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表民族化
中华国货维持会踏入了这个围绕个人外表而产生的沼泽，他们推广他们关于中国男人应当怎么穿着的阐释。1911年末，中华国货维持会举行成立典礼。通过割断发型和服装的联系，并对上述两件东西都赋予清楚的意义，中华国货维持会设法使政治和社会变化的经济影响由它每个成员的产业来分担。这种努力确实帮助了中国制衣产业生存下去，但是，消费和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还存在一种长期的、微妙的意义。
本章的余下部分通过叙述国货运动的关键组织的早期历史，考察了民族主义消费的行为准则的发展过程。这种强大的集团以及它的操作规程和传播渠道的产生，揭示了国货运动和民族主义消费文化逐渐趋于一致。正如我们将看见的，在中华国货维持会（以及其他运动）推动下的民族主义的服装阐释在19世纪20—30年代继续被讨论，并且把像梅先生那样穿着传统服装的中国男人（他的爱国服装在上文提到过）吸收到国货运动男性统一服饰的象征和符号体系中。
中华国货维持会的角色
消费文化的民族化是发生在中国的许多变化的内在组成部分。比如，导致中国末代王朝覆灭的1911年辛亥革命，颠覆了政府象征体系、机构和意识形态。然而，不止一个集团为权力的更替而斗争。这些角逐权力的人急于巩固自己的势力，在地方上，他们的斗争经常表现在诸如反缠足运动、剪辫、易服、通过设立假期和引入阳历来重建时间表示系统（Li Shaobing 1994）这样的象征系统方面。[37]这些不同的国家建构方略之间的冲突通常一方面表现在政治、军事和社会底层的思想精英之间，另一方面表现在学生、秘密社会和其他形式的群众抵抗运动方面。然而，强大的经济利益也调动各种资源来重新建立新的政府象征体系。这些活动强化和扩展了在叙述民族、国民和“救国”路线等方面的竞争。[38]
在新的民国政府积极剪掉男人的辫子并为男人们引进西式服装的时候，中华国货维持会就有了把消费和中国民族主义结合起来的迫切要求。因为辫子和中式服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中华国货维持会顺理成章地关心处在严重危机中的国产丝绸行业。中华国货维持会直接的目标是阻止整个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同意在剪去辫子时改变服饰，并且他们成功地游说政府下令中国服装必须用国产材料制作，尤其是丝绸和缎子。这种直接的经济目标也许具有一种象征性的结果。在这一重组过程中，该组织设法阻止传统款式的服装和辫子在意义上有什么联系。最重要的是，中华国货维持会帮助把中国式的长袍重新阐释为爱国款式。这样的重新阐释不仅确保了中国服装业得以生存下去，而且也构建了一种民族消费主义的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将把其他产品也界定为民族利益所在。
为了防止因服装式样改变而产生的危险，中华国货维持会中大的同业行会迅速建立了一个复杂机构。清政府的衰亡使经济利益形成新的格局，该机构立刻寻求办法利用由于清政府衰亡而产生的大量机会，他们对同业行会的关注甚至超过了新近引入的商会。实际上，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驻上海的中国各种机构（或者同乡会）终于组成了中华国货维持会，经过两个月的筹备工作之后，1911年12月12日，中华国货维持会在上海钱江（杭州）会馆（《申报》1911年12月9日）正厅举行成立典礼。[39]
尽管中华国货维持会最终成为拥有数百会员，以同乡会、行会、学生和其他团体为代表的大型组织，但是它是从小型临时的，由来自8个同乡会、每个同乡会4名成员组成的一个32名成员的团体开始的。（ZGWH 1912:4b-5b）[40]这些组织代表着受服装变革威胁最大的三个行业——丝绸/缎子、帽子和典当行业，它们都处于富裕的沿海省份江苏和浙江。[41]这三者之中，丝绸行业是影响最大的。[42]尽管最初的人员不多，但是成员增长迅速，最初几年中每年有很多成员加入，从第一年人数达到100稍多，到第二年增加至拥有将近500成员。这些团体也积极鼓励妇女参加。（SZMA File 454:0,12,20-21）该组织最初的内部章程规定要求严格审核会员资格（ZGWH 1912:3b）。然而，随着1915年初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由此反帝主义狂潮汹涌澎湃，成员的范围扩大到同乡会、商业和工业行会以及个人。另外，在下一章中将会详细解释，1915年之后，国内工业成群结队地加入到中华国货维持会和类似组织中，来强化他们作为中国公司的身份。[43]
传播的层次
从一开始，中华国货维持会就面临着三个主要的障碍。第一，中华国货维持会需要国家领导人的支持。第二，中华国货维持会需要地方军政领导人的支持，许多军政领导人已经认可了服装方面的变化。中华国货维持会最初集中精力培养与上海和上海周边地区的领导人的关系，在这些地方，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影响是最大的。第三，中华国货维持会必须获得超出政治经济精英人士的小团体以外的支持。随着皇权的坍塌和区域权力中心的成长，中华国货维持会的成员明白他们不能只依靠政府和精英人士的庇护。在培养遍及整个中国的个人和组织关系的过程中，中华国货维持会直接促成了全国性国货运动的产生。
中华国货维持会珍惜那些有影响力的爱国者的支持，并且努力获得有影响的政治家的认可。中华国货维持会邀请上海领导人、县级和省级官员以及军队、政界、商界、学术界的代表出席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就职典礼，并刻意突出他们的角色。在就职典礼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中华国货维持会通过写信、发电报游说军政界上层人士，并且鼓励他们在该组织中担任职务。这些努力获得了来自著名人物比如孙中山和上海军政府督军陈其美（1876—1916）表示支持的公开信。中华国货维持会创立后不久，收到了伍廷芳询问有关成员资格的认可的来信。中华国货维持会立刻邀请他加入该会，值得注意的是，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被推选为会长。[44]这种早期支持有助于建立起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合法性，并使它扬名天下。
从一开始，中华国货维持会就希望为中国类似的组织提供一个典范，它立刻开始培养与商会以及其他省份的当地政府的关系，通信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中华国货维持会的议程获得可靠支持，而且也推动其他城市和乡镇创办类似的团体，在地方上宣传共同的经济目标，游说地方、地区和国家的权威人士。为了协助这些组织的创立，中华国货维持会把该组织各个方面的材料广为传播。最早最全面的材料是1912年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提供了新团体的详细信息，包括最初的成员花名册、内部细则以及来自就职典礼的演说稿副本。[45]小册子还提供了用于游说地方、地区和国家的权威人士的信件，国货运动的其他组织用中华国货维持会的模板作为创立他们自己的组织以及书写呈文的基础。[46]
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呼吁立刻在全中国的省份和城市中成功地得到响应，其中包括天津、福州、长沙、通海、安庆、北京、南京、嘉兴、镇江、汉口和济南，这里提及的还只是小部分。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涌现出数百个类似的组织。[47]以上海为基础的中华国货维持会和这些组织之间的接触程度一直有变动，它和一些组织的创办有直接的关系；对于其他组织，中华国货维持会只交换公文往来和官方文献。中华国货维持会与在苏州的团体关系尤其密切，1912年7月，苏州成为最早遵从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城市之一，在其领导下创办了一个组织来促进国货运动的发展。由于苏州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从事丝绸业，所以，如果丝绸工业继续向下滑落，苏州会有很大损失。[48]一个在丝绸贸易中有影响力的苏州地方协会——云锦公所与上海的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创办有关，该公所通过苏州总商会进行工作，监督成立了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地方分支机构。
在写给江苏省地方长官和城市当局的公函中，新成立的苏州团体的8名成员说明了他们的目的，并且请求官方认可一份直接以1912年中华国货维持会为模板的请愿书。比如，这份请愿书中，指责进口物品（尤其是毛织品）导致了国家的经济问题以及对国外的依赖，在这方面，苏州分部并且认为毛织品对于中国工业遭到破坏也是有责任的。此外，请愿书把丝绸业的利益和整个中国联系在一起，提醒江苏的官员“国家的富裕从商业开始”，政府对于中国的财富“塞漏溢”般流到国外去是有责任的。除了承认需要进口丝制品外，请愿书强调通过改革关于服饰的中国法令，来改变国人“渴求洋货”的现象。（SZMA File 840:8-12,27）
运动普及过程
从一开始，中华国货维持会从不同的渠道普及运动议程，包括正式的（信件和请愿书）和非正式的（公所中的口耳相传）两种，以及新方式（电报、报纸、期刊）和传统方式（茶馆、餐厅和公所礼堂的会议）两种。[49]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中华国货维持会通过表彰引入新成员的会员来展开工作。例如，就职典礼上的参与者同意在月底之前恳请公所成员中的伙伴参加中华国货维持会。给予那些能引入新成员的会员一定的地位，这在许多组织的新成员名单中都是显而易见的，名单旁边详细记录了招募者的名字（例如，ZGWH 1932:“会务记录”部分，5—8）。
从一开始，中华国货维持会就尽可能把它的讯息传递给尽可能多的中国人。例如，在上面提及的信息指南的小册子里，有一篇是一份提要，是关于在中国通俗表达中如何称呼中华国货维持会的“使命声明书”的（ZGWH 1912:24a-25b）。另外，中华国货维持会频繁地打印散发传单、小册子，并且在报纸上刊登全国性的广告，向海外招收会员，为中华国货维持会作宣传，增加国货运动的意识，提倡具体的国货用品。随着主题和年份不同，宣传品越来越多，从数千种到几万种。各种文艺宣传品的总数在每年几万到几十万份之间变动。（ZGWH 1932:“Huishi”section,16-18）[50]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中华国货维持会宣称，因为努力宣扬“国货”概念，已经成功地使购买国货的重要性“妇孺皆知”（ZGWH 1932:“Huishi”section,2）。
在上海，中华国货维持会也组织讲座，并且在各种各样的论坛上发布他们的信息。1911年12月的就职典礼上，成员们决定举行一场“国货宣讲会”，当时有超过3,800人参加。受到这个事件成功的激励，中华国货维持会的成员发起在每周六晚举行演讲，教导国人购买国货是中国人的责任。这种集会开始的时候进展缓慢：第一次演讲只有4人参加。组织者逐渐学会了怎样通过变更演讲时间和邀请著名人物发表讲话以吸引人群，参加者很快上升到数千人。（ZGWH 1932:“Kaihui”section,13）[51]随着更多其他把消费民族主义化的公开演讲涌现出来，在每年举行的国货救亡大会的开幕仪式上，这些努力所产生的影响达到了顶点（参见第五章和第六章）。
大众媒体被认为是形成舆论的一种有效工具，中华国货维持会通过迅速扩大的大众媒体宣扬自身的规程。中华国货维持会在就职典礼上就开始运用媒体进行宣传，在就职典礼期间，几位记者发表讲话表示支持中华国货维持会。中华国货维持会邀请记者参加了随后的会议，并且力促其成员撰写新闻稿件，在期刊中安插广告。（ZGWH 1912:15a-16b）此外，当地报纸摘要刊登了中华国货维持会的消息，从而使中华国货维持会和它的规程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52]
正如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里看到的，中华国货维持会运用更多的策略以使消费文化民族主义化。例如：该会找到验证国货的方法，设立只销售国货的商店，帮助当地厂家销售产品到外地，并参加有组织的国货展览会。运动组织的工作网络迅速传播中华国货维持会对于中国人服饰的阐释，并且发动和传播中华国货维持会反帝主义抵制外货的活动以及其他支持中国厂商的活动。简言之，在建立努力将中国经济中的进口货和进口产品要素清除出去的机构方面，该组织和它帮助建立的网络起了作用。
民族主义消费的行为准则要素
通过这些繁多的渠道传递的信息表明中华国货维持会以及运动议程的核心是民族主义消费的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强化了从19世纪后期（参见第一章）以来持续发展的商战意识。实际上，中华国货维持会的早期档案和该组织的早期活动表明，他们通过赞成保留中国式样服饰决议的同时，也支持废除辫子，以及中华国货维持会是如何努力从改革中国服饰问题中把废除辫子的问题分离出去。中华国货维持会的目标是通过在丝绸行业的利益和整个国家的利益之间建立联系，来拯救中国丝绸行业。中华国货维持会想表明服饰不仅仅是少数行业兴旺的问题，更是一个民族的生存问题。为了加强这种联系，中华国货维持会进一步融合经济的、政治的、象征的以及民族主义的论证，来努力使加入运动的中国人的范围更加广泛。
经济兴旺和国家安宁的结合是民族主义消费的新行为准则得以被生气勃勃地谈论起来的基础，例如，比起穿西服想在外国人面前显得“时髦”，中华国货维持会则强调转向毛料织品的经济后果，认为这对中国更加重要。正如运动的出版物和演说家时常警告的那样，因为在中国经济中，丝绸担任着决定性的角色，废弃棉质和丝质礼服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又因为中国几乎不生产毛料织品，这种在没有发展出替代的产业时就向毛料织品的转变将会毁灭中国一个关键产业。[53]原料将不得不进口，至少得持续到中国能发展羊毛工业。同时，中华国货维持会的文献告诫大家，丝绸工业被破坏将导致数以万计的人失业，并影响到整个中国经济。
就个人层面而言，中华国货维持会的经济论点对关心自己钱包的听众也有号召力，因为他们说把衣服换成西服将会花费每个人一大笔钱。数百万的中国人准备转变他们的穿着方式，这种观念现在看起来可能很滑稽，但是当革命党人对外表的阐释兴起时，实际上，正如孙中山早期偏爱的服饰表明的那样，这种转变服饰的建议具有可行性，至少在上层阶级中，被认为是即将来临的事情。
中华国货维持会的文献也时常论辩说，国际贸易比起那种零和游戏（zero-sum scenario），所包含的意味对于国家更为有害，即：购买外国产品不仅仅会损害中国产品的国内市场，而且帮助了中国的敌对国家。为了强调这种主张，该组织定期宣传商战的概念。如第一章中提及的，19世纪晚期这种主要且普遍的观念是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主张的，他提出国际贸易关系对于中国是一种威胁，这种威胁更甚于帝国主义势力对于中国领土的野心。为了在这场商战中得以生存，中国需要“刺激商业”。中华国货维持会借助这个说法来提高经济中坚分子的社会地位，给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采用重商主义的政策。
然而，中华国货维持会和国货运动给商战概念增加了更新的和更普遍的含义。尽管郑观应已经向中国精英分子提出他的建议，是近代大众传播媒体通过鼓励中国消费者加入这场“商战”，不购买1915年后逐渐开始被称为是“仇货”的产品，从而扩大了这个观点的波及范围。[54]在商战观念传播的同时，中国的贸易赤字越来越让人感到烦恼，贸易收支情况继续充当唯一最重要的衡量“商战”进展的尺度。正如上文提及的，有关中国对外贸易的表格、图表、线图以及评论一再印刷和重印，这其中出现了一种贸易统计的论述。[55]在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开幕典礼上，贯穿该组织历史的关键人物王介安作了一场演讲，表明当务之急是“利权外溢”和“漏卮”——商战意识形态中的两个重要术语（王介安是苏州同乡会的成员。苏州同乡会有着悠久的历史，代表丝绸行业的利益。王介安担任中华国货维持会及国货运动的领导人达数十年之久）：
今天我们召集该组织是为了保护民族产品。中国地大物博，完全可以自给自足。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商业和经济陷入如此窘迫的泥潭？全是因为中国不谙商战之道么？洋人说：“兵战强商战富。”但是，中国不谙商战，一直以来，我们是出口原材料和进口成品，使利润流入洋人手中……当利润以这种方式外流时，中国就在商战中失败，所以经济陷入低潮。同胞们应该研究怎样改良半成品并且销售成品，每个人应该以保护民族产品作为主要目标，而非简单轻率地遵循流行趋势。以这种方式，民族产品才得以保存扩大……尽管响应号召的人群范围现在很小，但是我希望能达到所有的省份，并号召大家都来保护民族产品。（ZGWH 1912:8b）
但是，像王介安这样的中华国货维持会领导人也了解仅靠“购买国货”的运动不能使中国经济增强，成功的最关键之处在于使中国工业增强竞争力。中华国货维持会成员张紫荫甚至说找到了中国丝绸新的用途近乎珍爱“黄族国粹”（ZGWH 1912:7b）。然而，在过渡期间，成员们从进口替代的观点出发，试图阻止进口货破坏他们的工业。这些领导人明白没有关税自主权，中国不能使用保护性关税来保护国内市场。在缺乏金融上能支持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政府的情况下，中国商业和工业的领导人想办法通过鼓励本民族生产的布料制成的服饰来建立非关税贸易壁垒。
中华国货维持会也把它的利益和政治高层人士结合到一起，他们警告说服饰上的任何转变，都会造成广泛的经济混乱，而这将立刻引起政治反响。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以丝绸工业产生巨大混乱为发端，将动摇中国，使数百万的人挨饿，并且开始在乡村流浪、寻找食物。况且，允许外国人以中国经济为代价而得到利益，将使政府丧失合法性。在重建政治秩序时，革命党人不应该允许群众擅自改变他们自身的文化。[56]
最初的几个月，中华国货维持会围绕服饰问题试图传达一种紧迫感。正如一位发言者所描述的：“群众利用革命创造的机会去除旧的习俗和服饰习惯。”结果导致混乱，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新的标准。（ZGWH 1912:5b）由于革命者全神贯注于重建政治秩序，他们实在太忙了，无法强制实行新的标准，他们扔下群众，群众只有在关于文化变迁的那些互相冲突的信号中进行选择。（ZGWH 1912:1）结果，许多中国人接受了进口毛料制成的西服。
除了引起政府注意这个决定性的结果之外，中华国货维持会领导人设法说服他们的“同胞”使用中国布料。通过民族主义消费的行为准则，像中华国货维持会这样的组织，寻求建立一个有界限的中国人的市场，这个市场是以消费泯灭了所有汉族与非汉族之间区别的中国产品为基础的。从第一任中华国货维持会会长起，运动组织的领导人们不断强调促进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发展“四万万同胞都有责任”（ZGWH 1912:5b）。除了攸关国家的经济运行良好之外，中国人的独立自主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因为把衣服换成毛料的，不仅将使外国经济受益，而且鼓励了帝国主义势力进一步侵占中国。正如下一章探讨的，1915年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这种焦虑快速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