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男人形象的民族化

剪辫、易服、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的普通标语

地位尊崇的人不情愿改变他们毕生的生活习惯，或者说，他们也觉得没有必要通过改变服饰和发式来表明政治态度的变更，但他们常常被迫顺从新派人士的成见。

——珀西·肯特（当时在北京的一位英国律师）（1912:289-290）

“非国货不穿”

——国货运动中的流行标语

国货运动是从把中国物质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进行民族化开始的，它以创造、宣传并强化男人外表的新正统为开端，这是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的视觉认知。我在前一章考察了国货运动的一般起源，本章则把重点放在男人的外表形象，尤其是其直观表现上，以此为中国物质文化民族化过程所遭遇的错综复杂情况提供一个个案研究。这个个案集中体现了国货运动的几个关键方面。首先，它证明了物质文化通常具有不稳定性，各种事物具有高度的伸缩性、多重性和关联性。这种现象使得国货运动得以给物质文化尤其是商品制造赋予诸如民族性这样的新意义。然而，要维持这种解释却是困难的，直接诉求并不总是奏效。其次，本章强调了国货运动的阐释所强加的自觉自愿，甚至把暴力行为以“民族存亡”的名义合法化。再次，因为政府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都很软弱，国货运动不能只依赖法律或关税这样的手段来强制进行民族主义消费，它必须寻找新的办法来使大众参与进来。然而，在缺乏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这在1949年以后才出现）的情况下，国货运动的成功是有限的和暂时的。

到1912年初，革命力量已经遍及华南，推翻了中国末代王朝，并且在南京建立了临时政府。就像法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党人一样（见Ribeiro 1988; Lauer and Lauer 1981:171-201）,1911年辛亥革命的领导人通过服装和个人外表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视觉认知，来推进和强化他们的政治进程，命令中国男人剪去辫子是新政府的首要举措之一（参见图2.1）。^[1]对于新的领导人而言，辫子这种发型是清王朝（1644—1912）强制实行的最显而易见而又令人讨厌的风俗，它如实地体现了中国的落后。然而，辫子只不过是众多被认为要取消的陋俗中的最显著标志。伴随着反清革命的兴起，把辫子阐释为非中国人甚或反中国人的标志，这种阐释方式是对男人形象所有方面进行重新阐释的庞大内容的一部分。^[2]对这些革命者来说，通过重新确定男人的标准形象来给人一种全新的民族主义视觉认知，是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图2.1 强制服从和辫子

（Harlingue-Viollet）

在创造新的视觉和物质文化的努力背后，我们能发现高压政治和暴力的存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的男人或自愿剪去辫子，或被革命军人和革命支持者强迫剪去辫子（如上图）。辫子给人许多联想，对于很多人来说，一条梳洗整洁的浓密辫子是男人阳刚之气和斯文有礼的象征。然而，新的民国政府使一种新的阐释成为标准并加以强化，这种阐释认为辫子是一种落后的象征，并且颁布法令要求所有男人立刻剪去辫子。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一新的标准形象。结果，男人统一改变外表形象的情况并没有马上出现。与辫子不同的是，和强大经济利益相关的既得利益者反对男人外表其他方面的任何改变。^[3]首先，是男人穿用的西洋风格的服装款式的兴起，比如，背带裤和夹克是用进口毛料制成的，代替了中国丝绸制成的“长袍”，这威胁到强大的丝绸行业。丝绸行业的成员恰当地利用了革命者的民族主义和反帝主义，重新阐释丝绸的含义来为己所用。中国丝绸——不是诸如丝绸之类的或由丝绸制成的专门服装——成为检验产品民族性的真正指标。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丝绸生产商宣称自己是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真正革命性力量，这个宣言的前提是把世界划分成众多“民族国家”。然而，由于清政府的服制法没能得到强制实施，这带来了不确定性，使得消费西洋风格和原料的行为加剧了东西方服饰在地位上的竞争，这也使得把“中国的”丝绸提升到优先选购产品的位置变得更为困难^[4]，劝阻精英人士不要转向西方物质文化需要有组织地做大量工作。

上海行会（或称公所、会馆、同乡会）的一个组织立刻对挑战做出回应，他们成立新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国货运动组织的原型。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来自上海8个大公所的代表创办了中华国货维持会，它是当时众多国货运动组织中的一员，有计划地宣传这样一种观念，即：保护国内制造商的经济利益和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是密切相关的。^[5]1911年12月12日，在中华国货维持会的成立大会上，参与者之一梅作侣作了一场简短的演讲，当他强烈要求群众把他看作新组织的宗旨恰到好处的体现时，他阐述了产品和爱国主义之间正在兴起的联系，正如他对大家说的：“人们应该支持我作为爱国主义和标准外表的范例，因为我的便帽、长袍和棉鞋都是由国产材料制作而成的。”（参见图2.2）（ZGWH 1912:9a）

这些服饰的标准物件被当作爱国热情和民族国家形成要素的新标志，其重要性最初是不明显的。虽然梅作侣的外表特征在临时政府的观念中是标准的，但这并不符合新民国政府早期的情形，新政府已经迅速而且强有力地为男性形象制订了新标准，即：无辫子的发型、前额不剃发、穿着西式服装（参见图2.3）。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通过成功实现象征符号的转换，这一组织对中国物质文化实现更广泛的民族化做出了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中华国货维持会把男人外表形象中基本并且长期联系在一起的两个方面——辫子和衣服式样分离开来。为了提高成员们的兴趣，中华国货维持会寻求把穿着中国式样的衣服作为爱国主义的明显标志，并且与那些与传统服饰相关联的反动分子、前朝遗老和满族贵族进行斗争。该组织想达到的目标还有：穿着西式服装就是不爱国的，甚至认为那些穿着由进口布料制成的衣服的人是叛国者。最终，这第二个目标将取代其他所有目标，成为运动的中心。该组织反对西方款式，并不是因为“款式”本身是“外国的”，而是因为进口棉织品具有摧毁中国主要工业的威胁。对于中华国货维持会和其他每一个国货运动组织来说，民族化的消费文化就意味着根据中国本身是否有能力制造某一特定产品来决定是否支持或者吸收新奇的西方产品。

图2.2 重新阐释清代男人的衣饰

（Kent 1912）

伍廷芳是政治家和中华国货维持会未来的会长，他头戴无檐帽，身穿丝绸长袍，配以丝绸背心和棉鞋，这是清代上层阶级男性典型的服饰打扮。1911年的辛亥革命不仅仅要求人们剪去辫子，采用西式发型，而且还把这种传统衣服式样阐释成中国落后的象征。然而，中国强大的丝绸行业领导了一场战斗，他们把这种传统服饰重新阐释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象征。

图2.3 新的标准男人？

（Tang Weikang and Huang Yixuan 1991:8）

革命家孙中山（坐着的）和他的儿子孙科（1891—1973）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的合影。1911—1912年清王朝覆灭后，国货运动的参与者担心这张照片中的服装款式将会很快成为新的标准，并成为盲目效仿工业化西方的正在兴起的视觉认知的依据。在这种视觉形象中，男人的外表都是没有辫子的，前额也未剃头发，穿着西式毛料服装和皮鞋。

中华国货维持会提倡民族主义消费的行为准则来作为与中国市场上的外国企业进行竞争的战略的一部分，为了理解构建这个行为准则的过程，我们必须考察对“物质文化”的各种相互竞争的阐释中所蕴含的高度紧张的冲突，以明白为什么日常用品可以被灌输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像中华国货维持会这样的运动组织使消费行为成为创建新的中华民族国家的强有力的中心，通过消费中国产品，民族国家和个人实质上联系在了一起。

本个案研究探讨了消费和民族主义之间的这些联系的发展情况，上半部分考察了对于男人的清代发式和服装具有的意义所进行的争论。清代对男性形象的权威解读以及对此种男性形象权威解读的挑战的历史，说明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男性形象及其素材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中扮演的变幻角色。在围绕革命而产生的矛盾的视觉认知之间有紧张的竞争关系，这证实了在民国重新把清朝发式作为时髦的民族主义样式是很困难的。在本章的下半部分，我将回过头来研究中华国货维持会，解释中华国货维持会对于外表的阐释是如何成功地挑战了优势的民国标准形象。通过揭示一个国货运动的组织是如何开始给事物贴上“中国”和“外国”的标签——也就是说，它如何开始把消费文化民族化，将为理解新生的国货运动提供基础。