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语境与个案研究

第一章
商品危机及国货运动的起源

人们为安康和生计所需的一切东西，无论是食物或衣物，乃至珍肴美味和奢侈品，都在王朝疆域内大量生产，不用从异域进口。

——被反复引述的17世纪欧洲关于中国经济
具有惊人财富和自给自足特征的论述
（转引自Lach and van Kley 1993:1593）
$219,213,000
——1905年中国的贸易赤字

追溯民族化消费文化起源的努力可以从19世纪的一场商品危机开始。在中国人的理解中，他们是至尊文明的成员，生产着世界其他国家渴求的茶叶、瓷器和丝绸。到19世纪这种意识才开始减弱。他们开始把自己视做弱小“国家”的成员之一，不能控制进口商品涌入中国，也没有办法控制中国传统出口货物的市场被别国取代的情况。货物开始具有了民族性，在中国生产的商品被称为“中国产品”（Chinese products）或“国货”（national products）。中国是从世界的文化中心——中央王国——转变成世界上众多平等的民族国家之一，这种意识上的转换不只是简单地因为多次战争失败所导致，至少重新界定商品也同样重要。因为进口商品增长和出口商品市场份额下跌而产生的焦虑与日俱增，越来越多人觉察到，中国的物质文明在不知不觉中被进口商品普遍而深入地渗透了。实际上，由于19世纪晚期多种舶来品的俗称前带个“洋”字^[1]，这些与众多进口商品相关联的名称也是较早的那个自我想象瓦解的表现之一。

有两次事件反映了19世纪以来长期的经济危机。1793年，乾隆皇帝（1736—1796在位）对英国的商品无动于衷，他拒绝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提出的外交要求，这段今天很出名的话是这样说的：“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亲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2]许多欧洲人认同英国国王的感受，当时的欧洲人评论此事时，经常换个说法：“中国能够生产人类生活所有的必需品，因此不需要与外国进行贸易。”（Lach and van Kley 1993:1593）^[3]然而，正如我在本章中所论证的，在19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物质文明具有优越性的意识明显衰落。欧洲和美国以及后来日本的工业化成果——连同低廉的运输成本——使中国人对除了鸦片以外的许多洋货产生了渴求，最显著的是对西方军事武器的需要。一个多世纪以后，中国蒙受的耻辱达至顶峰。通常被嘲讽地称为“倭寇”的日本不仅在（1894—1895年的）战争中打败了中国，而且到1909年，在丝绸这种数千年以来事实上含义与“中国”等同的产品出口量上，日本超过中国，成为最大的丝绸出口国（L. M. Li 1981:83-84）（参见图1.1）。^[4]

图1.1 消费者和消费

（John Thomson 1874:vol.1）

在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的这段时期内，在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头脑中，中国的形象从一个武力令人畏惧、产品令人叹服的帝国，转变成一个由装备低劣的士兵和懒惰的消费者组成的帝国，那种典型的挥霍无度的中国消费者的例子是吸食“洋烟”（鸦片）堕落成瘾的普遍图景。

尽管关于“国货”的未来的焦虑越来越强烈，但是，要使中国消费文化民族化却是困难的。在中国城市中，从男人和女人关于美的观念，到运动和娱乐形式，到建筑风格和个人外表风格，到政府、商业和休闲的新机构，表面看来，处处认为“外国的”就意味着“较好的”，那种尝试把消费民族化的努力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甚至（也许特别是）像广东这样以“排外”著称的城市，舶来品同时引发了羡慕和憎恶两种情绪（参见图1.2）。^[5]

图1.2 崇洋媚外

（《机联会刊》169期，1937年6月5日）

在试图将消费文化民族化的努力中，人们通常坚持认为风格来源不是问题。只要产品是中国生产的，任何风格（无论中国的或是西方的）都可以被接受。同时，国货运动者反对那种19世纪在民间流传很广的认为所有外国货都比中国货好的说法，认为这种说法助长了对舶来品的需求。让我们从上到下、从右到左阅读这份《中国人的故事》的海报，八条说明是：“（一）派头，外国的好！（二）月亮，外国的好！（三）屁，也外国的好？（四）鲠了喉咙的鱼骨头，也外国的好！（五）被外国长靴狠狠踹的感觉如何，美妙吧？（译者按：这是作者翻译的英文，汉语原文为：‘大腿，外国的好？'）（六）鞭子，外国的好？（七）手枪，外国的好？（八）刺刀，外国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