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概要

正如前面讨论所暗示的那样，运动有着多个维度。在这本书中，我并不想提供一种详尽的国货运动的研究，而是用四个部分探索国货运动的主要方面。第一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回答了运动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开始以及如何开始这些难题。为什么中国人1900年开始依据民族性来界定物质文明？是什么样的背景使得运动试图把消费民族化，并强加了民族主义的视觉想象？第二章通过展示发型和衣服式样是怎样构建成为爱国主义和通敌叛国的视觉暗示，准确地把焦点集中在探讨特定的物品和生活习惯是怎么成为“民族的”或“中国的”。第二部分（第三章和第四章）考察了作为频繁发生的反帝主义抵制外货运动基础的国货运动，这种抵制外货运动使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之间的联系广为人知，也使得反帝主义的抵制活动确实愈加扩大到所有中国人中。第三部分（第五章和第六章）探讨了民族主义的商品展示的方式，例如产品展览会、百货商店、博物馆和广告，这些方式产生并界定了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微妙联系。较少争议的是，本书的最后部分（第七章和第八章）通过国货运动中的两个重要的原型——“叛国的、奢侈的女性消费者”和“爱国的男性生产者”，来揭示国货运动是如何界定性别规范的。

随着运动的扩大，消费者作为公民应该自动忠诚于国货产品这样的观念获得了广泛传播。渐渐地，界限开始被划分出来，由于获得了社会中革命基础力量的有力支持，一个新生的国家政府变得乐意并且能够强化民族主义的消费行为。因此，国货运动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甚至不主要在于它的影响可以马上传达到市场——一旦有了选择权，许多消费者恐怕仍然愿意购买廉价进口货胜过爱国的“国货”。相反，国货运动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使得替代选择越来越不可即。国货运动的逻辑坚持产品是“民族的”，这容易被用来颠覆那种认为因为买卖货物而得利应该是“私人事情”的观念。国货运动的影响横贯中国的整个20世纪。

注释

[1]实际上，相当于《牛津英语词典》的汉语词典正是用这个故事来给“国货”下定义（Luo Zhufeng 1990, vol.3:641）。

[2]在使用“消费文化”（consumer culture）这个术语时，我与托马斯·理查德有着相同的担心，因为这个术语“听起来好像有某种关于消费的独特的现代意味”（1990:268）。通过将这一文化概念予以限制并将其置于特定的背景之中（特别参考第一章），我希望能避免这种混乱。“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这个术语范围更广，指的是“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中，通过文化决定了的行为可以改变的那部分环境”（Deetz 1996:35）。我把消费文化定义为一种具体的、可以批量生产的、以商品为中心的物质文明形式。关于术语“消费”（consumption），参见D. Miller 1995c:30和D. Miller 1998。

[3]因为“民族国家建立”（nation-building）这个术语暗含着民族国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专制结构，所以，我使用“民族国家形成”（nation-making）来强调更为广泛的社会参与。关于“民族国家建立”和“民族国家形成”之间的差别，以及这里所强调的“民族国家”（nation）这个术语的用法的讨论，参见R. J. Foster 1995a。

[4]因为自上而下的方法是研究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主要方法，可以把许多研究罗列在这里。这种研究方法最著名的例子是列文森在1965年所做的研究，参见F. G. Chan在1981年所作的介绍。对于这些方法近期的评论，参见Mitter 2000:7-15。

[5]两个很好的研究例子是Watson 1985和M. L. Cohen 1994。一项有关变化中的礼仪角色对创造一种对中国区分种族和民族主义的新认识方面的影响的最新研究，参见H. Harrison 2000。关于在民族主义者的叙述中，不同地方社会群体中兴起的同一性力量的研究，参见Duara 1995:115-146。

[6]我也喜欢通过使用术语“产品”（products）或“商品”（commodities）来强调商品的交换和符号价值。关于构建这种价值的更广阔的社会途径，更详细的内容请参考Appadurai 1986a和Baudrillard 1998。关于Baudrillard“符号价值”这个概念的明晰介绍，参见Kellner 1989。然而，为了避免重复，我也用“货物”（goods）这个术语。需要注意的是，“商品”（commodities）这个术语包含了更多当代意义，用来表示所有可交换的货物，而不仅仅是像粮食那样的初级原料。有关这些区别见Rowling 1987:7。

[7]另一个表示“外国产品”的中国术语是“外国货”，通常简称为“外货”。国货运动也用明确带有嘲讽意味的术语来称呼进口产品。那些“非中国的”产品一般被称为“仇货”，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这种术语通常特指日货。国货运动也用术语“劣货”作为“进口货”的一个别称。

[8]有关“京剧”变成“国剧”的记载，见Goldstein 1999。对中国民族主义者来说，也许最重要的“国家的”术语是“国粹”。关于清末从日本输入词汇的历史，见Schneider 1976，新近的材料见L. H. Liu 1995:239-256。类似的民族化名词的补充例子，见Mathews et al. 1996:550-552。在1931年运动高潮时编辑了最早的中国内地汉英字典。

[9]例如，学者和改革家梁启超（1873—1929），用种族的术语把所有历史进行概念化：“什么是历史？简单说就是种族发展和种族冲突的历史。”（转引自Pusey 1983:196）有关中国种族话语的传播，参见Dikotter 1992:98-115。关于东亚情况更一般性的论述，参见Dikotter 1997和Kaiwing Chow 1997,2001的论文。关于种族竞争意识的流行在中国民族主义形成中作用的概述，参见Mitter 2000:158-165。关于中国卫生学和清洁的讨论与消费品之间有何种联系还未得到研究。然而，关于在欧洲和美洲的这种联系的一个启发性介绍，可以参见Forty 1986:156-181。关于中国的优生学，参见Dikotter 1998:104-118。

[10]比如，国货运动的出版物《机联会刊》，它是运动中最大的组织之一的正式杂志，整齐地印着这样的口号：“注重优生学为强国之初步”。见《机联会刊》44期（1931年10月16日）:50。

[11]其他民族的语境中也有这样的情况，Ohnuki-Tierney（1995）注意到日本的“白米”（hakumai）广为人知的说法是“纯米”（junmai），并且“成为表示日本人自身纯洁的有力比喻”（见前引书，232页）。她进一步注意到，日本的认同最初是用来反对中国大米的概念，后来则是构建在反对西方的肉食基础上。也请参见Ohnuke-Tierney 1993。社会学家很早就已经认识到这种文化认同的文字现象，见Bourdieu 1977。

[12]关于视觉的文化心理作用，参见Walker and Chaplin 1997和H. Foster 1988。

[13]福州领事萨缪尔·索克宾（Samuel Sokobin）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1929年8月21日，File 893.504/62，国务院，RG59（国家档案馆）的中心记录（此后简称为CRDS）:3。

[14]福州领事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1920年12月10日，CRDS File 893.43B62。铁血团散发了一份解释此事的传单，并且正式通知了其他“卖国贼”。还有大量像这样的强制要求进行抵制活动的组织的报告。例如可参见有关对上海小报报纸《大京报》编辑的攻击的报纸剪辑，见上海市政警察署档案（此后简称为SMP）5790,1934.4—5:《反日运动——小报报纸办公室受攻击》以及其他文章。我在第二部分研究了国货运动公然强制的一面。

[15]克罗斯（Cross）接着说：消费主义是那种认为商品能够给个人以及他在社会中的角色赋予意义的信仰，虽然消费主义没有哲学形式，没有党派，也没有明确的领导人，但消费主义取得了胜利。美国的历史学家已经开始透过消费主义这面镜子，重新考虑国家历史中的每一主要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集，参见Glickman 1999。

[16]消费主义已经被解释为西欧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见Jardine 1996）和古典时期（见Davidson 1999）。有关消费和性别的关系，参见de Grazia and Furlough 1996和Scanlon 2000的大量论文及文学评论。关于劳动，参见Glickman 1997。

[17]许多这样的研究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证据说明他们的概括只适用于“西方”，见de Grazia 1996:1, Paul Glennie（1995:164）研究得更为详细。他写了关于消费研究的研究历史的评论，指出，他的概括由于缺少欧洲和美洲以外历史学者的研究而受到限制。了解欧美之外的情况，参见Burke 1996；想要了解对这个概括的批评，参见Clunas 1991:3。

[18]同样地，唐·斯拉特（Don slater）确定了消费主义和自由观念之间的普遍等式：“消费文化表明了一种社会安排，在这种社会安排里，活生生的文化和社会资源之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及其所象征的和所依靠的物质资源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市场调节的。消费文化规划出了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内，消费是被日用品消费所主导的，并且，在这个系统内，通过在日常私人生活圈内实施自由个人选择，文化再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得到了实现。”（1997:8）对于把美国民主和市场论述联系起来论述的严厉批评，参见T. Frank 2000。

[19]国货运动的文学表达形式明确给出这样的等式，比如，“‘国货’和‘国民’”，以及“中国货先要中国人自己用起来”。关于国民和国家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可以参考由记者所作的介绍，参见Judge 1996:esp.83-99。

[20]关于美国殖民地后期历史中国货运动的最好研究，参见Schlesinger 1957和Breen 1988。对于从革命开始以来“购买美国货”运动的调查，参见D. Frank 1999。

[21]其他国家使用的术语与“民族化的消费文化”这个术语语义有重叠，正如我在这里使用的，包含了“本国化”“本地主义”“家庭化”“进口替代”“非殖民化”“自给自足”和“非外国化”的意味，参见：W. J. MacPherson 1987:32; Constantine 1981; Robinson 1988:92-100; Nelson 2000; Balabkins 1982。对遍及非洲的“本国化”过程中运用的各种各样方法所进行的调查见Adedeji 1981，南美洲的调查见Orlove 1997，东南亚的调查见Golay et al. 1969。与此类似，消费运动也产生并且巩固了除了民族性之外的社会群体建构范畴，比如非洲裔美国人中的种族觉醒（参见Skotnes 1994和C. Greenberg 1999）。或者，他们可能确实既包含了国籍也包括了种族的情况，就好像德国在二战之前的反犹太主义运动一样（见Barkai 1989）。

[22]例如可参见《爱用国货风气之普及》。

[23]见Sarkar 1973和Chandra 1966:122-141。关于甘地结（Gandhi's ties），参见J. M. Brown 1989:89-90,163-164,203-205和Bean 1989。然而，一位著名的印度学者在一次简短的演讲中强调了抵制英国货运动的强制成分，参见Guha 1991:1-18。对于抵制英国货运动起源的详细介绍参见Bayly 1986。在中国的例子中，文学作品提供了精神上极其复杂的参与者形象。191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作家泰戈尔在他的小说《家和世界》中，描述了抵制英国货运动中的强制性方面。

[24]想要了解甘地思想中反物质主义的概述，参见Misra 1995。尽管甘地强调限制物质欲望并且创造自给自足的村庄，但他的思想和运动的基本论点是一致的。他们都拒绝简单接受资本主义的看重价格而不是原产地的观点。甘地批评那些争论是否使用比工厂制造的布料更为昂贵的手工织物的人，说假如费用是最重要的问题，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我们应该杀掉我们年老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因为“我们不得不在没有任何物质回报的情况下养活他们”（转引自Misra 1995:35）。

[25]此外，一些研究注意到了“民族性”是消费的重要范畴，但是却没有解释这种情况的历史起源。比如，约瑟夫·托宾（Joseph Tobin）注意到“在日本，在评价一种食物、一件衣服或者一组家具是好或坏、昂贵或便宜之前，先得确定它是外国货还是日本货”（1992a:25-26）。

[26]早期有影响的研究包括：Boorstin 1973:89-164; Ewen and Ewen 1982; Fox and Lears 1983。关于民族主义研究中这种更普通的方法，参见Anderson 1983:39，比如阅读报纸这样的活动。

[27]关于界定“民族性”的问题，参见Anthony DePalma《成为加拿大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保护文化的强硬规则导致混乱和意外》, 《纽约时报》1999年7月14日：B1-2。举例来说，非加拿大人莱妮·卡瓦兹的歌《美国女人》要比加拿大歌手席琳·迪翁的《我心依旧》更为加拿大化。和迪翁的歌不同的是，那是加拿大人为“美国女人”写的歌词和谱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