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言
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媒体发出一片惊恐之声，一系列可靠的报告指出：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正在“入侵”美国。作为象征美国财富和权力的显著标志，例如曼哈顿商业区的洛克菲勒中心和好莱坞环球电影公司，都因为被日本收购而上了头条新闻。《新闻周刊》甚至有一期的封面是穿着和服的自由女神像。对于“外国人”控制“我们的”经济所引起的恐慌，引发了一场对于消费进口日货的激烈争论。
我亲身体会过那个时代的这种焦躁不安的情绪。一个夏日，我和朋友驾车穿越底特律，我强烈地意识到我们所开的车，是一辆日产车。我怀疑当地人是否会因为我们这样明目张胆招摇地开着日本车穿行在我们美利坚民族的汽车工业中心而袭击我们。从那以后，我开始不断关注美国的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近来电视广告谴责越野车（SUV，运动型多功能车）的拥有者，因为那些车耗油极多，这样那些指责者就认为他们为恐怖袭击者间接提供了资金，因而是一种叛国行为，他们要为“9·11”悲剧负责。这种恐惧和负罪感不足以使我（或者说是大部分美国人）停止购买日货或者使用汽油，但是，我认为还是产生了其他一些影响。
对于进口商品的担忧既不是新生的也不是美国独有的，本书讨论了20世纪上半期一些类似的社会焦虑在中国的发展。那个时候，中国面临着一种真正的主权威胁，也即攸关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中，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两者的联系通常是细微得几乎不存在的，因此，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联系是一项挑战。很自然，由此引起的反响也是多种多样的。
大多数人对此漠然置之。许多人，一如几十年之后像我这样生活在美国的外乡人，意识到这是一种义务，但是缺乏直接行动。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大众传媒的发展情况，数百万的中国人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行动的号召。然而，关于这段担忧的大量历史材料揭示了各种各样的行动和示威运动，这些都共同表明民族主义是如何在中国变成消费文化的核心部分。
我从一个神经紧张的驾车者变成这本书的作者，这条转变之路始于哈佛大学。从研究所的第一个学期开始，孔飞力教授（Prof. Philip A. Kuhn）就慷慨地与我分享他的时间和知识。我把这本书看做我跟随他研究社会史，以及我通过柯伟林教授（Prof. William C. Kirby）的政治史经济史课程的一个结合成果，他们一直以来给予我的建议都是无价的。
许多朋友、同事和学生都给了我帮助。Frank Bechter、高马可（John Carroll）、齐凯南（Ken Chase）、Hyung Gu Lynn、米德（Rana Mitter）和罗皑丽（Allison Rottmann）对于整个初稿或者初稿的大部分提供了评论。其他帮助我的人，还有保罗·弗兰克（Paul Frank）、陈时伟（Chen Shiwei）、白梅瑞（Mary Buck）、李佳伦（Caroline Reeves）、程麟荪（Cheng Linsun）、罗安妮（Anne Reinhardt）、林郁沁（Eugenia Lean）、张力（Chang Li）、白思奇（Richard Belsky）、Marc Busch和Elaine Mossmann。
研究中国学的同道学者在不同方面给了我意见。可博文（Parks Coble）、高家龙教授（Prof. Sherman Cochran）、杜赞奇教授（Prof. Prasenjit Duara）、安东篱（Antonia Finanne）、入江昭（Akira Iriye）、濮德培（Peter Perdue）、威廉·罗教授（Prof. William Rowe）和叶文心教授（Prof. Wenhsin Yeh）都给了我特别的帮助。几位研究美国消费主义的学者同样给过我建议，他们是：苏珊·斯特拉瑟（Susan Strasser）、劳伦斯·葛里克曼（Lawrence Glickman）、Katherine Grier和Kathy Peiss。我确信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还将会提出不同意见。在南卡罗来纳大学，我尤其感谢Patrick Maney、W. Dean Kinzley、Anna Krylova、Lynn Shirley、Eric Cheezum，也要感谢图书馆馆际互借部门的职员，在我的关于现代东亚地区消费文化的历史讨论班上的学生，以及历史系的所有成员。我还要感谢三位匿名的初稿评论者。
在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众多的个人和机构对于我的研究以及修订工作提供了支持。日本文部省给我提供了一份奖学金，使得我能够在东京大学，跟从滨下武志教授（Hamashita Takeshi）学习两年，他给了我无数建议。在日本，顾琳（Linda Grove）、川岛真（Kawashima Shin）和Harald Fuess也帮助过我。来自于哈佛大学的Frederick Sheldon Fellow ship、Graduate Society Fellowship以及the 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使我能够三次远涉重洋到中国进行研究。
在上海期间，李义海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外事处安排了其中两次行程。该院的许多学者花费时间为我提供了材料，包括黄汉民、程珍书和罗苏文。我十分感谢徐鼎新和潘君祥，在国货运动研究方面，他们提供了他们自己的资料。我还要感谢天津市档案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图书馆的职员，尤其是秦飞。复旦大学历史系图书馆的傅德华给予了我最初的鼓励。在苏州档案馆，林志麟和沈惠英确保我能找到我需要的所有资料。美国富布莱特基金会给我提供奖学金，使我能够在中国台湾进行一年的研究。
我感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和职员，尤其是林满红和张瑞德，他们让我觉得宾至如归。来自于哈佛大学历史系的Harold Gross论文奖连同南卡罗莱纳大学人文学院学术研究赞助基金以及台湾的蒋经国基金资助了我修订本书的经费。最后，我感谢我的家庭，尤其是柯仁雅（Pamela），谨以此书献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