具有相同学术倾向的群体。多纪氏要求官医的医案、提问及有关病症的诊疗，必须用汉文完成，成为医学馆的惯例。医学馆十分重视儒学经典的学习，聘请江户时代著名的儒学大师来讲解《论语》《诗经》等儒家经典。为医学馆的学问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0]
江户医学馆教授生徒，在教学过程中对一部医书常常要讲解上百遍，自然需要对其文字进行考证研究。他们旁征博引，除引用医学书籍外，还大量参考经史子集和字书等，在详细考证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新见解。江户考证学派的医家多为幕府或诸藩的医官，社会地位较高，对收集文献资料十分有利。他们收集写本和刻本，将久隐不显的中医古籍公之于世。医学馆非常重视古医书的影抄、翻刻和出版，并在社会上形成风气。如京都儒学考证派名家皆川淇园指导弟子们将“上自经传，下涉百家”的著作中与医学有关的内容，“立门分类，类聚成语，国字译之，编成命曰《医案类语》，盖为初学习者撰也”。[11]
扁鹊作为医家之祖，为历代王朝所封祭并为后代药师和医师们所崇拜。北宋仁宗时封扁鹊为神应侯，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称扁鹊为神应王。明代吕复评论诸医首起于扁鹊，说：“扁鹊医如秦鉴，烛物妍媸不隐；又如奕秋对敌，着着可法，观者不能测其神机。”[12]清代时扁鹊与黄帝、岐伯、仲景被并称为“医家四圣”。司马迁《史记》最早为扁鹊作传，《史记·太史公自序》：“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将扁鹊视为医家之鼻祖。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医对《扁鹊仓公列传》的重视程度和研究成就超过了同时期的中国学者。如多纪家族几代人都对《扁鹊仓公列传》做了全面深入的注释和研究。
多纪元简（1755—1810），字廉夫，幼名金松，长称安清，号桂山、栎窗，通称安长，是改姓多纪后的第三代传人。自幼思维敏捷，过目不忘。随父习医，又从井上金峨学经书。在其父元惪主持的医学馆中任医学教谕，四十五岁时成为将军家齐的侍医御匙。元简的著作很多，其历经二十年的时间，采撷数十家之说并加自己论断而成的《伤寒论辑义》（七卷十册）与《金匮要略辑义》（六卷十册）是其代表作。其著作除《扁鹊仓公传汇考》外，均已在中国出版。《扁鹊仓公传汇考》对《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作了详细的梳理和考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日本考证派医家在校勘、注释医书的过程中，对医书的版本源流及书中所涉及的名词术语，字义读音，佚事趣闻等都多有考证。多纪元简遭贬时，集平日笔记而成的《医賸》就是这种文字与典故考证的代表。多紀元简《医賸》中有专门条目《扁鹊墓》，广泛征引《酉阳杂俎》，范成大《揽辔录》《石湖集》，楼钥《北行日录》，王兆云《挥麈新谭》，朱国祯《涌幢小品》，吴震芳《述异记》中有关扁鹊墓的记载及诗文等。其后为多纪元简的评论：“按诸书所载如此，虽是理之渺茫者，大抵不得死于当时，而其遗灵赫赫于千载之后者，关壮缪岳武穆之俦皆是。若我扁鹊，其技实旷古一人，而遂为醢所杀，其亦宜如此，不足深怪也。元好问尝作《扁鹊庙记》，详论此事。近沈归愚德潜亦有《题扁鹊墓》诗云……又陶西圃镛诗云……又乾隆御制有数首。”可见其对历史上有关扁鹊的文献记载的熟悉即对扁鹊的深深景仰之情。
书中另有《黄帝时有仓公》条：“嵇康《养生论》李善注云：《经方小品》仓公对黄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予谓此陈远公石室秘录之祖。”[13]为黄帝时即有仓公提供了证据。
多纪元胤（1789—1827），号柳沜，多纪元简之子。著有《难经疏证》《体雅》《药雅》《疾雅》《名医公案》《柳沜赘笔》和《医籍考》等，大都是考证性著作，而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则是《医籍考》八十卷，收录清代道光之前中国医学著作三千多种，在每一种书名之下，都注明出处、卷数、存佚情况，且尽可能收集序言、跋语、作者传记，并加以考证。1936年，多纪元胤的《医籍考》被收入广集日本汉方医家著作的《皇汉医学丛书》之中。此后人民卫生出版社又以《中国医籍考》为名，先后两次单版印行此书，成为中医研究者必备的参考书。其著作中对《扁鹊仓公列传》多有涉及，其观点对后代学者很有启发。
日本文教大学图书馆池田文库藏有江户时代学者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注释和研究著作十几种，池田芦洲所列书目如下：
《扁鹊传割解》二卷，浅井图南著，南溟补考。明和七年（1770）刊。
《扁鹊传解》一卷，村井琴山著，作于安永六年（1777），写本。
《扁鹊传考》一卷，村井琴山著，作于安永六年（1777），写本。
《扁鹊仓公列传》一卷，池原云洞著，天明六年（1786）刊。
《扁鹊传注》一卷，菅井仓常著，天明七年（1787）刊。
《读扁鹊传割解》一卷，猪饲彦博著，作于文化三年（1806），写本。
《扁鹊传正解一卷附阴阳论一卷》中茎暘谷著，文政六年（1823）刊。
《扁鹊传解》一卷，石坂宗哲著，天保三年（1832）刊。
《影宋本扁鹊仓公传考异》一卷，堀川济著，嘉永二年（1849）刊。
《扁鹊传备参》一卷，堀川济著，嘉永二年（1849）刊。
《嘉永己酉影宋本扁鹊仓公传》一卷，多纪元简著，嘉永二年（1849）刊。
《扁鹊仓公传汇考》二卷，多纪元简著，元胤补，元坚附按，嘉永二年（1849）刊。
《扁鹊传问难》，伊藤凤山著，未刊。
《扁鹊仓公传续考》，一卷，海保元备著，未刊。
《扁鹊仓公传管见》，一卷，森立之著，未刊。
这些著作不仅对《扁鹊仓公列传》所涉及到的医学知识详加考证，还对该篇的文字音义、史料来源及版本校勘等做了详尽的考证。下文以《扁仓传割解》为例来对日本江户时代医学考证派的研究特点进行考察。
《扁仓传割解》二卷，安藤惟寅著，安藤正路补考
日本文教大学池田文库所藏《扁仓传割解》有两种。一为日本明和七年（1770）六月初刻本，边栏上方抄录多纪元坚著《扁鹊仓公传汇考》，一为日本嘉永元年（1848）印本，边栏上方抄录猪饲彦博《读扁仓传割解》。全书之首为安藤惟寅的序，[14]卷末为其子安滕正路的后序。[15]两篇序言都强调因为《扁鹊仓公列传》难解，前代注家较少且错误较多，所以要刊除旧说，记注新义，凡字之谬者圈之以存旧，文之棘者会众说以传疑，对《扁鹊仓公列传》作全面细致的考证和注释。
安藤惟寅（1706—1782），名正直，字惟寅，通称赖母，号图南、幹亭、笃敬亭。名古屋藩医。著作有《贻厥录》二卷，《客游观花记》二卷，《图南文集》十卷，《砭肋录》一卷，《扁仓传割解》二卷等。[16]
本书体例为抄录《扁鹊仓公列传》原文，原文句下以双行小注的形式征引各家之说，以“寅按”的形式加以论断和疏解。每页栏上有“路按”，为安藤正路的按语，对安藤惟寅的观点进行纠谬或补充。
安藤惟寅在《扁仓传割解》中提出的最重要的观点是《扁鹊仓公列传》中的“扁鹊”实非一人，而是司马迁广采史料，杂糅各家记载，将各书中有关“扁鹊”的记载汇为一编而成的上古名医的合体，即“扁鹊”是周秦之间良医的通称。
他在“周秦间凡称良医皆谓之扁鹊”句下出注：“寅按：扁鹊，上古神医也。周秦间凡称良医皆谓之扁鹊，犹释氏呼良医为耆婆也，其人非一人也。司马迁泛采摭古书称扁鹊名，集立之传耳。传中载医验三条，文体各异，可以证焉。盖虽司马迁而不知扁鹊非一人也，但受术于长桑君，治虢太子病，及著《难经》者，是即秦越人之扁鹊也。其诊赵简子者，见齐桓侯者，《国策》所谓骂秦武王者，《鹖冠子》所谓对魏文侯者，又为李醯所杀者，皆是一种之扁鹊也。注者不知而反疑年代龃龉，枉为之说，可谓谬矣。”
栏上有其子安藤正路的按语：“路按：琅邪代醉曰古善医者名扁鹊，秦越人因名为扁鹊，虽既有此说，未论此传扁鹊非一人也。今家君始唱之，实看破千古斯传第一关，当与识者言耳。”
“名越人”句下注：《国策注》曰：扁鹊卢人，字越人。又按《周礼释文》引《史记》“姓秦，名少齐，越人”，今本无“少齐”字，恐《释文》为是，彼时所见本未缺也。越人似非名字。〇寅按：以度越众人为名，何不可之有？既言齐人，何据以为越徼人乎？所谓少齐，疑是其字也，然史不载，未知然否耳。《释文》《国策注》无足取焉。
“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句下注：“寅按：别是一扁鹊耳，何可论年代之差迕也。”
“在赵者名扁鹊”句下注：“寅按：此一语不必然也。扁鹊名闻天下，皆人之所呼而非所自称也。岂有在赵独名扁鹊之理乎？盖太史传闻之讹。”进一步阐发其扁鹊是“良医之通称”的观点。
“其后扁鹊过虢”句下注：“寅按：注者不知扁鹊非一人，故致此纷纷之说。司马迁亦以为一人，故下‘其后’字接续文脉，彼是交谬矣。”认为司马迁及后代注家均以为扁鹊为一人，故导致纷纭众说。
安藤惟寅认为《扁鹊仓公列传》中治虢太子、诊赵简子、见齐桓侯、骂秦武王、答魏文侯、为李醯所杀者，都不是专指一人。扁鹊是上古神医的代称，司马迁杂糅各家之说，将各书所载神医扁鹊的事迹合为一体，前代学者不了解，将司马迁笔下的扁鹊视为同一个人从而对篇中所载事迹及年代多有质疑。
各种文献中对扁鹊同一事迹的不同叙述以及在叙事年代上的矛盾一直是扁鹊研究中最引人瞩目的问题，如在《韩非子·喻老》中扁鹊望诊公元前七世纪初叶的蔡桓公；在《史记·扁鹊传》中，扁鹊又为前五世纪早期的赵简子诊断病情；在《战国策·秦策》中，扁鹊又曾试图用石具除去四世纪末叶在位的秦武公脸部的疾病。
战国秦汉时期典籍中的扁鹊大多是以寓言故事中的人物出现的。如《韩非子·喻老》中对扁鹊望桓侯之色的故事的记载，具有明显的寓言的性质。扁鹊通过望色诊病的事是可信的，而“齐桓侯”“蔡桓侯”则未必是实指其人，只是作为旁证而存在的，《韩非子·安危》中讲：“法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闻古扁鹊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17]从“闻”字可知扁鹊的故事取材于民间传说而非史书记载。《战国策》中也有扁鹊诊病的记载，扁鹊身为医生，在与秦武王讨论病情时借题发挥，议论秦国之政，这里的扁鹊只是策士游说秦武王时所讲述的故事中的人物，其主旨在于说明武王不能知人善任，并非论述扁鹊医术如何。[18]而《列子·汤问》中所记载的扁鹊剖腹易心的故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做到的，也显然是一则包含了古人科学幻想的寓言故事。[19]同样《鹖冠子·世贤》中所记载的扁鹊的故事也是寓言成分大而事实的可能性小。[20]
西汉初年，陆贾在《新语·术事》中将仲尼与扁鹊对称：“故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21]在《新语·资质》中通过扁鹊的故事来批评当时社会上“信巫不信医”的现象。[22]贾谊《新书·大都》：“失今弗治，后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弗能为已。”[23]《淮南子·人间训》：“患至而后忧之，是犹病者已惓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跗之巧，犹不能生也。”[24]扬雄《解嘲》：“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鹊，悲夫！”[25]王充《论衡》的《恢国》《别通》《薄葬》《治期》《定贤》等篇也多次称引扁鹊，均将扁鹊作为神医的代称。
从以上所引文献记载来看，扁鹊在上古可能是确有其人，因其医术高超，自战国至两汉，被附会上很多传奇的色彩，且成为针砭时弊的寓言故事的主角，并逐渐成为名医的代称。
司马迁作《扁鹊传》参考前代记述，糅合了扁鹊既实有其人又是名医代称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所以《扁鹊传》中扁鹊既有姓名、籍贯等具体的信息，又收入了《战国策》《韩非子》等书中有寓言性质的故事。在《史记》其他篇章中，扁鹊也经常被作为良医的代称，如《高祖本纪》中高祖病重之时感慨“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26]这与西汉时期人们对扁鹊的认知是一致的。
《史记·扁鹊传》中所述有关扁鹊事迹主要有四件：一是治虢太子尸厥，二是为赵简子诊病，三是诊齐桓侯，四是“来入咸阳”。因司马迁在篇首记述了扁鹊的姓名及籍贯，所以学者们认为司马迁笔下的扁鹊，是专指撰著了《难经》，后被李酼杀害的战国名医秦越人。而由于认定司马迁笔下的扁鹊为一人，因而对《扁鹊传》中相互矛盾的记载及年代相距太远的史料产生质疑。根据以上四个事件的年代推算，扁鹊从事医学活动的年代应在三百年以上。所以其历史真实性早已引起人们的怀疑，“三家注”都曾指出每则医案发生年代的可疑。如在“其后扁鹊过虢”句下：
《集解》：傅玄曰：虢是晋献公时，先是百二十余年灭矣，是时焉得有虢？
《索隐》在引傅玄之说后，进一步阐发“然案虢后改称郭，春秋有郭公，盖郭之太子也”。认为“虢太子”为“郭太子”之误。
“三家注”之后，学者们对此多有质疑，到清代，梁玉绳仍在指出其记事错乱并在文献中寻找相关证据以证明《史记》记事的错乱：“赵简子卒时至齐桓公午立，凡九十三年，何鹊之寿耶？《文选·养生论》李善注言《史记》自为舛错。余疑即赵桓子。《新序》二仍《史》，《韩子·喻老》讹作‘蔡’。”[27]
日本学者中茎旸谷《扁鹊传正解》上对“扁鹊诊赵简子”一事的真实性也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此文士取传闻之说而道寓言者”，整个叙事中只有“血脉治也而何怪”七字，是扁鹊氏之真面目。而“扁鹊诊桓侯”一事则是司马迁不加辨别地将《韩非子》的寓言故事作为历史的真实附加在扁鹊身上：“此竟司马迁取《韩非子》之文以润色之者，固非扁鹊氏之真面目矣。特托于扁鹊氏之医事而述圣人蚤从事之意耳。盖韩非之寓言也，司马迁不辨之，漫取为扁鹊氏之医事，不思之甚也。”伊藤子德《伤寒论文字考》也考证认为扁鹊“治虢太子尸厥”一事发生在战国时期的赵国，认为司马迁记载不准确。对于扁鹊“来入咸阳”，多纪元简在《扁鹊仓公传汇考》中认为“邯郸及洛阳并言‘过’，而此特言‘来入咸阳’，盖此秦人所记，太史公直采而入传耳”。
尽管上述学者在对扁鹊活动的年代及对《扁鹊传》各医案的考证上有不同观点，但在肯定扁鹊为专指一人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各家都认为《扁鹊传》是司马迁杂采各家记载而成，所以造成了记事的矛盾。安藤惟寅独辟蹊径，大胆提出扁鹊是“良医通称”，“扁鹊非一人”，确是有见识的。其后清代学者石光瑛[28]及日本学者泷川资言都持此观点。[29]《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扁鹊为良医通称的说法逐渐被学者所接受和认同。
《扁仓传割解》的主要内容包括注音释义、对三家注等前代注家的纠谬和对文字的校勘。注音释义时多引《说文》《品字笺》《广韵》《灵枢》等字书、医书，并广泛参考和征引前代学者的成果。如：
“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句下注：“乍有乍无，非人所能，故曰殆非人也。殆，近也。〇王维桢曰：殆非人言乃神人也，以故传方如此。”
“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句下注：“乐，音岳。游，交友也。字典曰：钧天、广乐，乐名。乐一。”
路按：“《淮南子》曰：天有九野，中央曰钧天。”
日本学者注重探寻词语的意义，对同一词语的解释往往各家说法不同又各有依据。如此处安滕惟寅将“钧天”“广乐”都释为乐名，多纪元简将“广”“乐”都理解为动词，释“广”为“广陈钟鼓之属”，释“乐”为“为乐”，[30]猪饲彦博则将“广乐”释为“广大之乐，非乐名也”。
再如“太子何病，国中治穰过於众事”句下注：“治，平声。字典曰：凡物丰盛皆曰穰。治穰者，国中多良医也，既多良医，太子之病何以不治？
路按：“穰当作‘壊’，与《说苑》所语壊土之事合矣。”
猪饲彦博：“穰、禳合，均为除殃求福之义。《史记·滑稽列传》，《周礼·天官》。《说苑》作‘壊’不可从。”
安藤惟寅将“穰”读为本字，释为多、盛之义；安藤正路读“穰”为“壊”，即“壊土事”，治塋墓之义；猪饲彦博则认为“穰”与“禳”’通假，除殃求福之义。
泷川资言同意猪饲彦博的观点：“穰读为禳。外间未知太子死也。太子死未半日，何遽治塋域？《外传》《说苑》误读‘穰’字。”[31]
《太平御览》卷七百二十八，《册府元龟》卷八百五十八引《史记》“穰”均作“禳”，为祈福之义；《韩诗外传》和《说苑》对于此事的记载均作“壊土事”，即治塋墓之义。日本学者依据不同的文献记载对《史记》中字词做出不同的解释，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不断细致和深入。一书之中往往汇集各家之说，可为读者提供参考。
再如《仓公传》：“要事之三年所，即尝己为人，治诊病，决死生。”句下注：“为，去声。尝，试也。己音纪，身也。先试其术于身而后为他人药石以治脉色以诊。〇或曰“治”当连上文读，为人治病也。注音、释义的同时疏通句义，分析句读。
安藤惟寅精通儒学，其注释不局限于与医学相关的内容，更注意阐释文章的深意。如：
“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句下注：“……医者必查其应以知因，取其因以治应。良医目击而辨其因应，昧者不能也。……凡天下之事，因与应而已矣。故司马迁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况我医方千言万语，不过于究因与应也矣。《内经》或说因，或论应，未有因、应并言者，此传幸举似二字，学者勿易看过焉。”
指出《史记》此篇以“因”“应”二字点明了医术及天地万物的最基本的道理，由医方推而广之，提醒学者牢记天下之事都是因果相承的关系。
安滕惟寅注意总结《史记》行文中规律性的东西，对于字义、词义、人名、地名等有详细注释。如：
“扁鹊仰天叹曰”句下注：“凡仰天叹者，患人之不知而告祈于天也。”
“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句下注：“《赵世家》载此条太详。”与《史记》他篇记载相较。
“告公孙支与子舆曰”句下注：“寅按：《诗》所谓子车氏之一。”“路按：《诗》所谓子车氏，《史记》通作子舆氏。奄习、仲行、鍼虎三良臣也。”指出《诗经》与《史记》记载人名时用字的差异
“吾所以久者，适有所学也”句下注：“《索隐》适音释。言我适来有所受教命，故云学也。〇寅按：适来犹尔来。又《书》注‘适，偶也’。”进一步疏解《索隐》，并引《尚书》注作为补充。
“晋国且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句下注：“寅按：《晋世家》文公六十二即位，九年卒。据是卒日年七十，不可言‘未老’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杜注云：晋候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杜全据昭公十三年传文，据是则文公以僖三十二年卒，卒日年四十四，与言‘未老’合。左氏为是。”
《晋世家》记载晋文公四十三岁时流亡，六十二岁回国即位，七十岁去世。《扁鹊仓公列传》则说其“未老而死”，二者记载矛盾。据《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晋文公十七岁时离国出奔，在外流亡十九年后回国即位，在位八年后去世，终年四十四岁。安藤惟寅引《左传》及杜预注，指出《扁鹊传》与《左传》记载相合。不仅比较《史记》各篇记载的不同，且指出其史料来源，并论定是非。
“秦策于是出”句下注：“《赵世家》“策”作“谶”，义最明白。谶，楚阴切，言将来之验也。”参照《赵世家》对此事的记载，将“策”释为“谶”，并注音释义，便于读者理解。[32]
再如《仓公传》“所以知成之病者”句下注“凌稚隆曰：仓公医案，每段用‘所以知’三字作眼，目其文短简而转换多，别是一格。”引凌稚隆語评论《史记》文章风格，与医学无关。
“医药方试之多不验者”句下注：“古方多录一时所验，未必精良。况虽有良方不得所用，不必神验。”以其从医的经验来阐释“医药方试之多不验者”的原因。
“臣意即为之作下气汤以饮之”句下注：“寅按：凡仓公医验所用药方多不可知也。后人欲神家方，矫假仓公名，所谓太仓公辟瘟驱邪汤，仓公散之类是也。今济阴所载下气汤亦未可必信焉。”认为所谓仓公医方多为后人假托。
《扁仓传割解》精于校勘，在篇首即已明确凡例：“凡误字错简，未遽刊去，作墨围以存其故，下仿此。”即不妄改字，只是标识疑误之字，抄录他书文献以备参考，并下按语说明疑误原因。如：
“言臣齐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句下注“當作‘鄚’。”
此字作“鄭”，还是“鄚”，历来各家说法不一。《集解》《索隐》直至清代梁玉绳、张文虎均详为说解。安藤惟寅指出《史记评林》作“鄭”不当，但并不径改。
“治病不以汤液醴灑”句下注：“寅按：灑当作“酒”。灑通作酒，洒、酒字近，故误。”
醴灑，《正义》注“上音礼，下山解反”，即灑读为洒。《史记评林》亦作“灑”。安藤惟寅认为灑当作“酒”，对日本学者产生很大影响。如多纪元简认为：陆佃《鹖冠子》注“醴灑”作“體洒”，“體洒”疑“醴酒”訛。泷川资言亦认为：“洒”当作“酒”。后人讹作“洒”，又讹作“灑”。[33]都与安藤惟寅说法一致。本篇下文有“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酒醪与醴酒均指米酒，可为此处作“酒”的旁证。
《扁仓传割解》中对文本的校勘很多，均以墨围作标识并简要说明理由。以《仓公传》为例：
“代者经病病去过人人则去络脉主病”句下注：“病去过人人则”六字衍文，当刊去。或曰“人”当作“入”，义尚未稳。〇代则络脉之过也。今代者经病去而络脉受病之证。”
“浊躁而经也”句下注：“经当作“轻”，音近字假。”
“此络阳病也”句下注：“络当作‘结’”。
“脉法曰脉来数病去难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句下注：“病，《类案》作‘疾’。”
“众医皆以为蹷人中而刺之”句下注：“人，《类案》作‘入’。”
“偏国寡臣幸甚”句下注：“寅按：寡臣之称，于史传无所见。旧注谬矣。《类案》作‘寡人’，《说苑》亦称‘寡人’。盖人、臣音近通用。今改为‘人’。”
《索隐》：“谓虢君自谦。云已是偏远之国，寡小之臣也。”
“寡人”为国君对臣下的自称之词，而“寡臣”是小国国君的自谦之词。《索隐》解释无误。安藤惟寅因史传中无所见，故认为此处“寡臣”为“寡人”之误，失之武断。
“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句下注：“遂，《甲乙经》作‘墜’是也。”
《集解》：徐广曰：一作“隊”。
《正义》：遂，音直类反。《素问》云“阳脉下遂难反，阴脉上争如弦也。”
多纪元简曰：《御览》注“遂，音队”，并与“坠”通。《正义》引《素问》，今无所考。
海保元备曰：遂，如字亦通。《广雅·释诂》“遂，行也。”《易·大壮》“不能遂”，虞翻云‘遂，进也”，即下文“阳内行”之义。[34]故此处作“遂”或“坠”皆通。
“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句下注：“以，《韩非子》作‘治’，义尤明白。言治无病者而为己功欲以邀利也。”
严格讲，此处已不属于校勘，而是将他书记载与《史记》比较，兼有阐释疏通文意的作用。
在没有版本依据的情况下，安藤惟寅常凭借自己广博的医学知识及深厚的汉学功底来校订文字。如《仓公传》“齐王中子诸婴儿小子病”一段中，“下则络脉有过络脉有过则血上出血上出者死”句下注：“以上十八字错简文也。当移置于后项处案中。”多纪元坚指出“与前后文不应，疑衍。滕氏《割解》以为项处案中错简，移置“番阳入虚里”下，亦无明据”。[35]虽无明据，但其分析能启发后代学者更进一步深入研究。如《仓公传》“内关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无苦”一句，安滕惟寅认为“‘急’当作‘慧’。慧，了也”。多纪元坚曰：“滕说是。《灵枢·邪气藏府病形篇》“心慧然若无病”，又《素问·八正神明论》“慧然字两见”。进一步具体说明安藤惟寅之说的文献依据。
安藤惟寅的注释及校勘有很多是沿袭了前代学者的观点，但也有很多与众不同的见解，可供参考。如：
“下内鼓而不起”句下注：“鼓，当作‘破’，与下文应。下与内阴之位，今阳入其处，故阴破而不起气。《素问》曰：阴者藏精而起亟。”《史记评林》作“皷”，是“鼓”的古字。
前代注家对此处的“鼓”字并无异议。
再如“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阳支兰藏者死”一句，对于“支兰藏”之义，《正义》引《素问》云：支者顺节，兰者横节，阴支兰胆藏也。并未详细说明。安藤惟寅对“支兰藏”做了详细的解释：“寅按：诸方书未说‘支兰藏’义。盖支，持也，拄也。兰与阑通，阑门多作兰门可征矣。阑，遮也，厌也。人之府藏，其气内支持而外遮厌邪气，故曰支兰藏也……”
安藤惟寅从字词本义出发，并结合前代医书记载，对医学术语进行详细阐释。多纪元坚不同意安藤惟寅的观点，认为：“支兰藏，滕氏《割解》有说，俱属臆测。要之，此二句不过言以阳入阴者生，以阴入阳者死，不必深讲，而义自明。”[36]确如多纪元坚所说，安藤惟寅的解说常有“臆测”之处，其解释虽未必完全正确，但其方法和结论可为后代提供参考。
安藤惟寅对旧注详加考辨，但不妄改。如：“破阴绝阳之色巳废脉乱”句下注：“徐广曰：废，一作发。〇寅按：此一句当作‘破阴绝阳之候色废脉乱’，色、巳二字谬矣，然古书不可浸改，姑存广说解。言阴破阳绝，则血气不盈，面色青白，而脉状变乱也。”
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第五》中对此句有详细考证，认为“今本‘色’上有‘之’字，乃涉上文两‘之’字而衍。其‘已’字，即‘色’字之误而衍者耳。”安藤惟寅虽未详细说明“色、巳二字谬”的原因，但其与王念孙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对于《扁鹊仓公列传》中采自他书记载的部分，安藤惟寅均抄录他书原文于相关段落之后，方便比较异同。如在扁鹊使虢太子起死回生一段之后，全文抄录《说苑·辨物》并出注：“右《说苑·辨物篇》，文具载，以观传闻之异同耳。”在“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一段之后抄录《韩非子·喻老》并出注：“此文子长所采摭，而有异同，故具载之。”在“扁鹊曰：‘若太子病，所谓“尸蹶”者也’”句下引《素问》并出注“《经》所谓尸厥证治与本文大同小异，今具载经文，以备参考”。
安藤惟寅注意区分《扁鹊仓公列传》中哪些内容是征引自他书，哪些是司马迁原创。如：“人之所病病疾多”句下注：“寅按：以下越人之散言，太史公捃拾古书者。”“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句下注：“此一句司马迁之语。今者，前汉也。脉者，诊脉也。由者，因，仍也。〇寅按：《扁鹊传》不载其著《难经》，世以为疑，而扁鹊脉法备载于《难经》，舍之，则知越人著《难经》明矣。”
《难经》最早见于著录是《隋书·经籍志》：“《黄帝八十一难经》二卷，秦越人撰。”在此之前没有秦越人著《难经》的相关记载。《汉书·艺文志》只收录了扁鹊、黄帝、白氏三个学派的医经。后代一般认为《难经》是东汉时期扁鹊学派医家的著作，托名黄帝及秦越人所著。安藤惟寅从具体分析《扁鹊传》的文句入手，寻找《难经》为秦越人所作的证据。
《仓公传》由多个医方组成，不少学者认为仓公的“医状”是后人附会，或为褚少孙所补作。安藤惟寅认为此篇文辞古奥艰深，不是司马迁所作，更不是褚少孙能力所及。他认为《仓公传》只有前半部分为司马迁略述仓公始末，自“诏问”以下均是司马迁整理仓公所上奏书即“医状”而成。
安滕惟寅认为扁鹊和仓公能从历史上众多从医者中脱颖而出，是由于“独越人著《难经》而垂诊脉之法，仓公录医验以示治病之要。俱道于天人，不与儒相让。”即扁鹊与仓公是古时医家的杰出代表，他们有自己的独立观点和成就，其地位及影响丝毫不逊色于儒家学者，故司马迁为其二人合传，与士大夫并列。后代将医者与方技、卜筮等并列，始于范晔《后汉书》，医者被归入方伎类，与卜筮、巫妖等同传，且成为后代史书的通例，医者的社会地位也随之下降。后代的医者亦只关注于具体诊疗的技术，而少有像扁鹊、仓公能著书立说流传后世者。其地位的下降也是势在必行。在“臣意对曰：自意少时喜医药”句下注：“〇寅常谓黄岐扁鹊专论针法，不必治药。而近世良医药行者千百，针行者无几哉。盖针如斲轮，得之于手而应于心，至其妙处非书言所尽，以故不行也。药有方剂，言以传之，书以记之，虽神方妙剂亦可亲闻见，以故大行也。然无知其始焉。今读仓公传，曰药论，曰医药，曰药法，曰药用其治，亦汤药而已，不漫行针砭。由是始知针法之妙，自西汉衰，其来远矣，惜哉！”
安藤惟寅感慨仓公传所传“医状”均为用药之法，而不言及针灸。可见针砭之术自西汉以来就开始衰微，其原因是由于针砭之法要用心去体会琢磨，不能完全靠文字记录以流传。安滕正路也对今之医人不学无术的现状深感失望和惋惜。
作为日本江户时代医学考证派的代表，安藤惟寅父子既通晓汉学又精通医术，儒与医的结合在其《扁仓传割解》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扁鹊”为周秦间良医通称观点的提出及其对《扁鹊仓公列传》中难解之处的疏解及对文本的校勘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泷川资言在《考证》中提到：“当时方书失传，故此文不可解者甚多，今依滕惟寅《割解》，多纪元简父子《汇考》，参以王、张诸家说。”[37]可见《扁仓传割解》在《扁鹊仓公列传》研究中的地位及影响。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江户时代的《史记》学研究”（批准号13BZW049）阶段性成果。
[2]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
[3]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九华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02页。
[4] （宋）林亿、孙奇、高保衡《新刊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序》，（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四十三子部·医家类》，清光绪万卷楼藏本。
[5]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四《经籍考一》：“六籍虽厄于煨烬，而得之口耳所传、屋壁所藏者，犹足以垂世立教，千载如一日也。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废锢，而并未尝有一卷流传于后世者。以此见圣经贤传，终古不朽，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恶而为之兴废也。”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190页。
[6] “为良医立传，无所不可，要以略著大指，明小道之不可废，与《日者》《龟策》诸传相附，摭一二事以为类足矣。繁称奚为者？”（清）曾国藩撰《曾文正公诗文集·文集卷二·书扁鹊仓公传》，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1937）第120页。
[7] 〔日〕大庭修整理，收入《关西大学东西学研究所研究丛刊》（一），关西大学东西学研究所1967年刊。
[8] 〔日〕真柳诚、友部和弘《中国医籍渡来年代总目录（江户期）》，《日本研究》第七辑，1989年，第151—183页。
[9] 多纪家族的祖先为汉灵帝的五世之孙阿智王，为避乱而于应神天皇时携七姓之民归化日本．自二代志拏直开始居于丹波国，至其六代传人康赖（912—955）乃以丹波为姓。康赖修医术，位居医博士，并因编著《医心方》而名垂史册。多纪元惪的七世祖以先祖之名“兼康”为家号，在德川家康掌权后，为避其讳而改姓“金保”，传五代后始改姓“多纪”。自改姓金保后，连绵十一代皆以考证之学著称。
[10] 〔日〕町泉寿郎《医学馆的学问形成（1）——医学馆成立前后》，《日本医史学杂志》，2000年第3期，第358页。
[11] 〔日〕中山玄亨《医案类语序》，（日）皆川淇园译定《医案类语》，京都：皇都书林，安永三年（1774）刻本。
[12] （清）方濬师撰，盛冬铃点校《蕉轩续录》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81页。
[13] 〔日〕丹波元坚、丹波元简编著《聿修堂医术选·医賸》，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第9-10页。
[14] 安藤惟寅序：“余闻愧一夫不得其所者，调鼎之任也；患一字不能解者，学者之业也。司马迁修史有《扁鹊仓公传》，盖捃拾古书以修饰之，是以其文高古，其语隐微，虽老于儒、良于医者不能通晓也。矧业儒者视为医方，不敢剖释；学医者指为史传，不欲强解。遂弃不讲几二千年矣。差谬益繁，滞结更深。司马贞、张守节之徒暗中摸索，讹上传讹，无足取焉。於乎医经可据者无几哉，《内经》至矣，《难经》次之，又次之者斯传而已矣，岂可束之高阁哉？余自幼受读以至白首，初通其可通，阙如所不解。后独取其难解者，分剖离析。才短识闇，如坐丰蔀，终倦而废之。及官张藩为人说史，又及斯传，因喟然叹曰：“斯传也，非士之精医方而涉百家者必不能通焉，宜乎其久不讲也。顾当今之世精医方而涉百家者舍我其谁也？我若不唱孰能和之？因勉读之百遍，恍如有得，遂刊除旧说，记注新义。凡所分晓十八九，虽未能揲膏搦髓，粗得割皮解肌，因名曰割解。凡字之谬者圈之以存旧，文之棘者会众说以传疑。窃拟汉儒释经变例不敢一毫自欺也。比于旧注之文理不辨，文理不明，粲然改观焉。至若扁鹊非一人，仓公医验其所自录上等说，先觉所未言而余自以为得也。具眼者或有取焉。此举也究察病之源，明治药之法，实温故之专务，学者之本分耳。所恨者偏国乏书，事欠考证；陋室无侣，制出独断，或不能无谬也。余年老心熯不能成，以岁月仓卒命梓而塞他之责。后之观者莫知吾勚严纠不逮，则无所逭罪也。凡草眛际唱者不全和者成功，虽然陈吴不唱刘项不兴，今余将为斯传之陈吴，世岂无刘项乎？《诗》曰：虽有姬姜，勿弃憔悴。愿刘项业成日毋嗤陈吴之憔悴焉。峕明和丙戌之秋重阳日张藩小臣平安滕惟寅撰”。
[15] 安藤正路后序：“书者载道之具也，是以继往圣开来学者，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则书岂易言哉？然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大义可明，至剖析微言则必俟明者矣。五百年而王者与明者交兴，续夫千载不传之绪以阐明大道，谓之道统之传，虽吾医亦然。上古自炎晖云瑞，继天立极，仁民爱物之余，论药石之性味，穷疾病之诊治，而本经内经之制兴矣。中世有长桑、越人、阳庆、仓公及李、华、张、吴，下此以往刘、张、朱、李之辈振名于当世者几千人哉。其著两篇书立言可以为万世之轨范者，不过越人、仓公、张机之三家也。其他无书之传，传亦为一家之言，则不可以为万世之法也。其传于当今而可以为法者，越人之《难经》，张机之《伤寒》《金匮》是也。如仓公似无书，但司马迁所载医状二十五条者，仓公所自书云。至其审脉辨因，望色察应，而说内外阴阳，补写先后则至矣，实可以为万世之轨范也。当今五百之期屡过矣，时当出明者，而名医不兴，则不言之教固不可仰，况去古久远，二经三书亦既残缺，则大义犹难明，况于微言乎？是以师传陵夷倒行逆施不可胜言也。是家大人《割解》之举所由起也。今年《割解》既成，命路雠校焉。路自奉命朝读夕讲，谬误既正，至于大义则时有鄙见，不能无异同也。于是窃录所见以进大人，请其折衷。大人曰：汝之言亦有理，而所考非一言半句，今缮写已毕，大艰改窜，非老懒所胜，汝宜标所见于上也，是非两存，使观者择，不亦可乎？路得书惶悚不置，以子批父之说似戾人情，虽然，严君所命不可乖迕，强遵其命，愿后人勿多罪焉。唯欲使人明其大义而已，至拆其微言，则俟明者之兴矣。明和六年己丑腊月榖旦朝请郎通事舍人上总别驾男正路撰。”
[16] 〔日〕小川贯道编《汉学者传记及著述集览》，日本名著刊行会，昭和五十二年（1977）刊行，第11页。
[17] （清）王先慎撰，锺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00页。
[18] 《战国策·秦策二》：“医扁鹊见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鹊请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将使耳不聪、目不明。’君以告扁鹊。扁鹊怒而投其石，曰：‘君与知之者谋之，而与不知者败之。使此知秦国之政也，则君一举而亡国矣！’”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7—128页。
[19] 《列子·汤问》：“鲁公扈、赵齐婴二人有疾，同请扁鹊求治。扁鹊治之。既同愈，谓公扈、齐婴曰：‘汝囊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药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与体偕长，今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愿先闻其验。’扁鹊谓公扈曰：‘汝志强而气弱，故足于谋而寡于断。齐婴志弱而气强，故少于虑而伤于专。若换汝之心，则均于善矣。’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二人辞归。于是公扈反齐婴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识。齐婴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识。二室因相与讼，求辨于扁鹊。扁鹊辨其所由，讼乃已。”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73-174页。
[20] 《鹖冠子·世贤》：“卓襄王问庞媛曰：‘夫君人者，亦有为其国乎？’庞媛曰：‘王独不闻俞跗之为医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王独不闻魏文侯之问扁鹊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魏文侯曰：“可得闻耶？”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鑱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间，而名出闻于诸侯。”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医术以扁鹊之道，曰桓公几能成其霸乎？’”黄怀信《鹖冠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19-324页。
[21] （汉）陆贾撰，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4页。
[22] 《新语·资质》：“昔扁鹊居宋，得罪于宋君，出亡之卫。人有病将死者，扁鹊至其家，欲为治之。病者之父谓扁鹊曰：‘吾子病甚笃，将为良医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灵巫求福请命，对扁鹊而咒。病者卒死，灵巫不能治也。夫扁鹊天下之良医，而不能与灵巫争用者，知与不知也。”（汉）陆贾撰，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第110页。
[23] （汉）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3页。
[24] 《淮南子·人间训》，何宁整理《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241页。
[25] 《汉书》卷八十七下《扬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72页。
[26] 《史记·高祖本记》：“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91页。
[27]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68页。
[28] 《新序校释》卷二《扁鹊见齐桓侯章》中详细列举各书对扁鹊的记载之后得出结论：“窃谓战国之世，异论蜂起，诸子百家，各据所闻以立说。以经传质之，时代违舛，先后易位者多矣，宁独此一事？此在李善时，已不能定桓侯为何人，但当阙疑，各存旧文，不必琼森异说。予更疑扁鹊为古善医者通称，如善射者皆名羿，美色者号西子，不专指一人，故诸书所载扁鹊时代不同。《史记正义》引《黄帝八十一难序》云：‘秦越人与轩辕时扁鹊相类。’仍号扁鹊，是其证也。”（汉）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陈新整理《新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36—237页。
[29] 泷川资言：“愚按：扁鹊古良医名。后世遂称良医曰扁鹊，犹称相马者曰伯乐也。其人既非一，时代亦异。史公误采古书所记扁鹊事迹凑合作此传，宜矣其多乖错，诸家亦从为之说。”（汉）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杨海峥整理《史记会注考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615页。
[30] 多纪元简曰：《列子·周穆王篇》“清都紫微，钧天广乐，帝之所居。”《淮南子·天文训》“中央曰钧天。”广乐，广陈钟鼓之属而为乐也。《战国·中山策》“广乐充堂”是也。《史记会注考证》，第3619页。
[31] 《史记会注考证》，第3621页。
[32] 多纪元简：“策，史策也。言秦策所记穆公之梦，验于今日。《赵世家》作‘谶’，意同。”《史记会注考证》，第3618页。
[33] 《史记会注考证》，第3622页。
[34] 《史记会注考证》，第3627页。
[35] 同上书，第3639—3641页。
[36] 《史记会注考证》，第3627页。
[37] 《史记会注考证》，第36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